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六年过去了，凯文·凯利，这个长着一圈儿白色胡子的高加索“老头”，不仅见证了自己在中国地位的起伏波动，也映照出中国互联网从追逐者到引领者身份的风云巨变。
美国客人
他长着一张标准的欧美面孔：高鼻、深目，配着一副高加索人的灰白色大胡子。就连头发也是白色的，稀稀疏疏。一副圆框眼镜架在鼻梁上。这个形象就像是早年电视广告中经常出现的“外国教授”，符合人们对一个互联网“预言家”的设定。
这1000人支付了188元到488元不等的票价，耳朵上戴着主办方提前准备好的耳机，同步聆听这位“互联网预言家”对于未来的预测。凯文·凯利的状态不错。做完那场独立演讲，他还与当地一家互联网媒体创始人进行“巅峰对话”，之后又用了一个多小时为自己的书迷签名、合影。
而此前一天，他刚刚在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做了一场内容几乎相同的演讲，网上有人吐槽：“希望凯文·凯利老师换一套PPT，用了一年了。”
在搜索框中同时输入“凯文·凯利”、“活动”两个关键词，可以得到接近60万个结果。与他同时出现的中国城市，从北京到广州、从杭州到武汉；同时出现的人名，从马化腾、张小龙、李开复等一线互联网大佬，到一些不出名的三四线互联网创业者。
最夸张的一次，他在吉林与一位微商企业的美女CEO大谈“互联网 ”。此后，凯文·凯利的名字便出现在那位CEO的百科名片里。凯文·凯利第一次到中国宣传，是6年前。《失控》的出版商赵嘉敏去接机，第一次见到KK（凯文·凯利的简称）。当时，他从到达厅出口走出来，身上的暗红色羽绒服显得有些旧，里面是普通的衬衫，裤子肥大。他不带拉杆箱，胸前一个双肩包，背后一个双肩包，鼓鼓囊囊，换洗衣物都塞在里面。如果仔细观察他演讲时的外套，会发现上面带着细微的褶皱。那一波宣传活动排得很密。整整一周里，工作的时间几乎是从早上九点一直排到晚上九点，没有间歇：参观中国企业、接受媒体专访、高校演讲。但凯文·凯利应付自如。
不止一个与凯文·凯利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都强调过这一点——他精力很旺盛。在中国长城、贵州大山上，这位65岁的老人总是能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远远地甩在后面。这大概是他能够对付高强度商业活动的秘密。仅2016年，凯文·凯利在中国共参加了12场活动。
未来预言家
没有人不喜欢凯文·凯利这样的演讲者。他讲话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两只手臂不自觉地跟随讲话的节奏在胸前晃动，偶尔踱出几步，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向的听众。科技圈什么最热，他预言什么，最后总是强调：“我们仍旧处在开始的开始，未来20年最伟大的产品仍未诞生，你，为时未晚。”
在中国互联网和泛互联网圈子里，凯文·凯利先后得到过“未来学家”、“互联网预言家”、“世界互联网教父”和“硅谷精神之父”的称号。这些名头或多或少带着“先知”的意味，也让凯文·凯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导师”，扮演着从混乱的互联网市场中寻找清晰方向的关键角色。
但在美国，凯文·凯利的日常生活图景，却远离这种热闹。他的家位于远离硅谷的大郊外，那是一个建在旧金山海滨小镇柏思域加（Pacifica）的二层小木屋。他养过几年蜜蜂，后院里有五只鸡。木屋外雾气缭绕，木屋内的书架上堆满了书，房间里除了机器人模型之外，还摆着乐高。这位以“互联网先锋”形象出现的人物过着远离科技的生活，直到2010年《失控》在中国出版，出版商邀请他来北京参加活动，他才购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手提电脑。
每天早上，凯文·凯利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纸质的《纽约时报》。他很少上网，自嘲是“非常非常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在20岁那年只身远赴亚洲开始了六、七年的“游侠”生活。尽管凯文·凯利没在互联网公司真正工作过，但不影响他对科技的热爱和思考。
1994年，凯文·凯利的代表作《失控》在美国出版，他用了528页的篇幅，从生物学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科技、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考。这或许是一个方向。他的夫人曾是生物学的研究者。但有人对他的思想背景表示好奇：他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预言又偏离《圣经》太远。他的知识显得杂乱，把许多概念嫁接在一起，并生产出很多新的概念。
不过，这本书实在太厚了，在美国的销量不温不火。但收获了一些高知名度读者的肯定。《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这本书出版的12年后，称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具智慧的一本书”。克里斯·安德森是《连线》杂志的前任主编，理论爱好者。而凯文·凯利是这本杂志的创始主编。这就像是同事间互相问候。
尽管获得了一些很高的评价。但没有一个是严肃的学者做出的。而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则遠远超出这位“预言家”的预期。
商业运作
凯文·凯利的走红，几乎踩准了每一个关键公司的关键节点。原东西网员工师北宸参与策划了凯文·凯利第一次中国行的活动方案。在他看来，KK的走红有点占据“天时地利”的意思。《失控》在中国出版前后，《连线》杂志上一篇名为《万维网已死》的文章恰好在中国互联网圈引发热议，两个月后，他们刚好把凯文·凯利请进中国。 那是2010年。译言网联合创始人赵嘉敏脱离原公司，成立东西网的第一年。这位曾经留学美国，并在硅谷工作7年的工程师，试图成为中国的出版商和优质国外作者的中间人。他需要一本不错的国外作品，作为“新长征路上”的代表。这时候，他想起一个老朋友曾经推荐的凯文·凯利。
书在美国销量不高，赵嘉敏比谁都了解这么一个“大部头”作品，想要成为畅销书很难。可他的选择不多，他在亚马逊上看到了克里斯·安德森的那条留言，成了最终下定决心做《失控》的关键促因。与出版方最初签订的版权期是5年。出版社对于《失控》的预期并不高——能卖完首印 6000 册就不错了。赵嘉敏说，当年与出版社的那份协议具备一定的对赌性质，如果没能达到5万册的销量，东西网只能分得比率极低的一部分版税。
翻译的进程略有曲折：最初只有一个译者，花了十个月时间，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按照这个速度，想要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出版几乎不可能。为了加快效率，他们招募了10位译者，分别负责不同的章节同步翻译。但后来互联网上却开始疯传，认为是故意采用这种翻译手法，目的是为了与凯文·凯利理论主张暗合。
网上还盛传：“赵嘉敏在美国念书时，读到《失控》颇为震动、醍醐灌顶”。但赵嘉敏说，没有太多富有情怀的初衷。《失控》出版6年后，回顾当年引入的过程，赵嘉敏的语气沉稳淡定，仿佛一切的发生都在意料之内，自然而平常。
师北宸觉得，当年中国互联网高质量信息相对较差，没有那么多大咖进来交流，而开放、共生和共享精神恰恰是当时互联网文化的主流。那一轮宣传结束后，《失控》的销量虽然没有明显突增，大面积的媒体报道却让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凯文·凯利的名字。而针对他的一场新的“商业运作”正在悄然酝酿。
那一年，互联网圈著名的“3Q”大战打响，腾讯与360的这场对抗中，受到了“垄断”的严肃指控。这一场公关大战让腾讯受伤，急需对外展示一个“开放者”的形象。负责这件事情的腾云团队想找一位国外作家和马化腾做一场对话，聊一聊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和开放。赵嘉敏说，听到这个需求，他几乎想都没想就推荐了一个人——KK啊！
回溯凯文·凯利与中国互联网大佬的对话轨迹，2012年，他和马化腾的那一场对话是绝对的“巅峰之笔”。
合格嘉宾
很多时候，主办方的话没说满，他却对提问者的用意心领神会：在与腾讯那场对话中，凯文·凯利不仅提出“垄断在互联网行业只是暂时现象”的看法，也适时地表达了对腾讯的肯定——“我觉得腾讯是一家伟大的公司”。马化腾在对话的最后问凯文·凯利：是否会考虑做投资？凯文·凯利反问马化腾5年的规划之后，给出了“我会投资腾讯”的答案，并建议小公司应该“投奔”大平台做事。
但在与金山的傅盛对话时，他却又提出“应该从巨头不曾注意的边缘市场不断侵蚀，最终颠覆巨头”的观点。“哪一个主办方会不喜欢KK这样的嘉宾呢？”赵嘉敏说。如今看来，那一场巅峰对话或可视为凯文·凯利在中国成名的转折点。继马化腾之后，李开复、王小川等相继邀请凯文·凯利参加活动，形式也包括与这位“科技预言家”对谈。
互联网圈里邀请凯文·凯利参加活动的主办方越来越多，活动也从观点交流变为商业站台。
2015年底，“罗辑思维”开始计划基于社群售卖图书。彼时，赵嘉敏刚刚拿到凯文·凯利新书《必然》的版权，顺手在译言网的VIP读者群里通告了一声：“译言拿到了《必然》的版权，有没有人想一起合作的？”那是一个平时从来没人说话的微信群，可那天晚上，群里的讨论炸开了。大家竞相起哄说：“这事儿适合罗辑思维来干”。
片刻之后，罗振宇在群里举手：“交给我们吧！”基于互利原则的商业谈判在两个理性的男人之间展开。“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赵嘉敏记得在一个四人小群里，他和罗胖“心照不宣”地讨论了几轮，合作协议就达成了。
但在罗辑思维的语音分享中，故事的版本变了。罗振宇颇为认真地告诉粉丝：“我问当时的版权拥有者，给罗辑思维独家卖好不好，我倾家荡产也愿意，后来用很高的代价拿下来，除了能挣一点钱之外，一会我也会讲原因，这也是跟《必然》这本书相关。”
这位65岁的科技作家在中国的走红，转而带动了他在美国硅谷的热度。他被请去分享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对中国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思考”。而在中国，这位与上述大佬有着紧密联系的“先知”、“教父”，穿梭于各个城市的“布道场”，听众对象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对话另一方从马化腾变为腾讯开放平台负责人，逐渐到三线城市微商美女CEO。
对于书迷而言，从《失控》到《科技想要什么》再到《必然》，逐渐有人觉得，“有点不知所云的感觉”。科技网站PingWest的创始人骆轶航称，凯文·凯利“把他毕生的演讲和布道事业都奉献给了热爱并追捧他的中国互联网界”。现在，骆轶航不再撰文针对此事进行批评，他开玩笑地说：“他都跟那帮人玩儿了，还用得着我黑吗？”
“一线大佬不請他了，是因为KK和五年前是一样的。”师北宸觉得，这个虽然很残酷，但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客人
他长着一张标准的欧美面孔：高鼻、深目，配着一副高加索人的灰白色大胡子。就连头发也是白色的，稀稀疏疏。一副圆框眼镜架在鼻梁上。这个形象就像是早年电视广告中经常出现的“外国教授”，符合人们对一个互联网“预言家”的设定。
这1000人支付了188元到488元不等的票价，耳朵上戴着主办方提前准备好的耳机，同步聆听这位“互联网预言家”对于未来的预测。凯文·凯利的状态不错。做完那场独立演讲，他还与当地一家互联网媒体创始人进行“巅峰对话”，之后又用了一个多小时为自己的书迷签名、合影。
而此前一天，他刚刚在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做了一场内容几乎相同的演讲，网上有人吐槽：“希望凯文·凯利老师换一套PPT，用了一年了。”
在搜索框中同时输入“凯文·凯利”、“活动”两个关键词，可以得到接近60万个结果。与他同时出现的中国城市，从北京到广州、从杭州到武汉；同时出现的人名，从马化腾、张小龙、李开复等一线互联网大佬，到一些不出名的三四线互联网创业者。
最夸张的一次，他在吉林与一位微商企业的美女CEO大谈“互联网 ”。此后，凯文·凯利的名字便出现在那位CEO的百科名片里。凯文·凯利第一次到中国宣传，是6年前。《失控》的出版商赵嘉敏去接机，第一次见到KK（凯文·凯利的简称）。当时，他从到达厅出口走出来，身上的暗红色羽绒服显得有些旧，里面是普通的衬衫，裤子肥大。他不带拉杆箱，胸前一个双肩包，背后一个双肩包，鼓鼓囊囊，换洗衣物都塞在里面。如果仔细观察他演讲时的外套，会发现上面带着细微的褶皱。那一波宣传活动排得很密。整整一周里，工作的时间几乎是从早上九点一直排到晚上九点，没有间歇：参观中国企业、接受媒体专访、高校演讲。但凯文·凯利应付自如。
不止一个与凯文·凯利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都强调过这一点——他精力很旺盛。在中国长城、贵州大山上，这位65岁的老人总是能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远远地甩在后面。这大概是他能够对付高强度商业活动的秘密。仅2016年，凯文·凯利在中国共参加了12场活动。
未来预言家
没有人不喜欢凯文·凯利这样的演讲者。他讲话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两只手臂不自觉地跟随讲话的节奏在胸前晃动，偶尔踱出几步，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向的听众。科技圈什么最热，他预言什么，最后总是强调：“我们仍旧处在开始的开始，未来20年最伟大的产品仍未诞生，你，为时未晚。”
在中国互联网和泛互联网圈子里，凯文·凯利先后得到过“未来学家”、“互联网预言家”、“世界互联网教父”和“硅谷精神之父”的称号。这些名头或多或少带着“先知”的意味，也让凯文·凯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导师”，扮演着从混乱的互联网市场中寻找清晰方向的关键角色。
但在美国，凯文·凯利的日常生活图景，却远离这种热闹。他的家位于远离硅谷的大郊外，那是一个建在旧金山海滨小镇柏思域加（Pacifica）的二层小木屋。他养过几年蜜蜂，后院里有五只鸡。木屋外雾气缭绕，木屋内的书架上堆满了书，房间里除了机器人模型之外，还摆着乐高。这位以“互联网先锋”形象出现的人物过着远离科技的生活，直到2010年《失控》在中国出版，出版商邀请他来北京参加活动，他才购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手提电脑。
每天早上，凯文·凯利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纸质的《纽约时报》。他很少上网，自嘲是“非常非常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在20岁那年只身远赴亚洲开始了六、七年的“游侠”生活。尽管凯文·凯利没在互联网公司真正工作过，但不影响他对科技的热爱和思考。
1994年，凯文·凯利的代表作《失控》在美国出版，他用了528页的篇幅，从生物学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科技、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考。这或许是一个方向。他的夫人曾是生物学的研究者。但有人对他的思想背景表示好奇：他自称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预言又偏离《圣经》太远。他的知识显得杂乱，把许多概念嫁接在一起，并生产出很多新的概念。
不过，这本书实在太厚了，在美国的销量不温不火。但收获了一些高知名度读者的肯定。《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这本书出版的12年后，称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具智慧的一本书”。克里斯·安德森是《连线》杂志的前任主编，理论爱好者。而凯文·凯利是这本杂志的创始主编。这就像是同事间互相问候。
尽管获得了一些很高的评价。但没有一个是严肃的学者做出的。而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则遠远超出这位“预言家”的预期。
商业运作
凯文·凯利的走红，几乎踩准了每一个关键公司的关键节点。原东西网员工师北宸参与策划了凯文·凯利第一次中国行的活动方案。在他看来，KK的走红有点占据“天时地利”的意思。《失控》在中国出版前后，《连线》杂志上一篇名为《万维网已死》的文章恰好在中国互联网圈引发热议，两个月后，他们刚好把凯文·凯利请进中国。 那是2010年。译言网联合创始人赵嘉敏脱离原公司，成立东西网的第一年。这位曾经留学美国，并在硅谷工作7年的工程师，试图成为中国的出版商和优质国外作者的中间人。他需要一本不错的国外作品，作为“新长征路上”的代表。这时候，他想起一个老朋友曾经推荐的凯文·凯利。
书在美国销量不高，赵嘉敏比谁都了解这么一个“大部头”作品，想要成为畅销书很难。可他的选择不多，他在亚马逊上看到了克里斯·安德森的那条留言，成了最终下定决心做《失控》的关键促因。与出版方最初签订的版权期是5年。出版社对于《失控》的预期并不高——能卖完首印 6000 册就不错了。赵嘉敏说，当年与出版社的那份协议具备一定的对赌性质，如果没能达到5万册的销量，东西网只能分得比率极低的一部分版税。
翻译的进程略有曲折：最初只有一个译者，花了十个月时间，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按照这个速度，想要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出版几乎不可能。为了加快效率，他们招募了10位译者，分别负责不同的章节同步翻译。但后来互联网上却开始疯传，认为是故意采用这种翻译手法，目的是为了与凯文·凯利理论主张暗合。
网上还盛传：“赵嘉敏在美国念书时，读到《失控》颇为震动、醍醐灌顶”。但赵嘉敏说，没有太多富有情怀的初衷。《失控》出版6年后，回顾当年引入的过程，赵嘉敏的语气沉稳淡定，仿佛一切的发生都在意料之内，自然而平常。
师北宸觉得，当年中国互联网高质量信息相对较差，没有那么多大咖进来交流，而开放、共生和共享精神恰恰是当时互联网文化的主流。那一轮宣传结束后，《失控》的销量虽然没有明显突增，大面积的媒体报道却让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凯文·凯利的名字。而针对他的一场新的“商业运作”正在悄然酝酿。
那一年，互联网圈著名的“3Q”大战打响，腾讯与360的这场对抗中，受到了“垄断”的严肃指控。这一场公关大战让腾讯受伤，急需对外展示一个“开放者”的形象。负责这件事情的腾云团队想找一位国外作家和马化腾做一场对话，聊一聊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和开放。赵嘉敏说，听到这个需求，他几乎想都没想就推荐了一个人——KK啊！
回溯凯文·凯利与中国互联网大佬的对话轨迹，2012年，他和马化腾的那一场对话是绝对的“巅峰之笔”。
合格嘉宾
很多时候，主办方的话没说满，他却对提问者的用意心领神会：在与腾讯那场对话中，凯文·凯利不仅提出“垄断在互联网行业只是暂时现象”的看法，也适时地表达了对腾讯的肯定——“我觉得腾讯是一家伟大的公司”。马化腾在对话的最后问凯文·凯利：是否会考虑做投资？凯文·凯利反问马化腾5年的规划之后，给出了“我会投资腾讯”的答案，并建议小公司应该“投奔”大平台做事。
但在与金山的傅盛对话时，他却又提出“应该从巨头不曾注意的边缘市场不断侵蚀，最终颠覆巨头”的观点。“哪一个主办方会不喜欢KK这样的嘉宾呢？”赵嘉敏说。如今看来，那一场巅峰对话或可视为凯文·凯利在中国成名的转折点。继马化腾之后，李开复、王小川等相继邀请凯文·凯利参加活动，形式也包括与这位“科技预言家”对谈。
互联网圈里邀请凯文·凯利参加活动的主办方越来越多，活动也从观点交流变为商业站台。
2015年底，“罗辑思维”开始计划基于社群售卖图书。彼时，赵嘉敏刚刚拿到凯文·凯利新书《必然》的版权，顺手在译言网的VIP读者群里通告了一声：“译言拿到了《必然》的版权，有没有人想一起合作的？”那是一个平时从来没人说话的微信群，可那天晚上，群里的讨论炸开了。大家竞相起哄说：“这事儿适合罗辑思维来干”。
片刻之后，罗振宇在群里举手：“交给我们吧！”基于互利原则的商业谈判在两个理性的男人之间展开。“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赵嘉敏记得在一个四人小群里，他和罗胖“心照不宣”地讨论了几轮，合作协议就达成了。
但在罗辑思维的语音分享中，故事的版本变了。罗振宇颇为认真地告诉粉丝：“我问当时的版权拥有者，给罗辑思维独家卖好不好，我倾家荡产也愿意，后来用很高的代价拿下来，除了能挣一点钱之外，一会我也会讲原因，这也是跟《必然》这本书相关。”
这位65岁的科技作家在中国的走红，转而带动了他在美国硅谷的热度。他被请去分享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对中国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思考”。而在中国，这位与上述大佬有着紧密联系的“先知”、“教父”，穿梭于各个城市的“布道场”，听众对象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对话另一方从马化腾变为腾讯开放平台负责人，逐渐到三线城市微商美女CEO。
对于书迷而言，从《失控》到《科技想要什么》再到《必然》，逐渐有人觉得，“有点不知所云的感觉”。科技网站PingWest的创始人骆轶航称，凯文·凯利“把他毕生的演讲和布道事业都奉献给了热爱并追捧他的中国互联网界”。现在，骆轶航不再撰文针对此事进行批评，他开玩笑地说：“他都跟那帮人玩儿了，还用得着我黑吗？”
“一线大佬不請他了，是因为KK和五年前是一样的。”师北宸觉得，这个虽然很残酷，但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