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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生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社员。他长期坚守海洋科研工作第一线，参加了30多个航次调查，其中8次担任大洋考察的首席科学家，15次搭乘“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探秘海底。他带领团队刻苦钻研，不畏艰辛，屡创佳绩，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提升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话语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浙江省道德模范"称号。
一、热爱大海的农家娃
1964年，王春生出生在浙江台州椒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黄岩地处东海之滨，儿时的王春生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海边玩。每当退潮时，他们就到海涂上去抓跳跳鱼、小虾、螃蟹等，让全家人美美地打一下牙祭，改善生活。最令王春生兴奋的事莫过于出海看打鱼。渔民们撒下大网，不久收起网，便见网中各种各样的海鱼翻腾跳跃。仿佛神秘的海洋世界在召唤，此时的王春生真想扎入大海，把海底看个遍。
也许是大海的吸引，也许是命运的使然，王春生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对地理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与海洋有关的地理知识尤为关注。1981年王春生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按分数他本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为了“海洋梦”，他不惜舍近求远，选择了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厦门大学海洋系。
大学期间，王春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学习中，刻苦钻研海洋知识。白天没有课时，他几乎就泡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晚上在寝室，他也争分夺秒看书学习，撰写实验报告，直到熄灯。
厦门大学地处海滨，这为王春生学习海洋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星期天很多同学都到海边放松心情，而他却是带着学习中的问题去接近大海、观察大海。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年的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二、海洋二所出色的研究员
1985年，王春生告别母校，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进入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作为国内从事海洋调查与研究的主要单位之一，海洋二所创建于1966年，是一家学科齐全、科技力量雄厚、设备先进的综合型公益性海洋研究机构。
进入海洋二所后，王春生从实习研究员做起。很快，他就发现身边藏龙卧虎，二所有两院院士、特级专家、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一批海洋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王春生虚心向老前辈学习，认真当好他们的助手。在前辈的指导下，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搞海洋科研，完成了海洋生态方面的多个科研项目。1992年，他前往日本西海区水产研究所，开展中日黑潮合作研究;1996年至1997年，他远赴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参加深海生物与深海环境合作研究;2006年，他又到香港科技大學做访问学者……这些经历使他极大开阔了视野，快速提高了科研水平。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王春生在海洋生态科研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了2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发现了深海底栖生物2新属20个新种，有多项科研成果获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海洋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此外，他还获得了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十佳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中国大洋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突出贡献奖等荣誉。与此同时，他也从助理研究员一步步成长为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了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三、海洋科考探险家
首次海洋环球科考
20多年来，王春生始终致力于海洋生物研究，参加海上科考早已是家常便饭，在船上一待，少则一个月，多则小半年。在他看来，最难忘的出海经历，当属中国首次大洋环球科考。
2005年，王春生出任我国首次大洋环球科考前半程首席科学家。他连续在船上工作了152天，期间经历了设备故障、蔬菜短缺和靠港补给等难题。
由于航次前半程的工作重点是岩芯取样，作业频次高，国内自主研发的设备还未定型，稳定性不够。船上的两台岩芯取样钻机先后出现故障。“如果不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科考作业。”作为首席科学家，王春生非常焦急。在此之前，船上第一台大洋浅钻设备就因使用过度出现故障，还没来得及维修，第二台也“罢工”了。
时间紧、任务重。王春生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抢修，他们发现是大洋浅钻的逆变器坏了。然而，此时船上的备用配件也已告罄。
怎么办？拆！把第一台大洋浅钻的逆变器拆下来，安装到第二台上。说拆容易，干起来可就难了。逆变器安装在狭小的耐压筒里，重达百十来斤，仅拆装就要几个小时。为了抢修设备，科考队员不怕苦累，工作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满手都是机油。
难题接踵而至。几个小时后，逆变器拆装完毕，但由于两台浅钻分别由国内两家不同单位研制，设计细节各不相同，重新组装的大洋浅钻控制系统仍无法正常启动。
此时“大洋一号”船与祖国相隔万里，技术人员立即与国内相关单位联系，远程会商修改设备水下控制系统软件。“那时大家三天三夜连轴转，白天抓紧抢修，晚上与国内远程会商，终于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确保了科考作业顺利进行。”回想起当年场景，王春生仍然历历在目。
2010年4月，王春生和另四名九三学社社员在“大洋一号”科考船上成立了九三学社活动小组，为航段任务的圆满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于海洋科考而言，在海上的日子最缺的就是新鲜蔬菜。在许多次航行中，上岸第一件事就是购买蔬菜，然而，在很多岛屿上，蔬菜均靠进口，不容易采购。王春生说：“有时候，到航段后期，基本上每个人都开始嘴角溃烂，牙龈出血。航程成为整个船队意志的检验。”
参加海洋科考不得不远离家人，在船上待久了，思念之情愈发强烈。同时，家人也会因海上出现台风巨浪而充满担忧。对于科学家和他们的家人来讲，海洋科考都意味着要克服重重困难。
乘蛟龙号首次下潜深海
中国是继美、法、俄、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是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从一次次挑战深度，创下世界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记录7062米，到连续5年进行试验性应用，执行下潜任务152次，采集的巨型底栖生物样品比中国大洋科考20年采样的总和还要多。蛟龙号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深海载人深潜和科学研究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社员。他长期坚守海洋科研工作第一线，参加了30多个航次调查，其中8次担任大洋考察的首席科学家，15次搭乘“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探秘海底。他带领团队刻苦钻研，不畏艰辛，屡创佳绩，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提升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话语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浙江省道德模范"称号。
一、热爱大海的农家娃
1964年，王春生出生在浙江台州椒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黄岩地处东海之滨，儿时的王春生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海边玩。每当退潮时，他们就到海涂上去抓跳跳鱼、小虾、螃蟹等，让全家人美美地打一下牙祭，改善生活。最令王春生兴奋的事莫过于出海看打鱼。渔民们撒下大网，不久收起网，便见网中各种各样的海鱼翻腾跳跃。仿佛神秘的海洋世界在召唤，此时的王春生真想扎入大海，把海底看个遍。
也许是大海的吸引，也许是命运的使然，王春生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对地理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与海洋有关的地理知识尤为关注。1981年王春生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按分数他本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为了“海洋梦”，他不惜舍近求远，选择了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厦门大学海洋系。
大学期间，王春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学习中，刻苦钻研海洋知识。白天没有课时，他几乎就泡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晚上在寝室，他也争分夺秒看书学习，撰写实验报告，直到熄灯。
厦门大学地处海滨，这为王春生学习海洋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星期天很多同学都到海边放松心情，而他却是带着学习中的问题去接近大海、观察大海。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年的学习，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二、海洋二所出色的研究员
1985年，王春生告别母校，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进入原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作为国内从事海洋调查与研究的主要单位之一，海洋二所创建于1966年，是一家学科齐全、科技力量雄厚、设备先进的综合型公益性海洋研究机构。
进入海洋二所后，王春生从实习研究员做起。很快，他就发现身边藏龙卧虎，二所有两院院士、特级专家、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一批海洋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王春生虚心向老前辈学习，认真当好他们的助手。在前辈的指导下，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搞海洋科研，完成了海洋生态方面的多个科研项目。1992年，他前往日本西海区水产研究所，开展中日黑潮合作研究;1996年至1997年，他远赴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参加深海生物与深海环境合作研究;2006年，他又到香港科技大學做访问学者……这些经历使他极大开阔了视野，快速提高了科研水平。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王春生在海洋生态科研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了2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发现了深海底栖生物2新属20个新种，有多项科研成果获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海洋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此外，他还获得了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十佳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中国大洋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突出贡献奖等荣誉。与此同时，他也从助理研究员一步步成长为副研究员、研究员，担任了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三、海洋科考探险家
首次海洋环球科考
20多年来，王春生始终致力于海洋生物研究，参加海上科考早已是家常便饭，在船上一待，少则一个月，多则小半年。在他看来，最难忘的出海经历，当属中国首次大洋环球科考。
2005年，王春生出任我国首次大洋环球科考前半程首席科学家。他连续在船上工作了152天，期间经历了设备故障、蔬菜短缺和靠港补给等难题。
由于航次前半程的工作重点是岩芯取样，作业频次高，国内自主研发的设备还未定型，稳定性不够。船上的两台岩芯取样钻机先后出现故障。“如果不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科考作业。”作为首席科学家，王春生非常焦急。在此之前，船上第一台大洋浅钻设备就因使用过度出现故障，还没来得及维修，第二台也“罢工”了。
时间紧、任务重。王春生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抢修，他们发现是大洋浅钻的逆变器坏了。然而，此时船上的备用配件也已告罄。
怎么办？拆！把第一台大洋浅钻的逆变器拆下来，安装到第二台上。说拆容易，干起来可就难了。逆变器安装在狭小的耐压筒里，重达百十来斤，仅拆装就要几个小时。为了抢修设备，科考队员不怕苦累，工作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满手都是机油。
难题接踵而至。几个小时后，逆变器拆装完毕，但由于两台浅钻分别由国内两家不同单位研制，设计细节各不相同，重新组装的大洋浅钻控制系统仍无法正常启动。
此时“大洋一号”船与祖国相隔万里，技术人员立即与国内相关单位联系，远程会商修改设备水下控制系统软件。“那时大家三天三夜连轴转，白天抓紧抢修，晚上与国内远程会商，终于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确保了科考作业顺利进行。”回想起当年场景，王春生仍然历历在目。
2010年4月，王春生和另四名九三学社社员在“大洋一号”科考船上成立了九三学社活动小组，为航段任务的圆满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于海洋科考而言，在海上的日子最缺的就是新鲜蔬菜。在许多次航行中，上岸第一件事就是购买蔬菜，然而，在很多岛屿上，蔬菜均靠进口，不容易采购。王春生说：“有时候，到航段后期，基本上每个人都开始嘴角溃烂，牙龈出血。航程成为整个船队意志的检验。”
参加海洋科考不得不远离家人，在船上待久了，思念之情愈发强烈。同时，家人也会因海上出现台风巨浪而充满担忧。对于科学家和他们的家人来讲，海洋科考都意味着要克服重重困难。
乘蛟龙号首次下潜深海
中国是继美、法、俄、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是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作业型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从一次次挑战深度，创下世界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记录7062米，到连续5年进行试验性应用，执行下潜任务152次，采集的巨型底栖生物样品比中国大洋科考20年采样的总和还要多。蛟龙号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深海载人深潜和科学研究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