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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程指程颢和程颐兄弟，生于湖北黄陂。程颢字伯淳，号明道（公元1032—1085年）；程颐字正叔，号伊川（公元1033—1107年）。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洛阳一带讲学著书，因此他们的学说又被称为“洛学”，又因内容主要涉及“道”和“理”，所以又称道学或理学。
理学是宋代以后中国的官方哲学，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影响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它的体系几乎是一部完美的道德法律。但由于统治阶级断章取义地改造和近代民主思想的冲击，它的本来面目被尘封起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研究，以服务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理学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形成庞大的势力，社会上流传着“非儒即墨”的说法。儒家在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对苛政，强调民贵君轻思想；在思想上重视“礼”和“序”，向往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教育上兴办私学，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提出了“因材施教”等全新的教育理念。
随着全国统一趋势的日渐明朗，儒学地位开始削弱，更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法家思想成为当时最积极、最实用的思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法制，依法治国，儒家和法家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于是，秦始皇大力排斥儒家儒学，焚书坑儒，使儒家思想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西汉吸取了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转而倾向于儒家的仁政。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三纲五常，神化皇帝，给皇权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这样儒家思想就和皇权紧密结合起来，大受统治者的赞赏。汉武帝广设学校，宣传儒学，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这时的儒学已经迥异于先秦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鲜活成分已经被扫荡殆尽，开始逐步堕落为纯粹的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和道教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形成“玄学”，士族们陶醉于现有的等级秩序，埋头清谈，不务实际，社会上流行着空洞的文风，儒学的实用价值正逐渐丧失。无怪乎程颐在程颢的墓碑上写下：“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道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讲的就是儒学的堕落。
唐朝尊奉道教和佛教，并且实行前所未有的开放政策，形成了一个思想活跃、兼容并蓄的繁荣社会，儒学、佛教和道教形成平行发展的局面。儒学的优势地位开始下降，社会矛盾丛生，旧有的思想体系急需更新。到了两宋时期，两汉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已经穷途末路，统治阶级急需一种能把自然观、认识观及道德伦理修养方面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系，从思想领域加强统治。于是，专讲性命义理的理学便应运而生。
二、理学的艰难历程
理学又称后孔孟儒学，本源于儒学却又高于儒学。两程从五经中的《易》入手，直指宇宙万物苍生，使儒学中的其他部分服务于这个主题，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教育思想，而且把原来的仁政、礼仪由纯粹的学术观点进一步条理化和系统化，同时还大胆吸收佛道中的思辨哲学，最终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
宋元明清时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统治者对理学大厦中的个别条目曲意改造，并使理学紧紧服务于封建统治秩序，把“明天理”、“去人欲”这种自身修养的鲜活思想庸俗地诠释为改恶从善，恪守封建伦理道德。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和“文字狱”更使富含生机的理学程式化。大量的知识分子埋头于经书，炫耀于清谈。这些都极大地窒息了中国的学术气氛，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凶险局面。
近代虽然有西方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转播，但反动政府出于独裁的目的，对理学进行断章取义的改造，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再加上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和思想运动，也在思想上笼统打击了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理学最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文革”时期，在思想领域进行“破旧立新”，不仅对传统的思想文化全盘否定，而且对历尽沧桑幸存下来的珍贵文物进行了无情的扫荡，造成了重大损失，理学更是首当其冲。
相比之下，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则继续吸取理学的精髓，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德体系，基本保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形成了较为清正的社会风气和官场作风，经济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逐渐认识了理学的价值。还原理学的本真，重塑理学的地位，不仅是中国的需要，而且是必须。在世界竞争的滚滚潮流中，中国的民族思想已经受到了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也急需全面优化，对理学进行重新定位已经成为全民族的神圣职责。
三、还原理学本真，建设美好明天
程颢、程颐都曾从师于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接受和发展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宇宙观思想；他们在和“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和“川学”的代表人物苏轼的交流中又进一步完善了“洛学”（也称理学）的思想，从而使理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程以儒家伦理心性为基础，从《易》入手逐步展开，直指人性本位和宇宙万物，从而将自然观和人性观结合起来。同时又合理吸收佛道中的思想精华，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儒学升华到哲学高度。
理学也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儒学的本真，继承了儒学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隐含批判了两汉以来的经学思想，使儒学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同时又对《易》进行了合理的发展和发挥，将儒家经学的其他部分贯穿到以《易》为主线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儒家经学的通俗化和儒家思想的大众化，构建起严密的哲学体系。
理学思想上承孔孟，融合道法，扫荡了汉魏经学中的沉闷和虚浮，将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幸事。理学形成以后，对社会上几乎所有阶层都有规范，并把儒学引向了千家万户，且影响到世世代代，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深深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吸收理学在“修身”和“教育”方面的进取精神，学习理学“视民如伤”的勤政思想，摒弃落后保守的封建糟粕，建设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参考文献：
［1］吴建设.程颢程颐.香港天马出版社.
［2］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3］嵩县志.2008.7.
理学是宋代以后中国的官方哲学，深深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影响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它的体系几乎是一部完美的道德法律。但由于统治阶级断章取义地改造和近代民主思想的冲击，它的本来面目被尘封起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研究，以服务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理学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形成庞大的势力，社会上流传着“非儒即墨”的说法。儒家在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对苛政，强调民贵君轻思想；在思想上重视“礼”和“序”，向往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教育上兴办私学，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提出了“因材施教”等全新的教育理念。
随着全国统一趋势的日渐明朗，儒学地位开始削弱，更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法家思想成为当时最积极、最实用的思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法制，依法治国，儒家和法家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于是，秦始皇大力排斥儒家儒学，焚书坑儒，使儒家思想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西汉吸取了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转而倾向于儒家的仁政。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三纲五常，神化皇帝，给皇权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这样儒家思想就和皇权紧密结合起来，大受统治者的赞赏。汉武帝广设学校，宣传儒学，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这时的儒学已经迥异于先秦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鲜活成分已经被扫荡殆尽，开始逐步堕落为纯粹的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和道教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形成“玄学”，士族们陶醉于现有的等级秩序，埋头清谈，不务实际，社会上流行着空洞的文风，儒学的实用价值正逐渐丧失。无怪乎程颐在程颢的墓碑上写下：“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道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讲的就是儒学的堕落。
唐朝尊奉道教和佛教，并且实行前所未有的开放政策，形成了一个思想活跃、兼容并蓄的繁荣社会，儒学、佛教和道教形成平行发展的局面。儒学的优势地位开始下降，社会矛盾丛生，旧有的思想体系急需更新。到了两宋时期，两汉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已经穷途末路，统治阶级急需一种能把自然观、认识观及道德伦理修养方面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系，从思想领域加强统治。于是，专讲性命义理的理学便应运而生。
二、理学的艰难历程
理学又称后孔孟儒学，本源于儒学却又高于儒学。两程从五经中的《易》入手，直指宇宙万物苍生，使儒学中的其他部分服务于这个主题，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教育思想，而且把原来的仁政、礼仪由纯粹的学术观点进一步条理化和系统化，同时还大胆吸收佛道中的思辨哲学，最终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
宋元明清时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统治者对理学大厦中的个别条目曲意改造，并使理学紧紧服务于封建统治秩序，把“明天理”、“去人欲”这种自身修养的鲜活思想庸俗地诠释为改恶从善，恪守封建伦理道德。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和“文字狱”更使富含生机的理学程式化。大量的知识分子埋头于经书，炫耀于清谈。这些都极大地窒息了中国的学术气氛，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凶险局面。
近代虽然有西方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转播，但反动政府出于独裁的目的，对理学进行断章取义的改造，大力推行愚民政策。再加上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和思想运动，也在思想上笼统打击了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理学最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文革”时期，在思想领域进行“破旧立新”，不仅对传统的思想文化全盘否定，而且对历尽沧桑幸存下来的珍贵文物进行了无情的扫荡，造成了重大损失，理学更是首当其冲。
相比之下，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则继续吸取理学的精髓，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道德体系，基本保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形成了较为清正的社会风气和官场作风，经济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逐渐认识了理学的价值。还原理学的本真，重塑理学的地位，不仅是中国的需要，而且是必须。在世界竞争的滚滚潮流中，中国的民族思想已经受到了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也急需全面优化，对理学进行重新定位已经成为全民族的神圣职责。
三、还原理学本真，建设美好明天
程颢、程颐都曾从师于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接受和发展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宇宙观思想；他们在和“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和“川学”的代表人物苏轼的交流中又进一步完善了“洛学”（也称理学）的思想，从而使理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程以儒家伦理心性为基础，从《易》入手逐步展开，直指人性本位和宇宙万物，从而将自然观和人性观结合起来。同时又合理吸收佛道中的思想精华，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儒学升华到哲学高度。
理学也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儒学的本真，继承了儒学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隐含批判了两汉以来的经学思想，使儒学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同时又对《易》进行了合理的发展和发挥，将儒家经学的其他部分贯穿到以《易》为主线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儒家经学的通俗化和儒家思想的大众化，构建起严密的哲学体系。
理学思想上承孔孟，融合道法，扫荡了汉魏经学中的沉闷和虚浮，将中国的哲学和思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幸事。理学形成以后，对社会上几乎所有阶层都有规范，并把儒学引向了千家万户，且影响到世世代代，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深深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吸收理学在“修身”和“教育”方面的进取精神，学习理学“视民如伤”的勤政思想，摒弃落后保守的封建糟粕，建设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参考文献：
［1］吴建设.程颢程颐.香港天马出版社.
［2］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3］嵩县志.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