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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晚清重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湖南湘阴人。
左宗棠一生非常注重兴修水利，这与他青年时代有过一段耕读生活及在家乡时遇过水灾，有修渠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和与他有着密切交往的林则徐、陶澍等友人有关。他的这些朋友亦是非常注重兴修水利且有一定治水政绩的。如林则徐认为：“水利是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1]；陶澍认为：“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最关紧要”。[2]另外，左宗棠用兵西北时，亦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治西北者，宜先水利”[3]“开屯之要，首在水利”[4]“水利为屯政要务”[5]的道理，并进而认为“水利兴废，关系民生国计”[6]，所以他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治水业绩。奉调进京后，他仍然关注水利建设，并上奏折请修京西水利，获批后，主持修建了京西水利建设工程。
一、请修京西水利
光绪六年（1880），清廷调左宗棠进京，第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到京，几日后任军机大臣。二月三十日，左宗棠任军机大臣仅一个月，即向清廷上奏折请求兴修京西水利。在奏折中，左宗棠言及曾于1833年初次进京参加会试、1868年率军到直隶“剿捻”及今年由兰州进京沿途所见河流未治，人们未受水之利益，反受其害。因此，他认为，必须治理永定河，兴修京西水利；不然，必将会有旱涝灾害发生，或将祸及国计民生。对于左宗棠的请求，清廷没有明确答复。但左宗棠并未灰心，一个半月后，他再次上奏，请修京西水利。4月18日，军机大臣宣布西太后慈禧（东太后慈安已于3月14日离世）的懿旨，左宗棠的上述奏折，交醇亲王奕譞“酌核具奏”。奕譞怕担责任，不想主持此事，遂请恭亲王奕主持，并让李鸿章和左宗棠合办，自己“随同学习”。但慈禧偏偏不放过他，又下一道懿旨：派恭亲王、醇亲王会同左宗棠、李鸿章、兼管顺天府尹童华等，一起“妥议章程”，共同办理。由于左宗棠和李鸿章一向不和，所以此次在“治不治上游”的问题上，二人意见不一，各不相让，最后只好由慈禧裁定。慈禧谕令把左宗棠拟办的上游治水计划纳入前已议定的决策中，让左宗棠同恭亲王、醇亲王及李鸿章、童华、顺天府尹游百川共商实施方案，一并报批。至此，左宗棠的上游治水方案，总算通过。
二、遥控指挥工程
光绪七年九月初四（1881年10月26日），正当京西水利建设工程全面开展之时，左宗棠调离北京，南任两江总督。虽远在江南，但左宗棠仍遥遥指挥京西的水利建设部队，掌握工程进展情况。同时，他告诉王德榜（1836-1893，字朗清，湖南江华人，湘军将领，左宗棠部下，京西水利建设工程现场最高指挥）要及时向恭亲王和醇亲王汇报工程进度，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在左宗棠的精心谋划下，醇亲王和恭亲王先后视察了下苇甸和丁家滩工程。
历时八个月，在左宗棠的指挥下，王德榜率领所属部队历经寒风呼啸、千辛万苦，终于在光绪八年四月初六日（1882年5月22日）完成京西水利建设工程。次日，王德榜向恭亲王、醇亲王及远在江南的左宗棠作了汇报。同月二十三日，恭亲王咨文直隶总督通报竣工；五月二十日，并奏报朝廷请求竣工验收，慈禧“依议”；六月初九日，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奏报通过京西水利建设工程的验收。至此，“左宗棠苦心经营，使昔日为众官僚所畏难的水利工程，终于完成”。[7]
据《再续行水金鉴》《光绪顺天府志》等文献记载，在左宗棠的指挥下，王德榜等人曾在京西修建了五处水利工程，即下尾店（今名下苇甸）、丁家滩、车子崖、水峪嘴、琉璃局山嘴。工程总计：（1）共建杀水坝5道，迎水坝13道，总长793丈5尺。（2）顺水墙3道，总长257丈。（3）顺水堤1道，长920丈。（4）石渠道，总长280丈。（5）正渠8道、支渠9道。（6）迎水、束水涵洞石桥6座，过路石桥26座，过水磴槽8道。[8]
左宗棠不畏艰险、排阻克难在京西开展的水利建设工程，增强了京西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并使几万亩农田得到灌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当地的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条件，有些工程项目至今还发挥着灌溉农田的功用。回首往事，追思先贤，沐泽犹在，深值怀念！
参考文献：
[1]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5：510.
[2]陶澎：请将巢米价银留为湊挑浏河之用附片.
[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长沙：岳麓书社， 1996：387.
[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长沙：岳麓书社， 1996：515.
[5]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记.长沙：岳麓书社，1996： 455.
[6]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长沙：岳麓书社， 1996：25-26.
[7]中国档案报.2010.4.16：003.
[8]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文史资料（第5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245-248.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左宗棠一生非常注重兴修水利，这与他青年时代有过一段耕读生活及在家乡时遇过水灾，有修渠的经历有关。同时，也和与他有着密切交往的林则徐、陶澍等友人有关。他的这些朋友亦是非常注重兴修水利且有一定治水政绩的。如林则徐认为：“水利是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1]；陶澍认为：“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最关紧要”。[2]另外，左宗棠用兵西北时，亦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治西北者，宜先水利”[3]“开屯之要，首在水利”[4]“水利为屯政要务”[5]的道理，并进而认为“水利兴废，关系民生国计”[6]，所以他非常重视西北地区的水利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治水业绩。奉调进京后，他仍然关注水利建设，并上奏折请修京西水利，获批后，主持修建了京西水利建设工程。
一、请修京西水利
光绪六年（1880），清廷调左宗棠进京，第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到京，几日后任军机大臣。二月三十日，左宗棠任军机大臣仅一个月，即向清廷上奏折请求兴修京西水利。在奏折中，左宗棠言及曾于1833年初次进京参加会试、1868年率军到直隶“剿捻”及今年由兰州进京沿途所见河流未治，人们未受水之利益，反受其害。因此，他认为，必须治理永定河，兴修京西水利；不然，必将会有旱涝灾害发生，或将祸及国计民生。对于左宗棠的请求，清廷没有明确答复。但左宗棠并未灰心，一个半月后，他再次上奏，请修京西水利。4月18日，军机大臣宣布西太后慈禧（东太后慈安已于3月14日离世）的懿旨，左宗棠的上述奏折，交醇亲王奕譞“酌核具奏”。奕譞怕担责任，不想主持此事，遂请恭亲王奕主持，并让李鸿章和左宗棠合办，自己“随同学习”。但慈禧偏偏不放过他，又下一道懿旨：派恭亲王、醇亲王会同左宗棠、李鸿章、兼管顺天府尹童华等，一起“妥议章程”，共同办理。由于左宗棠和李鸿章一向不和，所以此次在“治不治上游”的问题上，二人意见不一，各不相让，最后只好由慈禧裁定。慈禧谕令把左宗棠拟办的上游治水计划纳入前已议定的决策中，让左宗棠同恭亲王、醇亲王及李鸿章、童华、顺天府尹游百川共商实施方案，一并报批。至此，左宗棠的上游治水方案，总算通过。
二、遥控指挥工程
光绪七年九月初四（1881年10月26日），正当京西水利建设工程全面开展之时，左宗棠调离北京，南任两江总督。虽远在江南，但左宗棠仍遥遥指挥京西的水利建设部队，掌握工程进展情况。同时，他告诉王德榜（1836-1893，字朗清，湖南江华人，湘军将领，左宗棠部下，京西水利建设工程现场最高指挥）要及时向恭亲王和醇亲王汇报工程进度，以求得他们的支持。在左宗棠的精心谋划下，醇亲王和恭亲王先后视察了下苇甸和丁家滩工程。
历时八个月，在左宗棠的指挥下，王德榜率领所属部队历经寒风呼啸、千辛万苦，终于在光绪八年四月初六日（1882年5月22日）完成京西水利建设工程。次日，王德榜向恭亲王、醇亲王及远在江南的左宗棠作了汇报。同月二十三日，恭亲王咨文直隶总督通报竣工；五月二十日，并奏报朝廷请求竣工验收，慈禧“依议”；六月初九日，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奏报通过京西水利建设工程的验收。至此，“左宗棠苦心经营，使昔日为众官僚所畏难的水利工程，终于完成”。[7]
据《再续行水金鉴》《光绪顺天府志》等文献记载，在左宗棠的指挥下，王德榜等人曾在京西修建了五处水利工程，即下尾店（今名下苇甸）、丁家滩、车子崖、水峪嘴、琉璃局山嘴。工程总计：（1）共建杀水坝5道，迎水坝13道，总长793丈5尺。（2）顺水墙3道，总长257丈。（3）顺水堤1道，长920丈。（4）石渠道，总长280丈。（5）正渠8道、支渠9道。（6）迎水、束水涵洞石桥6座，过路石桥26座，过水磴槽8道。[8]
左宗棠不畏艰险、排阻克难在京西开展的水利建设工程，增强了京西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并使几万亩农田得到灌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当地的生产条件和人民生活条件，有些工程项目至今还发挥着灌溉农田的功用。回首往事，追思先贤，沐泽犹在，深值怀念！
参考文献：
[1]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5：510.
[2]陶澎：请将巢米价银留为湊挑浏河之用附片.
[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长沙：岳麓书社， 1996：387.
[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长沙：岳麓书社， 1996：515.
[5]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记.长沙：岳麓书社，1996： 455.
[6]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长沙：岳麓书社， 1996：25-26.
[7]中国档案报.2010.4.16：003.
[8]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文史资料（第5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245-248.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