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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应该为老弱病残服务的民政局社会福利干部，本应当代表国家对那些急需国家帮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扶贫济困的职责，为了一己私欲，不择手段，疯狂敛财，不仅使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众丧失了接受国家救助的最后一线期望，反而因此不仅要遭受百般刁难，生活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他给我办的大病补助我都给了他”
赵沪光，1963年出生，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原科长。因涉嫌贪污、受贿罪，于2006年1月被闸北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逮捕，2006年6月20日被闸北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07年3月15日被闸北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其贪污、受贿金额经依法认定共计75万元人民币。无论是从作案手段还是涉案金额看，都是上海市民政部门1993年以来最为突出的典型案件。
2005年11月18日，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接待了一名匿名举报人。此人举报的，正是时任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的赵沪光。举报人手持赵沪光亲笔所写的字条，上面书写：“我贪污受贿25万元，主要来源渠道是下放户、养老院、公墓……”此外，举报人还提出，需要的话还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供赵沪光威胁其索贿对象不准对方举报的录音资料。
2006年2月，检察机关又收到了一封署名举报信，举报人同样把目标指向了赵沪光。经核实，举报人为闸北区悦欣敬老院合伙人之一。信中说到：“尊敬的检察官，今天我怀着十分沉重与焦虑的心情，向你们如实控告闸北区民政局赵沪光科长利用人民群众对政府、对政府部门官员的高度信任，使用种种借口从我这里分三次总共‘借’走人民币贰十万零壹仟元整，逾期不还……”信中还详细陈述了赵如何一次又一次采用哀求、推诿、搪塞等手段从举报人这里先后“借”得数万元人民币后拒不还款的过程。
先后两次举报的矛头均指向了一个人，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根据举报线索展开了一连串的侦查活动。之后，根据侦查部门获得的有效证据，赵沪光因涉嫌受贿被依法予以逮捕。
赵沪光到案之后开始非常不配合，大谈自己对单位所作的贡献，为单位付出非常多等等，对侦查人员提出有关受贿的具体问题他寻找各种理由搪塞，试图轻易过关。但最后终于交代了在业务工作中收受贿赂50余万元的事实。
然而，这一受贿事实还仅仅是赵沪光整个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办案人员在进一步的侦查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案情的复杂和重大。由于其作案前后时间较长，具体从其担任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之后的1998年直到2006年，这给承办人员的取证增加了难度，同时，从赵沪光的交代来看，此案涉及的单位近30家，20个自然人，案涉财产金额近100万元。此外，赵沪光本身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是民政系统一位资历较深的科级干部。为了彻底查明此案，使案情水落石出，办案部门不得不两次申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延长对赵沪光的侦查羁押期限。在历时三个多月的艰苦调查取证之后，赵沪光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一案终于大白天下。
通过对赵沪光案件材料的梳理和分析，办案人员发现，凭借其负责下放人员回沪户口的审核、报批、信访接待等职责，赵屡屡采取百般刁难、拖延时日等方式借口要钱，甚至是赤裸裸的公开索要，迫使这些申请回沪户口的下放人员不得不一次次满足赵对金钱的贪欲。
在下放户李某某（女）的询问笔录中提到，赵在接待她时说：“你的户口蛮难办的，要疏通关系，到市里跑要用钱的。你是要户口还是要钱？”于是李借了1.5万元并打电话给了赵。后赵又以“材料已送到市局里批，你再拿1.5万元来，户口肯定下来”为由又迫使李拿出了1.5万元。当承办人员问及为何拿钱给他时，李答道：“为了申报户口，实在是出于无奈。”
下放户李某某，1963年被劳动教养，后下放到安徽。1982年平反，李因其儿子户口回沪的问题于2002年上访到了民政局赵沪光处。赵当时表示“2003年春节前解决”，并让其拿点钱出来。李某某之子向办案人员讲到，“因为我在上海既无身份，也没工作，身上没有钱，所以每次只能给他几千块或送点烟酒之类的东西，前后加起来约有3到4万元。”李某某还提到，“赵沪光给我办下来的大病补助(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特困补助)四次共6500元，我拿了之后都给了赵。”
下放户陈某某（女），生父母是上海人，后被江西人领养，听说可以办理回沪户口，就到处打听，后来有人告诉她，“只要找到赵沪光就可以办了。”于是陈某某就找到赵沪光给了他3万元。赵后来还以买房为借口向陈“借”了5万元（没有借条），后来没有还。陈说：“赵向我借钱只是个借口。”
如果说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还算是让这些求助者勉强有些许安慰和回报的话，那么只拿钱不办事甚至是凭借群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大肆行骗则是赤裸裸的敲诈和勒索，导致受害群众民怨强烈。
下放户李某某，1958年随父母下放到安徽定远，当得知自己的情况政府可以给办理回沪户口时便找到了赵沪光。赵采取同样的手段迫使李拿钱给他。李某某向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控诉道：“赵沪光骗我，他向我一次次要钱，但户口始终没有解决。”当承办人员问及数额时，李答道：“我妻子有记录的，……前后总计18200元。”
就是采取这样的伎俩，赵沪光凭借手中的权力，充分利用下放户急切盼望办理回沪户口的心理，一次次从这些本身家庭就相当困难的弱势群众身上索取了数十万元人民币。不拿钱不办事，甚至拿了钱也不办事，这成了赵沪光“忠实”奉行的公务原则。
根据闸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案件事实，2002年至2005年期间，被告人赵沪光利用其审核、报批信访接待原本区下放人员申报回沪户口的职务便利，索要、收受下放人员的钱财共计人民币22万余元。
对毫无反抗能力的下放户是如此，对辖区内的敬老院开办者和负责人，赵同样“竭其所能”，攫取金钱，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贪欲。此外，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渴望，赵沪光还将自己犯罪的黑手伸向了国家财产。
赵沪光在2002年担任闸北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期间，利用其负责经办运送区内募捐救灾物资的职务便利，在与上海公兴搬场运输公司青云分公司负责人朱某某的业务往来中，采用虚开加价运费的办法，侵吞公款2万元人民币。
2001年至2005年期间，被告人赵沪光利用担任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负责主管审核、报批辖区内的敬老院开院、床位核定及政府扶助补贴等职务之便，先后向闸北区社会福利院、永寿敬老院、悦欣敬老院等九家区福利机构以报销发票、索要和收受现金、交通卡、礼券等方式共计收受贿赂人民币61万余元。
赵沪光对其利用职权索贿的部分情节也供认不讳。如在和永寿敬老院的法人代表黄某某的业务交往中，赵供述道：“我先后拿了他6万元，红包共计1万1千元……”当问及永寿堂敬老院负责人黄某某为何借钱给赵时，黄讲道：“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我个人开办敬老院，民政局是我们的主管部门，他是我们的主管领导。我们需要的许多东西都在他的手里，他开了口不给行吗？”
在悦欣敬老院开办人马某某的署名检举信中曾经这样提到：“他（赵沪光）打电话约我们夫妻俩到他办公室，先是说要我们交开办敬老院的押金十五万元，当我们表示疑惑时，他就采用了苦苦哀求的方法（向我们借钱），……并保证一个月内一定归还，（但后来）随便你怎么催讨，他都不还给你，总以各种借口搪塞，为了照顾他的面子和身份，事情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吃饭、唱歌、洗澡，有时一玩就是一个通宵”
从1996年1月至2005年4月近十年时间里，赵沪光一直担任闸北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一职。虽说社会福利科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室，他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但该科室却是代表国家负责救助和安抚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民心窗口，其职责相当广泛。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该福利科主要有以下职责：第一，负责组织、协调救灾工作，代表区政府接收、管理和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第二，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组织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三，负责落政对象工作、安徽下放户稳定工作；第四，组织指导扶贫、济困、社会互助、社会募捐以及慈善救助工作；第五，负责指导各类福利设施建设机构注册、变更等工作……
在查阅赵沪光本人档案的奖惩情况一栏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颇为费解的现象：从1981年到2001年的近十年间，他的奖励和荣誉接连不断，但随后的四年时间里，他不仅没有任何奖励情况，反而奇怪的是，在2005年间曾因赌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一次。而这一年，恰恰是赵沪光担任福利科科长的近第十个年头。从奖到惩，看似反差很大，而实际上，则是一个人已经完成了从思想到行为的蜕变过程的外在表现。
通过办案以及在走访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赵沪光工作作风、生活作风蜕变的痕迹。在稳坐了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的位子之后，渐渐的，在赵沪光身上发生了与以往大相径庭的变化。
据赵沪光身边的同事反映，公务活动中赵沪光常常是一人独断，不请示、不汇报，很少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教育活动。在向其领导询问赵沪光经办的有关事宜时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事情是赵沪光办的，具体不清楚”、“他没有具体向我汇报过”、“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等等。据他身边的同事反映，他平时常常是“上班时报个到就一天也看不到他的人了”。不在单位上班，难道是经常外出执行公务、为群众办实事去了吗？
赵沪光本人已经在民政局工作了二十余年，福利科科长做了十余年，其上级领导虽然不断更换，而他这个科长的位子却一直没有动过，成了一名在民政局资历颇深的干部。而赵沪光正是仗着这一点，利用新来的领导对业务不熟悉，而自己资格较老的“优势”养成了凡事自己做主、一人说了算的做派。
让我们看看他都在外面“执行了哪些公务、办了哪些实事”。据调查，生活方面赵沪光不仅追求奢靡腐化，而且是放纵无度。在办案中赵曾自称：“我在外面很风光，经常会有人请我吃饭、唱歌、洗澡，有时一玩就是一个通宵……”据一名与赵沪光关系密切的匿名检举人揭露，“赵平时工资一个月最多四千多，但其开销很大，我和他一起时，一个月平均开销七八千元”，“赵沪光此人喜欢赌博，输赢很大……他还因为赌博被公安机关抓获，赵差不多天天要赌的。”
编辑：陈畅鸣
“他给我办的大病补助我都给了他”
赵沪光，1963年出生，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原科长。因涉嫌贪污、受贿罪，于2006年1月被闸北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逮捕，2006年6月20日被闸北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07年3月15日被闸北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其贪污、受贿金额经依法认定共计75万元人民币。无论是从作案手段还是涉案金额看，都是上海市民政部门1993年以来最为突出的典型案件。
2005年11月18日，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接待了一名匿名举报人。此人举报的，正是时任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的赵沪光。举报人手持赵沪光亲笔所写的字条，上面书写：“我贪污受贿25万元，主要来源渠道是下放户、养老院、公墓……”此外，举报人还提出，需要的话还可以向检察机关提供赵沪光威胁其索贿对象不准对方举报的录音资料。
2006年2月，检察机关又收到了一封署名举报信，举报人同样把目标指向了赵沪光。经核实，举报人为闸北区悦欣敬老院合伙人之一。信中说到：“尊敬的检察官，今天我怀着十分沉重与焦虑的心情，向你们如实控告闸北区民政局赵沪光科长利用人民群众对政府、对政府部门官员的高度信任，使用种种借口从我这里分三次总共‘借’走人民币贰十万零壹仟元整，逾期不还……”信中还详细陈述了赵如何一次又一次采用哀求、推诿、搪塞等手段从举报人这里先后“借”得数万元人民币后拒不还款的过程。
先后两次举报的矛头均指向了一个人，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引起了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检察机关侦查部门根据举报线索展开了一连串的侦查活动。之后，根据侦查部门获得的有效证据，赵沪光因涉嫌受贿被依法予以逮捕。
赵沪光到案之后开始非常不配合，大谈自己对单位所作的贡献，为单位付出非常多等等，对侦查人员提出有关受贿的具体问题他寻找各种理由搪塞，试图轻易过关。但最后终于交代了在业务工作中收受贿赂50余万元的事实。
然而，这一受贿事实还仅仅是赵沪光整个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办案人员在进一步的侦查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案情的复杂和重大。由于其作案前后时间较长，具体从其担任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之后的1998年直到2006年，这给承办人员的取证增加了难度，同时，从赵沪光的交代来看，此案涉及的单位近30家，20个自然人，案涉财产金额近100万元。此外，赵沪光本身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是民政系统一位资历较深的科级干部。为了彻底查明此案，使案情水落石出，办案部门不得不两次申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延长对赵沪光的侦查羁押期限。在历时三个多月的艰苦调查取证之后，赵沪光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一案终于大白天下。
通过对赵沪光案件材料的梳理和分析，办案人员发现，凭借其负责下放人员回沪户口的审核、报批、信访接待等职责，赵屡屡采取百般刁难、拖延时日等方式借口要钱，甚至是赤裸裸的公开索要，迫使这些申请回沪户口的下放人员不得不一次次满足赵对金钱的贪欲。
在下放户李某某（女）的询问笔录中提到，赵在接待她时说：“你的户口蛮难办的，要疏通关系，到市里跑要用钱的。你是要户口还是要钱？”于是李借了1.5万元并打电话给了赵。后赵又以“材料已送到市局里批，你再拿1.5万元来，户口肯定下来”为由又迫使李拿出了1.5万元。当承办人员问及为何拿钱给他时，李答道：“为了申报户口，实在是出于无奈。”
下放户李某某，1963年被劳动教养，后下放到安徽。1982年平反，李因其儿子户口回沪的问题于2002年上访到了民政局赵沪光处。赵当时表示“2003年春节前解决”，并让其拿点钱出来。李某某之子向办案人员讲到，“因为我在上海既无身份，也没工作，身上没有钱，所以每次只能给他几千块或送点烟酒之类的东西，前后加起来约有3到4万元。”李某某还提到，“赵沪光给我办下来的大病补助(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特困补助)四次共6500元，我拿了之后都给了赵。”
下放户陈某某（女），生父母是上海人，后被江西人领养，听说可以办理回沪户口，就到处打听，后来有人告诉她，“只要找到赵沪光就可以办了。”于是陈某某就找到赵沪光给了他3万元。赵后来还以买房为借口向陈“借”了5万元（没有借条），后来没有还。陈说：“赵向我借钱只是个借口。”
如果说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还算是让这些求助者勉强有些许安慰和回报的话，那么只拿钱不办事甚至是凭借群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大肆行骗则是赤裸裸的敲诈和勒索，导致受害群众民怨强烈。
下放户李某某，1958年随父母下放到安徽定远，当得知自己的情况政府可以给办理回沪户口时便找到了赵沪光。赵采取同样的手段迫使李拿钱给他。李某某向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控诉道：“赵沪光骗我，他向我一次次要钱，但户口始终没有解决。”当承办人员问及数额时，李答道：“我妻子有记录的，……前后总计18200元。”
就是采取这样的伎俩，赵沪光凭借手中的权力，充分利用下放户急切盼望办理回沪户口的心理，一次次从这些本身家庭就相当困难的弱势群众身上索取了数十万元人民币。不拿钱不办事，甚至拿了钱也不办事，这成了赵沪光“忠实”奉行的公务原则。
根据闸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案件事实，2002年至2005年期间，被告人赵沪光利用其审核、报批信访接待原本区下放人员申报回沪户口的职务便利，索要、收受下放人员的钱财共计人民币22万余元。
对毫无反抗能力的下放户是如此，对辖区内的敬老院开办者和负责人，赵同样“竭其所能”，攫取金钱，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贪欲。此外，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渴望，赵沪光还将自己犯罪的黑手伸向了国家财产。
赵沪光在2002年担任闸北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期间，利用其负责经办运送区内募捐救灾物资的职务便利，在与上海公兴搬场运输公司青云分公司负责人朱某某的业务往来中，采用虚开加价运费的办法，侵吞公款2万元人民币。
2001年至2005年期间，被告人赵沪光利用担任上海市闸北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负责主管审核、报批辖区内的敬老院开院、床位核定及政府扶助补贴等职务之便，先后向闸北区社会福利院、永寿敬老院、悦欣敬老院等九家区福利机构以报销发票、索要和收受现金、交通卡、礼券等方式共计收受贿赂人民币61万余元。
赵沪光对其利用职权索贿的部分情节也供认不讳。如在和永寿敬老院的法人代表黄某某的业务交往中，赵供述道：“我先后拿了他6万元，红包共计1万1千元……”当问及永寿堂敬老院负责人黄某某为何借钱给赵时，黄讲道：“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我个人开办敬老院，民政局是我们的主管部门，他是我们的主管领导。我们需要的许多东西都在他的手里，他开了口不给行吗？”
在悦欣敬老院开办人马某某的署名检举信中曾经这样提到：“他（赵沪光）打电话约我们夫妻俩到他办公室，先是说要我们交开办敬老院的押金十五万元，当我们表示疑惑时，他就采用了苦苦哀求的方法（向我们借钱），……并保证一个月内一定归还，（但后来）随便你怎么催讨，他都不还给你，总以各种借口搪塞，为了照顾他的面子和身份，事情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吃饭、唱歌、洗澡，有时一玩就是一个通宵”
从1996年1月至2005年4月近十年时间里，赵沪光一直担任闸北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一职。虽说社会福利科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室，他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但该科室却是代表国家负责救助和安抚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民心窗口，其职责相当广泛。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该福利科主要有以下职责：第一，负责组织、协调救灾工作，代表区政府接收、管理和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第二，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组织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三，负责落政对象工作、安徽下放户稳定工作；第四，组织指导扶贫、济困、社会互助、社会募捐以及慈善救助工作；第五，负责指导各类福利设施建设机构注册、变更等工作……
在查阅赵沪光本人档案的奖惩情况一栏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颇为费解的现象：从1981年到2001年的近十年间，他的奖励和荣誉接连不断，但随后的四年时间里，他不仅没有任何奖励情况，反而奇怪的是，在2005年间曾因赌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一次。而这一年，恰恰是赵沪光担任福利科科长的近第十个年头。从奖到惩，看似反差很大，而实际上，则是一个人已经完成了从思想到行为的蜕变过程的外在表现。
通过办案以及在走访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赵沪光工作作风、生活作风蜕变的痕迹。在稳坐了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的位子之后，渐渐的，在赵沪光身上发生了与以往大相径庭的变化。
据赵沪光身边的同事反映，公务活动中赵沪光常常是一人独断，不请示、不汇报，很少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教育活动。在向其领导询问赵沪光经办的有关事宜时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事情是赵沪光办的，具体不清楚”、“他没有具体向我汇报过”、“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等等。据他身边的同事反映，他平时常常是“上班时报个到就一天也看不到他的人了”。不在单位上班，难道是经常外出执行公务、为群众办实事去了吗？
赵沪光本人已经在民政局工作了二十余年，福利科科长做了十余年，其上级领导虽然不断更换，而他这个科长的位子却一直没有动过，成了一名在民政局资历颇深的干部。而赵沪光正是仗着这一点，利用新来的领导对业务不熟悉，而自己资格较老的“优势”养成了凡事自己做主、一人说了算的做派。
让我们看看他都在外面“执行了哪些公务、办了哪些实事”。据调查，生活方面赵沪光不仅追求奢靡腐化，而且是放纵无度。在办案中赵曾自称：“我在外面很风光，经常会有人请我吃饭、唱歌、洗澡，有时一玩就是一个通宵……”据一名与赵沪光关系密切的匿名检举人揭露，“赵平时工资一个月最多四千多，但其开销很大，我和他一起时，一个月平均开销七八千元”，“赵沪光此人喜欢赌博，输赢很大……他还因为赌博被公安机关抓获，赵差不多天天要赌的。”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