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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足球的书，但又超越了足球。
更多地，它是关于成长、语言、爱情和世界观。它并不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一个热爱足球的男孩，成长在贫穷的小县城、成年后成为驻外记者，在欧洲对中国大陆报道世界足球的经历。
本书借由足球的窗口，对世界各地个体生命状态的观察与思考。在“规定动作”之外，提出一种与“心灵广播操”相左的，即兴自发的、“在灵魂里踢的”足球观，并由此出发，追根溯源，将现代社会加诸于足球之上的种种功利与实用剥离开来，把足球还原到最本质的层面——对生命的爱与赞美的自由表达。
第一章
傻子才会相信生活是可以忍受的。
—茹洛·克鲁迪（匈牙利）
在35岁的年龄，当我回溯短暂的生命中经历过的足球激情，想起的第一个词是：鸡蛋。
我的足球世界和鸡蛋密不可分，我花在鸡蛋上的心思超过了足球鞋。直到大学毕业后两年，我才和10多年来一双接一双的胶钉球鞋彻底作别，有了第一双真皮足球鞋。而鸡蛋，却早于第一双胶钉球鞋进入我的足球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家乡小县城里，黑白相间的足球只能在黑白电视里看到。一些假期回乡的大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踢着一个外表模糊不清的皮球，皮球的表面和泥土一个颜色，当他们跳起争顶头球，就像争夺来自大地母亲的飞吻，最后自己半推半就地吻到一起。
我和父母住在土墙瓦顶联排平房的教师宿舍。我把家里的篮球充满气，学着尝试大学生们的各种动作。那是一个胶质篮球，外皮上密布防手滑的凸点，当我第一次将它高高抛起，闭着眼用前额顶了一下，在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了激情到来时的眩晕，也在额头上留下无数小红点印。
母亲给我两块钱，让我去买菜，说是培养小孩的自主能力。我提着菜走进书店，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书：《世界球星的故事》。
我已在书架前读过它很多次，熟知里面的每一个故事：贝利，加林查，马拉多纳，普拉蒂尼，迪诺·佐夫。但我仍想拥有它，因为我还要读很多次。
我把书放在菜篮子里提回家，母亲不知道应该夸奖还是责备儿子超越期待的自主能力，她拿起书，在角落里找到定价，欲言又止。
书中那些球星的童年，和我正在经历的童年找不到任何近似之处，例如贝利的父亲要他注意练习左脚控球，不要养成一只脚踢球的坏习惯——这像是天籁。我无法期待父亲对我的足球技艺进行指点，他每次提到足球都充满对野蛮的忌惮，他的忌惮也和“蛋”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四川师大上学，第一次跑去踢足球，目睹了某“山东大汉”踢中一个四川同学的“蛋囊”，后者倒地不起口吐白沫，父亲从此对这项“野蛮的运动”失去兴趣——每当父亲对幼小的我叙述此事，他那后怕的神情，就像时隔多年又切身感受到遇袭男生下体传来的蛋疼。我认为是父亲不懂足球，如果不信他可以看电视，不是每场比赛都会有人蛋囊遭袭。长大以后，我倒是对父亲多了几分同情和理解，幸亏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怕痛保全自己的蛋，才有了后来的我。
其他球星的童年：加林查先天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6厘米；马拉多纳刚学会走路，父亲就给了他一个皮球；普拉蒂尼幼时对着自家车库大门踢球……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可能复制进我的童年，只有迪诺·佐夫例外，他奶奶为了孙子踢球，每天省吃俭用给他一个鸡蛋。
母亲利用出差的机会，从外面的城市给我带来第一双胶钉足球鞋，我不能要了鞋还要鸡蛋，而奶奶已过世好几年。就此，我的世界球星之梦在每天一个不存在的鸡蛋里诞生又破灭。
足球滚动着我的成长。每天一个不存在的鸡蛋，成了我的口头禅。
中学时，我最喜欢在晴朗的日子和伙伴们踢球到天黑，直到一个声音冒出来，“鸡蛋开花，各人回家，鸡蛋打烂，各自解散。”
另一个抗议的声音立即回答，“鸡蛋还有点儿，大家再耍会儿……”
10多年后，我成了足球记者，常驻欧洲，为中国报纸撰写国际足球报道。最引发我兴趣的话题，仍是足球和鸡蛋的关系。
意大利职业足球对待球员食谱近乎苛刻，鸡蛋不易消化，被视为禁忌食品。意大利球队的早餐没有鸡蛋炒饭也没有英式煎蛋，午餐的面食里，球员只能吃白面而不是鸡蛋面。
1994年，意大利著名教练特拉帕托尼前往德甲豪门球队拜仁慕尼黑执教。他走进俱乐部早餐厅几乎晕倒：那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鸡蛋，煮鸡蛋、煎鸡蛋、摊鸡蛋、鸡蛋饼……
特拉帕托尼没有对餐厅食谱提出抗议或改进要求。他决定不做干涉，因为，不管怎么乱吃，德国球员都是一样地能跑……吃鸡蛋能跑，应该是个伟大的客观规律。尽管德国球员吃过很多被意大利人视作禁忌的鸡蛋制品，德国足球的成绩不比意大利足球差。我认为意大利球队禁吃鸡蛋，更多是为了美容的目的。迪诺·佐夫的奶奶不知道这一点。
鸡蛋在英国也不是球员禁忌食品。英格兰队战绩差，但英超俱乐部很强大，英超球员都能跑。2012年4月，英国《每日邮报》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为节约每年约5000英镑的餐饮支出，英超富勒姆俱乐部在训练场上饲养了12只母鸡，有望每周产蛋90个，实现自给自足。
我想知道，富勒姆球员训练中不小心摔到一团稀稀湿湿的鸡屎上会是什么场景。但《每日邮报》没有提供更详尽的图片，他们的配图是富勒姆主帅马丁·约尔半蹲着坐在教练席上，图注：Laying something？
马丁，马丁，下个蛋？
哦，说起马丁和鸡蛋，怎么能错过我的同事马德兴？他是中国足球史上蛋量最大的记者，大名鼎鼎的皇家马德兴，或者，马丁·路德·兴。
就像人们提起意大利足球教练常想起特拉帕托尼、卡佩罗、里皮，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人提起“中国足球记者”，首先会想到马德兴。马德兴不仅爱吃鸡蛋，而且特别能“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马德兴是哪里人，因为每次我看见他那张笑眯眯的圆圆脸，都会疑惑地问，“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就我所知，2001年中国队历史性取得世界杯参赛权，还有2010年中国队32年第一次战胜韩国队，马德兴圆圆的脸蛋上两次流淌过一串串、一把把圆圆的泪珠。他在赛场里就忍不住大哭起来，老马在年月里东奔西跑，数不清已绕着地球转了多少圈，就为了能为中国足球好好哭上一把。
如果你以为我会把马德兴的泪珠也描述为鸡蛋形状，那是你的想象出了错。出于对母鸡的尊重，我拒绝随意在爱国热情、泪腺和卵巢之间画上连接号。
马德兴每年有很多时间在飞机上度过——“跑”字让我在这里感受到用中文写作的乐趣，没有它的一字多义，这段文字将无法继续。德国球员吃鸡蛋“跑步”，马德兴吃鸡蛋“跑路”，都是一个“跑”字。换成其他语言，例如法语，“跑步”是courrir，“跑路”是parcourrir，尽管前者派生出后者，但不是同一个词，无助于我们继续阐述“吃鸡蛋能跑”的客观规律。
《体坛周报》北京总部位于东城区东花市北里的一栋5层建筑，顶楼是报社食堂。马德兴出外采访，他会在行李箱里塞满数据资料和方便面。回到报社，他常常加班写稿到深夜，然后赶在做夜宵的厨工下班前冲上顶楼，“给我炒8个鸡蛋！”
过去一些西方人的中国游记里，常有这样的感慨——数量众多的中国劳工仅吃青菜和米饭就能拼命地干活，不可思议。类似的景象，我也曾在今天的一些建筑工地上见到过。这似乎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食传统有些矛盾——大多数时候，中国人对饮食的态度其实很“将就”，足球记者和劳工的差异，仅在鸡蛋和青菜之间。
我对足球和鸡蛋的关系特别着迷，自然也希望深入研究马德兴和鸡蛋之间的关系。
有段时间，《体坛周报》让马德兴担任体坛网（www.titan24.com）总负责人，为了跟上今天汉语的世界化趋势，马德兴的名片上印了新头衔：体坛网CEO。
恰逢2010年南非世界杯接近开幕，我为马德兴的“CEO”新职位提供了英文翻译：Cook Eight Ostrich-eggs （炒8个鸵鸟蛋）。我猜想《体坛周报》办公室的人员不懂Ostrich的含义，直接通知他们，按我的设计给马德兴印制世界杯新名片。他们对设计没有异议，但还是拒绝了，“按照报社程序，印名片的事情，得马总亲自来办。”
“喜欢你的读者，是你的蛋民，喜欢我的读者，是我的人民。”我这样对马德兴说。
马德兴很清楚，我对他所有的关心，其实都是关心足球和鸡蛋。只是他不因此感觉被冒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既不关心他也不关心足球和鸡蛋，或者，既假装关心他又假装关心足球和鸡蛋。有次马德兴在杭州打的去足球场，司机执意把他送到老年门球馆门外，“到了！”马德兴抗议说，这里不是足球场。司机愤愤然，“这里不是足球场是什么？”
只有当我对足球和鸡蛋关心到步步紧逼的程度，马德兴才抱怨一句，“你就知道挤对我。”
马德兴对中国足球欲哭无泪时，偶尔会对我发出感叹，“兄弟啊，我过去也是和你一样的。”
马德兴是说，在他的足球记者生涯早期，主业也是报道国际足球。
我对这样的感伤很不满意，因为他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过去他报道国际足球，是否也要吃8个鸡蛋炒饭？
“但是，老马，我未来肯定和你今天不一样啊。”——我指的是鸡蛋。
更多地，它是关于成长、语言、爱情和世界观。它并不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一个热爱足球的男孩，成长在贫穷的小县城、成年后成为驻外记者，在欧洲对中国大陆报道世界足球的经历。
本书借由足球的窗口，对世界各地个体生命状态的观察与思考。在“规定动作”之外，提出一种与“心灵广播操”相左的，即兴自发的、“在灵魂里踢的”足球观，并由此出发，追根溯源，将现代社会加诸于足球之上的种种功利与实用剥离开来，把足球还原到最本质的层面——对生命的爱与赞美的自由表达。
第一章
傻子才会相信生活是可以忍受的。
—茹洛·克鲁迪（匈牙利）
在35岁的年龄，当我回溯短暂的生命中经历过的足球激情，想起的第一个词是：鸡蛋。
我的足球世界和鸡蛋密不可分，我花在鸡蛋上的心思超过了足球鞋。直到大学毕业后两年，我才和10多年来一双接一双的胶钉球鞋彻底作别，有了第一双真皮足球鞋。而鸡蛋，却早于第一双胶钉球鞋进入我的足球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家乡小县城里，黑白相间的足球只能在黑白电视里看到。一些假期回乡的大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踢着一个外表模糊不清的皮球，皮球的表面和泥土一个颜色，当他们跳起争顶头球，就像争夺来自大地母亲的飞吻，最后自己半推半就地吻到一起。
我和父母住在土墙瓦顶联排平房的教师宿舍。我把家里的篮球充满气，学着尝试大学生们的各种动作。那是一个胶质篮球，外皮上密布防手滑的凸点，当我第一次将它高高抛起，闭着眼用前额顶了一下，在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了激情到来时的眩晕，也在额头上留下无数小红点印。
母亲给我两块钱，让我去买菜，说是培养小孩的自主能力。我提着菜走进书店，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书：《世界球星的故事》。
我已在书架前读过它很多次，熟知里面的每一个故事：贝利，加林查，马拉多纳，普拉蒂尼，迪诺·佐夫。但我仍想拥有它，因为我还要读很多次。
我把书放在菜篮子里提回家，母亲不知道应该夸奖还是责备儿子超越期待的自主能力，她拿起书，在角落里找到定价，欲言又止。
书中那些球星的童年，和我正在经历的童年找不到任何近似之处，例如贝利的父亲要他注意练习左脚控球，不要养成一只脚踢球的坏习惯——这像是天籁。我无法期待父亲对我的足球技艺进行指点，他每次提到足球都充满对野蛮的忌惮，他的忌惮也和“蛋”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四川师大上学，第一次跑去踢足球，目睹了某“山东大汉”踢中一个四川同学的“蛋囊”，后者倒地不起口吐白沫，父亲从此对这项“野蛮的运动”失去兴趣——每当父亲对幼小的我叙述此事，他那后怕的神情，就像时隔多年又切身感受到遇袭男生下体传来的蛋疼。我认为是父亲不懂足球，如果不信他可以看电视，不是每场比赛都会有人蛋囊遭袭。长大以后，我倒是对父亲多了几分同情和理解，幸亏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怕痛保全自己的蛋，才有了后来的我。
其他球星的童年：加林查先天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6厘米；马拉多纳刚学会走路，父亲就给了他一个皮球；普拉蒂尼幼时对着自家车库大门踢球……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可能复制进我的童年，只有迪诺·佐夫例外，他奶奶为了孙子踢球，每天省吃俭用给他一个鸡蛋。
母亲利用出差的机会，从外面的城市给我带来第一双胶钉足球鞋，我不能要了鞋还要鸡蛋，而奶奶已过世好几年。就此，我的世界球星之梦在每天一个不存在的鸡蛋里诞生又破灭。
足球滚动着我的成长。每天一个不存在的鸡蛋，成了我的口头禅。
中学时，我最喜欢在晴朗的日子和伙伴们踢球到天黑，直到一个声音冒出来，“鸡蛋开花，各人回家，鸡蛋打烂，各自解散。”
另一个抗议的声音立即回答，“鸡蛋还有点儿，大家再耍会儿……”
10多年后，我成了足球记者，常驻欧洲，为中国报纸撰写国际足球报道。最引发我兴趣的话题，仍是足球和鸡蛋的关系。
意大利职业足球对待球员食谱近乎苛刻，鸡蛋不易消化，被视为禁忌食品。意大利球队的早餐没有鸡蛋炒饭也没有英式煎蛋，午餐的面食里，球员只能吃白面而不是鸡蛋面。
1994年，意大利著名教练特拉帕托尼前往德甲豪门球队拜仁慕尼黑执教。他走进俱乐部早餐厅几乎晕倒：那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鸡蛋，煮鸡蛋、煎鸡蛋、摊鸡蛋、鸡蛋饼……
特拉帕托尼没有对餐厅食谱提出抗议或改进要求。他决定不做干涉，因为，不管怎么乱吃，德国球员都是一样地能跑……吃鸡蛋能跑，应该是个伟大的客观规律。尽管德国球员吃过很多被意大利人视作禁忌的鸡蛋制品，德国足球的成绩不比意大利足球差。我认为意大利球队禁吃鸡蛋，更多是为了美容的目的。迪诺·佐夫的奶奶不知道这一点。
鸡蛋在英国也不是球员禁忌食品。英格兰队战绩差，但英超俱乐部很强大，英超球员都能跑。2012年4月，英国《每日邮报》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为节约每年约5000英镑的餐饮支出，英超富勒姆俱乐部在训练场上饲养了12只母鸡，有望每周产蛋90个，实现自给自足。
我想知道，富勒姆球员训练中不小心摔到一团稀稀湿湿的鸡屎上会是什么场景。但《每日邮报》没有提供更详尽的图片，他们的配图是富勒姆主帅马丁·约尔半蹲着坐在教练席上，图注：Laying something？
马丁，马丁，下个蛋？
哦，说起马丁和鸡蛋，怎么能错过我的同事马德兴？他是中国足球史上蛋量最大的记者，大名鼎鼎的皇家马德兴，或者，马丁·路德·兴。
就像人们提起意大利足球教练常想起特拉帕托尼、卡佩罗、里皮，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人提起“中国足球记者”，首先会想到马德兴。马德兴不仅爱吃鸡蛋，而且特别能“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马德兴是哪里人，因为每次我看见他那张笑眯眯的圆圆脸，都会疑惑地问，“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就我所知，2001年中国队历史性取得世界杯参赛权，还有2010年中国队32年第一次战胜韩国队，马德兴圆圆的脸蛋上两次流淌过一串串、一把把圆圆的泪珠。他在赛场里就忍不住大哭起来，老马在年月里东奔西跑，数不清已绕着地球转了多少圈，就为了能为中国足球好好哭上一把。
如果你以为我会把马德兴的泪珠也描述为鸡蛋形状，那是你的想象出了错。出于对母鸡的尊重，我拒绝随意在爱国热情、泪腺和卵巢之间画上连接号。
马德兴每年有很多时间在飞机上度过——“跑”字让我在这里感受到用中文写作的乐趣，没有它的一字多义，这段文字将无法继续。德国球员吃鸡蛋“跑步”，马德兴吃鸡蛋“跑路”，都是一个“跑”字。换成其他语言，例如法语，“跑步”是courrir，“跑路”是parcourrir，尽管前者派生出后者，但不是同一个词，无助于我们继续阐述“吃鸡蛋能跑”的客观规律。
《体坛周报》北京总部位于东城区东花市北里的一栋5层建筑，顶楼是报社食堂。马德兴出外采访，他会在行李箱里塞满数据资料和方便面。回到报社，他常常加班写稿到深夜，然后赶在做夜宵的厨工下班前冲上顶楼，“给我炒8个鸡蛋！”
过去一些西方人的中国游记里，常有这样的感慨——数量众多的中国劳工仅吃青菜和米饭就能拼命地干活，不可思议。类似的景象，我也曾在今天的一些建筑工地上见到过。这似乎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食传统有些矛盾——大多数时候，中国人对饮食的态度其实很“将就”，足球记者和劳工的差异，仅在鸡蛋和青菜之间。
我对足球和鸡蛋的关系特别着迷，自然也希望深入研究马德兴和鸡蛋之间的关系。
有段时间，《体坛周报》让马德兴担任体坛网（www.titan24.com）总负责人，为了跟上今天汉语的世界化趋势，马德兴的名片上印了新头衔：体坛网CEO。
恰逢2010年南非世界杯接近开幕，我为马德兴的“CEO”新职位提供了英文翻译：Cook Eight Ostrich-eggs （炒8个鸵鸟蛋）。我猜想《体坛周报》办公室的人员不懂Ostrich的含义，直接通知他们，按我的设计给马德兴印制世界杯新名片。他们对设计没有异议，但还是拒绝了，“按照报社程序，印名片的事情，得马总亲自来办。”
“喜欢你的读者，是你的蛋民，喜欢我的读者，是我的人民。”我这样对马德兴说。
马德兴很清楚，我对他所有的关心，其实都是关心足球和鸡蛋。只是他不因此感觉被冒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既不关心他也不关心足球和鸡蛋，或者，既假装关心他又假装关心足球和鸡蛋。有次马德兴在杭州打的去足球场，司机执意把他送到老年门球馆门外，“到了！”马德兴抗议说，这里不是足球场。司机愤愤然，“这里不是足球场是什么？”
只有当我对足球和鸡蛋关心到步步紧逼的程度，马德兴才抱怨一句，“你就知道挤对我。”
马德兴对中国足球欲哭无泪时，偶尔会对我发出感叹，“兄弟啊，我过去也是和你一样的。”
马德兴是说，在他的足球记者生涯早期，主业也是报道国际足球。
我对这样的感伤很不满意，因为他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过去他报道国际足球，是否也要吃8个鸡蛋炒饭？
“但是，老马，我未来肯定和你今天不一样啊。”——我指的是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