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那个不平凡的夏天，我父亲贺龙和许多日后成为他亲密战友的伯伯叔叔，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危急时刻，从四面八方汇聚南昌，毅然举行武装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这个改变自身命运、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节点，还不是中共党员的我父亲，却站在了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位置上。
　　我父亲，不，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的一群战斗者。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之前，国共两党齐心协力进行了北伐战争。作为革命军中马前卒，我父亲率部进军河南，一路克逍遙镇，占许昌城，夺省城开封，与冯玉祥骑兵旅胜利会师。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嘉奖我父亲的部队，决定将独立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番号。
　　第20军班师回汉，父亲的官邸一时说客盈门。争取他的有三股力量：一是以高官相许的蒋介石，二是几天后就搞“宁汉合流”追随蒋介石“清共”的汪精卫，三是刚升任第20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周逸群。我父亲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共产党。
　　周恩来通过周逸群做我父亲的工作，希望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我父亲积极响应，说共产党早就应该走这一步了。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我父亲从位于英租界的辅堂里92号私人公馆搬进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公馆，与共产党的领导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保持亲密接触。7月23日，我父亲率部到达江西九江，谭平山以党的名义，最后试探他参加起义的态度，我父亲说：“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换上草鞋，再上山拉隊伍！”
　　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人，对1927年8月1日我父亲系着红领带，站在江西大旅社的台阶上下达起义命令的那幅油画都十分熟悉。人们不知道的是，在起义后的南下途中，我父亲在第八次向党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才终于在瑞金的一所小学里被批准入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父亲在革命处在最低潮、中国的天空最黑暗的时候，追随共产党，坚信共产党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那杆信仰的大旗，始终树立在他心中。
　　就是凭着这种信仰，他从香港辗转到上海，再从上海辗转回湘西，几年后，又浩浩荡荡地带出了一支红二方面军。
　　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失败后，不光是我父亲在继续战斗，把革命的火种撒向湘鄂西和湘鄂川黔，其他的伯伯叔叔也把自己当成火种，勇敢地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几个月过去，再几年或十几年过去，百川归大海，他们陆陆续续带着自己的队伍，在井冈山，在瑞金，在延安，重新汇聚在党的旗帜下。
　　1955年，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仪式，表彰那些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为创立新中国而建立卓越功勋的军事指挥员。这时我们才惊奇地看到，被授予最高军衔的十大元帅，有七位直接或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的摇篮。
　　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十大元帅，在参加南昌起义和其他起义前，差不多都是从旧军队或黄埔军校开始其军事生涯的，有的还成了穿皮靴、住公馆、前呼后拥的大官。但一举行起义，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他们心甘情愿地穿草鞋、走险路，不拿一分钱薪水，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甚至心甘情愿倒在枪林弹雨中。说到底，他们坚守的是共产党人的真理之路、信仰之路，也是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