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每发表一篇涉及建筑学的文章，我就感到高兴，因为这肯定了建筑也是一种文化。第九期发表曾昭奋先生写梁思成公的文章，就值得祝贺。其实“阁楼文学”所处的阁楼，不就属于建筑吗？
　　昭奋指出，当今北京出现了许多头戴大帽子的庸俗建筑，不应归罪于梁公，我很赞成。
　　《读书》评介梁公的文章，据我记忆，已有几篇，但总感到言犹未尽。
　　梁公是一位中华奇才，后期遭遇很苦。他的受难，不是由于科学技术问题，而完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他被戴上“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帽子，代表了建筑中“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至今，这个问题还争论不休，影响了对梁公的评价。
　　梁公受挫，最早是解放初期，北京市考虑是否拆除城墙的争论上，他失败了。随后，赫鲁晓夫上台，批判建筑中的“复”、“形”，竟然牵连到梁公。这以后至今，“复”、“形”之罪，成为定论，谁也不敢沾边。聪明者就以“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乃至“古都风貌”等新语代之，居然通行无阻。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大多数就是“复”、“形”之再现。但梁公却一直背着这两顶黑锅，直至文革期间郁郁去世。
　　不是置身于建筑界的人，可能领会不到“复”、“形”二帽之压力。在这两顶“永远不得翻身”的帽子下，中国的建筑理论园地始终是有气无力，靠拾人牙慧度日。其实，现在如果重读当时的一些批判文章，就会感到许多强词夺理、似懂非懂的非科学性。应当说，搞建筑学不学些“古”，不复些“古”，不讲究形式，不追求些形式，只能是捆住自己手脚。中国至今出不了(或很少出)惊世之作，与这种禁锢大有关系。
　　于是就形成一种奇异现象，在理论上绕弯路，在实践上则在新旗帜下大搞特搞，其结果是一种极为平庸的建筑表现。
　　我与昭奋及一些我所尊敬的师友意见相左之处在于，我主张在理论上给“复”、“形”二论平反，给予学术上的平等地位，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并吸取其精华。应当说，北京出现的那些平庸的“帽子建筑”，并不代表“复”、“形”，而是对它们的亵渎。否则为何象民族文化宫这样的优美作品，可以得到北京市民众多数拥护呢？
　　其实，梁公与当事者之分歧，不在于“复”、“形”，而在于对北京这个古都的态度。他主张在旧城外建新都，其核心思想就是保护古城，而当事者则出于“现代化”的迫切心愿，决心要拆掉城墙城楼。当时如此，现在更其如此，以“危房改造”为名大拆内城，但为了怕受指责，又以“保护”、“夺回”等口号，强制推行“拟古”楼来掩饰内城之破坏，以便从房地产开发经营上取得“经济效益”。君不见，北京这一举世无双的东方古都，正在沦落为世间俯拾皆是的商俗性“现代”城市！
　　昭奋主张把梁公在清华建筑馆的塑象移至中央。我却认为，在梁公保护北京古都的心愿越来越渺茫之际，多少纪念文章也只能把他“神化”而已，不如仍然放在馆的侧边，更符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