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了吃到真正的绿色农产品，也为了绿色农业能生存发展，城乡正在建起合作社直接对接。
“跟搞农业的人在一起，你要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话很容易被饿死——现在养鱼的(建议)不让你吃鱼，养鸡的不让你吃鸡，种蔬菜的不让你吃蔬菜，那你说我吃什么?”2010年1月8日，在人民大学一个倡导城乡互助的经验交流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开玩笑说。
“我曾在新华社开一个会，他们整理了一个新闻稿叫《三十年来的重大变化》，总结我们三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变化，其中一条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说这个不对啊!我现在想吃安全食品、没毒的食品，你能给我提供吗?”
安全食品的烦恼
珍古道尔北京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主席范敏坚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消费者的艰辛。范原来曾经在北京某高校工作，他与另外三个家庭对食品安全非常看重，就组成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从2001年开始在北京市到处寻找安全的食品，“我们先是在一些超市里购买有各种各样认证的产品，然后到郊区的农家院吃所谓的柴鸡蛋。”
但范敏坚发现有点不对。到超市购买贴有标签的有机农产品后，发现媒体曝光的农产品中有自己购买的品牌农产品，“我才知道一些超市居然是从批发市场进货，然后贴上标签出售”。而郊区农家院的柴鸡蛋也不是真的，“去郊区的农家院两三次以后，我们问农民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告诉我们从市场买来的，客人来的时候再拿出来款待客人。”范敏坚说，“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保证”。
“1998年在贵阳乌当区，吃到那里老百姓的清水煮白菜，什么不放都很好吃。我给朋发们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家都动了心。在去贵州黔东南旅游的时候，路过雷山县报德镇甘吾村，一个很偏的寨子，看到山上的水稻，泉水浇灌，就决心订了1000公斤。”范敏坚告诉汜者，后来的大米一般都要从贵州买，2009年买了800斤。
非典时比较闲，范敏坚和他的三个朋友发家庭开始一个新计划，在北京周边找一个地方自己种。当时“人人自危，我们都不上班，到郊区去散心，到处被农民赶”。他们先在昌平租了一年地，请一位农民帮忙种，他们周末去劳动，后来发现那里麦子还是集体种，地都在一起，药都是生产队给打，化肥也一起施， “我们没有安全感”。于是就改到顺义，四家人一共包了两亩地，“种一些菜，养一些鸡”。
“四家人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不管怎么减产，我们不用化肥、不用农药。”范敏坚说，四个家庭觉得这样的理念最健康。“由于品种问题，种下去以后，在一个季节里面就是一种菜，我们可能三四个星期，顿顿吃油麦菜，虽然外面的油麦菜卖得很贵，结果我们四个家庭的四个孩子见到油麦菜都想吐。”
“在顺义，我们还是请农民帮着种地，但本地的一般不愿意干。”范敏坚说，“后来又找了几个外地的，到现在还在坚持，但这些农民都不专业，不懂不用化肥农药怎么种菜了。”
“都市型现代农业直接受益的是农民，最终受益的是全体市民。”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涛在这次城乡互助的经验交流会上表示。
这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倡导的新农村试验启动八年来，召开的多次体现生态文明的多样化参与式会议中很普通的一次。参加会议的人有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大学师生、农民和普通市民。会议连续开了两天，第一天是正式的年终总结会议，第二天是对试点城乡互助的海淀区“小毛驴市民农园”进行讨论和动员。
会议倡导建立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方式，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对接，让市民和农民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市民用自己的消费力量为农民提供市场，而农民则将保证在其种植的粮食作物中不施放化肥农药，直接为所面对的市民家庭食品质量负责。
温铁军表示，迄今为止延续了不过三四十年的化学农业时代，食品严重不安全和农业严重污染问题交互作用，已成为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
本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何慧丽告诉记者，她在2006年初主持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许多超市的大米来自批发市场，而卖大米的老板告诉前来调查的大学生志愿者，只要买了他们的大米，想要什么包装都可以。其中就有多个通过了有关机构认证的所谓绿色品牌。 “消费者是最可怜的，都说消费者是上帝，可是现在这个上帝连决定吃一点安全的权利都没有，市场已经被惯坏了。”
城乡合作的“诺亚方舟”
温铁军既是早期农村试验区的参与者，也是最早开展新农村建设试验的学者之一，但他在农村试验中更多强调农民合作社，以及城乡之间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在他2002年前后写给参加支农调研的大学生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想法是建立一个“诺亚方舟”式的试验基地， “只要政府批准注册，我们就可以承包一座荒山，进行可持续发展试验。”
温铁军设想，这里的鸡鸭牛羊等都会被散养，有它们的自由活动空间，给他们基本的动物权利。还要种上蔬菜、果树，要充分利用沼气，形成生态循环等等。
2003年5月，一所宗旨为“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河北定州东亭镇翟城村成立，主要的工作就是将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带头人集中到该地进行交流培训。培训和交流的内容是如何建立合作社。
该学院建立后，采取农民教农民、农民教专家和专家教农民等方式开展培训，许多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学者和一些国家部委的干部到该地做志愿者，义务为学员讲解乡村建设的知识，倡导团结合作，建设乡村。从2004年到2007年，一共举办了超过10期培训和交流，每期参加培训的多达100人。
在知识分子发起的培训和交流过程中，逐渐浮现出了吉林梨树、河南兰考、山西永济、山东鱼台、安徽阜阳、湖北三岔、海南儋州等比较有活力的乡村建设基地。尤以兰考、梨树、凤阳和永济最具有活力，四地的试验均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其核心人物吉林四平银监会的姜柏林、永济农民协会负责人郑冰、中国农业大学派到兰考挂职担任副县长的何慧丽、中国人民大学派到凤阳挂职的博士王平与负责大学生支农调研的刘老石一道，成为温铁军试验阵营里最具拓展性的人物。
原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长郭连娜介绍，姜柏林1997年受命调研如何把信用社的资金贷给农民，又能够安全回收。经过三年的调研，他发现采取促进合作社成立的方式较好。2000年他促进成立了吉林梨树第一家新合作社——夏家农民合作社，后来又相继成立了榆树合百信农民合作社等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社除了经济功能之外，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各有特色，有的侧重养老，有的侧重助学，有的侧重医疗。
姜柏林具有非常卓越的演讲能力，在参加了温铁军的试验后，他多次到全国各 地的农村为农民讲课，促进成立了一百个以上的合作社。
郑冰原来是山西永济市的一个小学老师，早年因给农民卖化肥，发现许多人不懂得化肥的使用，便开始进行科技培训，随后又在当地开展妇女培训。再后来促进了35个村的妇女成立了妇女协会，又进一步成立了合作社。2005年，她所在的村庄喊出了“十年打造中国第一村”的口号。被邀请参加温铁军的新农村试验后，她也经常辗转到各地做培训。
“乡村建设试验必须要和城市的消费者运动相结合”是温铁军在2005年中央政府正式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强调之前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城市的消费者运动的配合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试验也只是唱独角戏，在全球农业都被边缘化的背景下，难以找到出路。兰考试验区南马庄的努力让该想法成为现实。
“教授卖大米”的南马庄
2009年4月1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到来，让南马庄一下子走入世人眼帘。
南马庄村位于黄河边上，喝的黄河水，农业灌溉的也是黄河水。自古以来，该村和兰考其他村庄一样，充满了痛苦和灾难的记忆。焦裕禄到兰考率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水涝后，南马庄也是受益者，开始大量种植水稻。而该村年轻的支书张砚斌2003年冬天的北京之行，让这个村再次获得了新生。
2003年12月，温铁军在北京举办第一次乡村建设交流会。张砚斌在中国农业大学派往兰考任挂职副县长的何慧丽的带领下，到北京与会。会议的内容是如何倡导建立合作组织，建设新农村。
在会前，张砚斌受到的影响来自何慧丽，但具体会议上讲什么内容，最开始一点都不知道。开会后，他和兰考一同前来的几名带头人一合计，觉得不能对不起何慧丽，便牵头在各自的村庄里成立合作社。
在2004年一年间，来自北京、郑州、开封等地的多名学者多次义务到南马庄为农民讲课。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到开封考察，一下高速路便被何慧丽带到南马庄，面对着数千农民，他热泪盈眶地发表演讲“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合作社的发展是中国农民继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创举，这是来自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
南马庄合作社在2005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原有的化学农业种植，改用无公害的方式种植水稻。 “当时我们想，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到我们村里来免费给我们讲课，他们都说有机农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管是早做晚做，最后都是要做，我们就决定早做早受益。”张砚斌对记者说。
何慧丽介绍，因为弃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就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大约25％左右的减产。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反对南马庄合作社的决定，温铁军警告说没有一个合作社是单纯靠走市场能成功的，南马庄的做法存在极大的风险。一再鼓励农民试验的何慧丽也对合作社员说：我不懂市场，也不会帮你们卖东西，你们可要看好啊。
南马庄合作社还是没有改变决定，采取自愿报名、在合作社内部成立无公害大米协会的方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投放，开始了无公害大米种植的尝试。 “南马庄周围的地没有实行这种方式生产，七月份遭了虫灾，合作社动员社员全体夏天抓害虫。”同年，南马庄获得了河南省的无公害基地认证，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收成也减少了四分之一。
“我们以为生产出了好东西就会有人追着买，但把无公害大米生产出来以后才发现不是这样。我们想自己走市场，想自己去销售，结果接连碰壁。”张砚斌介绍，洛阳一家公司与南马庄合作社联系，说要10吨大米，结果合作社将大米送过去后，该公司赖账不给钱，后来经历了很多努力才又把大米要回来。而送到北京的无公害大米，一个星期只卖了一百多斤。
2006年1月3日，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店，心急火燎的何慧丽邀请了一批学者和媒体记者商量如何卖掉南马庄合作社生产出来的700吨无公害大米。一些学者反复告诫何慧丽要让市场的归市场，知识分子不可多事。
这次事件以《竞报》记者刘淑清的一篇文章《教授北京卖大米遭冷遇》走红网络，何慧丽在一周之内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电话，南马庄的大米也卖到脱销。一些企业家主动以志愿者身份介入之后，北京华联超市和朝阳百货公司也同意让南马庄的大米免进店费代销。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消费者参与的城乡互助合作的正式开始。
对不成熟市场说不
“教授卖大米”的新闻同样让南马庄村支书、南马庄合作社理事长张砚斌成了新闻人物，一次受邀的云南之行让他有了意外收获。一位日本来的厨师告诉他，日本许多家庭都和农民结对子，事先支付一定的预订款预定某一块地上的庄稼，收成后按照双方协商的价钱全部收购。 “购米包地”的城乡合作模式由此产生，实质是让市民与农民结亲戚。
2006年4月，以兰考县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山西永济农民协会等七家合作社为联合发起单位，成立了国仁绿色联盟。同时，温铁军、韩德强等17名学者和几十名城市志愿者发起成立“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宣布通过购米包地的方式，预定南马庄农民生产的无公害大米。会上确定预定的数量是每个家庭半亩地，每人缴纳定金一百元，当场和南马庄合作社理事长张砚斌签署合同。
“过去我们一个是生产者一个是消费者，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超市和商场连接，谁也不认识谁，我们只能听超市和商场的号令。结果是好处都留给中间商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只得到越来越少的收入和越来越次的食品。”何慧丽告诉记者，购米包地的方式拉近了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让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由过去的互相不认识转变为朋友关系，将阻碍食品安全的坚冰化为无形。
共有79个家庭参加了“购米包地”活动，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曾经报道过“教授卖大米”媒体的记者，总包地面积150亩。记者在南马庄看到，该合作社在实行购米包地的连片土地的田埂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用油漆写了所有参与购米包地的人员姓名，而在具体的每一小块地上，也分别用水泥板写上了名字。
2006年国庆节，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第一次自费组织消费者到兰考去看自己所包的土地。南马庄合作社社员穿彩装，挎腰鼓，在距离村庄大约有500米处开始列队欢迎。
北京的杜永利一家三口在这次活动中获益似乎最大。其六岁的儿子与张砚斌的儿子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去田里割稻，还一起在田埂上捉蚂蚱，他还认识了南马庄的水井，热心地帮助提水的村民摇水。此后杜永利多次叮嘱活动负责人：“有活动的时候优先想着我们点啊。”
秋收时节来临，南马庄无公害大米要送到消费者的厨房里，可79名消费者只交了100元的定金，大米价格还没有确定，将 怎样确定?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根据发起者温铁军、韩德强等学者的提议，2006年11月6日，在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价格听证会，由5名消费者代表和5名生产者面对面讨价还价，共同确定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的价格。
听证会开了两个半小时，整个过程非常有趣——生产者代表赵百福一开口就是“叫我说就是多少都行，多少给个价钱够本，够俺种庄稼就行”。另一位代表提出了每斤大米需要花费1.71元的成本，只要高于该价格就行；而消费者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漱兰认为南马庄提出来的成本过低，合理价格应当在2.22元到2.35元之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正河认为该价格还有许多间接成本没有算进去，建议提高价格到每斤2.5元。
温铁军在总结中赞扬该听证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买卖双方平等谈价的听证会，是在有组织内部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形成对等谈判和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合理的契约关系。“如果大家都愿意从这一步的参与开始，依靠社会组织发育来逐步调整我们的制度，中国将告别早期的、无序的那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强大消费者”运动
“城里压低价格，只要那种伤害健康的低价食品，市民好像占了便宜，但其结果只能是农民更加用化学方式生产；”温铁军认为，新农村建设试验的出路，必须有城市市民参与的强大消费者运动相配合，以城乡良性互动取代城乡恶性循环，给农民以出路，市民才有活路。
2006年12月26日，“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揭牌。2007年4月30日，以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的消费者和国仁绿色联盟的生产合作社为基础，成立了“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并于同年10月15日在北京林业大学北路一高档社区旁的好运顺茶叶店门前揭牌。2008年5月，非赢利企业“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注册成立。至于“国仁”的释义，温铁军表示，在国内有“国人”的意思，国外翻译为“Green”，“绿色”的意思。
“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一共有300股，包含生产合作社的集体股和消费者社员的个人股，除温铁军、何慧丽外，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柯马凯、北京商业干部管理学院院长杨谦也是发起人和股东之一。但经历一些曲折后，发起强大消费者运动的重担，最后落在河北姑娘石嫣身上。
石嫣是温铁军的博士生。此前学农六年，2008年被国际组织安排到美国明尼苏达州Earthrise生态农场学习半年，才真正爱上了农业。石嫣介绍，她所学习的社区支持农业的核心就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在生产过程中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温铁军表示，这是一种在基于公平贸易的前提之下，是在市民消费合作运动的共同参与行为中形成的市民支援农业的组织， “是美国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严重地造成了食品不安全，使得美国普通公民的健康受到了相当大程度影响”的结果。
2009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与海淀区政府签订协议，在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共建产学研基地，具体由黄志友、石嫣等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人员启动小毛驴市民农园项目。主要致力于社区支持农业及生态农业技术的咨询与推广、推动农村生产合作社与城市消费者合作平台的建立等工作。
“每周六清晨，所有的志愿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从摘菜开始，然后清洗、配送、装箱，然后我们再出车配送到城市当中的每一个家庭里去。每次配送我们还有一张简报，跟大家沟通，告诉消费者农场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石嫣表示，一年来，她和许多同事知道了食品是从哪里来的，这里还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系。
“钟声”是北京某小区的居民，从2009年初开始，他和小区里有共同想法的几户居民联合，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自取小组，平时交换取菜，几个家庭还通过此活动加强了联系，还为孩子组织了免费的绘画班、舞蹈班，让邻里关系走向了良性发展。 “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万里长城没有人敢拆。人与人之间不仅是一墙之隔，还有内心的隔阂。只有不信任解体了，心理的墙才会倒塌。”他感谢小毛驴在2009年“给了我们一个拆墙的机会”。
石嫣介绍，2009年共有7名实习生和50多名志愿者参加了农场的劳动，54户北京家庭成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员，海淀区以及陕西、河南、广西、广东等地一些政府领导到农场进行了参观，80多家海内外媒体不约而同地正面报道，超过100位国际友人考察过小毛驴并给予了肯定。2010年，已经有近300户北京市民家庭提交了加入申请。
北京市海淀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贾德友认为，小毛驴农园项目创新了农业的经营模式。“原来，生产方面不管是使用原材料还是加工材料。农业提供的都只是原材料。咱们小毛驴这个农庄，让市民直接参与进去。它为市场提供的不是简单的农产品，而是在传递更多的生态理念，提供更加安全的农产品，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为农民的增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表示，最近热映的大片《2012》地球毁灭的时候，美国组织建造几个救命的方舟，但只有巨富才能上船，城乡互助就好似在美国组织制造的方舟之外由市民和农民合作建造的一条小船， “那个方舟我们坐不起，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船，这些船可以使我们在未来获救。”
“跟搞农业的人在一起，你要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话很容易被饿死——现在养鱼的(建议)不让你吃鱼，养鸡的不让你吃鸡，种蔬菜的不让你吃蔬菜，那你说我吃什么?”2010年1月8日，在人民大学一个倡导城乡互助的经验交流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开玩笑说。
“我曾在新华社开一个会，他们整理了一个新闻稿叫《三十年来的重大变化》，总结我们三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变化，其中一条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说这个不对啊!我现在想吃安全食品、没毒的食品，你能给我提供吗?”
安全食品的烦恼
珍古道尔北京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主席范敏坚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消费者的艰辛。范原来曾经在北京某高校工作，他与另外三个家庭对食品安全非常看重，就组成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从2001年开始在北京市到处寻找安全的食品，“我们先是在一些超市里购买有各种各样认证的产品，然后到郊区的农家院吃所谓的柴鸡蛋。”
但范敏坚发现有点不对。到超市购买贴有标签的有机农产品后，发现媒体曝光的农产品中有自己购买的品牌农产品，“我才知道一些超市居然是从批发市场进货，然后贴上标签出售”。而郊区农家院的柴鸡蛋也不是真的，“去郊区的农家院两三次以后，我们问农民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告诉我们从市场买来的，客人来的时候再拿出来款待客人。”范敏坚说，“这些东西没有任何保证”。
“1998年在贵阳乌当区，吃到那里老百姓的清水煮白菜，什么不放都很好吃。我给朋发们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家都动了心。在去贵州黔东南旅游的时候，路过雷山县报德镇甘吾村，一个很偏的寨子，看到山上的水稻，泉水浇灌，就决心订了1000公斤。”范敏坚告诉汜者，后来的大米一般都要从贵州买，2009年买了800斤。
非典时比较闲，范敏坚和他的三个朋友发家庭开始一个新计划，在北京周边找一个地方自己种。当时“人人自危，我们都不上班，到郊区去散心，到处被农民赶”。他们先在昌平租了一年地，请一位农民帮忙种，他们周末去劳动，后来发现那里麦子还是集体种，地都在一起，药都是生产队给打，化肥也一起施， “我们没有安全感”。于是就改到顺义，四家人一共包了两亩地，“种一些菜，养一些鸡”。
“四家人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不管怎么减产，我们不用化肥、不用农药。”范敏坚说，四个家庭觉得这样的理念最健康。“由于品种问题，种下去以后，在一个季节里面就是一种菜，我们可能三四个星期，顿顿吃油麦菜，虽然外面的油麦菜卖得很贵，结果我们四个家庭的四个孩子见到油麦菜都想吐。”
“在顺义，我们还是请农民帮着种地，但本地的一般不愿意干。”范敏坚说，“后来又找了几个外地的，到现在还在坚持，但这些农民都不专业，不懂不用化肥农药怎么种菜了。”
“都市型现代农业直接受益的是农民，最终受益的是全体市民。”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涛在这次城乡互助的经验交流会上表示。
这是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倡导的新农村试验启动八年来，召开的多次体现生态文明的多样化参与式会议中很普通的一次。参加会议的人有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大学师生、农民和普通市民。会议连续开了两天，第一天是正式的年终总结会议，第二天是对试点城乡互助的海淀区“小毛驴市民农园”进行讨论和动员。
会议倡导建立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方式，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对接，让市民和农民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市民用自己的消费力量为农民提供市场，而农民则将保证在其种植的粮食作物中不施放化肥农药，直接为所面对的市民家庭食品质量负责。
温铁军表示，迄今为止延续了不过三四十年的化学农业时代，食品严重不安全和农业严重污染问题交互作用，已成为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
本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何慧丽告诉记者，她在2006年初主持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许多超市的大米来自批发市场，而卖大米的老板告诉前来调查的大学生志愿者，只要买了他们的大米，想要什么包装都可以。其中就有多个通过了有关机构认证的所谓绿色品牌。 “消费者是最可怜的，都说消费者是上帝，可是现在这个上帝连决定吃一点安全的权利都没有，市场已经被惯坏了。”
城乡合作的“诺亚方舟”
温铁军既是早期农村试验区的参与者，也是最早开展新农村建设试验的学者之一，但他在农村试验中更多强调农民合作社，以及城乡之间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在他2002年前后写给参加支农调研的大学生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想法是建立一个“诺亚方舟”式的试验基地， “只要政府批准注册，我们就可以承包一座荒山，进行可持续发展试验。”
温铁军设想，这里的鸡鸭牛羊等都会被散养，有它们的自由活动空间，给他们基本的动物权利。还要种上蔬菜、果树，要充分利用沼气，形成生态循环等等。
2003年5月，一所宗旨为“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河北定州东亭镇翟城村成立，主要的工作就是将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带头人集中到该地进行交流培训。培训和交流的内容是如何建立合作社。
该学院建立后，采取农民教农民、农民教专家和专家教农民等方式开展培训，许多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学者和一些国家部委的干部到该地做志愿者，义务为学员讲解乡村建设的知识，倡导团结合作，建设乡村。从2004年到2007年，一共举办了超过10期培训和交流，每期参加培训的多达100人。
在知识分子发起的培训和交流过程中，逐渐浮现出了吉林梨树、河南兰考、山西永济、山东鱼台、安徽阜阳、湖北三岔、海南儋州等比较有活力的乡村建设基地。尤以兰考、梨树、凤阳和永济最具有活力，四地的试验均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其核心人物吉林四平银监会的姜柏林、永济农民协会负责人郑冰、中国农业大学派到兰考挂职担任副县长的何慧丽、中国人民大学派到凤阳挂职的博士王平与负责大学生支农调研的刘老石一道，成为温铁军试验阵营里最具拓展性的人物。
原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长郭连娜介绍，姜柏林1997年受命调研如何把信用社的资金贷给农民，又能够安全回收。经过三年的调研，他发现采取促进合作社成立的方式较好。2000年他促进成立了吉林梨树第一家新合作社——夏家农民合作社，后来又相继成立了榆树合百信农民合作社等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社除了经济功能之外，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各有特色，有的侧重养老，有的侧重助学，有的侧重医疗。
姜柏林具有非常卓越的演讲能力，在参加了温铁军的试验后，他多次到全国各 地的农村为农民讲课，促进成立了一百个以上的合作社。
郑冰原来是山西永济市的一个小学老师，早年因给农民卖化肥，发现许多人不懂得化肥的使用，便开始进行科技培训，随后又在当地开展妇女培训。再后来促进了35个村的妇女成立了妇女协会，又进一步成立了合作社。2005年，她所在的村庄喊出了“十年打造中国第一村”的口号。被邀请参加温铁军的新农村试验后，她也经常辗转到各地做培训。
“乡村建设试验必须要和城市的消费者运动相结合”是温铁军在2005年中央政府正式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强调之前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城市的消费者运动的配合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试验也只是唱独角戏，在全球农业都被边缘化的背景下，难以找到出路。兰考试验区南马庄的努力让该想法成为现实。
“教授卖大米”的南马庄
2009年4月1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到来，让南马庄一下子走入世人眼帘。
南马庄村位于黄河边上，喝的黄河水，农业灌溉的也是黄河水。自古以来，该村和兰考其他村庄一样，充满了痛苦和灾难的记忆。焦裕禄到兰考率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水涝后，南马庄也是受益者，开始大量种植水稻。而该村年轻的支书张砚斌2003年冬天的北京之行，让这个村再次获得了新生。
2003年12月，温铁军在北京举办第一次乡村建设交流会。张砚斌在中国农业大学派往兰考任挂职副县长的何慧丽的带领下，到北京与会。会议的内容是如何倡导建立合作组织，建设新农村。
在会前，张砚斌受到的影响来自何慧丽，但具体会议上讲什么内容，最开始一点都不知道。开会后，他和兰考一同前来的几名带头人一合计，觉得不能对不起何慧丽，便牵头在各自的村庄里成立合作社。
在2004年一年间，来自北京、郑州、开封等地的多名学者多次义务到南马庄为农民讲课。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到开封考察，一下高速路便被何慧丽带到南马庄，面对着数千农民，他热泪盈眶地发表演讲“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合作社的发展是中国农民继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创举，这是来自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
南马庄合作社在2005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原有的化学农业种植，改用无公害的方式种植水稻。 “当时我们想，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到我们村里来免费给我们讲课，他们都说有机农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管是早做晚做，最后都是要做，我们就决定早做早受益。”张砚斌对记者说。
何慧丽介绍，因为弃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就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大约25％左右的减产。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反对南马庄合作社的决定，温铁军警告说没有一个合作社是单纯靠走市场能成功的，南马庄的做法存在极大的风险。一再鼓励农民试验的何慧丽也对合作社员说：我不懂市场，也不会帮你们卖东西，你们可要看好啊。
南马庄合作社还是没有改变决定，采取自愿报名、在合作社内部成立无公害大米协会的方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投放，开始了无公害大米种植的尝试。 “南马庄周围的地没有实行这种方式生产，七月份遭了虫灾，合作社动员社员全体夏天抓害虫。”同年，南马庄获得了河南省的无公害基地认证，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收成也减少了四分之一。
“我们以为生产出了好东西就会有人追着买，但把无公害大米生产出来以后才发现不是这样。我们想自己走市场，想自己去销售，结果接连碰壁。”张砚斌介绍，洛阳一家公司与南马庄合作社联系，说要10吨大米，结果合作社将大米送过去后，该公司赖账不给钱，后来经历了很多努力才又把大米要回来。而送到北京的无公害大米，一个星期只卖了一百多斤。
2006年1月3日，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店，心急火燎的何慧丽邀请了一批学者和媒体记者商量如何卖掉南马庄合作社生产出来的700吨无公害大米。一些学者反复告诫何慧丽要让市场的归市场，知识分子不可多事。
这次事件以《竞报》记者刘淑清的一篇文章《教授北京卖大米遭冷遇》走红网络，何慧丽在一周之内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电话，南马庄的大米也卖到脱销。一些企业家主动以志愿者身份介入之后，北京华联超市和朝阳百货公司也同意让南马庄的大米免进店费代销。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消费者参与的城乡互助合作的正式开始。
对不成熟市场说不
“教授卖大米”的新闻同样让南马庄村支书、南马庄合作社理事长张砚斌成了新闻人物，一次受邀的云南之行让他有了意外收获。一位日本来的厨师告诉他，日本许多家庭都和农民结对子，事先支付一定的预订款预定某一块地上的庄稼，收成后按照双方协商的价钱全部收购。 “购米包地”的城乡合作模式由此产生，实质是让市民与农民结亲戚。
2006年4月，以兰考县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山西永济农民协会等七家合作社为联合发起单位，成立了国仁绿色联盟。同时，温铁军、韩德强等17名学者和几十名城市志愿者发起成立“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宣布通过购米包地的方式，预定南马庄农民生产的无公害大米。会上确定预定的数量是每个家庭半亩地，每人缴纳定金一百元，当场和南马庄合作社理事长张砚斌签署合同。
“过去我们一个是生产者一个是消费者，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超市和商场连接，谁也不认识谁，我们只能听超市和商场的号令。结果是好处都留给中间商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只得到越来越少的收入和越来越次的食品。”何慧丽告诉记者，购米包地的方式拉近了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让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由过去的互相不认识转变为朋友关系，将阻碍食品安全的坚冰化为无形。
共有79个家庭参加了“购米包地”活动，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曾经报道过“教授卖大米”媒体的记者，总包地面积150亩。记者在南马庄看到，该合作社在实行购米包地的连片土地的田埂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用油漆写了所有参与购米包地的人员姓名，而在具体的每一小块地上，也分别用水泥板写上了名字。
2006年国庆节，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第一次自费组织消费者到兰考去看自己所包的土地。南马庄合作社社员穿彩装，挎腰鼓，在距离村庄大约有500米处开始列队欢迎。
北京的杜永利一家三口在这次活动中获益似乎最大。其六岁的儿子与张砚斌的儿子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去田里割稻，还一起在田埂上捉蚂蚱，他还认识了南马庄的水井，热心地帮助提水的村民摇水。此后杜永利多次叮嘱活动负责人：“有活动的时候优先想着我们点啊。”
秋收时节来临，南马庄无公害大米要送到消费者的厨房里，可79名消费者只交了100元的定金，大米价格还没有确定，将 怎样确定?北京市文明消费合作社根据发起者温铁军、韩德强等学者的提议，2006年11月6日，在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价格听证会，由5名消费者代表和5名生产者面对面讨价还价，共同确定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的价格。
听证会开了两个半小时，整个过程非常有趣——生产者代表赵百福一开口就是“叫我说就是多少都行，多少给个价钱够本，够俺种庄稼就行”。另一位代表提出了每斤大米需要花费1.71元的成本，只要高于该价格就行；而消费者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漱兰认为南马庄提出来的成本过低，合理价格应当在2.22元到2.35元之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正河认为该价格还有许多间接成本没有算进去，建议提高价格到每斤2.5元。
温铁军在总结中赞扬该听证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买卖双方平等谈价的听证会，是在有组织内部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形成对等谈判和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合理的契约关系。“如果大家都愿意从这一步的参与开始，依靠社会组织发育来逐步调整我们的制度，中国将告别早期的、无序的那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强大消费者”运动
“城里压低价格，只要那种伤害健康的低价食品，市民好像占了便宜，但其结果只能是农民更加用化学方式生产；”温铁军认为，新农村建设试验的出路，必须有城市市民参与的强大消费者运动相配合，以城乡良性互动取代城乡恶性循环，给农民以出路，市民才有活路。
2006年12月26日，“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揭牌。2007年4月30日，以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的消费者和国仁绿色联盟的生产合作社为基础，成立了“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并于同年10月15日在北京林业大学北路一高档社区旁的好运顺茶叶店门前揭牌。2008年5月，非赢利企业“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注册成立。至于“国仁”的释义，温铁军表示，在国内有“国人”的意思，国外翻译为“Green”，“绿色”的意思。
“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一共有300股，包含生产合作社的集体股和消费者社员的个人股，除温铁军、何慧丽外，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柯马凯、北京商业干部管理学院院长杨谦也是发起人和股东之一。但经历一些曲折后，发起强大消费者运动的重担，最后落在河北姑娘石嫣身上。
石嫣是温铁军的博士生。此前学农六年，2008年被国际组织安排到美国明尼苏达州Earthrise生态农场学习半年，才真正爱上了农业。石嫣介绍，她所学习的社区支持农业的核心就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在生产过程中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温铁军表示，这是一种在基于公平贸易的前提之下，是在市民消费合作运动的共同参与行为中形成的市民支援农业的组织， “是美国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严重地造成了食品不安全，使得美国普通公民的健康受到了相当大程度影响”的结果。
2009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与海淀区政府签订协议，在海淀区苏家坨镇后沙涧村共建产学研基地，具体由黄志友、石嫣等国仁城乡科技发展中心人员启动小毛驴市民农园项目。主要致力于社区支持农业及生态农业技术的咨询与推广、推动农村生产合作社与城市消费者合作平台的建立等工作。
“每周六清晨，所有的志愿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从摘菜开始，然后清洗、配送、装箱，然后我们再出车配送到城市当中的每一个家庭里去。每次配送我们还有一张简报，跟大家沟通，告诉消费者农场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石嫣表示，一年来，她和许多同事知道了食品是从哪里来的，这里还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系。
“钟声”是北京某小区的居民，从2009年初开始，他和小区里有共同想法的几户居民联合，建立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自取小组，平时交换取菜，几个家庭还通过此活动加强了联系，还为孩子组织了免费的绘画班、舞蹈班，让邻里关系走向了良性发展。 “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万里长城没有人敢拆。人与人之间不仅是一墙之隔，还有内心的隔阂。只有不信任解体了，心理的墙才会倒塌。”他感谢小毛驴在2009年“给了我们一个拆墙的机会”。
石嫣介绍，2009年共有7名实习生和50多名志愿者参加了农场的劳动，54户北京家庭成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员，海淀区以及陕西、河南、广西、广东等地一些政府领导到农场进行了参观，80多家海内外媒体不约而同地正面报道，超过100位国际友人考察过小毛驴并给予了肯定。2010年，已经有近300户北京市民家庭提交了加入申请。
北京市海淀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贾德友认为，小毛驴农园项目创新了农业的经营模式。“原来，生产方面不管是使用原材料还是加工材料。农业提供的都只是原材料。咱们小毛驴这个农庄，让市民直接参与进去。它为市场提供的不是简单的农产品，而是在传递更多的生态理念，提供更加安全的农产品，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为农民的增收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表示，最近热映的大片《2012》地球毁灭的时候，美国组织建造几个救命的方舟，但只有巨富才能上船，城乡互助就好似在美国组织制造的方舟之外由市民和农民合作建造的一条小船， “那个方舟我们坐不起，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小小的船，这些船可以使我们在未来获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