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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洲案”把外资银行个人财富管理的内幕推向前台，其中所暴露出的客户对于理财产品风险的低估，以及外资银行利用金融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所从事的违规操作，亦是触目惊心
全球金融危机四年后，一些国家依然没能从“去杠杆化”的泥潭中爬出来。那些曾经购买过境外理财产品的中国顾客，在承受财富缩水痛苦的同时，还多了一份对银行理财的失望。
现年49岁的宋文洲，2008年在渣打银行（北京）有限公司中关村支行（以下简称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买入将近6000万元的理财产品时，他并没有料到四年后，账户上的余值只剩下450多万元，而且这笔钱在今年3月末，突然从银行账户上消失。
“如果银行按照合同行事，亏损多少我都认了。”宋文洲说，“但是他们欺骗了我。”
近年来，外资银行境外理财产品纠纷不断，但大多以客户和银行的“私了”和解结束。“宋文洲案”由于涉及金额巨大，双方态度强硬，最终诉至法院，从而把外资银行个人财富管理的内幕推向前台，其中所暴露出的客户对于理财产品风险的低估，以及外资银行利用金融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所从事的违规操作，亦是触目惊心。
6000万如何亏成450万？
2008年2月23日，在一通国际长途电话里，身在日本东京的宋文洲与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的工作人员签订了《代客境外理财协议》（以下简称协议）。3月11日，在协议的框架下，双方又签订了两份有关具体产品的产品说明书，投资总额为6000万元。
多年的海外工作经历，让宋文洲对发达国家的银行比较放心。宋文洲1985年考取公派日本留学，后在北海道大学获得土木结构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日本成立软脑公司。这家公司在日本创业板和主板上市后，宋文洲出售他所持有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票，套现数亿美元。
上述协议中，宋文洲购买的两款理财产品为：“聚通天下代客境外理财系列——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投资产品”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主要用于投资欧美股市，至于选择什么股票，可以由客户自己来定。
境外代客理财产品，也称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理财产品。2007年起，在政策环境的鼓励下，外资银行QDII产品开始在中国发售，其中渣打银行发行了较多挂靠股票的高风险QDII结构性票据产品。
以理财子计划QDSN08012E为例，该产品将所募集之款项投资于境外产品——美林1.5年期欧元银行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票据，在该可转换票据到期时，投资者可视具体情况，选择赎回还是继续转入下一阶段投资。
宋文洲最后圈定了4只金融类股票：花旗集团、美国国际集团、高盛和摩根大通。后来，在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中，这四家金融公司成为重灾区，股票市值大幅缩水。
宋文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前他已经向渣打银行的工作人员说，这笔资金只做短期投资。签约时，对方在电话中表示可以随时赎回。当年5月19日，也就是买入上述两款产品的两个多月后，宋要求赎回，却遭到渣打银行方面的拒绝。
渣打银行拒绝的理由是，根据此前的协议，这两款产品在2009年9月之前均不得赎回。原来，在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的产品说明书中，把投资分为了A、B两个阶段，其中，A阶段为期一年半，在此期间投资不可赎回，只有转到B阶段后才能自由赎回。
宋文洲当时并不知道，在产品说明书中还有这样的规定。由于双方当时是电话签约，因此，宋称并未看过相关产品说明书，只知道投资思路比较激进。后来，宋反思自己在投资上过于马虎。首先，电话签约按现行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是不允许的；其次，银行方面也没有按照投资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向宋说明这两款产品可能包含的风险。
围绕着这两款理财产品是否可以随时赎回，双方坚持己见。
此时，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朝向纵深发展，波及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眼看着投资的股票在不断下跌，却不能终止投资。宋文洲最终在2008年9月，把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告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次年，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退还宋文洲两款理财产品本金共计约5922万。若双方服从判决，宋文洲的损失可以控制在百万以内。但双方不服，宋文洲又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此后两年多，宋文洲着手收集证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当时电话签约的录音，但银行一直拒绝提供录音备份，称其涉及商业机密。后来得知，宋文洲的妹妹在银行听录音合同时，悄悄做了录音，里面清晰地传出银行工作人员称随时可以赎回的语句。当时做这单业务的经理，此时已经从渣打银行离职，但在宋文洲的多次游说下，最终答应为其出庭作证。此间，宋文洲还咨询了国内的很多律师、金融界的专家。
2011年7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合同解释的角度看，A子计划也可以提前赎回，并作出了终审判决：解除宋文洲和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签署的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两款产品合同的产品说明书，判决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赔偿宋文洲的投资损失约5320多万元。
此时，宋文洲为这场官司支付的咨询和律师费用达1200多万元。接近6000万元股票的最初投资的四只股票，市值已经缩水到450万元上下。
争议450万余值归属权
双方的纷争并未止于终审判决。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时，法院曾询问双方，是选择赔偿损失，还是让银行赔偿全部本金同时保留剩余理财产品。当时，渣打银行坚持只能赔偿损失。最终宋文洲答应了银行的方案。
了解此案的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余值的归属问题，还需要看终审判决书对余值的计算方式。对此，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写道：“故（赔偿的）具体数额，应以宋文洲提出赎回申请之日，至理财产品由A子计划转为B子计划，首次开放赎回日的申请为准。”
由于法院判决书并未提及余值问题，最终为现在的双方争端埋下隐患。
今年3月末，当宋文洲向渣打银行提出，提取前述两款境外理财产品投资账户的余值时，对方告知合同已经中止，余值归属渣打银行。4月17日，渣打银行发给宋文洲的书面回复称，（针对这两款产品）“已不具有任何给付义务 ”。
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的相关工作人员拒绝就此事置评。渣打银行中国区公关总监汪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此案公司仍然维持此前的解释：银行已经依法如期、完全履行了生效判决，对所谓余值的主张已经超越了生效判决内容，于法无据。
宋文洲的维权仍然在继续。从5月初开始，他连续向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林清德发出了六封公开信，索要余值。
理财产品的灰色地带
宋文洲并不是唯一和渣打银行打官司的客户。
不止是渣打银行，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风险。2011年11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上海银监局官员点名批评了几家外资行的理财产品巨亏。部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巨亏，既与投资市场波动有关，也与产品的投资风格密不可分，而非专业的投资者往往并不能认识到，不同理财产品之间的风险差异。
一位国内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销售总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销售人员为了追求业绩，在销售过程中，往往会把预期收益率夸大，而很少提及风险，但是在具体的产品说明书中却把权责分得明明白白，由于理财产品的结构涉及非常复杂，很多客户在签合同之前，并无专业能力看懂这些产品说明书。宋文洲就表示，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这两款产品说明书，他至今也没完全看明白。
这并非少数高端财富人群所面临的问题。据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和普益财富联合发布《2011年度银行理财能力排名报告》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总额，已经接近17万亿元。
理财产品正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热点。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金融保险服务投诉3919件。
这样一个庞大的理财产品市场，却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直到2011年10月9日，银监会正式印发《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行业的监管标准才正式明确。
该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对拟销售的理财产品自主进行风险评级，强化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特别是对防范欺诈销售作出了细致的规定，诸如该办法第十四条中规定，不得在未提供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使用“业绩优良”“名列前茅”“位居前列”“最有价值”“首只”“最大”“最好”“最强”“唯一”等夸大过往业绩的表述。
投资者的热情也正在冷却。银率网数据库显示，今年4月各商业银行共发行理财产品2002款，发行量微降。而从产品收益率上看，除投资期限1个月的产品外，其他短期产品的收益率全线下跌。随着2012年5月18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银行资金压力减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将面临更为不确定的未来。
全球金融危机四年后，一些国家依然没能从“去杠杆化”的泥潭中爬出来。那些曾经购买过境外理财产品的中国顾客，在承受财富缩水痛苦的同时，还多了一份对银行理财的失望。
现年49岁的宋文洲，2008年在渣打银行（北京）有限公司中关村支行（以下简称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买入将近6000万元的理财产品时，他并没有料到四年后，账户上的余值只剩下450多万元，而且这笔钱在今年3月末，突然从银行账户上消失。
“如果银行按照合同行事，亏损多少我都认了。”宋文洲说，“但是他们欺骗了我。”
近年来，外资银行境外理财产品纠纷不断，但大多以客户和银行的“私了”和解结束。“宋文洲案”由于涉及金额巨大，双方态度强硬，最终诉至法院，从而把外资银行个人财富管理的内幕推向前台，其中所暴露出的客户对于理财产品风险的低估，以及外资银行利用金融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所从事的违规操作，亦是触目惊心。
6000万如何亏成450万？
2008年2月23日，在一通国际长途电话里，身在日本东京的宋文洲与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的工作人员签订了《代客境外理财协议》（以下简称协议）。3月11日，在协议的框架下，双方又签订了两份有关具体产品的产品说明书，投资总额为6000万元。
多年的海外工作经历，让宋文洲对发达国家的银行比较放心。宋文洲1985年考取公派日本留学，后在北海道大学获得土木结构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日本成立软脑公司。这家公司在日本创业板和主板上市后，宋文洲出售他所持有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票，套现数亿美元。
上述协议中，宋文洲购买的两款理财产品为：“聚通天下代客境外理财系列——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投资产品”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主要用于投资欧美股市，至于选择什么股票，可以由客户自己来定。
境外代客理财产品，也称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理财产品。2007年起，在政策环境的鼓励下，外资银行QDII产品开始在中国发售，其中渣打银行发行了较多挂靠股票的高风险QDII结构性票据产品。
以理财子计划QDSN08012E为例，该产品将所募集之款项投资于境外产品——美林1.5年期欧元银行股票挂钩可转换结构性票据，在该可转换票据到期时，投资者可视具体情况，选择赎回还是继续转入下一阶段投资。
宋文洲最后圈定了4只金融类股票：花旗集团、美国国际集团、高盛和摩根大通。后来，在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中，这四家金融公司成为重灾区，股票市值大幅缩水。
宋文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前他已经向渣打银行的工作人员说，这笔资金只做短期投资。签约时，对方在电话中表示可以随时赎回。当年5月19日，也就是买入上述两款产品的两个多月后，宋要求赎回，却遭到渣打银行方面的拒绝。
渣打银行拒绝的理由是，根据此前的协议，这两款产品在2009年9月之前均不得赎回。原来，在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的产品说明书中，把投资分为了A、B两个阶段，其中，A阶段为期一年半，在此期间投资不可赎回，只有转到B阶段后才能自由赎回。
宋文洲当时并不知道，在产品说明书中还有这样的规定。由于双方当时是电话签约，因此，宋称并未看过相关产品说明书，只知道投资思路比较激进。后来，宋反思自己在投资上过于马虎。首先，电话签约按现行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是不允许的；其次，银行方面也没有按照投资者可以理解的方式，向宋说明这两款产品可能包含的风险。
围绕着这两款理财产品是否可以随时赎回，双方坚持己见。
此时，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朝向纵深发展，波及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眼看着投资的股票在不断下跌，却不能终止投资。宋文洲最终在2008年9月，把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告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次年，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退还宋文洲两款理财产品本金共计约5922万。若双方服从判决，宋文洲的损失可以控制在百万以内。但双方不服，宋文洲又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此后两年多，宋文洲着手收集证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当时电话签约的录音，但银行一直拒绝提供录音备份，称其涉及商业机密。后来得知，宋文洲的妹妹在银行听录音合同时，悄悄做了录音，里面清晰地传出银行工作人员称随时可以赎回的语句。当时做这单业务的经理，此时已经从渣打银行离职，但在宋文洲的多次游说下，最终答应为其出庭作证。此间，宋文洲还咨询了国内的很多律师、金融界的专家。
2011年7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合同解释的角度看，A子计划也可以提前赎回，并作出了终审判决：解除宋文洲和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签署的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两款产品合同的产品说明书，判决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赔偿宋文洲的投资损失约5320多万元。
此时，宋文洲为这场官司支付的咨询和律师费用达1200多万元。接近6000万元股票的最初投资的四只股票，市值已经缩水到450万元上下。
争议450万余值归属权
双方的纷争并未止于终审判决。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时，法院曾询问双方，是选择赔偿损失，还是让银行赔偿全部本金同时保留剩余理财产品。当时，渣打银行坚持只能赔偿损失。最终宋文洲答应了银行的方案。
了解此案的北京市问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张远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余值的归属问题，还需要看终审判决书对余值的计算方式。对此，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写道：“故（赔偿的）具体数额，应以宋文洲提出赎回申请之日，至理财产品由A子计划转为B子计划，首次开放赎回日的申请为准。”
由于法院判决书并未提及余值问题，最终为现在的双方争端埋下隐患。
今年3月末，当宋文洲向渣打银行提出，提取前述两款境外理财产品投资账户的余值时，对方告知合同已经中止，余值归属渣打银行。4月17日，渣打银行发给宋文洲的书面回复称，（针对这两款产品）“已不具有任何给付义务 ”。
渣打银行中关村支行的相关工作人员拒绝就此事置评。渣打银行中国区公关总监汪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此案公司仍然维持此前的解释：银行已经依法如期、完全履行了生效判决，对所谓余值的主张已经超越了生效判决内容，于法无据。
宋文洲的维权仍然在继续。从5月初开始，他连续向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林清德发出了六封公开信，索要余值。
理财产品的灰色地带
宋文洲并不是唯一和渣打银行打官司的客户。
不止是渣打银行，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都有不同程度的风险。2011年11月，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上海银监局官员点名批评了几家外资行的理财产品巨亏。部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巨亏，既与投资市场波动有关，也与产品的投资风格密不可分，而非专业的投资者往往并不能认识到，不同理财产品之间的风险差异。
一位国内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销售总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销售人员为了追求业绩，在销售过程中，往往会把预期收益率夸大，而很少提及风险，但是在具体的产品说明书中却把权责分得明明白白，由于理财产品的结构涉及非常复杂，很多客户在签合同之前，并无专业能力看懂这些产品说明书。宋文洲就表示，QDSN08012E（CNY）和QDSN08017E（CNY）这两款产品说明书，他至今也没完全看明白。
这并非少数高端财富人群所面临的问题。据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和普益财富联合发布《2011年度银行理财能力排名报告》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总额，已经接近17万亿元。
理财产品正成为消费者投诉的新热点。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金融保险服务投诉3919件。
这样一个庞大的理财产品市场，却长期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直到2011年10月9日，银监会正式印发《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行业的监管标准才正式明确。
该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对拟销售的理财产品自主进行风险评级，强化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特别是对防范欺诈销售作出了细致的规定，诸如该办法第十四条中规定，不得在未提供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使用“业绩优良”“名列前茅”“位居前列”“最有价值”“首只”“最大”“最好”“最强”“唯一”等夸大过往业绩的表述。
投资者的热情也正在冷却。银率网数据库显示，今年4月各商业银行共发行理财产品2002款，发行量微降。而从产品收益率上看，除投资期限1个月的产品外，其他短期产品的收益率全线下跌。随着2012年5月18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银行资金压力减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将面临更为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