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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记忆为她的人生启幕，“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吃的东西”，“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40年舞蹈生涯，她自称守望之人，“小时候就知道跳舞是生命需要”，“我在这里守候，我是守望的人”。她说，我看到事情的真相，太多利益对我没意义。
记者：您出生的时候（1958年）正好赶上3年自然灾害，对于那个时期还有什么印象？
杨丽萍：那个时候都吃不饱，自留地都被没收了，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自己的自留地都不能去。大锅饭，大家都拿一个碗到公共食堂去吃饭。婶婶妈妈她们在地里劳动的时候都偷懒，因为不是自己的地了，她们基本上都是在田埂边上奶孩子、绣花。印象中，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吃的东西，上山摘蘑菇，摘野花，白色的杜鹃花是可以吃的。
记者：记忆中第—次跳舞是什么情形？
杨丽萍：在村子里，比如插秧节，丰收了，其实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因为劳动太辛苦了，大家就一起围着篝火跳。
记者：您是怎么进到西双版纳歌舞团的？
杨丽萍：他们来选。一个团需要有各种民族，要丰富，他们要找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来培训。我们进去的时候都很小。十一二岁，到了1980年就被中央民族歌舞团选到北京去了。
我的舞蹈其实没有多高超
记者：您被选进中央民族歌舞团之后，1986年，您的舞蹈《雀之灵》在全国获得大奖，但是此前为了参赛您遇到很多阻挠和困难，从卖手表制服装，到最后连报名都报不上，重重关卡，一般人会放弃，但您为什么坚持参赛？
杨丽萍：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才一百多块钱，初赛的时候你得做个录像带送过去。那时候还没有DVD，要自己去制作；服装也要自己去制作；你的音乐，也要去自己找人写。
我觉得每一个舞者，或者歌手，或者演员。他们最初都会有一个验证自己在他的艺术门类里面的一个认可。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这是一个认定。认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一个应该走的过程。
记者：我看您之前的一些资料，比如说1971年被选入版纳歌舞团。1980年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1986年凭《雀之灵》一举成名，1889年登上春晚，从此蜚声国内，2000年您重回云南。但是从1989年到2002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却很少听您提及。
杨丽萍：1986年左右自己搞创作，因为一个舞蹈家不可能从小就会创作，除非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我8岁肯定创作不出好的作品，要一直积累，在西双版纳生活了10年左右，然后走出村寨，体验生活。我是白族人。小时候就已经在生活里找到了一种舞蹈的特质，为什么要舞蹈？是生命需要，我的生活里面存在这种感觉。并不是说作为一个舞蹈家，觉得舞蹈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外在的东西。它其实特别内在，因为好像唱歌跳舞都是有出处的，比如佤族人甩头发，他一定是崇拜火，于是就找一种形象，然后用一种艺术的表达来完成他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些情感的抒发。
这个角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恰恰是因为小的时候找到了这个特别准的舞蹈的本源。我的舞蹈其实没有多高超，比起很多舞者其实没什么，不是技巧的问题。它身上散发出的舞蹈的本质和本源让人心动。
所以我没有放弃在西双版纳生活的这10年，我也特别认真地去感受，去学习。在村子里，别人登山我就跟着去，谁家里老人死了大家也会去送葬。但是在西双版纳歌舞团就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十几种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生活的习俗和舞蹈，跟他们同吃同住，我觉得乐趣无比。
很多这种东西都让我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个过程特别重要。中央民族歌舞团是一个国家体制内的、少数民族门类里的最高团体。到那之后慢慢的，视野打开了，看到了世界的东西。之前哪知道有杰克逊，也不知道德国的那些摇滚或者现代舞那些新的东西。你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就会找到自己。1986年开始我就非常清晰地知道，我不会跟着人伴舞或学习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然后就特别专注地找自己的属性，找自己的艺术风格舞蹈风格，然后自己给自己编舞。
跳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记者：2000年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
杨丽萍：也不是离开，我退休了。我到2000年，就属于退休。我是属于一级演员，国家会照顾你，但待在那里被照顾就会变得很懒惰，我不要这样。
之前我有过很多经历，我去过台湾，开过独舞晚会，在国内有晚会的巡演。那时候我非常年轻，开独舞晚会比较大胆。
记者：还挺折腾的。
杨丽萍：不是折腾。是通过舞蹈得到了一个自己，一点都不折腾，因为你每天演出都是一个挺精神的需求。而并不是折腾什么。我觉得跳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全国开独舞晚会，然后到台湾到国外去开独舞晚会。然后上各种媒体。我记得在90年代打开电视，最多的时候每天4个频道在播我。
记者：那时候看到4个频道都在播自己是什么感觉？
杨丽萍：我没什么感觉，但拍得不是太好，录像、角度。
记者：对您采风的经历很感兴趣，听说您当时采风了15个月？
杨丽萍：没有具体的时间，有时间就去。其实我不采，我小时候已经相当熟悉了。
记者：自己会有一个规划的路线吗？
杨丽萍：有，我们会卡在民族活动非常有特征有特点的时候过去，比如说西藏晒大佛的节日，比如说凉山彝族的火把节。石宝山的歌会我们都会去。那个地方叫弥勒，祭火节我们也会过去，只要一有我就去。并不是说我现在才来采风，小的时候我就生活在那里，是再去感知，因为原来的状态和现在不一样。原来只是说去体验去寻找，后来下去的时候不是了，是作为一个编导。我们要寻找到，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在舞台上有表现力。
记者：您在采风途中比如看到那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歌舞或者文化，您会怎么保存记录下来？ 杨丽萍：其实这个行动最早我是和田丰老师一起，他是中央乐团的。他是个北京人，但到云南会着迷。他到了云南，就觉得这些音乐这些歌舞都是宝贝。他首先去采集记载，然后把这些少数民族请到一个传习所，然后邀约我一起加盟，我也特别感兴趣，我们就一起。他的眼光很独到，虽然他是一个作曲家，但他会认知到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是经典的，我们这方面志同道合，所以后来才有了《云南映象》。田丰老师当初是把这个东西保留在一个学校里边，保留住，传承；我是把它搬上舞台，让人直接感受到。
一片森林里面有霞光万丈
记者：挖掘的少数民族的那些文化那些歌舞，可能因为搬到舞台上要众人去欣赏。也不是原汁原味的。也是经过您的设计改造过之后的。您经常提到“原生态”。原生态和不生态的界限在哪？
杨丽萍：我们说的原生态是一种概念，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什么是我们的民族，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状态，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跟自然贴近，我们尊重自然，尊重生活，感受自然，我们保持我们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的特征，就好像一个蔬菜里你上了化肥和不上化肥一样，我们基本上是原汁原味。
我们的舞蹈、我们的歌、我们的服装都是原本的，特别是我们的舞蹈，都是从土地上搬过来的。只不过这个台上没有土，但是大家踏步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踏在土上，就像我每次跳孔雀舞一样。我每次跳舞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有霞光万丈，然后我的翅膀羽翼这么美好。这就是艺术。
如果我是在村子里跳。你能看到我吗？因为你们很烦恼，找不到文化的属性，感受不到我们祖先的东西，所以才需要我们。你们破坏了自然，工作很烦恼，要走进剧场来感受我们给你带来的。再文明的城市我们一去都会有观众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他说原来我们民族的东西这么有感染力，原来杨丽萍这种人她创造了一种舞蹈的样式，能让我在剧场里被洗涤，让心灵安静，让人找到一个精神的回归，这些多么重要啊。一般的人认为民族舞蹈离开那个村子，就没有意义了，你错了。
我们感受到灵魂有了寄托
记者：外界对您还有一个评价是“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的并不天真的艺术家”，商业和艺术，最难兼容的两个事情。在您这里似乎得到完美的结合？
杨丽萍：在2000年以后，人们知道一个电影拍出来一定是要有票房的，2000年以前就是谁爱票房谁不是艺术。我跳《雀之灵》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这个舞蹈出来以后，一定是跟人有关系的，是人需要的，是可以买票来看这个作品的。
我2003年演的《云南映象》一样，走到哪都有票房。你说我们一群人跳了半天舞蹈，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体力，跳了那么多，我们感受到灵魂有了寄托，然后我们跟人没有关系，这是欠缺的。我们是舞台艺术，不是小时候的在篝火边上自娱自乐。
从小我就知道，种瓜必须得瓜，种豆必须得豆，否则你种瓜干什么？你做了一部电影，花了几千万，然后你颗粒无收，这不叫生态，食物链都断掉了。
记者：但其中可能还是一种商业化的资本运作。
杨丽萍：这不是商业，这就是一个食物链，是一个生存法则，因为人们不单要吃饱肚子，灵魂也要吃饱。你们所谓的商业，是一个生存的，简单的，自然界里面，小蚂蚁都懂的——做自己的窝，然后把食物搬回去。然后它们也有娱乐。也有大聚会，有很多仪式，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说变成商业了，这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生态。
世界永远是阴阳协调
记者：练舞的人非常容易弄伤身体，您有没有？
杨丽萍：没有。
杨丽萍：像我这种舞蹈，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没有老师要求我说你必须把那个做到身体的极限。我做的东西都跟自己很适合，我能转十圈我就转十圈，不会多转，我的腿能抬到哪儿就抬到哪儿，我不会去要求自己太多。尽量地把大自然的那种本来的神韵，慢慢地让人去体会。会很有记忆。
记者：会不会去看自己在台上跳舞的录像？
杨丽萍：看，经常看。
记者：看自己十几二十岁跳舞，是什么感觉？
杨丽萍：我觉得不同，就像婴儿一样。他在母亲胎盘里的那个感觉眼他出来的每一个成长期都不一样的。舞蹈也是。你18岁跳的舞蹈和你现在跳的舞肯定不一样，体验不一样，散发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记者：您觉得自己十几二十多岁跳得怎么样？
杨丽萍：挺好，挺质朴的。
记者：您从13岁开始工作，到现在，浮浮沉沉，在世面上“混”过那么长时间，经历和看到过那么多事情，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在您的舞蹈中有怎样的阐释和表达？
杨丽萍：那个《孔雀》的舞剧，我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不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是站在人类、人性共通的角度去做这个舞剧。
记者：那你人生最好的时候呢？
杨丽萍：我都不去想，我很烦去想。
记者：您曾说您认为跳舞最好的年龄是50岁。这跟大多数人的观念不一样。
杨丽萍：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作为一个舞者心越远他越有感知，越丰富。但是他不一定能跳，80岁了他的思想飞起来了，他的理解力很好，但是他的肢体已经不能跳了。
记者：还会再上春晚吗？
杨丽萍：没想，一般我上春晚都是人家来找我。
记者：冯小刚邀请您了吗？
杨丽萍：没有。
记者：好像您每上一次春晚，您的舞蹈作品都会成为经典。
杨丽萍：也有不好的作品，在我的舞蹈里算不好的，但是在春晚里还是行的。
记者：为什么春晚好多年都出不来一个舞蹈经典？
杨丽萍：就好像你作为一个作家，每个作家都是大师，都是好作家，有的人可能写了一百本书也没人买，有的人可能就一本书。
记者：您现在喜欢看什么书？
杨丽萍：我现在比较喜欢看禅方面的，禅。我比较喜欢看像艺术概念，就是叶锦添那种书，就是艺术家自己探讨出一种，认定出一种流派，或者是一种美学的，我们觉得都是搞艺术的人就会很注重这个。
记者：您是女性主义者吗？
杨丽萍：根本就不去想这个，因为我觉得世界永远是阴阳协调，女的太盛了，太厉害了，会失调，阳太盛了也会失调，一定是阴阳才会有协和。如果过多地去主张一种空泛，你知道有了月亮就肯定有太阳，有了闪电就要有雷声，两个东西都在一起，这个就是特别简单的道理。这些东西都是真相，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忘记，我们的记性很差，其实真理，一些窍门，一些道理都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眼前，只是你忽略，你不去看，你看不清。
首届杨丽萍国际舞蹈季
记者：您最近的一个动态，就是首届杨丽萍国际舞蹈季。谈谈这个舞蹈季是怎么样一件事情？
杨丽萍：它不是一个比赛，也不是一个什么欢乐的节日。它可能是一个感觉好像是这个季节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或者这样的一个舞蹈的展示，另外一个季的时候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一季一季的。
记者：当时怎么会想起来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舞蹈季？
杨丽萍：这个也是我们的团队想出来的，还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他们觉得《云南映象》已经十年了，好像人家都认为云南是歌舞之乡，所以在云南没有这么—个舞蹈的节日、舞蹈的季节，是一种欠缺。这其实也是个实验节目，其实我们都不是太清晰怎么主办这么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节日。
我觉得国际舞蹈季实际上想的就是不要光说我们国内的这些舞蹈，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跟国际上的一些接轨。我们要把国际的一些优秀的、经典的或者是非常有想法的、创造性的、或者带试验性的，就方方面面在这个舞蹈季里面让它都有一个展现。
记者：会不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上都享有盛誉的舞蹈盛事。叫“杨丽萍杯”？
杨丽萍：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青年的优秀舞者选拔，我们是第一届，而且我们没有声望，我们是第一次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我们这个节还没有一个更高的认知度。得经过很多年。像戛纳电影节和世界上这些很有名的舞蹈节和舞蹈比赛，都是经过将近四五十年的磨砺才会成熟，我们不可能刚生下来就面面俱到，不会的，肯定要经过很多。我觉得这是很年轻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得成长，他成长到非常好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希望的。至于他真的成长成什么，那是一个希望，要经过历史经过时间的考证，也不要太乐观。
摘自凤凰《年代访》
记者：您出生的时候（1958年）正好赶上3年自然灾害，对于那个时期还有什么印象？
杨丽萍：那个时候都吃不饱，自留地都被没收了，我记得我奶奶都是趁着半夜爬过河去，摘南瓜来给我们煮着吃，自己的自留地都不能去。大锅饭，大家都拿一个碗到公共食堂去吃饭。婶婶妈妈她们在地里劳动的时候都偷懒，因为不是自己的地了，她们基本上都是在田埂边上奶孩子、绣花。印象中，我一直在想怎么去寻找吃的东西，上山摘蘑菇，摘野花，白色的杜鹃花是可以吃的。
记者：记忆中第—次跳舞是什么情形？
杨丽萍：在村子里，比如插秧节，丰收了，其实就是一种自娱自乐，因为劳动太辛苦了，大家就一起围着篝火跳。
记者：您是怎么进到西双版纳歌舞团的？
杨丽萍：他们来选。一个团需要有各种民族，要丰富，他们要找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来培训。我们进去的时候都很小。十一二岁，到了1980年就被中央民族歌舞团选到北京去了。
我的舞蹈其实没有多高超
记者：您被选进中央民族歌舞团之后，1986年，您的舞蹈《雀之灵》在全国获得大奖，但是此前为了参赛您遇到很多阻挠和困难，从卖手表制服装，到最后连报名都报不上，重重关卡，一般人会放弃，但您为什么坚持参赛？
杨丽萍：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才一百多块钱，初赛的时候你得做个录像带送过去。那时候还没有DVD，要自己去制作；服装也要自己去制作；你的音乐，也要去自己找人写。
我觉得每一个舞者，或者歌手，或者演员。他们最初都会有一个验证自己在他的艺术门类里面的一个认可。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这是一个认定。认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一个应该走的过程。
记者：我看您之前的一些资料，比如说1971年被选入版纳歌舞团。1980年进入中央民族歌舞团，1986年凭《雀之灵》一举成名，1889年登上春晚，从此蜚声国内，2000年您重回云南。但是从1989年到2002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却很少听您提及。
杨丽萍：1986年左右自己搞创作，因为一个舞蹈家不可能从小就会创作，除非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我8岁肯定创作不出好的作品，要一直积累，在西双版纳生活了10年左右，然后走出村寨，体验生活。我是白族人。小时候就已经在生活里找到了一种舞蹈的特质，为什么要舞蹈？是生命需要，我的生活里面存在这种感觉。并不是说作为一个舞蹈家，觉得舞蹈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外在的东西。它其实特别内在，因为好像唱歌跳舞都是有出处的，比如佤族人甩头发，他一定是崇拜火，于是就找一种形象，然后用一种艺术的表达来完成他对自然对生命的一些情感的抒发。
这个角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恰恰是因为小的时候找到了这个特别准的舞蹈的本源。我的舞蹈其实没有多高超，比起很多舞者其实没什么，不是技巧的问题。它身上散发出的舞蹈的本质和本源让人心动。
所以我没有放弃在西双版纳生活的这10年，我也特别认真地去感受，去学习。在村子里，别人登山我就跟着去，谁家里老人死了大家也会去送葬。但是在西双版纳歌舞团就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十几种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生活的习俗和舞蹈，跟他们同吃同住，我觉得乐趣无比。
很多这种东西都让我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个过程特别重要。中央民族歌舞团是一个国家体制内的、少数民族门类里的最高团体。到那之后慢慢的，视野打开了，看到了世界的东西。之前哪知道有杰克逊，也不知道德国的那些摇滚或者现代舞那些新的东西。你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就会找到自己。1986年开始我就非常清晰地知道，我不会跟着人伴舞或学习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然后就特别专注地找自己的属性，找自己的艺术风格舞蹈风格，然后自己给自己编舞。
跳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记者：2000年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
杨丽萍：也不是离开，我退休了。我到2000年，就属于退休。我是属于一级演员，国家会照顾你，但待在那里被照顾就会变得很懒惰，我不要这样。
之前我有过很多经历，我去过台湾，开过独舞晚会，在国内有晚会的巡演。那时候我非常年轻，开独舞晚会比较大胆。
记者：还挺折腾的。
杨丽萍：不是折腾。是通过舞蹈得到了一个自己，一点都不折腾，因为你每天演出都是一个挺精神的需求。而并不是折腾什么。我觉得跳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全国开独舞晚会，然后到台湾到国外去开独舞晚会。然后上各种媒体。我记得在90年代打开电视，最多的时候每天4个频道在播我。
记者：那时候看到4个频道都在播自己是什么感觉？
杨丽萍：我没什么感觉，但拍得不是太好，录像、角度。
记者：对您采风的经历很感兴趣，听说您当时采风了15个月？
杨丽萍：没有具体的时间，有时间就去。其实我不采，我小时候已经相当熟悉了。
记者：自己会有一个规划的路线吗？
杨丽萍：有，我们会卡在民族活动非常有特征有特点的时候过去，比如说西藏晒大佛的节日，比如说凉山彝族的火把节。石宝山的歌会我们都会去。那个地方叫弥勒，祭火节我们也会过去，只要一有我就去。并不是说我现在才来采风，小的时候我就生活在那里，是再去感知，因为原来的状态和现在不一样。原来只是说去体验去寻找，后来下去的时候不是了，是作为一个编导。我们要寻找到，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在舞台上有表现力。
记者：您在采风途中比如看到那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歌舞或者文化，您会怎么保存记录下来？ 杨丽萍：其实这个行动最早我是和田丰老师一起，他是中央乐团的。他是个北京人，但到云南会着迷。他到了云南，就觉得这些音乐这些歌舞都是宝贝。他首先去采集记载，然后把这些少数民族请到一个传习所，然后邀约我一起加盟，我也特别感兴趣，我们就一起。他的眼光很独到，虽然他是一个作曲家，但他会认知到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是经典的，我们这方面志同道合，所以后来才有了《云南映象》。田丰老师当初是把这个东西保留在一个学校里边，保留住，传承；我是把它搬上舞台，让人直接感受到。
一片森林里面有霞光万丈
记者：挖掘的少数民族的那些文化那些歌舞，可能因为搬到舞台上要众人去欣赏。也不是原汁原味的。也是经过您的设计改造过之后的。您经常提到“原生态”。原生态和不生态的界限在哪？
杨丽萍：我们说的原生态是一种概念，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什么是我们的民族，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状态，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跟自然贴近，我们尊重自然，尊重生活，感受自然，我们保持我们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的特征，就好像一个蔬菜里你上了化肥和不上化肥一样，我们基本上是原汁原味。
我们的舞蹈、我们的歌、我们的服装都是原本的，特别是我们的舞蹈，都是从土地上搬过来的。只不过这个台上没有土，但是大家踏步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踏在土上，就像我每次跳孔雀舞一样。我每次跳舞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有霞光万丈，然后我的翅膀羽翼这么美好。这就是艺术。
如果我是在村子里跳。你能看到我吗？因为你们很烦恼，找不到文化的属性，感受不到我们祖先的东西，所以才需要我们。你们破坏了自然，工作很烦恼，要走进剧场来感受我们给你带来的。再文明的城市我们一去都会有观众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他说原来我们民族的东西这么有感染力，原来杨丽萍这种人她创造了一种舞蹈的样式，能让我在剧场里被洗涤，让心灵安静，让人找到一个精神的回归，这些多么重要啊。一般的人认为民族舞蹈离开那个村子，就没有意义了，你错了。
我们感受到灵魂有了寄托
记者：外界对您还有一个评价是“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的并不天真的艺术家”，商业和艺术，最难兼容的两个事情。在您这里似乎得到完美的结合？
杨丽萍：在2000年以后，人们知道一个电影拍出来一定是要有票房的，2000年以前就是谁爱票房谁不是艺术。我跳《雀之灵》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这个舞蹈出来以后，一定是跟人有关系的，是人需要的，是可以买票来看这个作品的。
我2003年演的《云南映象》一样，走到哪都有票房。你说我们一群人跳了半天舞蹈，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体力，跳了那么多，我们感受到灵魂有了寄托，然后我们跟人没有关系，这是欠缺的。我们是舞台艺术，不是小时候的在篝火边上自娱自乐。
从小我就知道，种瓜必须得瓜，种豆必须得豆，否则你种瓜干什么？你做了一部电影，花了几千万，然后你颗粒无收，这不叫生态，食物链都断掉了。
记者：但其中可能还是一种商业化的资本运作。
杨丽萍：这不是商业，这就是一个食物链，是一个生存法则，因为人们不单要吃饱肚子，灵魂也要吃饱。你们所谓的商业，是一个生存的，简单的，自然界里面，小蚂蚁都懂的——做自己的窝，然后把食物搬回去。然后它们也有娱乐。也有大聚会，有很多仪式，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说变成商业了，这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生态。
世界永远是阴阳协调
记者：练舞的人非常容易弄伤身体，您有没有？
杨丽萍：没有。
杨丽萍：像我这种舞蹈，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没有老师要求我说你必须把那个做到身体的极限。我做的东西都跟自己很适合，我能转十圈我就转十圈，不会多转，我的腿能抬到哪儿就抬到哪儿，我不会去要求自己太多。尽量地把大自然的那种本来的神韵，慢慢地让人去体会。会很有记忆。
记者：会不会去看自己在台上跳舞的录像？
杨丽萍：看，经常看。
记者：看自己十几二十岁跳舞，是什么感觉？
杨丽萍：我觉得不同，就像婴儿一样。他在母亲胎盘里的那个感觉眼他出来的每一个成长期都不一样的。舞蹈也是。你18岁跳的舞蹈和你现在跳的舞肯定不一样，体验不一样，散发出来的味道不一样。
记者：您觉得自己十几二十多岁跳得怎么样？
杨丽萍：挺好，挺质朴的。
记者：您从13岁开始工作，到现在，浮浮沉沉，在世面上“混”过那么长时间，经历和看到过那么多事情，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在您的舞蹈中有怎样的阐释和表达？
杨丽萍：那个《孔雀》的舞剧，我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不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是站在人类、人性共通的角度去做这个舞剧。
记者：那你人生最好的时候呢？
杨丽萍：我都不去想，我很烦去想。
记者：您曾说您认为跳舞最好的年龄是50岁。这跟大多数人的观念不一样。
杨丽萍：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作为一个舞者心越远他越有感知，越丰富。但是他不一定能跳，80岁了他的思想飞起来了，他的理解力很好，但是他的肢体已经不能跳了。
记者：还会再上春晚吗？
杨丽萍：没想，一般我上春晚都是人家来找我。
记者：冯小刚邀请您了吗？
杨丽萍：没有。
记者：好像您每上一次春晚，您的舞蹈作品都会成为经典。
杨丽萍：也有不好的作品，在我的舞蹈里算不好的，但是在春晚里还是行的。
记者：为什么春晚好多年都出不来一个舞蹈经典？
杨丽萍：就好像你作为一个作家，每个作家都是大师，都是好作家，有的人可能写了一百本书也没人买，有的人可能就一本书。
记者：您现在喜欢看什么书？
杨丽萍：我现在比较喜欢看禅方面的，禅。我比较喜欢看像艺术概念，就是叶锦添那种书，就是艺术家自己探讨出一种，认定出一种流派，或者是一种美学的，我们觉得都是搞艺术的人就会很注重这个。
记者：您是女性主义者吗？
杨丽萍：根本就不去想这个，因为我觉得世界永远是阴阳协调，女的太盛了，太厉害了，会失调，阳太盛了也会失调，一定是阴阳才会有协和。如果过多地去主张一种空泛，你知道有了月亮就肯定有太阳，有了闪电就要有雷声，两个东西都在一起，这个就是特别简单的道理。这些东西都是真相，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忘记，我们的记性很差，其实真理，一些窍门，一些道理都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眼前，只是你忽略，你不去看，你看不清。
首届杨丽萍国际舞蹈季
记者：您最近的一个动态，就是首届杨丽萍国际舞蹈季。谈谈这个舞蹈季是怎么样一件事情？
杨丽萍：它不是一个比赛，也不是一个什么欢乐的节日。它可能是一个感觉好像是这个季节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或者这样的一个舞蹈的展示，另外一个季的时候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一季一季的。
记者：当时怎么会想起来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舞蹈季？
杨丽萍：这个也是我们的团队想出来的，还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他们觉得《云南映象》已经十年了，好像人家都认为云南是歌舞之乡，所以在云南没有这么—个舞蹈的节日、舞蹈的季节，是一种欠缺。这其实也是个实验节目，其实我们都不是太清晰怎么主办这么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节日。
我觉得国际舞蹈季实际上想的就是不要光说我们国内的这些舞蹈，我们要做一个就是跟国际上的一些接轨。我们要把国际的一些优秀的、经典的或者是非常有想法的、创造性的、或者带试验性的，就方方面面在这个舞蹈季里面让它都有一个展现。
记者：会不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上都享有盛誉的舞蹈盛事。叫“杨丽萍杯”？
杨丽萍：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青年的优秀舞者选拔，我们是第一届，而且我们没有声望，我们是第一次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我们这个节还没有一个更高的认知度。得经过很多年。像戛纳电影节和世界上这些很有名的舞蹈节和舞蹈比赛，都是经过将近四五十年的磨砺才会成熟，我们不可能刚生下来就面面俱到，不会的，肯定要经过很多。我觉得这是很年轻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得成长，他成长到非常好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希望的。至于他真的成长成什么，那是一个希望，要经过历史经过时间的考证，也不要太乐观。
摘自凤凰《年代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