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里没有美好的事物/它是高速公路上的抢劫，压迫，还有结核病人咳出的血/我的诗里也没有贵气的事物/它是死亡，流汗，还有来福枪的枪托……”这是越南文学工程（Viet Nam Literature Project）创始人Dan Duffy最喜欢的一首阮志天的诗。因为要写越南流亡诗人阮志天的讣闻，我试着给Dan写信提问，其中一个问题是：“有人觉得，阮的诗歌太过直白，失去了美感。你怎么看？”在回信里，他引用德国作家布莱希特（Bert Brecht）的话作为回答：“如果有人说你不是诗人，你就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人类。”
　　一位共产主义世界的流亡者和一位马克思主义作家隔空站在了一起，显示出文学对政治的无可逃避——写作此稿时，互联网上关于莫言的争论仍未停止——关于这件事情，我的一位台湾朋友说：无需用“现实政治”的角度思考所有事情，但切莫忘记所有事情的“政治意义”。
　　那些为作家辩护，要求“让文学的归文学”的人，或许有意无意窄化了“政治”的含义，但更糟糕的恐怕还是那些拿着“现实政治”的尺子对着作家比划的人。即便是Dan也在邮件里特别说明：与布罗茨基类似，阮志天对诗性语言的雕琢，使只有懂得他们母语的人才能真正欣赏他们的创作（我用大白话演绎一遍：即便骂人，也请骂得有音律美），而我们这里一些可爱的喜欢借酒浇愁的人儿，却只看到阮志天的某一品性（譬如，“爱自由”，这当然没错），从而急吼吼地给诗人画出一幅“标准像”——这样的事情见得多了不免心生忧虑：你会觉得他们满怀热情与道德感，却把世间最美好的事物都变成了一些符号和姿态，而他们所追求的，至少在旁人眼里，也凝固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
　　羽戈曾在《签名，还是不签名？——关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一文里，分析昆德拉和哈维尔对于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不同态度：哈维尔认为应该签，因为这是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开始，也能拓宽公民社会的生存界限，终将令权力者收回利齿。而昆德拉则抵制某种大义凛然的道德强化，他恐惧的是一种冠以自由民主之名的专制主义。而最终，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他们能够理解彼此，他们的分歧是生活方式的分歧，而不涉及道德（勇敢VS怯懦），在追求自由上，他们依旧是同路人。
　　阮志天去世后，我搜索了西方和越南的媒体，越南媒体只字未提（一位朋友的朋友，越南前媒体人，抱歉地给我回信：“不好意思啊，其实我都没听过他的名字”），而英美大报基本都刊登了他的讣闻。再进一步搜索，有意思了，虽然阮志天1995年即流亡美国，但几乎找不到除了讣闻之外的其他主流媒体报道，而即便是讣闻，也能看出他们对他有多陌生（《经济学人》甚至弄错了他在英国使馆内的细节），可以想见，大多数流亡者，只在两个很短的时间段里“存在”：从到达那一刻起，他们就被期待成为一个符号，一副“标准像”，永远摆出固定的POSE，直到逝去。
　　驱赶他们的权力者自然是“万恶之源”，可是他们也无法包揽世间的荒谬。索尔仁尼琴在《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描述了自己流亡之初的感受：我再也不想发表任何声明了！但西方媒体还是蜂拥而至，希望他说点儿什么。说什么呢？“说我身处自由世界感到十分高兴？或是说，我非常喜欢德国的公路？”可是，“一切重要的内容我在莫斯科都说过了。”他后來到了苏黎世，媒体也一路追到瑞士，某个黄昏，天完全黑了后，他来到房子背面的阳台，想透透气，突然，强烈的探照灯亮了起来，他又被记者们逮住了。他拒绝他们拍的标准像，从阳台离开了，“又吃了几颗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