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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到访武汉的欧洲城市发展署城市问题高级顾问皮特·格雷先生说，这里有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宽三倍的大道，这里有比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莫斯科红场还大八倍的江滩广场，这里有比世界最好的韩国世界杯场馆还宏伟的体育场，这里有胜过世界最壮观的芝加哥城市天际线的建筑群，这里有比联合国所在地瑞士日内瓦湖更美丽的东湖，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这里一切都有可能……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由此被推向“两型社会”建设的最前沿。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通过科技手段，在小区、园区、企业实施，世界上已经很多成熟的经验，但是一个特大型城市，从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的角度，能作为样板的，还没有。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说： “这等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这就是武汉的新机遇。
去年底，国家批复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武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近一年来，武汉在“两型社会”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为其它城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人们普遍以为，经过东部开放、东北振兴和西部开发等战略布局后，中部的政策倾斜阶段终于到来。
武汉人则不断笑答：没有优惠政策，没有所谓特区，没有真金白银，只有“先行先试”。
“没有国家的优惠政策，却拥有创新权；没有明显的政策边界，就是比传统特区更好的政策。”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说。
其实，武汉历史以来，就毫不畏惧改革与创新，而且对于尚有历史记忆的武汉人来说，“没有明显政策边界的创新权”，这可能是最大的激励了。
1984年武汉市启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并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这项改革当时是国内省会城市第一家。改革对武汉的作用立刻显现，“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等知名品牌一时鹊起，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名噪一时，作为国有企业的武汉柴油机厂还大胆聘请德国人格里希当厂长。
去年底，国家批复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鼓励武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为武汉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不过，这次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似乎有些不同。一方面，人们常常容易将其简单地与环保达标、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和生态城市评选简单画上等号，而这些无一都是要花不小成本的事情，对于一个经济水平已经不在一线的城市，仿佛更加意味着发展的制约；而且，沉寂多年之后，武汉人是否还有锐意果敢的进取精神。
“毋庸置疑，发展不够仍然是武汉的最大实际，发展始终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但是，当前和今后，我们所说的发展，其内涵和模式已经不同。武汉的发展必须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符合‘两型社会’要求的发展。”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说，因为武汉市太需要这个机会“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城市功能的提升”。
可以说，这是一次契机，虽然是一次没有具体优惠政策的契机。
目前，武汉市委、市政府已经成立了“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工作专班，各区、市直有关部门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并在全市广泛开展“我为武汉综合配套改革献一策”主题活动，准备群策群力，大干一场，还组织代表团到天津、深圳、广州等地考察，学习先进地区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经验。
“两型”推动结构调整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说，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是武汉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武汉原来的四个支柱产业，钢铁、汽车、石化、电子信息， 是多年积累的产业特色和今后发展的良好基础。但是，这个结构的重化工业色彩比较明显，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依然太高，达到73%，大大高于轻工业的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
同时，数据显示，2007年武汉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为1.27吨标煤，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处于相对落后位置，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相比，距离更远（浦东新区为0.263吨标煤，滨海新区万元工业GDP能耗仅为0.23吨标煤）。武汉市电耗、用水量等指标也高于国内先进城市水平。全市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是14.04万吨、4.77万吨、1.44万吨、0.82万吨。
而“两型社会”建设恰恰可以推动加快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武汉市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能源“瓶颈”制约，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根据武汉自身的基础、竞争能力、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近来又提出建设先进装备制造、能源环保、创意、现代物流等四个新的千亿元产业，“8～10个百亿元以上产业，将形成构建‘两型社会’发展的产业基础。”
“这种调整，解决的是整个产业结构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解决原有产业的节能降耗问题，是从产业布局、空间布局、城市功能、战略定位等入手。在推进‘两型社会’的发展建设上，不从高处大处着眼是不行的。”杨松书记说。
与此同时，中心城区也已经加快工业企业向五大制造业板块的搬迁改造，腾出空间加快服务业发展，逐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如江汉区、江岸区着力打造武汉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区；而开发区和远城区主动承接沿海地区和武汉市中心城区工业转移，提升工业主体地位，保持高技术产业强势增长。
从产业发展看，七个市级都市工业园区目前逐步从以机械制造、印刷、钢结构、医药化工等传统产业为主，向科技型、总部型、生产服务型产业发展。记者看到，城市西边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城市轻轨的高架桥已经横空越过，未来这里将有大变化。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自是“两型社会”的题中之义。今年4月，武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循环经济在武汉，既要发挥其作为新兴产业对GDP的贡献，同时也将作为整个社会产业调整的引导者和资源的盘活者。
“比如产业链的大循环，”杨松书记说，“最近我在青山区调研时发现，武石化、武钢、船舶制造、工业建材之间就可以形成一个产业循环链，高炉废渣可以作为建材工业原料，电厂的粉煤灰可以进入水泥生产，武钢的余热可以给武石化用，等等。这样产业间就循环起来了，可以节约能源资源，又利于环保。”
“两型”促进思想解放
据说，到任武汉后，杨松书记就和阮成发市长率武汉市党政代表团到天津、深圳、广州学习考察，“震动很大，感触很深。”杨松书记惊讶于武汉与三城市发展的差距非常之大，2007年武汉市GDP分别为三市的62.6%、46.4%和44.6%，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仅为三市的41.0%、33.7%和42.4%。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何在？
“我看，最关键的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三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时俱进地不断解放思想，用解放思想的智慧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杨松书记说。
这次机遇，虽然不是武汉的发展特权，但的确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加速器”，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我们唯有以解放思想的勇气、只争朝夕的精神、科学务实的举措，才有可能抓紧抓出成效。”
思想的解放，对所有生活在武汉的人来说，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落实在实践中，却要通过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层面，一个是城市的主人——市民层面。
对于管理者而言，则是关于如何为官的问题。杨松书记说，“两型社会”的建设，促使我们要建立一个民本理念的服务型政府，坚决破除“官本位”观念，尤其是要重树经济发展中的“企业本位”的思想。
1923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提出了“美国的事业是企业”的著名论断。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提供就业岗位的主体，也自然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
“我们一些官员为企业服务意识不够强，往往认为企业围着自己转才有‘胃口’，自己围着企业转就没有形象；企业发展软环境较差，吃拿卡要甚至恶意刁难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企业稍有发展，各种名目的检查铺天盖地，对企业成长支持不够，保护企业发展壮大的意识不强；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歧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未根本解决；这严重阻碍了企业乃至全市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武汉市各级政府部门在“亲商、重商”理念，采取务实之举改善发展软环境，促进商业发展方面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世界银行2004年公布的一份对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武汉市场的贸易壁垒是最低的。
而武汉现在要做的是，将这样的理念从商业领域延伸到促进产业发展领域。在此之上，方可以论及对企业家的尊重、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鼓励，也才可以实行有效的制度创新。
要营造敢闯敢试的氛围，坚持鼓励创新的导向，杨松书记说，“对于官员的选拔也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进行。鼓励创新，容忍失败。”
而对于如何为民来说，首先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恐怕是当务之急。
“两型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联系着整个社会，牵动千家万户，与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娱乐休戚相关，又是普遍的、经常的、大量的、无时不在的，具有社会性、复杂性、反复性特点，“所以，必须要形成全民参与、合力推动的局面。”
武汉市已围绕大力建设“两型社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两型社会”发展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社会氛围渐渐浓厚。
记者看到，武汉街头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文明宣传，向市民提倡健康、文明、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宣传也不再是以禁止的口吻或者命令方式，而是以一种唤醒人们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语气。
当然，要使市民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支持者，还需要让他们成为受益者。所以，“必须始终围绕解决民生问题来展开，而不是两张皮。”杨松书记说，每个群众从自己每一年生活收入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的不断美化优化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两型社会”建设的好处，这样，市民就会成为更加主动的建设者。“这是最重要的标准。”
据了解，上半年以来，武汉市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增加值净增额分别占全市GDP净增额的48.5%和40.5%。可以看到，人们在为家乡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将很快体会到身处中国最大的“两型社会”城市的福祉。
继续做大武汉
今年9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这是国内第一个启动综改试点的城市圈(群)。
国务院并要求“武汉城市圈”内建立政府间高效的协调机制，建立多层级联系会议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区域规划。
“武汉城市圈”由“1+8”9座城市组成，是指在以武汉市为中心的100公里半径内，整合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天门、潜江、仙桃、咸宁8个中小城市，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
“武汉要通过7～8年的努力，进入GDP万亿元城市俱乐部。”杨松书记认为，只有发挥武汉在城市圈中的龙头和辐射作用，同时增强武汉城市圈内“1+8”城市在产业、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关联度，才能通过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如果武汉不发挥龙头作用，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建设就活不起来。”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由此被推向“两型社会”建设的最前沿。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通过科技手段，在小区、园区、企业实施，世界上已经很多成熟的经验，但是一个特大型城市，从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的角度，能作为样板的，还没有。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说： “这等于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这就是武汉的新机遇。
去年底，国家批复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武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近一年来，武汉在“两型社会”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为其它城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人们普遍以为，经过东部开放、东北振兴和西部开发等战略布局后，中部的政策倾斜阶段终于到来。
武汉人则不断笑答：没有优惠政策，没有所谓特区，没有真金白银，只有“先行先试”。
“没有国家的优惠政策，却拥有创新权；没有明显的政策边界，就是比传统特区更好的政策。”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伍新木说。
其实，武汉历史以来，就毫不畏惧改革与创新，而且对于尚有历史记忆的武汉人来说，“没有明显政策边界的创新权”，这可能是最大的激励了。
1984年武汉市启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并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这项改革当时是国内省会城市第一家。改革对武汉的作用立刻显现，“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等知名品牌一时鹊起，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名噪一时，作为国有企业的武汉柴油机厂还大胆聘请德国人格里希当厂长。
去年底，国家批复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鼓励武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为武汉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不过，这次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似乎有些不同。一方面，人们常常容易将其简单地与环保达标、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和生态城市评选简单画上等号，而这些无一都是要花不小成本的事情，对于一个经济水平已经不在一线的城市，仿佛更加意味着发展的制约；而且，沉寂多年之后，武汉人是否还有锐意果敢的进取精神。
“毋庸置疑，发展不够仍然是武汉的最大实际，发展始终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但是，当前和今后，我们所说的发展，其内涵和模式已经不同。武汉的发展必须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符合‘两型社会’要求的发展。”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说，因为武汉市太需要这个机会“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城市功能的提升”。
可以说，这是一次契机，虽然是一次没有具体优惠政策的契机。
目前，武汉市委、市政府已经成立了“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工作专班，各区、市直有关部门也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并在全市广泛开展“我为武汉综合配套改革献一策”主题活动，准备群策群力，大干一场，还组织代表团到天津、深圳、广州等地考察，学习先进地区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经验。
“两型”推动结构调整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说，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是武汉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武汉原来的四个支柱产业，钢铁、汽车、石化、电子信息， 是多年积累的产业特色和今后发展的良好基础。但是，这个结构的重化工业色彩比较明显，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依然太高，达到73%，大大高于轻工业的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
同时，数据显示，2007年武汉市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为1.27吨标煤，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处于相对落后位置，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相比，距离更远（浦东新区为0.263吨标煤，滨海新区万元工业GDP能耗仅为0.23吨标煤）。武汉市电耗、用水量等指标也高于国内先进城市水平。全市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是14.04万吨、4.77万吨、1.44万吨、0.82万吨。
而“两型社会”建设恰恰可以推动加快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武汉市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能源“瓶颈”制约，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根据武汉自身的基础、竞争能力、发展潜力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近来又提出建设先进装备制造、能源环保、创意、现代物流等四个新的千亿元产业，“8～10个百亿元以上产业，将形成构建‘两型社会’发展的产业基础。”
“这种调整，解决的是整个产业结构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解决原有产业的节能降耗问题，是从产业布局、空间布局、城市功能、战略定位等入手。在推进‘两型社会’的发展建设上，不从高处大处着眼是不行的。”杨松书记说。
与此同时，中心城区也已经加快工业企业向五大制造业板块的搬迁改造，腾出空间加快服务业发展，逐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如江汉区、江岸区着力打造武汉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心区；而开发区和远城区主动承接沿海地区和武汉市中心城区工业转移，提升工业主体地位，保持高技术产业强势增长。
从产业发展看，七个市级都市工业园区目前逐步从以机械制造、印刷、钢结构、医药化工等传统产业为主，向科技型、总部型、生产服务型产业发展。记者看到，城市西边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园，城市轻轨的高架桥已经横空越过，未来这里将有大变化。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自是“两型社会”的题中之义。今年4月，武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循环经济在武汉，既要发挥其作为新兴产业对GDP的贡献，同时也将作为整个社会产业调整的引导者和资源的盘活者。
“比如产业链的大循环，”杨松书记说，“最近我在青山区调研时发现，武石化、武钢、船舶制造、工业建材之间就可以形成一个产业循环链，高炉废渣可以作为建材工业原料，电厂的粉煤灰可以进入水泥生产，武钢的余热可以给武石化用，等等。这样产业间就循环起来了，可以节约能源资源，又利于环保。”
“两型”促进思想解放
据说，到任武汉后，杨松书记就和阮成发市长率武汉市党政代表团到天津、深圳、广州学习考察，“震动很大，感触很深。”杨松书记惊讶于武汉与三城市发展的差距非常之大，2007年武汉市GDP分别为三市的62.6%、46.4%和44.6%，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仅为三市的41.0%、33.7%和42.4%。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何在？
“我看，最关键的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三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时俱进地不断解放思想，用解放思想的智慧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杨松书记说。
这次机遇，虽然不是武汉的发展特权，但的确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加速器”，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我们唯有以解放思想的勇气、只争朝夕的精神、科学务实的举措，才有可能抓紧抓出成效。”
思想的解放，对所有生活在武汉的人来说，目标是一致的，但是落实在实践中，却要通过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层面，一个是城市的主人——市民层面。
对于管理者而言，则是关于如何为官的问题。杨松书记说，“两型社会”的建设，促使我们要建立一个民本理念的服务型政府，坚决破除“官本位”观念，尤其是要重树经济发展中的“企业本位”的思想。
1923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提出了“美国的事业是企业”的著名论断。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提供就业岗位的主体，也自然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
“我们一些官员为企业服务意识不够强，往往认为企业围着自己转才有‘胃口’，自己围着企业转就没有形象；企业发展软环境较差，吃拿卡要甚至恶意刁难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企业稍有发展，各种名目的检查铺天盖地，对企业成长支持不够，保护企业发展壮大的意识不强；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歧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未根本解决；这严重阻碍了企业乃至全市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武汉市各级政府部门在“亲商、重商”理念，采取务实之举改善发展软环境，促进商业发展方面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世界银行2004年公布的一份对国内23个城市投资环境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武汉市场的贸易壁垒是最低的。
而武汉现在要做的是，将这样的理念从商业领域延伸到促进产业发展领域。在此之上，方可以论及对企业家的尊重、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鼓励，也才可以实行有效的制度创新。
要营造敢闯敢试的氛围，坚持鼓励创新的导向，杨松书记说，“对于官员的选拔也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进行。鼓励创新，容忍失败。”
而对于如何为民来说，首先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恐怕是当务之急。
“两型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联系着整个社会，牵动千家万户，与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娱乐休戚相关，又是普遍的、经常的、大量的、无时不在的，具有社会性、复杂性、反复性特点，“所以，必须要形成全民参与、合力推动的局面。”
武汉市已围绕大力建设“两型社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两型社会”发展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社会氛围渐渐浓厚。
记者看到，武汉街头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文明宣传，向市民提倡健康、文明、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宣传也不再是以禁止的口吻或者命令方式，而是以一种唤醒人们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语气。
当然，要使市民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的参与者、支持者，还需要让他们成为受益者。所以，“必须始终围绕解决民生问题来展开，而不是两张皮。”杨松书记说，每个群众从自己每一年生活收入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的不断美化优化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两型社会”建设的好处，这样，市民就会成为更加主动的建设者。“这是最重要的标准。”
据了解，上半年以来，武汉市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增加值净增额分别占全市GDP净增额的48.5%和40.5%。可以看到，人们在为家乡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将很快体会到身处中国最大的“两型社会”城市的福祉。
继续做大武汉
今年9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这是国内第一个启动综改试点的城市圈(群)。
国务院并要求“武汉城市圈”内建立政府间高效的协调机制，建立多层级联系会议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区域规划。
“武汉城市圈”由“1+8”9座城市组成，是指在以武汉市为中心的100公里半径内，整合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天门、潜江、仙桃、咸宁8个中小城市，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
“武汉要通过7～8年的努力，进入GDP万亿元城市俱乐部。”杨松书记认为，只有发挥武汉在城市圈中的龙头和辐射作用，同时增强武汉城市圈内“1+8”城市在产业、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关联度，才能通过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
“如果武汉不发挥龙头作用，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建设就活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