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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员落马成为新常态，官员悔过书也渐渐成为常见文体。以大数据的思维来分析这些文本，竟然发现话语体系已经有了固定模式：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党性锻炼不够，廉政防线不牢；理论学习不够，法律意识不强；个人私欲膨胀，终成金钱奴隶……同质化的高频词语早已屡见不鲜。而程式化的三段式主题，甚至是所谓的通用模板，更是让看官们目瞪口呆。一起跟著大数据围观这“不忍直视”的官场话语。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不用搜索，想必多数人也能很快判断出，此言出自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他的万字悔过书成为典型教材。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大大小小的落马官员在面对裁决时，手执悔过书，这小小纸片不乏“学问”可究。且用大数据来分析看看落马“老虎”们的忏悔书！
官员忏悔书的话语体系已经生成
通过对多个官员忏悔书的分析和统计，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原来此类文本已经呈现出了高度同质化的风格，并自成一体生成了“独具一格”的话语体系。而这套体系有两个鲜明的风格。
第一，高频词语同质化。
落马官员自陈堕落缘由时，总能发现，他们堕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更是信手拈来。
官员忏悔在词语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在进行过公开忏悔的至少53名落马官员中，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范例：
中共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虽是“农民的儿子”，后来却“忘记了党的培养”，“走上了歧路”。
第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似的讲出来。
最后一步，“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
范例：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
官员悔过书通用模板出炉
通过以上分析，凤凰网编辑熊志总结出了官员悔过书通用的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
超越官方话语体系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心机
当然，在通用模板的基础上，不同的落马大老虎也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而且在这些个人风格的背后，还夹带着官员的“心机”。
第一个心机，靠语言战术表功。
在大同小异的官员悔过书中，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有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者。但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换一种隐蔽的形式，功劳还是表了。这种玩文字游戏的表功式风格，可谓是技高一筹。
范例：
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道，“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更多的贡献”是无法兑现了，但“现有的贡献”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
第二重心机，自白中力表才华。
悔过书真的有减轻处罚的作用吗？不尽然，看透这一点儿的官员也开始在别的方面做文章，除了夸耀自己的功绩，展现自己的文采一面也未尝不可。
贪官在案发后写下套话连篇的“悔过书”，通常是为了求得从轻处罚，在审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依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或立功情节，法院才可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写“悔过书”既不属于自首，也不属于立功，顶多与“认罪态度良好”沾点儿边，法院一般不会根据这一点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于是，个别官员在悔过书中另辟蹊径，与其让公众关注自己的错误和道歉，不如靠才华吸引眼球，避免将标签仅仅打在“落马官员”上。
范例：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曾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
湖南省株洲市房产局产权处原处长尹春燕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双规”期间，尹春燕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看完大数据视角下的官员悔过书分析，想必看官们都已惊呆。当官员落马成为新常态，“官员悔过书”也渐渐成为常见文体，并自发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语系。然而，在话语体系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与法理命题，有待我们不断深挖。
（摘自《时代周报》）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不用搜索，想必多数人也能很快判断出，此言出自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他的万字悔过书成为典型教材。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大大小小的落马官员在面对裁决时，手执悔过书，这小小纸片不乏“学问”可究。且用大数据来分析看看落马“老虎”们的忏悔书！
官员忏悔书的话语体系已经生成
通过对多个官员忏悔书的分析和统计，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原来此类文本已经呈现出了高度同质化的风格，并自成一体生成了“独具一格”的话语体系。而这套体系有两个鲜明的风格。
第一，高频词语同质化。
落马官员自陈堕落缘由时，总能发现，他们堕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
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更是信手拈来。
官员忏悔在词语使用上的同质，还不止于此。“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在进行过公开忏悔的至少53名落马官员中，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
范例：
中共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虽是“农民的儿子”，后来却“忘记了党的培养”，“走上了歧路”。
第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似的讲出来。
最后一步，“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
范例：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
官员悔过书通用模板出炉
通过以上分析，凤凰网编辑熊志总结出了官员悔过书通用的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
超越官方话语体系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心机
当然，在通用模板的基础上，不同的落马大老虎也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而且在这些个人风格的背后，还夹带着官员的“心机”。
第一个心机，靠语言战术表功。
在大同小异的官员悔过书中，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有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者。但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换一种隐蔽的形式，功劳还是表了。这种玩文字游戏的表功式风格，可谓是技高一筹。
范例：
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道，“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更多的贡献”是无法兑现了，但“现有的贡献”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
第二重心机，自白中力表才华。
悔过书真的有减轻处罚的作用吗？不尽然，看透这一点儿的官员也开始在别的方面做文章，除了夸耀自己的功绩，展现自己的文采一面也未尝不可。
贪官在案发后写下套话连篇的“悔过书”，通常是为了求得从轻处罚，在审判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依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或立功情节，法院才可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写“悔过书”既不属于自首，也不属于立功，顶多与“认罪态度良好”沾点儿边，法院一般不会根据这一点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于是，个别官员在悔过书中另辟蹊径，与其让公众关注自己的错误和道歉，不如靠才华吸引眼球，避免将标签仅仅打在“落马官员”上。
范例：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曾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
湖南省株洲市房产局产权处原处长尹春燕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双规”期间，尹春燕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看完大数据视角下的官员悔过书分析，想必看官们都已惊呆。当官员落马成为新常态，“官员悔过书”也渐渐成为常见文体，并自发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语系。然而，在话语体系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不折不扣的社会与法理命题，有待我们不断深挖。
（摘自《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