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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一部名叫《于无声处》的话剧火遍整个上海滩。
这部由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自行排演的四幕剧，原本只在文化宫四百人的小剧场小范围公演。由于其故事题材是当时敏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下称“四五运动”），经过群众自发的口耳相传，惊动了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
随后，《于无声处》剧组受邀到北京公演。1978年11月16日，剧组在北京首演，《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被认为是官方宣布为“四五运动”平反。
当时的剧组人员并不知道，他们到北京前，陈云在11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为“四五运动”平反时提到了《于无声处》。
剧组在北京演出期间，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尽管一个多月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但事实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因此，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
这部由工人业余创作的戏剧，就这样既偶然也必然地进入中国改革的宏大叙事中。
走向京西宾馆
那是宗福先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1978年11月19日，《于无声处》剧组被邀请到距中南海不远的京西宾馆，为在这里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表演。作为《于无声处》的编剧，宗福先获准坐在靠近中央领导的观众席上。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工作会议实际上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宗福先说。
这是一次非公开的演出，宗福先早早被告知，“不公开，不接见，不上台，不见报”。
尽管只是一介工人，宗福先还是敏锐地意识到，坐在会场中间的两百多号人，几乎是当时能决定整个中国命运的人。
他的直觉是对的。此次会议，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到会。通知的参会名单上共有219人，其中六成以上是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外，主要是地方、军队、中央机关的一、二把手，此外还有胡乔木、于光远这样能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学者。
在当时全程参会的于光远看来，与历次中央工作会议相比，这是一次规模大、规格高的中央会议。
“他们比普通观众冷静多了。没有特别的反应，看完就走了。”宗福先记得。演出完第二天，邓颖超特地给剧组打了个电话。邓颖超嘱咐说北京太干燥，演员们嗓子都哑了，要求给演员们配水果。“从那天开始，每天给每个工作人员发一斤水果。”宗福先告诉记者。
就在7天前，1978年11月12日，《于无声处》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分组讨论中被提及。
根据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的回忆，会上陈云说：“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宗福先写完该剧第一时间交给老师苏乐慈。苏乐慈看完深受感动，一方面当时都是排独幕剧，《于》这种四幕剧算大戏，写得很扎实，另一方面苏乐慈觉得这出戏写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们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一定要排。”苏乐慈立刻召集学员们来排演这出戏。
没有任何宣传，通过观众一传十十传百的口耳相传，只能坐四百人的文化宫剧场几乎场场水泄不通。“当年一出《于无声处》，一角钱的票要排长长的队才能买到。”四十年过去，依然有观众会想起1978年底《于无声处》火遍上海滩的盛况。
《文汇报》记者周玉明看完剧后，刊发长篇通讯介绍剧组与这部话剧，该文被胡乔木注意到了。
根据胡乔木秘书朱佳木的回忆，1978年10月底《于无声处》在上海热演时，胡乔木正为修改他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稿到上海调研。离京之前，他看到了周玉明的通讯，认为这部话剧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喊出了为“四五运动”平反的声音，值得重视。10月23日中午，胡乔木到达上海，从机场前往宾馆的路上，前来迎接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车文仪问要安排些什么文娱活动，胡乔木提出能不能看看话剧《于无声处》。 为接待胡乔木，剧组连夜将演出场地换到中苏友好大厦，这里比文化宫剧场宽敞得多。“当时布景的油漆都没干。”张孝中印象很深刻。10月28日晚，胡乔木看完演出后非常高兴，走上台与工作人员合影，并且对宗福先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这一天开始，《文汇报》连续三天全文登载《于无声处》剧本。
1978年11月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从北京飞到上海看戏。刘复之看完后上台告诉演员们，他代表黄镇部长邀请大家去北京公演。“愿不愿意到北京去？”刘复之问全体演职人员。张孝中告诉记者，当时所有人都愣了，好几秒之后才爆发出欢呼声。
“就在陈云同志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及《于无声处》）的第二天，我们剧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宗福先回忆道。《于无声处》就这样走向北京。
突破原定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
剧组到达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
相比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漫长许多，比起原定的二十天会期也长很多。
1978年11月，“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前路未卜。“文革”十年，党的工作重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邓小平的一切党内职务。正当人们满心期待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中央各项工作中被反复强调的却是“两个凡是”。
此外，“文革”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批党员和高级干部要求平反和恢复工作的诉求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该文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经验不断作出新的解释。
对此文的攻讦与赞扬之声纷至沓来，展开一场党内思想路线的讨论势在必行了。
按照慣例，在召开预定的党代表大会之前要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允许较为自由地讨论以取得共识，以便获得党代会参会人员的一致拥护。“我们党所有的会议都要经过协商民主的过程，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召开会议。免得在会议上产生意见分歧。”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建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相当于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统一思想的预备会议。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分为四次全体大会和分组讨论会。分组会按地域分为华北、东北、中南、西南和西北组。政治局常委一般不参加分组会，但分组会每天都有当日讨论的会议简报，便于与会人员查看。
这次会议开幕时，原本打算开二十天，主要议题是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和1979年至198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以及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等。但从11月11日，即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代表提出要为过去的一些老干部平反。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纠》更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为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党内高级干部鸣不平，认为他们应当得到平反和恢复党籍。
其中第五个问题，就是提出中央应对1976年群众在天安门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作出肯定。
陈云发言之后，6个讨论小组中的与会人员一个接一个要求为“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这场原定聚焦于经济问题和四化建设问题的会议，就此走向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会议。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报道写道，会议认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痛恨，完全是革命行动。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通稿，标题改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天正是《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公演的第一天。
到了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大会，华国锋代表政治局讲了九个问题，其中六个是对重大遗留问题的平反。此前提到的“四五运动”、“61人叛徒集团”、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等都得到平反。
中央工作会议的另一重大任务是人事问题。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只能提出主张，正式决议需留待全会作出，因而会上对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
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是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开始讨论的议题。与会者接受了中共高层领导“只进不出”的意见，西北组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这一人事安排在随后的三中全会得到批准。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最后一次全体大会，由时任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和中央主席华国锋先后作闭幕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也为几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指导思想。
回忆这段往事时，宗福先反复强调，他认为有两个《于无声处》。一个是属于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自己的话剧，另一个是走上中央工作会议的《于无声处》。“那个《于无声处》不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也不属于我们话剧队，更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那个年代。属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属于思想解放的年代。”
对宗福先来说，刚好踩在改革开放节点上创作的《于无声处》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自那开始，他从工人变成了剧作家，走进文艺创作的队伍。公开资料显示，宗福先后来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常委。
1978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仅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同一地点——京西宾馆召开，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摘自6月21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特约撰稿人）
这部由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自行排演的四幕剧，原本只在文化宫四百人的小剧场小范围公演。由于其故事题材是当时敏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下称“四五运动”），经过群众自发的口耳相传，惊动了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
随后，《于无声处》剧组受邀到北京公演。1978年11月16日，剧组在北京首演，《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被认为是官方宣布为“四五运动”平反。
当时的剧组人员并不知道，他们到北京前，陈云在11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为“四五运动”平反时提到了《于无声处》。
剧组在北京演出期间，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尽管一个多月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但事实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因此，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
这部由工人业余创作的戏剧，就这样既偶然也必然地进入中国改革的宏大叙事中。
走向京西宾馆
那是宗福先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1978年11月19日，《于无声处》剧组被邀请到距中南海不远的京西宾馆，为在这里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表演。作为《于无声处》的编剧，宗福先获准坐在靠近中央领导的观众席上。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工作会议实际上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宗福先说。
这是一次非公开的演出，宗福先早早被告知，“不公开，不接见，不上台，不见报”。
尽管只是一介工人，宗福先还是敏锐地意识到，坐在会场中间的两百多号人，几乎是当时能决定整个中国命运的人。
他的直觉是对的。此次会议，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到会。通知的参会名单上共有219人，其中六成以上是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外，主要是地方、军队、中央机关的一、二把手，此外还有胡乔木、于光远这样能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学者。
在当时全程参会的于光远看来，与历次中央工作会议相比，这是一次规模大、规格高的中央会议。
“他们比普通观众冷静多了。没有特别的反应，看完就走了。”宗福先记得。演出完第二天，邓颖超特地给剧组打了个电话。邓颖超嘱咐说北京太干燥，演员们嗓子都哑了，要求给演员们配水果。“从那天开始，每天给每个工作人员发一斤水果。”宗福先告诉记者。
就在7天前，1978年11月12日，《于无声处》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分组讨论中被提及。
根据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的回忆，会上陈云说：“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宗福先写完该剧第一时间交给老师苏乐慈。苏乐慈看完深受感动，一方面当时都是排独幕剧，《于》这种四幕剧算大戏，写得很扎实，另一方面苏乐慈觉得这出戏写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们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一定要排。”苏乐慈立刻召集学员们来排演这出戏。
没有任何宣传，通过观众一传十十传百的口耳相传，只能坐四百人的文化宫剧场几乎场场水泄不通。“当年一出《于无声处》，一角钱的票要排长长的队才能买到。”四十年过去，依然有观众会想起1978年底《于无声处》火遍上海滩的盛况。
《文汇报》记者周玉明看完剧后，刊发长篇通讯介绍剧组与这部话剧，该文被胡乔木注意到了。
根据胡乔木秘书朱佳木的回忆，1978年10月底《于无声处》在上海热演时，胡乔木正为修改他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稿到上海调研。离京之前，他看到了周玉明的通讯，认为这部话剧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喊出了为“四五运动”平反的声音，值得重视。10月23日中午，胡乔木到达上海，从机场前往宾馆的路上，前来迎接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车文仪问要安排些什么文娱活动，胡乔木提出能不能看看话剧《于无声处》。 为接待胡乔木，剧组连夜将演出场地换到中苏友好大厦，这里比文化宫剧场宽敞得多。“当时布景的油漆都没干。”张孝中印象很深刻。10月28日晚，胡乔木看完演出后非常高兴，走上台与工作人员合影，并且对宗福先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这一天开始，《文汇报》连续三天全文登载《于无声处》剧本。
1978年11月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从北京飞到上海看戏。刘复之看完后上台告诉演员们，他代表黄镇部长邀请大家去北京公演。“愿不愿意到北京去？”刘复之问全体演职人员。张孝中告诉记者，当时所有人都愣了，好几秒之后才爆发出欢呼声。
“就在陈云同志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及《于无声处》）的第二天，我们剧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宗福先回忆道。《于无声处》就这样走向北京。
突破原定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
剧组到达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
相比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漫长许多，比起原定的二十天会期也长很多。
1978年11月，“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前路未卜。“文革”十年，党的工作重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邓小平的一切党内职务。正当人们满心期待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中央各项工作中被反复强调的却是“两个凡是”。
此外，“文革”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批党员和高级干部要求平反和恢复工作的诉求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该文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经验不断作出新的解释。
对此文的攻讦与赞扬之声纷至沓来，展开一场党内思想路线的讨论势在必行了。
按照慣例，在召开预定的党代表大会之前要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允许较为自由地讨论以取得共识，以便获得党代会参会人员的一致拥护。“我们党所有的会议都要经过协商民主的过程，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召开会议。免得在会议上产生意见分歧。”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建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相当于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统一思想的预备会议。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议分为四次全体大会和分组讨论会。分组会按地域分为华北、东北、中南、西南和西北组。政治局常委一般不参加分组会，但分组会每天都有当日讨论的会议简报，便于与会人员查看。
这次会议开幕时，原本打算开二十天，主要议题是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和1979年至198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以及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等。但从11月11日，即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代表提出要为过去的一些老干部平反。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纠》更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为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党内高级干部鸣不平，认为他们应当得到平反和恢复党籍。
其中第五个问题，就是提出中央应对1976年群众在天安门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作出肯定。
陈云发言之后，6个讨论小组中的与会人员一个接一个要求为“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这场原定聚焦于经济问题和四化建设问题的会议，就此走向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会议。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报道写道，会议认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痛恨，完全是革命行动。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通稿，标题改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天正是《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公演的第一天。
到了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大会，华国锋代表政治局讲了九个问题，其中六个是对重大遗留问题的平反。此前提到的“四五运动”、“61人叛徒集团”、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等都得到平反。
中央工作会议的另一重大任务是人事问题。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只能提出主张，正式决议需留待全会作出，因而会上对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
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是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开始讨论的议题。与会者接受了中共高层领导“只进不出”的意见，西北组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这一人事安排在随后的三中全会得到批准。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最后一次全体大会，由时任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和中央主席华国锋先后作闭幕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也为几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指导思想。
回忆这段往事时，宗福先反复强调，他认为有两个《于无声处》。一个是属于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自己的话剧，另一个是走上中央工作会议的《于无声处》。“那个《于无声处》不属于我们工人文化宫，也不属于我们话剧队，更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那个年代。属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属于思想解放的年代。”
对宗福先来说，刚好踩在改革开放节点上创作的《于无声处》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自那开始，他从工人变成了剧作家，走进文艺创作的队伍。公开资料显示，宗福先后来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常委。
1978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仅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同一地点——京西宾馆召开，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
（摘自6月21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