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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
步平经常要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日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政治和民众感情相交叉，很难绝对超然。”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有人在介绍“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时候使用了东京审判书上的“20万以上”，就可能会被批评为“立场问题”。
步平是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首席委员，这些年他还承担了中日韩三国民间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中方组织领导工作。
的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所长，步平在许多日本人眼中是“官方专家”，这使他在很多场合要十分注意发言的措辞。但作为学者，步平认为他的责任是通过学术研究结果向社会各界提供观察历史问题的科学角度和视野。他也承认，许多学术观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学术的尴尬
步平接触抗战史研究，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当时日本社会上出现了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东三省的殖民统治的种种言论，认为中国的排日运动和苏联对东北的威胁迫使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作为反击，东三省历史研究所在90年代初合作开展“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步平开始参与抗战史的研究。
1992年，他在东北边境考察战争时期日本关东军要塞和军事建筑遗址，意外发现了日军留下的毒气炮弹。当时，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谈判的代表强烈要求日本销毁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中国代表提交的文件指出“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200万发左右，因绝大部分仍埋在地下，确切数字尚待挖掘核实。
“我们的发现成为要求日本承担战后责任的证据。”步平说。但这些武器的生产、制造、运送、使用和战后处理问题当时还鲜有研究，“一枚锈迹斑斑的炮弹如何证明是日本制造?”研究者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于是，日军遗留化武问题就成为步平重要的研究项目，一直延续了20多年。
这20多年来，步平频繁跨越中日国境，走过了日本45个都道府县中的三分之二。这期间，他从黑龙江社科院调入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一直从事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及战后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我认为现在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是在解决中日战争结束后未完成的任务”。
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有着自己的思考。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将“南京大屠杀”定性为大规模反人道屠杀。对于受害人数，研究报告援引了两个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是30余万人。
报告一发布，他就听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质疑。日本右派学者攻击参与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说：“研究报告居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为什么要承认?”
中国方面也有人称：“南京大屠杀是大规模反人道屠杀，这也需要作为成果发布?”“30万是不容置疑的数字，受难者甚至还远不止这些，为什么还要妥协地并列引用两组数据?”
步平告诉本刊记者，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不可妥协的政治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但是在受难人数表述问题上，允许存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分歧。对数字的确定需要有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做基础，而目前还不能说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陷阱
如今，步平已逐渐找到了中日双方对于战争被害数量认识的分歧和不同语境。
到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步平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关于那场轰炸的死难人数的记载。最终在一幅油画下方的角落里发现了这样的描述：“关于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只有推测的数字。在广岛市，至1945年12月，因急性伤害死亡的约14万人(误差为正负一万)。”
但是，资料馆里陈列着相当多的反映原子弹爆炸后伤害的具体实例，例如广岛县第二中学学生折勉滋被烧到变形的饭盒，里面的饭成了漆黑的焦炭。据说，原子弹炸过后，母亲就是通过这个饭盒辨认了孩子的尸体。
“我们也应当思考，不要让人们将中国人的战争受害仅仅看作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步平认为，30万、还是20万不应成为对“南京大屠杀”定性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与反省产生大屠杀的社会原因。“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导到争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问题，其实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有意设下的陷阱，以推卸侵略者的战争责任。”
“中日历史问题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形成一个两两相交的图形”，在接受本刊采访中，作为学者的步平多次强调学术分歧不应抬高到政治层面。但他也表示，学术研究应当为政治决策和民众的相互理解提供科学的依据。
1998年，《青年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作者、日本青年斋藤在中国留学时设计了一份中国版的问卷。调查提纲拟定后，斋藤却被学校外事处要求终止调查，原因是作为外国人，他的行为不被允许。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步平说。
对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数量，步平显得更加谨慎。他说，在生产量占日本所有化学毒剂生产量90%的大久野岛，从1931年到1945年生产化学毒剂7376吨。虽然目前运送到中国战场的毒剂和化学武器数量，尚无确切统计，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战后留在日本本土上的化学毒剂的数量为3915.4吨，可见其余的3460.6吨被运到日本本土以外。
“用这3400多吨减去已使用数量以及未填充数量，才可以大体推算出遗留的化学武器数量，所以准确数量还需要证据论证，”步平说，“所以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也是有立场和感情的。”
步平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开展和研究报告的公布，暴露出两国持极端意见的一部分人的对立。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对中国学者的批评：“日本侵华是板上钉钉的罪行，跟他们有什么好谈?”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对日本学者的抨击：“同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
现在“我所希望达到的是，不要被极端的意见所左右，作为加害者的日本能主动反省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而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应该抛弃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开阔胸怀，拓宽眼界。”他说。
建立跨越国境的“感情记忆”和历史观，是步平自己的表述。
步平经常要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日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政治和民众感情相交叉，很难绝对超然。”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有人在介绍“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时候使用了东京审判书上的“20万以上”，就可能会被批评为“立场问题”。
步平是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首席委员，这些年他还承担了中日韩三国民间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中方组织领导工作。
的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所长，步平在许多日本人眼中是“官方专家”，这使他在很多场合要十分注意发言的措辞。但作为学者，步平认为他的责任是通过学术研究结果向社会各界提供观察历史问题的科学角度和视野。他也承认，许多学术观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学术的尴尬
步平接触抗战史研究，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当时日本社会上出现了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东三省的殖民统治的种种言论，认为中国的排日运动和苏联对东北的威胁迫使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作为反击，东三省历史研究所在90年代初合作开展“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步平开始参与抗战史的研究。
1992年，他在东北边境考察战争时期日本关东军要塞和军事建筑遗址，意外发现了日军留下的毒气炮弹。当时，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谈判的代表强烈要求日本销毁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中国代表提交的文件指出“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200万发左右，因绝大部分仍埋在地下，确切数字尚待挖掘核实。
“我们的发现成为要求日本承担战后责任的证据。”步平说。但这些武器的生产、制造、运送、使用和战后处理问题当时还鲜有研究，“一枚锈迹斑斑的炮弹如何证明是日本制造?”研究者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于是，日军遗留化武问题就成为步平重要的研究项目，一直延续了20多年。
这20多年来，步平频繁跨越中日国境，走过了日本45个都道府县中的三分之二。这期间，他从黑龙江社科院调入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一直从事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及战后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我认为现在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是在解决中日战争结束后未完成的任务”。
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有着自己的思考。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将“南京大屠杀”定性为大规模反人道屠杀。对于受害人数，研究报告援引了两个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是30余万人。
报告一发布，他就听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质疑。日本右派学者攻击参与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说：“研究报告居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为什么要承认?”
中国方面也有人称：“南京大屠杀是大规模反人道屠杀，这也需要作为成果发布?”“30万是不容置疑的数字，受难者甚至还远不止这些，为什么还要妥协地并列引用两组数据?”
步平告诉本刊记者，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不可妥协的政治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但是在受难人数表述问题上，允许存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分歧。对数字的确定需要有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做基础，而目前还不能说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陷阱
如今，步平已逐渐找到了中日双方对于战争被害数量认识的分歧和不同语境。
到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步平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关于那场轰炸的死难人数的记载。最终在一幅油画下方的角落里发现了这样的描述：“关于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只有推测的数字。在广岛市，至1945年12月，因急性伤害死亡的约14万人(误差为正负一万)。”
但是，资料馆里陈列着相当多的反映原子弹爆炸后伤害的具体实例，例如广岛县第二中学学生折勉滋被烧到变形的饭盒，里面的饭成了漆黑的焦炭。据说，原子弹炸过后，母亲就是通过这个饭盒辨认了孩子的尸体。
“我们也应当思考，不要让人们将中国人的战争受害仅仅看作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步平认为，30万、还是20万不应成为对“南京大屠杀”定性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与反省产生大屠杀的社会原因。“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导到争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问题，其实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有意设下的陷阱，以推卸侵略者的战争责任。”
“中日历史问题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形成一个两两相交的图形”，在接受本刊采访中，作为学者的步平多次强调学术分歧不应抬高到政治层面。但他也表示，学术研究应当为政治决策和民众的相互理解提供科学的依据。
1998年，《青年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作者、日本青年斋藤在中国留学时设计了一份中国版的问卷。调查提纲拟定后，斋藤却被学校外事处要求终止调查，原因是作为外国人，他的行为不被允许。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步平说。
对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数量，步平显得更加谨慎。他说，在生产量占日本所有化学毒剂生产量90%的大久野岛，从1931年到1945年生产化学毒剂7376吨。虽然目前运送到中国战场的毒剂和化学武器数量，尚无确切统计，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战后留在日本本土上的化学毒剂的数量为3915.4吨，可见其余的3460.6吨被运到日本本土以外。
“用这3400多吨减去已使用数量以及未填充数量，才可以大体推算出遗留的化学武器数量，所以准确数量还需要证据论证，”步平说，“所以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也是有立场和感情的。”
步平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开展和研究报告的公布，暴露出两国持极端意见的一部分人的对立。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对中国学者的批评：“日本侵华是板上钉钉的罪行，跟他们有什么好谈?”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对日本学者的抨击：“同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
现在“我所希望达到的是，不要被极端的意见所左右，作为加害者的日本能主动反省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而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应该抛弃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开阔胸怀，拓宽眼界。”他说。
建立跨越国境的“感情记忆”和历史观，是步平自己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