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穆罕默德·哈尼夫的小说《红鸟》中，一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在阿拉伯沙漠中坠毁，自己被困在当地的难民营。他发现自己和一个当地店主谈论小偷。“我们的政府是最大的小偷，”他解释道，“它既偷活人也偷死人。”店主回答说：“感谢上帝，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只互相偷。”
　　这个小插曲，恰恰概括了达伦·阿塞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的新著《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的关键信息。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是，自由和繁荣的前景，往往在国家压迫的刀刃和社会自身的无法无天和暴力活动中取得平衡。如果赋予国家太多的社会支配权，就会产生独裁；如果国家在社会面前太过软弱无力，人们就会面对无法无天。
　　正如这部新著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在上述两种反面乌托邦之间，仅仅存在一条“狭窄的走廊”，而迄今为止仅有少数几个国家（主要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成功找到了这条狭窄的出路。此外，找到这条路并不意味着能一直走下去。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除非民间社会时刻保持警惕，并全民动员反对潜在的独裁者，否则永远无法排除独裁倒退的可能。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新书，建立在他们此前的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基础之上。在那本著作和其他著作中，他们认为所谓的“包容性制度”，是经济和政治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上述制度，如保障财产权和法治，全部面向所有（或绝大多数）民众，少部分精英团体并不享有超越社会其他部分的特权。
　　在写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时，许多人仍然认为，美国是包容性制度的主要典范—这个国家通过保障财产权和法治而实现了民主和富足。今天，美国收入分配的扭曲程度，不亚于任何财阀当政的社会。而该国的代表性政治体制，在一位煽动者的攻击下似乎异常脆弱。
　　《狭窄的走廊》一书，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由民主政体显而易见的脆弱性。作者自创了术语“红桃皇后效应”，用来代指为维护开放政治体制而进行的从不停歇的斗争。公民社会抵抗“巨兽利维坦”的能力，可能反过来取决于社会的分裂及其演进过程。
　　民主往往从有能力挑战精英权力或源自精英分裂的民众团体崛起中诞生。在19世纪及20世纪，工业化、世界大战和去殖民化导致这些团体诞生。执政精英同意了对手的要求，即在不设定财产资格的情况下，将公民权扩大到所有男性。作为回报，新得到公民权的团体，接受了对其没收财产所有者能力的限制。简言之，社会在投票权和财产权之间进行了交易。
　　但正如我在与夏伦·马坎德的合著中所探讨的那样，自由民主还需要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等其他因素。产生民主的政治方案有一个决定性特点，那就是它将公民权利的主要受益者—少数群体—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这些少数群体既不掌握资源（如精英），也不人多势众（如多数群体）。因此，与自由民主相比，最终政治方案更愿意接受一种贫瘠的民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选举民主。
　　这有助于解释自由民主为什么如此罕见。无法保护少数群体权利，是民主产生背后的政治逻辑的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后果。需要解释的不是自由民主的相对稀缺性，而是自由民主的存在。令人意外的不是仅仅少数国家实现了自由民主，而是自由民主政体的存在。
　　值此自由民主遭受极大威胁之际，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论，哪怕在那些自由民主看似一直根深蒂固的国家也不例外。但通过了解自由民主的脆弱性，我们或许可以避免因为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产生的厌倦。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羅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