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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农民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提升农民素质、如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等方面的问题。作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高度关注农民问题，努力探寻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和办法，他在解决农民问题方面提出的思路和对策对我国今天解决农民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 农民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政策取向
一、邓小平在农民教育问题上思路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现实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对农村中小学规范化改造，普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和农业技术培训学校。邓小平特别强调农民要树立科技意识。他在1982年时指出，“农业要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P17）要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使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只有用科技装备农业，武装农民，才能使农业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此，他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举办各种类型的劳动技能和农业技术培训，让广大农民掌握一两门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
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邓小平也把思想教育放在农民教育的首位，他强调要培养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其中理想、道德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仍然放在“四有”的首位。邓小平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办法进行的。他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1]（P156） “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1]（P154） “这两只手都要硬。”[1]（P378）主张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过，邓小平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反对过去那种脱离实际去追求人们灵魂高度纯净化、革命化、超越化的乌托邦倾向。
然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逐渐淡薄，拜金主义和利己思想有一定市场。针对1989年夏那场政治风波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1]（P287）他所说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对农民的各种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邓小平在农民致富问题上的思路与对策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使广大农民都富裕起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是解决农民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一切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指出，“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P378） “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P117）为此，邓小平倾注巨大精力和心血探索如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和道路，把解决农民脱贫致富的经济问题作为全国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政策的取向应该符合农民的意愿和农村的实际，在充分尊重农民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尤其是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依靠科技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农民有先有后地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就主张农业本身的问题还得从生产关系上去解决。他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哪种形式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2]（P323）面对农业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实际导致农民长期贫困的现实，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聯产承包经营责任制。邓小平十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对其经验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正确的政策。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兴办乡镇企业被认为是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他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乡镇企业容纳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P257）
邓小平通过深刻反思长期以来平均主义给我国农村经济带来的危害，认识到“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1]（P117）因此在解决农民致富问题的战略步骤上，邓小平主张要注重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允许一部分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按照邓小平解决农民经济问题的思路制定的农村政策，由于符合亿万农民的意愿和我国农村的实际，极大地调动了蕴藏在农民中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三、邓小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上的思路与对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如果把几亿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显然是没有出路的。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不断缩小，即使增加农业投入进行集约经营，也无法快速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农村，必须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非农就业，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最终出路和农民提升生活水平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必然选择。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安置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邓小平认为，如果人为地把城市与乡村分割开来，阻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流动，会加固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结果会导致我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贫困，城乡差距扩大，农民问题会更加积重难返。他采取的思路和对策是跳出农村的范围解决农民问题，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疏导农民向非农行业转移，通过各种途径转变农民的主体身份。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指出，“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1]（P213-214）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高度评价乡镇企业的作用和贡献，说它是农民的伟大创造，把它作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乡隔离政策逐渐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尤其是到城市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和拉动当地经济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2000
关键词： 邓小平 农民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政策取向
一、邓小平在农民教育问题上思路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现实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对农村中小学规范化改造，普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和农业技术培训学校。邓小平特别强调农民要树立科技意识。他在1982年时指出，“农业要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P17）要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使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只有用科技装备农业，武装农民，才能使农业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此，他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举办各种类型的劳动技能和农业技术培训，让广大农民掌握一两门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
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邓小平也把思想教育放在农民教育的首位，他强调要培养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其中理想、道德实际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仍然放在“四有”的首位。邓小平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办法进行的。他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1]（P156） “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1]（P154） “这两只手都要硬。”[1]（P378）主张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过，邓小平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反对过去那种脱离实际去追求人们灵魂高度纯净化、革命化、超越化的乌托邦倾向。
然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引起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逐渐淡薄，拜金主义和利己思想有一定市场。针对1989年夏那场政治风波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1]（P287）他所说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对农民的各种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邓小平在农民致富问题上的思路与对策
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使广大农民都富裕起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是解决农民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一切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指出，“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P378） “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P117）为此，邓小平倾注巨大精力和心血探索如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和道路，把解决农民脱贫致富的经济问题作为全国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政策的取向应该符合农民的意愿和农村的实际，在充分尊重农民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尤其是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依靠科技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农民有先有后地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就主张农业本身的问题还得从生产关系上去解决。他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哪种形式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2]（P323）面对农业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实际导致农民长期贫困的现实，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聯产承包经营责任制。邓小平十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对其经验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正确的政策。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兴办乡镇企业被认为是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全国得到迅速推广。他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乡镇企业容纳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P257）
邓小平通过深刻反思长期以来平均主义给我国农村经济带来的危害，认识到“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1]（P117）因此在解决农民致富问题的战略步骤上，邓小平主张要注重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允许一部分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按照邓小平解决农民经济问题的思路制定的农村政策，由于符合亿万农民的意愿和我国农村的实际，极大地调动了蕴藏在农民中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三、邓小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上的思路与对策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如果把几亿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显然是没有出路的。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不断缩小，即使增加农业投入进行集约经营，也无法快速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不能只局限于农村，必须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非农就业，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最终出路和农民提升生活水平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必然选择。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安置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邓小平认为，如果人为地把城市与乡村分割开来，阻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流动，会加固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结果会导致我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贫困，城乡差距扩大，农民问题会更加积重难返。他采取的思路和对策是跳出农村的范围解决农民问题，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疏导农民向非农行业转移，通过各种途径转变农民的主体身份。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指出，“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1]（P213-214）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高度评价乡镇企业的作用和贡献，说它是农民的伟大创造，把它作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乡隔离政策逐渐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尤其是到城市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和拉动当地经济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