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篆隶交映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确定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了让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变得更有效率，秦始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统一货币、度量衡等一系列举措。此外，秦始皇還以建立汉字标准而闻名，这项措施消除了过去六国在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交流障碍。在书写规范上，这一标准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官方推崇的秦篆，经常能在一些华美的碑文中看到：另一种则是相对简化的隶书，在随后的汉代被人们普遍采用。
　　小篆是由大篆演化而来，是大篆的简化字体。无论从书写还是辨识度而言，大篆都要比小篆难写、难认。嬴政很早就意识到，文字及书写习惯的巨大差异限制了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实现六国统一造成了极大的阻碍。称帝后不久，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下令“书同文”，简化和改进写法各异的大篆，统一为小篆，并对各地区的异体字也进行了规范和统一。自此，小篆取代了过去的大篆，在全国上下得以普及。
　　《泰山刻石》与《峄山碑》都可体现小篆之美。《泰山刻石》是李斯等为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而刻，字体圆健，法度严谨，行笔不偏不倚、沉着遒劲，横势稳健，纵势豪逸，是小篆书法的经典之作。《峄山碑》的运笔则更显匀净挺瘦，线条圆润工整，体势方正，体现了小篆秀美端庄、简洁平和之美。
　　秦始皇虽以小篆统—了天下文字，然而，无论是在朝堂之上抑或民间，人们在书写时更倾向避繁就简。此外，秦统一六国后，公务日益繁重，对文献的需求逐渐增加，小篆书写效率低，因此，创造更便捷的文字便成了当务之急，这些都为隶书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从现存的《秦诏版》可以看出，秦代匠人为契刻方便，已将大量圆转笔画改为方折，隶书的书写习惯也在不经意间萌芽。
　　竹简的普及，令其与毛笔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竹子自带纤维，笔锋易受干扰，因此，人们在书写时要变篆书的圆转为方折，变弧线为直线。此外，相较秦篆来说，隶书的笔画粗细富有变化，书写时不要求一致，因此书写速度大大提高。
　　据说，秦吏程邈因罪入狱，他看到狱卒用小篆书写大量公文非常麻烦，就整理字体，化繁为简，最终创造出隶书规范。那些追求实用性的秦吏们绕开官方的小篆，为了适应简牍这种书写材料并提高书写效率，他们在书写时将隶书在结构上呈现扁平字形，结字严谨又多变化，如此，隶书便形成了横画皆长、竖画皆短、中宫紧凑、左右舒展的书体特征。
　　《青川木牍》是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隶书标本。当时的简牍文字尚处在隶变初期，篆法隶势相互融合，字形方扁取横势，显示出与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早期隶书体现出的那种不自觉的运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金文那种均衡凝重的美感已完全不同。

　　此外，《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书风虽然参差不齐，但简上的一部分书体样式显得和谐统一，用笔时轻重曲直的变化很有规律性，笔画圆润舒张、从容练达，在汉隶中出现的掠笔、波挑，以及不同形态的点画笔法在这些秦简上都已初现端倪，甚至部分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此时，隶书已进入文字体系全面改造的阶段。

两汉：波磔飞动

　　进入西汉以后，小篆渐渐成为一种高贵却顿不实用的书体，而隶书因书写便利迅速发展起来。随着汉代美学的兴起，汉隶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体特色。

　　长沙马王堆汉墓是最具代表性的西汉初期墓葬，其中出土的简牍与帛书蔚为大观。简牍上的书体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似，保留了篆书的纵势，横画运笔以逆锋顿入，行笔时逐渐上提，收笔不回锋，呈头粗尾细状，这种运笔方式正是成熟期隶书“逆入平出”的基本笔法。这些汉简上还出现了主笔有意拉长并有明显波磔的运笔，显然与秦简上无意间形成的波磔大为不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则因为书写载体为柔软的丝帛，所以起笔逆锋没有简牍墨迹那样逆折明显，而是显得圆钝，笔画转折处弹性十足，波磔修饰处也更加丰腴。其中一些字形以扁平为主，横画、捺笔与成熟期的隶书很相似，可见“八分”的结体与运笔已出现在早期隶书中。所谓“八分”，即有波磔的隶书。
　　《居延汉简》和武威汉简《仪礼》是西汉晚期的隶书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隶书运笔特点的变化。《居延汉简》中的隶书已渐渐隐去了西汉初期的纵势波磔，字形扁阔，左波右磔明显，较其他笔画丰满突出，已接近成熟期的隶书。而在《仪礼》上，隶书结体打破了多数汉隶左右停匀的格式，字的重心偏向左侧，主笔向左展锋取势，于欹侧中求平衡，左收敛右舒展，顾盼生姿，笔画轻纤而不绵弱，粗细相间，流畅潇洒，运笔中、逆、侧锋交错，转换处不露痕迹，可见隶书在西汉晚期已经发展到极为成熟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仪礼》中，由于书写者运笔较快，许多笔画往往出锋收笔，使得撇、捺、钩等笔画类似于后世的楷书，可见此时的隶书书体已呈现出向楷书发展的趋势。
　　在东汉初期的《甘谷汉简》中，文字向左右顺势出锋的主笔波磔伸展极长，却丝毫没有疲软拖沓，运笔劲挺刚健，由于中宫收紧，使得文字的姿态不仅没有因为主笔夸张性的延长而失去平衡，反而重心更加平稳，形体越发优美。

　　东汉是隶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东汉的各种石刻上，隶书笔意配合石碑历经沧桑的自然斑驳，透出一种重浊轻清、斩钉截铁之美。原本隶书的横笔叫作“波”，笔法上讲究“一波三折…蠶头燕尾”，也就是起笔向左下顿出一个小圆头，形状仿佛蚕头，挺立而下弯，收笔向右上微微翘起，如燕子的尾巴。隶书标志性的笔画就是撇、捺，通常撤画的尾部会向左上带出一个饱满的圆头，捺画看起来则是一个斜倚着的长横，“蚕头”“燕尾”一个都不能少。所谓“重浊轻清”，是指隶书的八个基本笔画中，重的笔画要写得饱满，轻的则要写得秀气。至于“斩钉截铁”，则是指要以适当的力量和节奏来运笔，体现出书体的遒劲有力。
　　西汉末至东汉早期的刻石，典型如《鲁孝王刻石》和《莱子侯刻石》。《鲁孝王刻石》被很多书家断为隶书定型的例证，康有为称其为“汉隶之始”。此刻石整体古朴浑然，“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字体融合了篆隶之意，疏密自然，笔法率意质朴。书吏以手写体径直书丹刻石，譬如“年”字，竖笔纵长延伸，这种写法在简牍隶书中颇为常见。《莱子侯刻石》刻于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字体呈现出西汉早期隶书向东汉“八分”渐变的特征。《莱子侯刻石》形态古朴，气息浑厚。刻凿者以单刀刻字，因此线条平直爽劲，不生波磔，横画平行排叠，整体苍劲朴拙，尽显高古妙韵。

　　东汉中期的《石门颂》也是非常著名的汉隶刻石，形态古拙雄浑，气势恢宏。双刀刻字使得笔画波势明显，但仍可以看出摩崖刻石线条挺拔有致、结字纵横舒展的特点。而在较《石门颂》稍晚一些的《乙瑛碑》上，文字结体方正，骨肉停匀，波磔分明，法度严谨，运笔方圆兼备，蚕头燕尾，长笔画大多呈现一定弧度，波尾重按然后挑出，有一波三折的韵致。《乙瑛碑》既有端庄凝重的意味，又不失疏秀飘逸，是典型的东汉“八分”作品。此时的“八分”结体工整，运笔逆入平出，取横向笔势，波挑分明，横竖笔转换处的方折行笔成熟。
　　《曹全碑》是东汉末期隶书的典范之作，它结体扁平匀称，字体娟秀清丽，点画严谨而飘逸，藏露相济，字形结构疏密得当，虽严整而外势绵长，如长袖舞动，别具意韵。《曹全碑》独特的金石气息，在于匠人以刀攻石，竟然可以在石面上呈现柔软流畅的书写效果。正是这种毫无刀痕的精良刻工，保存了东汉标准“八分”的手写风貌，所以后世书家在学隶书时几乎都绕不开《曹全碑》。

　　相比《曹全碑》，同一时期的《张迁碑》则更为工整饱满。此碑也以方笔为主，但变化较多，字形大多方整，亦有少数扁长字体穿插其中，两者对比鲜明。《张迁碑》整体呈肃穆之态，却在肃穆之中有飞动之势。

法无定法：书法的进一步演变

　　东汉和帝继位之后，尚方令蔡伦负责监督宫廷物品的制作，蔡伦也因此得以接触东汉最好的手工工艺，并改进当时的造纸技术。在这之前，书籍、文件多以竹简为载体，只是竹简过于笨重，后来虽出现了质地轻柔的丝帛，但用帛书写费用高昂，于是，蔡伦进行了技术创新。他用树皮、破布、麻头和渔网等廉价之物造纸，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推动了纸张的广泛传播。
　　自那时开始，到东晋桓玄下令废掉竹简之前，纸张和简牍都是并行使用的。之后，纸张因廉价与轻便获得了广阔的发展天地，这也促成了隶书向草书、行书、楷书次第演进。
　　到了东汉，书写者可以在更能自由发挥的纸上书写，将隶书草写，由此便形成了一种新的书体——章草。东汉末，章草逐渐演化为笔势连绵、隶书笔意渐没的今草，即楷书化的草写。章草与今草的区别在于，章草还保留着隶书笔画的行迹，每个字独立而不连写。
　　东汉时期，汉灵帝为了维护统治，命蔡邕等人校正儒家经典。“六经”文字写定后，部分由蔡邕书丹于石，立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这件事情也激发了后世关于书体标准化的各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