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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中国做了什么？在他们的眼中，中国的概念又是什么？
近代中国一直遭到世界的误解，但还是有一些美国富豪，冲破层层迷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只要他的脚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他的世界便从此不同。
安德鲁•卡内基 运回古董
在沪期间，卡内基搜集了九箱古董，随后运回了美国。
1878年11月27日，卡内基从日本启航前往上海。此行，他在上海度过了9天，住在阿斯特旅馆。
上海的街道使卡内基想起了英国的小镇：宽阔，点着煤气灯，有下水道。但是，这里还没有电报线和铁路。他惊讶地发现，在上海修建铁路的障碍竟然是坟墓。棺材被埋得到处都是，许多棺材上面只盖着一层薄土，要么就干脆露在外面。
在某地，向导指着一处血淋淋的广场，告诉他那里是犯人被处决的地方，砍下的首级还会被扔进一个大坛子里示众。即使如此，卡内基仍然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中没有好战的一面，他们陶醉在和平所带来的喜悦之中。
“某一位将军或某一位征服者，尽管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不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最崇高的地位，”卡内基这样写道，“这种地位只属于那些拥有文学智慧的成功人士。”
中国人借鉴美利坚从邮票到铁路的经验，给卡内基留下深刻印象。在沪期间，卡内基搜集了九箱古董，随后运回了美国。
托马斯•沃森 400美元闯北平
沃森本来有400美元，但一个星期后就几乎花完了，换来的是两个装满各种杂物的大箱子。
小托马森•沃森和朋友来远东旅游，想在旅程结束之际做一件惊人的事情，于是他来到刚刚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一过日军的防线，战争的迹象随处可见——火车站、屋顶上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被炸毁的设备、地上的弹坑和壕沟触目皆是。从天津到北京的短短距离，火车竟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才走完。
他们入住了北京饭店。在那里，一个好仆人的费用是每月10美元，包一辆黄包车是每星期1.8美元，其他一切开销相比而言都很便宜。因此，当时的北京吸引了许多西方人，而且囊括了几乎来自每个列强国家的社会渣滓。在一次晚宴上，沃森发现自己一侧坐着一个来自纽约、首次登台的演员，另一侧竟然坐着一位法国瘾君子。
战火丝毫没有影响紧锣密鼓的社交生活。最受欢迎的一处夜生活景点是大饭店的屋顶酒吧。在那里，客人可以点一份杜松子鸡尾酒，坐下来，观看城西的炮火闪烁——那里正在打仗。
一天晚上，有人提议大家亲自去看看城外的战况到底如何。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租了一辆汽车，雇来一名司机，找到一面大大的美国国旗，将它绑在车后，就出发了。在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两个星期前曾有200多个中国人遇到埋伏，全部惨遭日本人的屠杀。道路两侧坟茔垒垒，阴森惨烈的死亡气息让人难以忍受。
之后，他们去了机场，一路上都没有受到盘查。执行完任务的日本轰炸机飞了回来。飞机相当陈旧，好像随时都会分崩离析。机场遭到轰炸，跑道上的弹坑使着陆变得相当危险。当沃森带着摄像机从汽车里走出来时，一个日本哨兵立即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了他的胸脯。这个场面大家吓坏了，于是纷纷跳上汽车回了城。
沃森本来有400美元，但一个星期后就几乎花完了，换来的是两个装满各种杂物的大箱子——他给两个妹妹买了几件古色古香的旗袍，还有含羊胎毛的锦缎浴袍，和数不清的翡翠、雕塑。
戴维•洛克菲勒 目睹“文革”
周恩来亲自站在台阶上迎接了戴维——他对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这样做过。
戴维•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在尼克松从北京回美国后不久，就得到中方的邀请，访问中国。戴维•洛克菲勒一行人先飞到香港，第二天坐两小时的火车从九龙到达罗湖，再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
当时北京的街道上满是自行车，没有多少汽车。中方给他们派了一辆黑色的中国造红旗牌轿车，并配了司机和翻译。对于他们想见周恩来的要求，在最后一天才得到同意。
周恩来亲自站在台阶上迎接了戴维——他对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这样做过。那时是“文革”时期，周恩来别着红袖章，在绘画“迎客松”前与戴维合影，然后在台湾厅会谈。周恩来最感兴趣的是国际经济和货币问题，戴维讲了很多国际货币体制形成的历史，他的随行人员困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可周恩来听得十分认真。周恩来还向戴维问起宋子文和孔祥熙。会谈在将近凌晨一点结束，周恩来礼节性地把他们送到门口。
在后来的15年里，戴维又访问了中国5次。1986年，来北京，戴维见到了荣毅仁。荣毅仁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曾经下榻的宾馆宴请戴维，还把戴维请到自己的家里去，用茶招待他，给他讲述荣家的历史。后来，荣毅仁还送戴维一把木制的摇椅。
那一次，戴维还进行了他的重庆之行。在去大足的路上，戴维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农村：水田里，男人和女人在用手插秧，水牛在他们的身后拉着单刃梨。
亚蒙•哈默 投资煤矿
1979年，带着20多位专家，哈默开始了美国资本家在新中国最早的投资考察活动。
亚蒙•哈默，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
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方在西蒙顿竞技场的宴会大厅，举办野炊式烤肉晚宴欢迎邓小平，哈默列席了这场隆重的宴会。邓小平在一名翻译陪伴下步入会场，绕嘉宾席位巡走一圈，脸上一直闪烁着动人的微笑。
当邓小平走到哈默面前时，邓小平不要翻译，握着哈默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
“我非常愿意，”哈默爽快地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太大，不乘坐商用飞机。”
“噢。”邓小平说着把手一挥，好像把这个问题扔到一边，“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1979年5月，哈默的私人飞机波音727，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带着20多位专家，哈默开始了美国资本家在新中国最早的投资考察活动，令国人耳目一新。
经过五年的努力，中外合资安太堡露天煤矿破土动工，哈默出资2亿美元，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相当于把美国西部一个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搬到了晋北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这年9月，邓小平第5次会见89岁的哈默。邓小平说：“同中国合作兴建像平朔安太堡煤矿这样大的项目，有些外国人还缺乏勇气。”
近代中国一直遭到世界的误解，但还是有一些美国富豪，冲破层层迷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只要他的脚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他的世界便从此不同。
安德鲁•卡内基 运回古董
在沪期间，卡内基搜集了九箱古董，随后运回了美国。
1878年11月27日，卡内基从日本启航前往上海。此行，他在上海度过了9天，住在阿斯特旅馆。
上海的街道使卡内基想起了英国的小镇：宽阔，点着煤气灯，有下水道。但是，这里还没有电报线和铁路。他惊讶地发现，在上海修建铁路的障碍竟然是坟墓。棺材被埋得到处都是，许多棺材上面只盖着一层薄土，要么就干脆露在外面。
在某地，向导指着一处血淋淋的广场，告诉他那里是犯人被处决的地方，砍下的首级还会被扔进一个大坛子里示众。即使如此，卡内基仍然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中没有好战的一面，他们陶醉在和平所带来的喜悦之中。
“某一位将军或某一位征服者，尽管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不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最崇高的地位，”卡内基这样写道，“这种地位只属于那些拥有文学智慧的成功人士。”
中国人借鉴美利坚从邮票到铁路的经验，给卡内基留下深刻印象。在沪期间，卡内基搜集了九箱古董，随后运回了美国。
托马斯•沃森 400美元闯北平
沃森本来有400美元，但一个星期后就几乎花完了，换来的是两个装满各种杂物的大箱子。
小托马森•沃森和朋友来远东旅游，想在旅程结束之际做一件惊人的事情，于是他来到刚刚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一过日军的防线，战争的迹象随处可见——火车站、屋顶上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被炸毁的设备、地上的弹坑和壕沟触目皆是。从天津到北京的短短距离，火车竟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才走完。
他们入住了北京饭店。在那里，一个好仆人的费用是每月10美元，包一辆黄包车是每星期1.8美元，其他一切开销相比而言都很便宜。因此，当时的北京吸引了许多西方人，而且囊括了几乎来自每个列强国家的社会渣滓。在一次晚宴上，沃森发现自己一侧坐着一个来自纽约、首次登台的演员，另一侧竟然坐着一位法国瘾君子。
战火丝毫没有影响紧锣密鼓的社交生活。最受欢迎的一处夜生活景点是大饭店的屋顶酒吧。在那里，客人可以点一份杜松子鸡尾酒，坐下来，观看城西的炮火闪烁——那里正在打仗。
一天晚上，有人提议大家亲自去看看城外的战况到底如何。第二天一大早，他们租了一辆汽车，雇来一名司机，找到一面大大的美国国旗，将它绑在车后，就出发了。在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两个星期前曾有200多个中国人遇到埋伏，全部惨遭日本人的屠杀。道路两侧坟茔垒垒，阴森惨烈的死亡气息让人难以忍受。
之后，他们去了机场，一路上都没有受到盘查。执行完任务的日本轰炸机飞了回来。飞机相当陈旧，好像随时都会分崩离析。机场遭到轰炸，跑道上的弹坑使着陆变得相当危险。当沃森带着摄像机从汽车里走出来时，一个日本哨兵立即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了他的胸脯。这个场面大家吓坏了，于是纷纷跳上汽车回了城。
沃森本来有400美元，但一个星期后就几乎花完了，换来的是两个装满各种杂物的大箱子——他给两个妹妹买了几件古色古香的旗袍，还有含羊胎毛的锦缎浴袍，和数不清的翡翠、雕塑。
戴维•洛克菲勒 目睹“文革”
周恩来亲自站在台阶上迎接了戴维——他对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这样做过。
戴维•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在尼克松从北京回美国后不久，就得到中方的邀请，访问中国。戴维•洛克菲勒一行人先飞到香港，第二天坐两小时的火车从九龙到达罗湖，再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
当时北京的街道上满是自行车，没有多少汽车。中方给他们派了一辆黑色的中国造红旗牌轿车，并配了司机和翻译。对于他们想见周恩来的要求，在最后一天才得到同意。
周恩来亲自站在台阶上迎接了戴维——他对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这样做过。那时是“文革”时期，周恩来别着红袖章，在绘画“迎客松”前与戴维合影，然后在台湾厅会谈。周恩来最感兴趣的是国际经济和货币问题，戴维讲了很多国际货币体制形成的历史，他的随行人员困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可周恩来听得十分认真。周恩来还向戴维问起宋子文和孔祥熙。会谈在将近凌晨一点结束，周恩来礼节性地把他们送到门口。
在后来的15年里，戴维又访问了中国5次。1986年，来北京，戴维见到了荣毅仁。荣毅仁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曾经下榻的宾馆宴请戴维，还把戴维请到自己的家里去，用茶招待他，给他讲述荣家的历史。后来，荣毅仁还送戴维一把木制的摇椅。
那一次，戴维还进行了他的重庆之行。在去大足的路上，戴维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农村：水田里，男人和女人在用手插秧，水牛在他们的身后拉着单刃梨。
亚蒙•哈默 投资煤矿
1979年，带着20多位专家，哈默开始了美国资本家在新中国最早的投资考察活动。
亚蒙•哈默，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
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方在西蒙顿竞技场的宴会大厅，举办野炊式烤肉晚宴欢迎邓小平，哈默列席了这场隆重的宴会。邓小平在一名翻译陪伴下步入会场，绕嘉宾席位巡走一圈，脸上一直闪烁着动人的微笑。
当邓小平走到哈默面前时，邓小平不要翻译，握着哈默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
“我非常愿意，”哈默爽快地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太大，不乘坐商用飞机。”
“噢。”邓小平说着把手一挥，好像把这个问题扔到一边，“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1979年5月，哈默的私人飞机波音727，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带着20多位专家，哈默开始了美国资本家在新中国最早的投资考察活动，令国人耳目一新。
经过五年的努力，中外合资安太堡露天煤矿破土动工，哈默出资2亿美元，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相当于把美国西部一个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搬到了晋北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这年9月，邓小平第5次会见89岁的哈默。邓小平说：“同中国合作兴建像平朔安太堡煤矿这样大的项目，有些外国人还缺乏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