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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文明史后，女性悲剧是一个人类性问题。西方女性的“她者”身份从其三大文化渊源即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和《圣经》中一览无余。《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为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代表性形象，其命运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悲剧的具体性存在。从表面上看，这是由玛格丽特对爱情的执着与迪瓦尔的偏执及阿尔芒的愤怒之间的矛盾促成的。从深层意义上分析，这一悲剧是男权社会和男性文化中社会底层妓女生命走向的必然结果。男权文化主宰的世界中，女性是附庸，是她者，女性意识觉醒后的抗争也只有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文化渊源；她者；女性悲剧；男权社会；茶花女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2
进入文明史后，女性悲剧是一个人类性问题。“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來才变成女人”的观点是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来的。本文从西方文化中女性“她者”身份确立的文化渊源、玛格丽特悲剧的直接因素及文化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女性的“她者”身份及其悲剧性存在。
一、西方文化中女性“她者”身份确立的文化渊源
西方文化三大渊源古希腊神话、《圣经》和《荷马史诗》规定了女性的“她者”身份。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确定的。古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形成具有根本性奠基作用。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形象，塑造出男性世界中女性的 “她者”身份。为了惩罚人类，宙斯造出了大地上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Pandora即“有一切天赋的女人”），众神赠予她美貌、华丽装饰、妩媚与诱惑男人的力量、言语的技能和装有灾难、瘟疫、祸害的魔盒，却不给予她雅典娜的智慧。潘多拉为宙斯报复人类的工具，拥有捕获男性的魅力：漂亮、性感、善于语言伪装，任凭好奇心驱使缺乏理性约束，她就是邪恶的携带者、象征者，及希望的扼杀者。
《圣经》中夏娃形象定型了女性的“她者”身份。《创世纪》记载：耶和华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他是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为了让亚当不会感受到孤独，上帝就在他熟睡时取其肋骨，以此造就了夏娃。夏娃不仅是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还是亚当的配偶。随后夏娃在蛇精的哄骗下偷吃了禁果（知善恶），亚当也跟着吃了，耶和华知道后十分生气，就将他们纷纷逐出了伊甸园。上帝认为人类罪恶始于偷吃禁果，因而就诅咒夏娃饱受怀胎之苦，永远依恋亚当，并受亚当终生管辖。吃禁果是人类的原罪，引诱亚当偷吃禁果则成为女性的原罪。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世界里，女性成为原罪之原罪。自基督教世界上帝造人传说形成时，女性就从文化层面上失去了主体性，变成了她者，她（she）因他（he）而生、而死，为他（he）而存在、而消失，没有了他（he），她（she）则没有意义，只剩下一个“S”。从此她（she）进入了漫长的依附性历史语境之中，女性的“她者”身份在人类信仰（具有不可置疑性）中得以确立。
《荷马史诗》以历史和文学方式对女性“她者”身份进行了佐证。《荷马史诗》是一部歌颂人间英雄的传奇，《伊利昂记》中大量描写特洛伊战争中的战斗场面及英雄的事迹。但史诗却将战争之因归罪于“红颜祸水”，人们便将所有的罪责都指向了海伦，甚至认为她的灵魂都有罪，她必须不断地为自己赎罪。其实，海伦在故事中出场篇幅很短，她是美的化身，她追求自己的爱情，又怎能承担起战争的罪过。这只不过是男性叙述者掩盖男性群体占有美、财富及表现英雄气概的面纱。但是，千百年来海伦古希腊最美丽的女性因作为英雄悲剧的制造者而被人们所指责。
由历史、神话、宗教、文学等内化而成的文化认同将女性抛入了被遮蔽的时间洪流之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视野中，女性自然是被忽视的，可以这样说，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更没有能力自主自己的命运。《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代表性形象，其命运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悲剧的具体性存在。
二、从《茶花女》文本中解读玛格丽特悲剧的直接原因
《茶花女》文本的故事脉络。来自乡下的美貌姑娘玛格丽特，洁白的像一张纸，如同白茶花一样，她来到车水马龙的都市，她曾有梦想在这里扎根。但是受到生活的胁迫，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下，她凭借自己的美貌一步一步接触上流社会，随后便成为了艳冠群芳的“交际花”。阿尔芒疯狂地爱上了玛格丽特，原本已经接近枯萎的“梦想”又被重新赋予了生命，当玛格丽特将一朵洁白的茶花赠与阿尔芒，便意味着两人的爱情之花绽放了。当知道干女儿想回归正常生活时，摩里阿龙公爵便断绝了玛格丽特的经济来源，使她欠下几万法郎的债务。当知道儿子爱上妓女时，阿尔芒的父亲税务局长杜瓦尔先生以家族的荣誉要求玛格丽特与阿尔芒断绝关系。玛格丽特为了满足杜瓦尔先生的请求，又过上了过去交际花的生活。这引起了阿尔芒的愤怒，他想尽办法羞辱玛格丽特。最终玛格丽特在阿尔芒的刺激中一病不起，孤独凄凉地死去。
玛格丽特悲剧的三个直接原因。
第一，以摩里阿龙公爵为代表的当时巴黎那个腐朽虚荣、冷库堕落的社会。玛格丽特生活的年代处于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末期，社会虚伪庸俗，假仁假义，极端势利，上层腐朽堕落、荒淫无耻，凭借手中的资源寻欢作乐。来到巴黎世界的纯洁、善良的农村少女玛格丽特极易成为上流社会的囊中之物，丢失自我才能保全自身。因此，爱情对于她来说成为不可企及的幻想，自我意识的存在就会让她走向悲剧的深渊。
第二，以杜瓦尔为代表的自私冷酷人物的无理、蛮横要求。他认为，上等人和情妇之间只能是买卖关系，决不能产生真正的感情，不然就会玷辱门楣，断送前程。杜瓦尔之类的所谓社会精英，从自身利益出发，重视自身家庭、女儿的名誉，无视玛格丽特的真情流露，根本就没有将妓女当作人来看，认为她们不应该，也不能拥有做人的尊严。其实，杜瓦尔为代表的群体的存在，正是妓女从良道路上最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些人也就是妓女所痴情对象的家人群体基本上堵死了她们的回归之路。 第三，阿尔芒的愤怒与摇摆。阿尔芒的报复和刺激是压死玛格丽特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疯狂的追求点燃了玛格丽特的热情，令她痴迷；她为了爱情冒险背上了债务；为了他父亲的要求，她承担了道德的责任。可是，阿尔芒没有耐心去推理，仍然以妓女的眼光去审视玛格丽特的为人。爱情会使人变得自私，其时段性为其基本特征，在爱情创伤中，男性会用变形的判断审视女性，一切罪过都是女性的。尼采说：“妇女必须顺从，你要走向妇人们么？别忘记了你的鞭子！”
摩里阿龙公爵为代表的社会欲望是玛格丽特堕落的根源，杜瓦尔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堵死了玛格丽特改良的路径，阿尔芒为代表的爱情对象的质疑和摇摆让玛格丽特的爱情成为空壳，善良纯洁的玛格丽特只能红颜多薄命，犹如她自己的预测那样：“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毁灭了别人又毁灭了自己之后，像一条野狗似的死去。”玛格丽特的悲剧属于女性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之妓女的悲剧，是男权中心社会女性悲剧的典型代表。
三、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茶花女》悲剧的文化因素
在父权文化世界中，男性是主宰，是世界运行的轴心，女性是“第二性”，是附属于男性的。卢梭在谈到妇女时认为：“妇女永远应该从属于男子或男子的见解，妇女之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听命于男子”。人们所制定的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好似冠冕堂皇，实则丑陋的社会风俗，無疑不将女性的行为、道德限制在狭小的箱子里。如同中国古代专门针对女性所制定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一样，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宣扬着女性应当遵守的道德伦理。《圣经·新约》中这样规范女人：“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从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父系中心文化从各个方面向女性渗透，内化并畸形女性心理。肉体上的压迫容易挣脱，精神上的毒化难以清除。正像尼采所说那样：“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习惯于依附男人而存在，屈从于男性的意识，不但肉体上不受自己掌控，连精神一并被男性侵占。杜瓦尔先生对玛格丽特说：“您爱阿尔芒，您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向他证明您的爱情：即牺牲您的爱情，成全他的前途。” 在面对阿尔芒父亲要求时，玛格丽特似乎只有远离那原本属于她的幸福，没有别的选择。男性以自身的标准来划分女性的贵贱，这种划定往往从女性的付出而不是女性的生命追求来评判她们的价值。这一虚伪的光环让女性在所谓的伟大中丢失自我而心甘情愿地顺从男性的安排。女性作为弱者难以树立自我肯定的标准，只有在男人的肯定中实现自我。
妓女因其商品化性质失掉其依附性特征而为男性用金钱可以交换之物，是女性悲剧的集中体现者。无论玛格丽特怎样努力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争取自己的幸福，也是白费的，因为她“没有资格”，她不是千金小姐，大家闺秀，她只是一个妓女，一个男人的玩物。妓女是自古恒有的职业，因其勾引男人破坏家庭而遭到女性仇视，因其暴露人之欲望而受到男性轻视，因其近妖而万恶，妓女身份就是永恒的“红字”。不管妓女们的处境如何、技艺如何、命运如何，人们都剥掉了她们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杜瓦尔先生认为：“妓女都是没有心肝，没有理智的人，是一种榨钱机器，就像钢铁铸成的机器一样，随时都会把递东西给他的手轧断，毫不留情……”玛格丽特自己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物，他们讲自尊心的时候，我们排在前面；要他们尊敬的时候，我们却降到末座”这是妓女对悲惨命运的血泪控诉，也是对男性为统治地位的社会怒斥，她们只能凭借美貌与男性为统治地位的社会相抗衡。玛格丽特的周围，没有人对她付出真情，虽然她放弃了一切，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现实，她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的幸福而自甘堕落，但她的死亡除了得到阿尔芒的后悔和内疚外一无所有，就连读者都难以找到悲剧情绪缓解的对象，“生则生，死则死”是玛格丽泽生命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卡西尔 神话思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6.
[2]崔大庆 论欧洲19世纪小说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J]. 辽宁大学学报2005.4.
[3]邓属 <茶花女>的悲剧艺术[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3.5.
关键词：文化渊源；她者；女性悲剧；男权社会；茶花女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2
进入文明史后，女性悲剧是一个人类性问题。“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來才变成女人”的观点是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来的。本文从西方文化中女性“她者”身份确立的文化渊源、玛格丽特悲剧的直接因素及文化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女性的“她者”身份及其悲剧性存在。
一、西方文化中女性“她者”身份确立的文化渊源
西方文化三大渊源古希腊神话、《圣经》和《荷马史诗》规定了女性的“她者”身份。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确定的。古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形成具有根本性奠基作用。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形象，塑造出男性世界中女性的 “她者”身份。为了惩罚人类，宙斯造出了大地上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Pandora即“有一切天赋的女人”），众神赠予她美貌、华丽装饰、妩媚与诱惑男人的力量、言语的技能和装有灾难、瘟疫、祸害的魔盒，却不给予她雅典娜的智慧。潘多拉为宙斯报复人类的工具，拥有捕获男性的魅力：漂亮、性感、善于语言伪装，任凭好奇心驱使缺乏理性约束，她就是邪恶的携带者、象征者，及希望的扼杀者。
《圣经》中夏娃形象定型了女性的“她者”身份。《创世纪》记载：耶和华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他是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为了让亚当不会感受到孤独，上帝就在他熟睡时取其肋骨，以此造就了夏娃。夏娃不仅是来到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还是亚当的配偶。随后夏娃在蛇精的哄骗下偷吃了禁果（知善恶），亚当也跟着吃了，耶和华知道后十分生气，就将他们纷纷逐出了伊甸园。上帝认为人类罪恶始于偷吃禁果，因而就诅咒夏娃饱受怀胎之苦，永远依恋亚当，并受亚当终生管辖。吃禁果是人类的原罪，引诱亚当偷吃禁果则成为女性的原罪。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世界里，女性成为原罪之原罪。自基督教世界上帝造人传说形成时，女性就从文化层面上失去了主体性，变成了她者，她（she）因他（he）而生、而死，为他（he）而存在、而消失，没有了他（he），她（she）则没有意义，只剩下一个“S”。从此她（she）进入了漫长的依附性历史语境之中，女性的“她者”身份在人类信仰（具有不可置疑性）中得以确立。
《荷马史诗》以历史和文学方式对女性“她者”身份进行了佐证。《荷马史诗》是一部歌颂人间英雄的传奇，《伊利昂记》中大量描写特洛伊战争中的战斗场面及英雄的事迹。但史诗却将战争之因归罪于“红颜祸水”，人们便将所有的罪责都指向了海伦，甚至认为她的灵魂都有罪，她必须不断地为自己赎罪。其实，海伦在故事中出场篇幅很短，她是美的化身，她追求自己的爱情，又怎能承担起战争的罪过。这只不过是男性叙述者掩盖男性群体占有美、财富及表现英雄气概的面纱。但是，千百年来海伦古希腊最美丽的女性因作为英雄悲剧的制造者而被人们所指责。
由历史、神话、宗教、文学等内化而成的文化认同将女性抛入了被遮蔽的时间洪流之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视野中，女性自然是被忽视的，可以这样说，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更没有能力自主自己的命运。《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代表性形象，其命运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悲剧的具体性存在。
二、从《茶花女》文本中解读玛格丽特悲剧的直接原因
《茶花女》文本的故事脉络。来自乡下的美貌姑娘玛格丽特，洁白的像一张纸，如同白茶花一样，她来到车水马龙的都市，她曾有梦想在这里扎根。但是受到生活的胁迫，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下，她凭借自己的美貌一步一步接触上流社会，随后便成为了艳冠群芳的“交际花”。阿尔芒疯狂地爱上了玛格丽特，原本已经接近枯萎的“梦想”又被重新赋予了生命，当玛格丽特将一朵洁白的茶花赠与阿尔芒，便意味着两人的爱情之花绽放了。当知道干女儿想回归正常生活时，摩里阿龙公爵便断绝了玛格丽特的经济来源，使她欠下几万法郎的债务。当知道儿子爱上妓女时，阿尔芒的父亲税务局长杜瓦尔先生以家族的荣誉要求玛格丽特与阿尔芒断绝关系。玛格丽特为了满足杜瓦尔先生的请求，又过上了过去交际花的生活。这引起了阿尔芒的愤怒，他想尽办法羞辱玛格丽特。最终玛格丽特在阿尔芒的刺激中一病不起，孤独凄凉地死去。
玛格丽特悲剧的三个直接原因。
第一，以摩里阿龙公爵为代表的当时巴黎那个腐朽虚荣、冷库堕落的社会。玛格丽特生活的年代处于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末期，社会虚伪庸俗，假仁假义，极端势利，上层腐朽堕落、荒淫无耻，凭借手中的资源寻欢作乐。来到巴黎世界的纯洁、善良的农村少女玛格丽特极易成为上流社会的囊中之物，丢失自我才能保全自身。因此，爱情对于她来说成为不可企及的幻想，自我意识的存在就会让她走向悲剧的深渊。
第二，以杜瓦尔为代表的自私冷酷人物的无理、蛮横要求。他认为，上等人和情妇之间只能是买卖关系，决不能产生真正的感情，不然就会玷辱门楣，断送前程。杜瓦尔之类的所谓社会精英，从自身利益出发，重视自身家庭、女儿的名誉，无视玛格丽特的真情流露，根本就没有将妓女当作人来看，认为她们不应该，也不能拥有做人的尊严。其实，杜瓦尔为代表的群体的存在，正是妓女从良道路上最难以跨越的门槛，这些人也就是妓女所痴情对象的家人群体基本上堵死了她们的回归之路。 第三，阿尔芒的愤怒与摇摆。阿尔芒的报复和刺激是压死玛格丽特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疯狂的追求点燃了玛格丽特的热情，令她痴迷；她为了爱情冒险背上了债务；为了他父亲的要求，她承担了道德的责任。可是，阿尔芒没有耐心去推理，仍然以妓女的眼光去审视玛格丽特的为人。爱情会使人变得自私，其时段性为其基本特征，在爱情创伤中，男性会用变形的判断审视女性，一切罪过都是女性的。尼采说：“妇女必须顺从，你要走向妇人们么？别忘记了你的鞭子！”
摩里阿龙公爵为代表的社会欲望是玛格丽特堕落的根源，杜瓦尔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堵死了玛格丽特改良的路径，阿尔芒为代表的爱情对象的质疑和摇摆让玛格丽特的爱情成为空壳，善良纯洁的玛格丽特只能红颜多薄命，犹如她自己的预测那样：“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毁灭了别人又毁灭了自己之后，像一条野狗似的死去。”玛格丽特的悲剧属于女性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之妓女的悲剧，是男权中心社会女性悲剧的典型代表。
三、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茶花女》悲剧的文化因素
在父权文化世界中，男性是主宰，是世界运行的轴心，女性是“第二性”，是附属于男性的。卢梭在谈到妇女时认为：“妇女永远应该从属于男子或男子的见解，妇女之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听命于男子”。人们所制定的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好似冠冕堂皇，实则丑陋的社会风俗，無疑不将女性的行为、道德限制在狭小的箱子里。如同中国古代专门针对女性所制定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一样，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宣扬着女性应当遵守的道德伦理。《圣经·新约》中这样规范女人：“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从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父系中心文化从各个方面向女性渗透，内化并畸形女性心理。肉体上的压迫容易挣脱，精神上的毒化难以清除。正像尼采所说那样：“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习惯于依附男人而存在，屈从于男性的意识，不但肉体上不受自己掌控，连精神一并被男性侵占。杜瓦尔先生对玛格丽特说：“您爱阿尔芒，您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向他证明您的爱情：即牺牲您的爱情，成全他的前途。” 在面对阿尔芒父亲要求时，玛格丽特似乎只有远离那原本属于她的幸福，没有别的选择。男性以自身的标准来划分女性的贵贱，这种划定往往从女性的付出而不是女性的生命追求来评判她们的价值。这一虚伪的光环让女性在所谓的伟大中丢失自我而心甘情愿地顺从男性的安排。女性作为弱者难以树立自我肯定的标准，只有在男人的肯定中实现自我。
妓女因其商品化性质失掉其依附性特征而为男性用金钱可以交换之物，是女性悲剧的集中体现者。无论玛格丽特怎样努力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争取自己的幸福，也是白费的，因为她“没有资格”，她不是千金小姐，大家闺秀，她只是一个妓女，一个男人的玩物。妓女是自古恒有的职业，因其勾引男人破坏家庭而遭到女性仇视，因其暴露人之欲望而受到男性轻视，因其近妖而万恶，妓女身份就是永恒的“红字”。不管妓女们的处境如何、技艺如何、命运如何，人们都剥掉了她们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杜瓦尔先生认为：“妓女都是没有心肝，没有理智的人，是一种榨钱机器，就像钢铁铸成的机器一样，随时都会把递东西给他的手轧断，毫不留情……”玛格丽特自己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物，他们讲自尊心的时候，我们排在前面；要他们尊敬的时候，我们却降到末座”这是妓女对悲惨命运的血泪控诉，也是对男性为统治地位的社会怒斥，她们只能凭借美貌与男性为统治地位的社会相抗衡。玛格丽特的周围，没有人对她付出真情，虽然她放弃了一切，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现实，她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的幸福而自甘堕落，但她的死亡除了得到阿尔芒的后悔和内疚外一无所有，就连读者都难以找到悲剧情绪缓解的对象，“生则生，死则死”是玛格丽泽生命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卡西尔 神话思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6.
[2]崔大庆 论欧洲19世纪小说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J]. 辽宁大学学报2005.4.
[3]邓属 <茶花女>的悲剧艺术[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