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说法繁多，有空想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俄罗斯有苏共社会主义，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柬埔寨有红色社会主义，缅甸有军人社会主义，利比亚有民众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各种自称的社会主义。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也糊涂了，一下子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陈毅副总理到摩洛哥，国王请吃饭，客人后面都站一位调味师；国王说，我们每人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可是各人的调味不同。
　　既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革命家还要自称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崇高的理想，革命家不因为说不清而且没有出现过公认的真正社会主义，就轻易放弃崇高的理想。正如中国从古到今尊崇大同理想，不因为从来没有出现大同而放弃大同的崇高理想。
　　苏联瓦解后，独立起来的俄罗斯放弃了社会主义路线。叶利钦宣称：“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统治”，“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发展的必要前提”。俄罗斯退出了历史的误区。
　　住在莫斯科的一位中国学者，听了苏联总统宣告苏联解体的电视讲话之后，十分惊讶，匆忙走去红场了解情况。只见稀稀拉拉的一些人在走路，没有他所预期的群众聚会。第二天去看俄罗斯朋友：一位说，他没有看电视；一位说，这或许不是坏事；一位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他们指苏联的加盟国和卫星国）。全世界都在震惊，唯独苏联人民人人保持冷静！有74年的亲身经历，他们最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当官是个手艺活：能够适时地『病倒』
　　能够适时地“病倒”，在中国特色的官场中，其实是一门基本功。
　　史料中有不少“病”案，绝大多数是为了示弱、装熊，麻痹对手。比如，司马懿与曹爽正掐得起劲时，忽然称病。曹大人就派了身边工作人员前去亲切慰问，看到司马大人手抖得无法利索穿衣喝粥，大为欣慰，结果中计。
　　1900年，李鸿章在朝廷的三令五申下，终于从广东动身，北上去和八国联军谈判，这令一心要拉他共建“两广共和国”的孙文等人极度失望。没想到，李鸿章走到上海就“生病”了，而且一病就是两个月。李鸿章其实在上海“住院观察”，不是他“被”观察，而是观察局势。在写给慈禧太后的密折里，他倒很痛快，承认自己“岂惜挟疾以往”，而是“小作盘桓，兼观敌志，徐议排解，仍候布置稍齐，即星驰北上”。
　　在难以表态、却又必须表态时，装病无疑是拖延的最好办法。这类戏演得比较投入的，是光绪皇帝的老爸醇亲王奕譞。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被选中继位时，居然晕倒在会议室里，避免了艰难而微妙的表态。儿子当了皇帝，30多岁的醇亲王却成了“病夫”，以健康为理由，要求退居二线。这种顾全大局、谦虚谨慎的精神，令朝廷放心、同僚安心。而那位执政20多年的恭亲王，总是硬撑着不生病，最后就只好“被”生病而下岗。
　　当官是个手艺活，不学无术要不得，戏剧学、表演术都是入门必修课，技术难度一点儿都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