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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多边档案，拉钦科重新解读了1962年到1967年之间中苏关系分裂进程，认为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是1960年代双方在是否維持既有不平等的同盟关系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苏联领导人企匿维持现有的联盟状况，而毛泽东则要求平等和超越。中苏联盟的破裂在基本层面上是权力的争夺，意识形态扮演了工具的角色，拉钦科的研究启发并引导我们进一步从文明、文化视角来理解中苏分裂。
【关键词】中苏同盟，破裂，冷战，权力政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5—0068-05
1962--1967年是中苏矛盾全面爆发并且同盟关系急速走向破裂的重要时期，两国在历史、文化、种族和权力等因素的作用，隐性矛盾全面公开化，作为两个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在这一时期的分道扬镳对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苏的迅速对立使得亚洲共产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离心趋势，以莫斯科—北京为中心的权力体系近于崩溃，朝鲜、越南等外围社会主义国家对莫斯科和北京更加貌合神离；于整个冷战过程而言，中苏的分裂造成了冷战二元结构的戏剧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体系开始解体，亚洲冷战的西太平洋分界线开始松动；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当中南海和克里姆林宫的口水战升级为边境武装冲突时，毛泽东出于安全考虑向尼克松敞开大门，最终导致冷战走向终结。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经历了战火考验的同盟在1960年代如此迅速地走向分崩离析?这是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长久以来，由于相关档案的缺失，中苏在1962年到1967年的分裂过程显得扑朔迷离，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在双方公开发行物上彼此谩骂和指责的文字以及个人回忆录里的不解、愤怒和无奈，这些材料似乎“合情合理”地告诉我们，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了最终的分裂。苏联解体后，随着新档案的不断开放，历史学家们终于有机会对这段历史重新进行梳理。
2009年1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得到了俄裔美国新锐历史学者谢尔盖·拉钦科(SergeyRad chenko)尚未正式出版的新著《天有二日：中苏争夺至上权力1962--1967》，这本书仅二百多页，修改自拉钦科2005年的博士论文《中国难题：1960年代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作者引用自《礼记·坊记》的名言“天无二日，地无二主”表明他本人对意识形态在中苏分裂当中的根本性作用表示极大怀疑。在利用了苏联外交部、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的相关档案的基础上(还包括一些重要的中国文献，如吴冷西的《十年论战》《周恩来年谱》等)，作者在书中将中苏分裂归结为权力斗争，即中苏领导人为争夺个人权力和威望。书中的一个中心的论点是：中苏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而双方实际上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莫斯科满足于联盟现状的时候，北京却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围绕着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以及是否联合支援北越对抗美国等一系列事件，中苏由谩骂、指责走向武装对抗。
可能受文安立的影响，拉钦科以现时代为切入点开始本书的序言。以一种隐含意义的方式告诉我们此研究的现实性关怀。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2001年，作者从俄罗斯宾海洲“克拉斯基诺”(KpaCKHHO)的第10号边防检查站进入俄境，偶然而惊奇地发现检查站钟楼上依旧飘着苏联国旗，当他打开自己的护照时，发现新盖上去的过关印章还是苏联的(“克拉斯基诺，苏联，苏方控制的第10号检查站”)，在这个俄罗斯边境小城，历史似乎凝固作者再次听闻中国商人遭遇的严厉盘查甚至残忍和无理的殴打，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俄国商人的闲暇谈资。这段文字使我联系到自己曾在东北所做过的一些访谈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戈尔巴乔夫首次访华后的第20年、中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应对全球局势的今天，为什么中俄边境之间的民众彼此的情感依旧是如此的矛盾和复杂?诚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印记处处存在，对历史的记忆更是直接和现实地影响着今天甚至是未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剧变?历史有没有可能重演?回答这一切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过去真实的历史。
中苏同盟的历史脉络开始于1940年代。1949年之前，斯大林在中国并没有和中共建立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而是将它和地方势力等同。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维持和国民党的合作，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奉行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斯大林未把意识形态因素视为其对外政策考量中的首要因素，并且他也不相信中共所信仰的那一套共产主义理论拥有“纯正的马克思列宁血统”。然而中国内战形势的逆转出乎斯大林的预料，在经历了几次反复之后，1949年12月，他终于决定让毛泽东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尽管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毛对斯大林并不放心，根据陪伴的俄国官员回忆，毛泽东担心这会是自己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无论毛泽东内心是否真正担心过这一问题，后来他在莫斯科确实令人不愉快的谈判经历告诉我们：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已经在同盟真正开始之前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可以说是旧怨未了，新怨又添。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仅两个月之时访问苏联，既是希望能够得到莫斯科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援助，更是希望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来收回苏俄在华特权，将中国彻底带出半殖民时代，以此显示与腐朽的国民党的区别，从而稳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并提高他本人的政治威望。而斯大林并不愿意破坏基于雅尔塔体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根本的是他不愿意放弃从沙俄时代继承下来的对华殖民遗产。但是在经历了和毛泽东的多次会谈之后，斯大林发现除了从根本上确立中苏关系的基础之外，他别无选择。中国局势的转换迫使双方要对各自利益进行重新调整。根据新的中苏同盟条约，苏联不得不在限定期限归还旅大港和中长铁路特权。但斯大林对此并不甘心，他通过中苏秘密协定换回一些补偿，以此来平衡自己的心理。而这些补偿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和信任，成为日后中苏分裂时毛泽东发泄不满的一个理由。
作者认为基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的同盟关系并不是平等的，流传于两国民间的诸多文学作品在颂扬中苏两国伟大友谊时也显露出其中的玄机。当中国人在高唱“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时，苏联歌曲里这样歌颂中苏友谊：“强大的苏联在前进，新中国与我们并肩前行”。拉钦科认为中苏两国在宣传双方的友谊时强调了不同的重点，中国人将中苏关系理解为平等的关系，而苏联人则强调中国只是一个后来者，最多可以与苏联保持平行。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在事前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以秘密报告的形式草率处理了斯大林的政治遗产。鉴于自身国内政治地位的考量，毛泽东并不完全认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功劳。但 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世界中“真正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继承人”。在经历了与斯大林的“合作”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苏联盟体制内的不平等极为反感。他们迫切地要求改变这种先天就不平等的同盟关系，而赫鲁晓夫却期待着完整继承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中苏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
整个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⑦，从表面上看，中苏之间只是争夺马列主义解释权，但作者认为对于马列主义的不同解释所产生的分歧无法使中苏之间敌视如此长久和严重。实际上，从俄国档案可以发现赫鲁晓夫本人从来不相信意识形态问题会真正侵蚀中苏联盟的基础。到了1960年代初，当双方的报纸相互谩骂时，赫鲁晓夫还在试图弥补中苏之间的不合，他相信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甚至觉得自己可能是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犯了某些错误。然而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使得赫鲁晓夫改变了看法。
1962年10月，中印之间因为边界问题在喜马拉雅山两侧剑拔弩张，同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次冷战危机也即将爆发。10月13日，赫鲁晓夫向中国人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苏共中央破例以高规格宴请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赫鲁晓夫在宴会上表示：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会在中印冲突中支持中国。其实，赫鲁晓夫是希望中印之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和印度的关系对他而言意义非凡，除了苏联在印的国家利益，赫鲁晓夫一直认为发展和印度的关系是自己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思考，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值得骄傲的政绩。然而，毛泽东再一次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中国选择了以武装冲突的形式解决边界冲突，而赫鲁晓夫出于苏联国家利益和个人政治威望的考量采取了相对模糊的立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没有一边倒地支持中国而感到愤怒，再次指责苏联背叛了革命。而紧接而来的古巴导弹危机却使得中苏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和公开化，赫鲁晓夫一直否认自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被美国击败，自诩为共产主义阵营旗手的赫鲁晓夫一直坚信向古巴运送弹道导弹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巨大胜利，当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同僚以及兄弟国家领导人对此表示“赞赏”和“钦佩”时，中国却出来指责“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将导弹部署在古巴是犯了“冒进主义错误”，而从古巴撤退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这使得赫鲁晓夫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他对北京这样的表现感到十分的懊恼。
对于北京而言，选择批评苏联自有“权力性”的因素考虑。一方面，作者认为毛泽东确实相信赫鲁晓夫背叛了古巴革命。但更为关键的是，赫鲁晓夫在向古巴运送和撤退导弹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和毛泽东事先商量，毛认为赫鲁晓夫在做这样事关重大的决策时，没有将中国考虑进去是对中国以及他本人最为严重的伤害。作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大加指责的根本原因。
持续恶化的同盟关系使赫鲁晓夫感到失望，这使得他不得不相信毛泽东的动机是出于嫉妒苏联以及他个人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毛泽东想取代他本人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但此时，赫鲁晓夫将中苏之间的矛盾界定为铁幕一方内部的权力争斗，虽然矛盾重重，但中国和苏联依旧站在铁幕的一边。
随着莫斯科会谈破裂，中苏联盟的危机升级，赫鲁晓夫在中苏联盟问题上的态度左右摇摆。1963年夏天，他选择进一步靠近西方而疏远中国，但是数月之后，赫鲁晓夫又企图与中国修好，1963年11月，赫鲁晓夫最后一次决定去修复已经支离破碎的中苏关系。而此时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毛泽东并不想让两国重归蜜月，他想制造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混乱来瓦解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里的权威。1963年初，毛泽东发出号召支援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并发动了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全面论战。在亚洲，中国不断支持北朝鲜和越南来削弱莫斯科的权威。中苏双方在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公开的严重对抗。
1964年，赫鲁晓夫对中苏之间冲突的认识更加深刻，他在8月巡视苏联南部和中亚地区时认为苏联和中国之间的问题部分是“文化”所致，“中国人狡猾并且习惯出尔反尔”，这是赫鲁晓夫对中苏之间的矛盾的“文化”阐释。在赫鲁晓夫眼里，中苏之间的的权力斗争隐含了文明间的矛盾。
赫鲁晓夫下台后，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对如何处理中苏关系感到棘手，这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本人在外交决策方面独断专行所致，除了赫鲁晓夫本人之外，苏共高层对中苏关系恶化内因的认识基本上都是表面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又回到了最肤浅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层面上。鉴于自身经历，他们相信中苏关系的现状是赫鲁晓夫个人鲁莽、轻率所致，共同的意识形态完全可以使中苏两国协调一致并成为“阶级兄弟”。
11月周恩来来访，克里姆林宫为双方可以再次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感到欣慰和期待。但是毛泽东却不希望此时在中苏关系上达成和解，作者认为毛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与苏联和解，那么刘少奇以及其他的领导人将会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毛泽东想要告诉其他国内的领导人，苏联的新领导人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周恩来根本不是来协商的，他在莫斯科指责苏联领导人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主义路线，会谈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11月会议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苏联领导人继续寻求双方和解的努力，次年2月份，柯西金访问北京，此时，美国已经开始升级越战。柯西金期待中苏双方可以借此机会抛弃前嫌共同对付美国，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印度支那地区的冲突是东西方阵营之间的较量，中苏属于同一个阵营，完全应该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毛泽东却将中南半岛上的冲突看作是一次大规模的世界革命的开始，中国要成为支持这场革命的后方和中心，也不希望和修正主义的苏联一起对付美帝国主义。中国拒绝和苏联合作并指责苏联的建议是一场阴谋。苏联领导人颇为期待的一次絕好的和解机会就这样丧失，柯西金北京之行后，苏联领导人完全意识到了中苏关系和解无望，从而对北京采取了新的措施：遏制中国。
1966年，苏联对华政策趋于稳定，莫斯科不再指望双方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友好状态。勃列日涅夫尽量避免与中国公开论战，他认为这样做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不久，随着中国国内“文革”的开始，中苏之间的敌对迅速扩大，苏联驻华大使警告莫斯科：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反苏倾向来看，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增。莫斯科对此采取了措施，重新发动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围剿，使得中苏分裂在苏方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里合理化。另一方面，苏联对华政策完全回归到现实政治轨道，1967年2月，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苏联决定大幅强化针对中国的边防力量。中苏开始进入武装对峙状态。
从全书的整个叙述结构来看，作者始终关注的是中苏分裂过程中的权力性因素。在作者 看来，无论毛泽东、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斗争实际上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围绕着联盟体系内的权力再分配进行的较量。在中苏分裂过程中，苏联领导人只强调中国有夺取霸权的野心，却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自己的霸权心态，这使得中国十分反感，具体体现出来就是：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留下的同盟体系，他希望获得同苏联的平等甚至超越苏联。而苏联领导人一次次地寻求与中国和解，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这个并不平等的联盟关系。这是作者叙述的一条主线。
但是，作者并没有将中苏联盟的破裂最终归结为权力斗争，他认为在权力斗爭之下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中苏两国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处于欧亚大陆北端的苏联历史上频频遭遇邻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侵略，1940年德国的入侵使得战后苏联对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显得十分敏感，这个国家不得不寻求最大限度的地缘政治霸权以维护自身的安全；而中国在历史上也频道陆上强邻的侵袭，加之经历了19世纪列强的凌辱——尤其是北方的苏俄，在双方各自的语境当中，霸权成为保证安全的合理要求。从这个层面上说，作者认为：当中苏关系彻底走向破裂时，在苏联领导人的认识里，中国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竞争者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者，它是文化和种族视角下的敌人——iE如1940年代的德国那样。不同于美国的威胁，中国的威胁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层面上的，而是关乎俄罗斯民族的生存。
这样作者将我们引向了文明和文化的视角，虽然他没有用史实考证来继续分析，但是这足以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近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我们对冷战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权力的界定。在这个二元结构的国际体系当中，历史学家们发现，驱动国际行为体的内在动机往往不是简单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一个民族、国家历史上形成的更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同样，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结论也会更为深刻，20世纪国际行为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他文化产品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无法忽视来自于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因素在整个冷战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中苏同盟的破裂过程告诉我们，在促成分裂的众多因素当中，双方各自历史、文化语境里的安全观念、历史记忆的错位和冲突远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的重要。冷战的边界不仅存在于东西方阵营之间，它更存在于历史形成的民族国家之间，这种存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冷战”在事实上极大地改变了整个20世纪总体冷战进程。从文化和文明的视角来讲，作为冷战第二战场的中苏分裂反映得比整体冷战更为深刻。，
(本文得到了华东师大历史系硕士生刘阳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谢意。)
【作者简介】刘洪生，男，1982年生，山东滨州人。现为珠海市教研中心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关键词】中苏同盟，破裂，冷战，权力政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5—0068-05
1962--1967年是中苏矛盾全面爆发并且同盟关系急速走向破裂的重要时期，两国在历史、文化、种族和权力等因素的作用，隐性矛盾全面公开化，作为两个最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在这一时期的分道扬镳对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苏的迅速对立使得亚洲共产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离心趋势，以莫斯科—北京为中心的权力体系近于崩溃，朝鲜、越南等外围社会主义国家对莫斯科和北京更加貌合神离；于整个冷战过程而言，中苏的分裂造成了冷战二元结构的戏剧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体系开始解体，亚洲冷战的西太平洋分界线开始松动；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当中南海和克里姆林宫的口水战升级为边境武装冲突时，毛泽东出于安全考虑向尼克松敞开大门，最终导致冷战走向终结。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经历了战火考验的同盟在1960年代如此迅速地走向分崩离析?这是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长久以来，由于相关档案的缺失，中苏在1962年到1967年的分裂过程显得扑朔迷离，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在双方公开发行物上彼此谩骂和指责的文字以及个人回忆录里的不解、愤怒和无奈，这些材料似乎“合情合理”地告诉我们，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了最终的分裂。苏联解体后，随着新档案的不断开放，历史学家们终于有机会对这段历史重新进行梳理。
2009年1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得到了俄裔美国新锐历史学者谢尔盖·拉钦科(SergeyRad chenko)尚未正式出版的新著《天有二日：中苏争夺至上权力1962--1967》，这本书仅二百多页，修改自拉钦科2005年的博士论文《中国难题：1960年代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作者引用自《礼记·坊记》的名言“天无二日，地无二主”表明他本人对意识形态在中苏分裂当中的根本性作用表示极大怀疑。在利用了苏联外交部、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的相关档案的基础上(还包括一些重要的中国文献，如吴冷西的《十年论战》《周恩来年谱》等)，作者在书中将中苏分裂归结为权力斗争，即中苏领导人为争夺个人权力和威望。书中的一个中心的论点是：中苏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而双方实际上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莫斯科满足于联盟现状的时候，北京却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围绕着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以及是否联合支援北越对抗美国等一系列事件，中苏由谩骂、指责走向武装对抗。
可能受文安立的影响，拉钦科以现时代为切入点开始本书的序言。以一种隐含意义的方式告诉我们此研究的现实性关怀。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2001年，作者从俄罗斯宾海洲“克拉斯基诺”(KpaCKHHO)的第10号边防检查站进入俄境，偶然而惊奇地发现检查站钟楼上依旧飘着苏联国旗，当他打开自己的护照时，发现新盖上去的过关印章还是苏联的(“克拉斯基诺，苏联，苏方控制的第10号检查站”)，在这个俄罗斯边境小城，历史似乎凝固作者再次听闻中国商人遭遇的严厉盘查甚至残忍和无理的殴打，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俄国商人的闲暇谈资。这段文字使我联系到自己曾在东北所做过的一些访谈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戈尔巴乔夫首次访华后的第20年、中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应对全球局势的今天，为什么中俄边境之间的民众彼此的情感依旧是如此的矛盾和复杂?诚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印记处处存在，对历史的记忆更是直接和现实地影响着今天甚至是未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苏关系的剧变?历史有没有可能重演?回答这一切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过去真实的历史。
中苏同盟的历史脉络开始于1940年代。1949年之前，斯大林在中国并没有和中共建立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而是将它和地方势力等同。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维持和国民党的合作，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奉行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斯大林未把意识形态因素视为其对外政策考量中的首要因素，并且他也不相信中共所信仰的那一套共产主义理论拥有“纯正的马克思列宁血统”。然而中国内战形势的逆转出乎斯大林的预料，在经历了几次反复之后，1949年12月，他终于决定让毛泽东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尽管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毛对斯大林并不放心，根据陪伴的俄国官员回忆，毛泽东担心这会是自己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无论毛泽东内心是否真正担心过这一问题，后来他在莫斯科确实令人不愉快的谈判经历告诉我们：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已经在同盟真正开始之前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可以说是旧怨未了，新怨又添。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仅两个月之时访问苏联，既是希望能够得到莫斯科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援助，更是希望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来收回苏俄在华特权，将中国彻底带出半殖民时代，以此显示与腐朽的国民党的区别，从而稳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并提高他本人的政治威望。而斯大林并不愿意破坏基于雅尔塔体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根本的是他不愿意放弃从沙俄时代继承下来的对华殖民遗产。但是在经历了和毛泽东的多次会谈之后，斯大林发现除了从根本上确立中苏关系的基础之外，他别无选择。中国局势的转换迫使双方要对各自利益进行重新调整。根据新的中苏同盟条约，苏联不得不在限定期限归还旅大港和中长铁路特权。但斯大林对此并不甘心，他通过中苏秘密协定换回一些补偿，以此来平衡自己的心理。而这些补偿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和信任，成为日后中苏分裂时毛泽东发泄不满的一个理由。
作者认为基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的同盟关系并不是平等的，流传于两国民间的诸多文学作品在颂扬中苏两国伟大友谊时也显露出其中的玄机。当中国人在高唱“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时，苏联歌曲里这样歌颂中苏友谊：“强大的苏联在前进，新中国与我们并肩前行”。拉钦科认为中苏两国在宣传双方的友谊时强调了不同的重点，中国人将中苏关系理解为平等的关系，而苏联人则强调中国只是一个后来者，最多可以与苏联保持平行。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在事前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以秘密报告的形式草率处理了斯大林的政治遗产。鉴于自身国内政治地位的考量，毛泽东并不完全认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功劳。但 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使得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世界中“真正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继承人”。在经历了与斯大林的“合作”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苏联盟体制内的不平等极为反感。他们迫切地要求改变这种先天就不平等的同盟关系，而赫鲁晓夫却期待着完整继承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中苏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
整个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持续恶化⑦，从表面上看，中苏之间只是争夺马列主义解释权，但作者认为对于马列主义的不同解释所产生的分歧无法使中苏之间敌视如此长久和严重。实际上，从俄国档案可以发现赫鲁晓夫本人从来不相信意识形态问题会真正侵蚀中苏联盟的基础。到了1960年代初，当双方的报纸相互谩骂时，赫鲁晓夫还在试图弥补中苏之间的不合，他相信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甚至觉得自己可能是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犯了某些错误。然而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使得赫鲁晓夫改变了看法。
1962年10月，中印之间因为边界问题在喜马拉雅山两侧剑拔弩张，同时，美苏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次冷战危机也即将爆发。10月13日，赫鲁晓夫向中国人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苏共中央破例以高规格宴请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赫鲁晓夫在宴会上表示：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会在中印冲突中支持中国。其实，赫鲁晓夫是希望中印之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和印度的关系对他而言意义非凡，除了苏联在印的国家利益，赫鲁晓夫一直认为发展和印度的关系是自己具有开创性的战略思考，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值得骄傲的政绩。然而，毛泽东再一次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中国选择了以武装冲突的形式解决边界冲突，而赫鲁晓夫出于苏联国家利益和个人政治威望的考量采取了相对模糊的立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没有一边倒地支持中国而感到愤怒，再次指责苏联背叛了革命。而紧接而来的古巴导弹危机却使得中苏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和公开化，赫鲁晓夫一直否认自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被美国击败，自诩为共产主义阵营旗手的赫鲁晓夫一直坚信向古巴运送弹道导弹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巨大胜利，当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同僚以及兄弟国家领导人对此表示“赞赏”和“钦佩”时，中国却出来指责“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将导弹部署在古巴是犯了“冒进主义错误”，而从古巴撤退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这使得赫鲁晓夫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他对北京这样的表现感到十分的懊恼。
对于北京而言，选择批评苏联自有“权力性”的因素考虑。一方面，作者认为毛泽东确实相信赫鲁晓夫背叛了古巴革命。但更为关键的是，赫鲁晓夫在向古巴运送和撤退导弹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和毛泽东事先商量，毛认为赫鲁晓夫在做这样事关重大的决策时，没有将中国考虑进去是对中国以及他本人最为严重的伤害。作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大加指责的根本原因。
持续恶化的同盟关系使赫鲁晓夫感到失望，这使得他不得不相信毛泽东的动机是出于嫉妒苏联以及他个人作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毛泽东想取代他本人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但此时，赫鲁晓夫将中苏之间的矛盾界定为铁幕一方内部的权力争斗，虽然矛盾重重，但中国和苏联依旧站在铁幕的一边。
随着莫斯科会谈破裂，中苏联盟的危机升级，赫鲁晓夫在中苏联盟问题上的态度左右摇摆。1963年夏天，他选择进一步靠近西方而疏远中国，但是数月之后，赫鲁晓夫又企图与中国修好，1963年11月，赫鲁晓夫最后一次决定去修复已经支离破碎的中苏关系。而此时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毛泽东并不想让两国重归蜜月，他想制造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混乱来瓦解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里的权威。1963年初，毛泽东发出号召支援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并发动了中苏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全面论战。在亚洲，中国不断支持北朝鲜和越南来削弱莫斯科的权威。中苏双方在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公开的严重对抗。
1964年，赫鲁晓夫对中苏之间冲突的认识更加深刻，他在8月巡视苏联南部和中亚地区时认为苏联和中国之间的问题部分是“文化”所致，“中国人狡猾并且习惯出尔反尔”，这是赫鲁晓夫对中苏之间的矛盾的“文化”阐释。在赫鲁晓夫眼里，中苏之间的的权力斗争隐含了文明间的矛盾。
赫鲁晓夫下台后，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对如何处理中苏关系感到棘手，这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本人在外交决策方面独断专行所致，除了赫鲁晓夫本人之外，苏共高层对中苏关系恶化内因的认识基本上都是表面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对中苏关系的认识又回到了最肤浅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层面上。鉴于自身经历，他们相信中苏关系的现状是赫鲁晓夫个人鲁莽、轻率所致，共同的意识形态完全可以使中苏两国协调一致并成为“阶级兄弟”。
11月周恩来来访，克里姆林宫为双方可以再次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感到欣慰和期待。但是毛泽东却不希望此时在中苏关系上达成和解，作者认为毛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果与苏联和解，那么刘少奇以及其他的领导人将会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毛泽东想要告诉其他国内的领导人，苏联的新领导人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周恩来根本不是来协商的，他在莫斯科指责苏联领导人继续执行赫鲁晓夫主义路线，会谈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11月会议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苏联领导人继续寻求双方和解的努力，次年2月份，柯西金访问北京，此时，美国已经开始升级越战。柯西金期待中苏双方可以借此机会抛弃前嫌共同对付美国，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印度支那地区的冲突是东西方阵营之间的较量，中苏属于同一个阵营，完全应该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毛泽东却将中南半岛上的冲突看作是一次大规模的世界革命的开始，中国要成为支持这场革命的后方和中心，也不希望和修正主义的苏联一起对付美帝国主义。中国拒绝和苏联合作并指责苏联的建议是一场阴谋。苏联领导人颇为期待的一次絕好的和解机会就这样丧失，柯西金北京之行后，苏联领导人完全意识到了中苏关系和解无望，从而对北京采取了新的措施：遏制中国。
1966年，苏联对华政策趋于稳定，莫斯科不再指望双方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友好状态。勃列日涅夫尽量避免与中国公开论战，他认为这样做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不久，随着中国国内“文革”的开始，中苏之间的敌对迅速扩大，苏联驻华大使警告莫斯科：从“文化大革命”中的反苏倾向来看，中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增。莫斯科对此采取了措施，重新发动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围剿，使得中苏分裂在苏方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里合理化。另一方面，苏联对华政策完全回归到现实政治轨道，1967年2月，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苏联决定大幅强化针对中国的边防力量。中苏开始进入武装对峙状态。
从全书的整个叙述结构来看，作者始终关注的是中苏分裂过程中的权力性因素。在作者 看来，无论毛泽东、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斗争实际上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围绕着联盟体系内的权力再分配进行的较量。在中苏分裂过程中，苏联领导人只强调中国有夺取霸权的野心，却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自己的霸权心态，这使得中国十分反感，具体体现出来就是：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留下的同盟体系，他希望获得同苏联的平等甚至超越苏联。而苏联领导人一次次地寻求与中国和解，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这个并不平等的联盟关系。这是作者叙述的一条主线。
但是，作者并没有将中苏联盟的破裂最终归结为权力斗争，他认为在权力斗爭之下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中苏两国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处于欧亚大陆北端的苏联历史上频频遭遇邻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侵略，1940年德国的入侵使得战后苏联对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显得十分敏感，这个国家不得不寻求最大限度的地缘政治霸权以维护自身的安全；而中国在历史上也频道陆上强邻的侵袭，加之经历了19世纪列强的凌辱——尤其是北方的苏俄，在双方各自的语境当中，霸权成为保证安全的合理要求。从这个层面上说，作者认为：当中苏关系彻底走向破裂时，在苏联领导人的认识里，中国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竞争者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者，它是文化和种族视角下的敌人——iE如1940年代的德国那样。不同于美国的威胁，中国的威胁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层面上的，而是关乎俄罗斯民族的生存。
这样作者将我们引向了文明和文化的视角，虽然他没有用史实考证来继续分析，但是这足以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近年来，随着冷战史新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我们对冷战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权力的界定。在这个二元结构的国际体系当中，历史学家们发现，驱动国际行为体的内在动机往往不是简单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一个民族、国家历史上形成的更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同样，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结论也会更为深刻，20世纪国际行为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他文化产品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无法忽视来自于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因素在整个冷战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中苏同盟的破裂过程告诉我们，在促成分裂的众多因素当中，双方各自历史、文化语境里的安全观念、历史记忆的错位和冲突远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的重要。冷战的边界不仅存在于东西方阵营之间，它更存在于历史形成的民族国家之间，这种存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冷战”在事实上极大地改变了整个20世纪总体冷战进程。从文化和文明的视角来讲，作为冷战第二战场的中苏分裂反映得比整体冷战更为深刻。，
(本文得到了华东师大历史系硕士生刘阳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谢意。)
【作者简介】刘洪生，男，1982年生，山东滨州人。现为珠海市教研中心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