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六次离娘卅六冬，
思想改造学工农。
宝书四卷经常读，
实践三番运用通。
革命紧跟毛主席，
斗私力建崭新功。
春来大地风光好，
旭日东升宇宙红。
这是1969年2月17日，我36岁生日时，母亲朱端绶赠给我的一首短诗。
母亲朱端绶是湖南长沙县路口镇人，我的父亲熊瑾玎是长沙县五美乡人。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奉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的指示，在上海云南路477号经营一家“福兴商号”。后来，周恩来又将母亲调来，并促成父母结成革命夫妻。这家商号其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和开会的秘密机关。我的父亲是这家商号的老板，母亲则是商号的老板娘。
从那以后，我们5个姐妹在血雨腥风中陆续出生。我的人生轨迹是同父母从事的伟大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母亲赠我的诗中所言，我曾六次离娘，确切地说是六次离开父母。
六次离娘，不仅代表着父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六个阶段，也构成了我非同平常的人生经历。这六次离娘，好似我生命道路上的航标，让我平安地到达每一个人生驿站。同时，它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动力和勇气，也给了我生活和感情上的温暖和幸福。
第一次分离：父母双双被捕入狱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了。中央领导层接连出现叛徒，使党中央难以在上海继续坚持战斗。我的父母在上海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先后撤到湘鄂西苏区。1933年2月，湘鄂西苏区斗争失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奉党的指示，我的父母又秘密潜回上海。不久，我便出生了。
我出生时，父亲是党中央机关的内部交通，母亲是党中央机关的内务。4月8日，父亲在给贺龙家属送生活费时，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几天后，母亲去探视父亲时，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为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当时，我还是个不满两个月的婴儿，我的姐姐熊耕午只有3岁。母亲被捕后，把我们托付给同乡唐锦连暂时照看着。经过几次开庭，父亲被判刑8年。母亲因证据不足，8个月后被无罪释放。
当时革命形势极其困难，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革命同志被捕入狱。我的母亲——一位25岁的年轻妈妈，手无分文，衣食无着，不仅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女儿，还要营救丈夫，寻找党组织，处境非常艰难。坚强不屈的母亲把我的外公和姨妈朱慧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在法租界开了一家小酒店。那时，酒店每天只能赚一两块钱。母亲把家里的生活开销压得低得不能再低，却经常用余下的钱为父亲和狱中的难友送去日用品和饭菜。
有一次，国民党警察来小酒店搜查，把店里砸得乱七八糟。我和姐姐被吓得不知往哪里躲闪，摔倒在地。散落在地上的玻璃片划破了我的左脸，划伤了姐姐的胳膊。我脸上留下的伤疤就是这段悲惨生活的见证。
我家的老相册中珍藏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母亲出狱不久，带我们姐妹到照相馆照的。照片上我刚刚会爬，仰着脸，奇怪地看着照相机的镜头，姐姐坐在一旁看着我。母亲把我们的幼稚神态和可爱举止写成诗，带到狱中，抚慰饱受牢狱之苦的父亲。父亲看到相片后，马上与母亲和诗：
刚刚两月蚩蚩子，
那识爹娘痛苦深。
不日归来重负抱，
从头一一说婆心。
每当读到这首诗，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它表达了父母对女儿们深切的爱和无限的希冀。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但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姐妹总算平安长大，母亲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由于党组织和毛泽民的营救，1937年9月，饱受4年铁窗之苦的父亲终于出狱了。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圆。
第二次分离：父母全身心投入《新华日报》
父亲出狱不久，即去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母亲则带着我们两姐妹护送贺龙的家属回长沙，听候分配工作。
在长沙暂住了两个月后，党中央来电，要母亲务必于1938年1月9日前到汉口日租界大石洋行报到，和父亲等一起创办《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父亲担任总经理，母亲先是任发行科科长，后来又担任会计科科长。因办报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父亲就把我们姐妹送回长沙楠木村乡下，寄养在二伯伯家里。
当年10月，因日寇进攻武汉，《新华日报》被迫迁移重庆。父亲把我们姐妹从老家接到汉口，随即又把我们带到陪都重庆。
为了办好《新华日报》，父母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新华日报》出版发行，实际上却将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刁难：限制发行量，砸抄营业部，拘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尽管如此，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关心和领导下，发行量仍不断增加，直逼老牌的《大公报》，压倒了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
那时，报馆上面的虎头岩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师部，报馆周围布满了特务。母亲身为发行科长，为了建立《新华日报》的发行网络，扩大发行量，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孩子，就把我们送到宋美龄创办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一所保育院寄宿。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从保育院偷偷跑回家，把家人给吓坏了。
在重庆，母亲给我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她的名字叫桑渝。最令父母痛心的是，桑渝才出生几个月，就离开人世。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妹妹得了肺炎，烧得全身抽搐。心急如焚的父母，冒着霏霏细雨，抱着她到医院看病。不料，医生张口就要10块大洋，否则不予接诊。身为《新华日报》的总经理，父亲随手拿出10块大洋根本不是问题。但《新华日报》刚刚复刊，经费十分紧张，怎么能随意动用党的经费给自己的孩子治病呢？父母相对无语，可怜的小妹妹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第三次分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更加困难。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中只有几颗寒星在闪烁。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到红岩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说是要把我们送到延安，去找我们的姨妈朱慧。那年，我8岁，到了记事的年龄，很不情愿离开妈妈。离别时，母亲劝慰我们说：“到延安后，要听姨妈的话，想妈妈时，就看看天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那是妈妈在和你们讲话呢！”母亲的这句话成了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小秘密。我信以为真，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母亲的手。
我和姐姐能去延安，实际上是周恩来关照的结果。1941年1月的一天，周恩来在参加庆祝《新华日报》社成立3周年的晚会时，特意走到我母亲面前敬酒。当他听说我们姐妹寄宿在战时保育院时，就关切地对母亲说：“把孩子们接回来吧！我派人把她们送到延安去读书。”
到陕北后，我和姐姐被送到安塞保小学习。在革命圣地的大家庭中，我们得到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亲身感受到解放区生活的幸福和温暖。
在保小的同学中，有的家住在延安，每逢节假日可以回家；有的父母在前线或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他们不是陆续被父母接走，就是父母回延安时来学校看过他们。只有我们姐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
每逢星期天，窑洞里空荡荡的，孤零零的只剩下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怕我想妈妈，就给我讲故事，还带我到窑洞外边的台阶上去看星星。一天晚上，满天繁星，我和姐姐相互依偎着，望着星空，一颗、两颗、三颗……不停地数着星星。我幼稚地问姐姐：“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妈妈是哪颗星星啊？”
懂事的姐姐回答说：“我想，就是最亮的那一颗吧！”
我又问：“妈妈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姐姐宽慰我说：“当然听得见！你看，那颗大星星一闪一闪的，就是妈妈在向我们点头微笑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长大了。老师的教育和关爱，同学之间的友谊，使我们对父母的思念不如以前强烈了。我们暗暗下定决心：父母远在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向他们报喜。
在延安，有一件事特别让我们难忘，那就是毛泽东对姐姐的关怀。姐姐体质很差，经常生病。一次，她持续高烧不退，这可急坏了姨妈朱慧。延安缺医少药，万般无奈，姨妈只好给毛泽东打电话求助。毛泽东听说熊老板的女儿生病了，毫不犹豫地拿出他身边仅有的5支盘尼西林。姐姐终于退烧了，是毛主席救了她的命。
转眼5年过去了。1946年春节前的一天，天还没亮，班主任老师就来到我的炕头前，轻声地叫醒我：“小熊，起来吧！今天送你去见爸爸妈妈。”我高兴得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又是周恩来为我们想到的：抗战胜利了，孩子们也该和父母团圆了。
飞机越过秦岭，穿过巴蜀大地，降落在重庆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一群来找爸爸妈妈的孩子，被汽车送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在小礼堂里等候家人来接。父母因为工作忙，派了报社的一位交通员来接我（当时，姐姐患肺炎，未能同行）。明明是接熊老板的女儿，怎么是个男孩子呀？交通员以为我没有赶上这趟飞机，转身回到报社。
礼堂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天黑了下来，我越等越着急。正在这时，一个老头子提着一个布袋子，朝我走来。“你是畅伢子吗？”老头问。
“是的！”我回答说。接着，我又不解地问：“你是谁呀？”
“我是爸爸啊！”
那天，父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穿着一件蓝灰色洗得发白的长袍，剃着光头，戴着一顶小毡帽，手上提着一个布口袋（这个布口袋实际上是父亲的“公文包”）。
“畅伢子，你怎么剃了一个男孩子头啊？”爸爸好像是在解释迟来的原因。
“因为头上长虱子，老师把女孩子的头发都剃光了。”在延安，女孩子剃“秃瓢”是习以为常的事，我也不知道难为情，脱口而出。
这时，父亲拉住我的手，走出小礼堂。握着父亲温暖的大手，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全身。
回到家，我见到了整整5年未见面的母亲，见到了刚会走路的小妹妹驷午。见到母亲后，我一下子扑到母亲的怀里，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第二天，母亲带我到百货商店去买衣服和鞋子，将我从头到脚“打扮”了一番。那段时间，我白天带着妹妹玩，晚上依偎在爸爸妈妈身旁，不仅每天都能吃到大米饭和可口的蔬菜，有时还有肉吃，生活比在延安时强多了。我对母亲说：“在重庆天天都像过年一样！”
不久，姨妈朱慧带着姐姐也来到重庆，我们一家人大团圆了。那时，父亲已经60岁了，我和姐姐调皮地叫他“老头子爸爸”。他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全家到照相馆，拍了第一张全家福。
在重庆的日子虽然不长，却使我见了世面，增长了不少社会知识。《新华日报》的所在地化龙桥，看起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卖小吃的，有修鞋的，还有算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天川流不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中间，隐藏着无数双监视的眼睛。我们姐妹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不能出门，只能在楼上观风望景。有一次，国民党冲进《新华日报》报馆，营业部被查封，报社的很多人被打伤。他们还在报馆周围架起了机关枪。
不久，根据周恩来等“立即派一批干部到上海、南京等地筹办《新华日报》等报刊”的指示，我们姐妹随父母乘船，顺着长江去了上海。
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魔爪下，父母不可能带着我们去逛街，而是把我们安排在上海老西门一个弄堂里住下。这里是《新华日报》租用的一座石库门小楼，住着一些带孩子的报社家属，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刘白羽夫妇住在亭子间；章文晋、张颖夫妇住在二楼；我和姐姐住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除了吃饭有人做外，其他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如打扫卫生、洗衣服等。父母不告诉我们他们的住地，只是星期天回来陪我们一下。
这时，我和姐姐都在私人小学上学。也许是父母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的原因，我们的“自闭心”很强，与那里的同学无法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交流，如同铁板一块。回到老西门的“家”，我们便欢天喜地，有说有笑，与小朋友特别要好。看到刘白羽夫妇出出进进，我心里真羡慕，心想：我长大了也能当一名新闻记者该有多好！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了。这年冬天，父母结束了在上海的工作，带着我与最后一批撤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一道乘飞机回到延安，而我的姐姐耕午和小妹驷午留在做地下工作的姨妈身边“坐机关”。
第四次分离：投身革命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大举进攻延安。我们撤退到山西兴县晋绥边区。父母被分配到《晋绥日报》工作，我从兴县完小去参加土改工作。
那时，我只有13岁，尽管是个六年级小学生，但在当时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我和同学们不懂得土改是干什么。每天晚上，跟着土改工作队的大人们深入到老乡家里，坐在炕头上访贫问苦。工作队员们与老乡交谈，我们高小学生负责记录。土改工作中，我们这些高小学生还参加了斗地主和土改宣传工作。
土改结束后，我就参军了，前往山西离石贺龙中学受训、学习。我被编到十七大队。当我穿上土布染成的灰色军装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离开兴县时，母亲为我送行，一句话都没讲，一直微笑着看着站在大卡车上的我，好像特别放心——女儿终于长大了，参加革命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从陕北进驻西柏坡。我的父母也从晋绥边区到了西柏坡。我们贺龙中学的一部分同学随部队南下，我和一小部分同学随中央机关转移到晋察冀边区。
我进入华北联中读书，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生活。我们除了学习政治、军事课程外，还学语文、历史、地理和数理化课程。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仍然很艰苦。我们睡觉的“床”是自己动手建造的。我们从河边挖来沙子，拣来鹅卵石，用鹅卵石围边，用沙子铺底，上面再铺上干草，一班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我们吃的粮食也是自己背回来的。每隔一个月或半个月，我们就会在月光下走十几里路去背粮食。途中还要经过一条小河，河上没有桥，我们男女同学就手拉手，淌水过河。涨水时，男同学就背着女同学过河。那种团结互助的纯真友谊，让我至今难忘。
在我们一家人中，父亲是第一个进入北平的，他参加了叶剑英领导的北平军管会。母亲是从天津进入北平的。我随华北联中进入北平。后来，华北联中和北京师大女子附中合并。那年，我16岁。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正规的中学学习，从初一到高三毕业。1954年，21岁的我考上了位于北京魏公村的北京俄语学院，即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
第五次分离：加入新中国建设大军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保定列车电业基地工作，担任苏联专家的口头翻译。
列车电业基地是苏联援建项目之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国家新开发的大型工矿企业急需用电，而建设一个发电厂需要很长的周期。将发电厂的设备安装在列车上，只要有铁路的地方，电力就可以通过列车送达，既方便，投资也不大。
在这里，我不仅锻炼了口译水平，而且还学到了列车电业方面的专业技术，进步确实很快。一年后，苏联专家完成任务后回国了。我又响应党组织的号召，随建设大军第一批开赴成都，来到成都第十四列车电站，投入到支援大西南建设的行列中。
这时，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电站的工人们一起参加建站的创建工作。车工、电气配电工、供水处理工，一个一个工种，我边学边干，还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列车电业局和党委奖给我们每位青年积极分子一个高级硬皮笔记本。笔记本是深蓝色的，右上角是烫金的“光辉”二字。我喜欢极了，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真舍不得下笔写一个字。最后，我决定把笔记本寄回北京，请父母亲为我题词。母亲借“光辉”两字，欣然在扉页上写下：
你已下放了，你即有光辉，思想改造好，身体锻炼肥；你已下放了，家庭有光辉，有女爱劳动，大大扬门楣；你已下放了，国家有光辉，干部干劲足，建国速度飞。
其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离开北京时，女儿朱岩刚刚4岁，儿子朱军还不满3岁，都需要妈妈的抚爱，而这一切都由我的母亲承担了。母亲还从经济上承担了我的两个小孩的生活费，使我毫无后顾之忧。母亲坚定地支持我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第六次分离：积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
在“文革”中，我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但报名去五七干校，我却很积极。我是外经部第一批下放五七干校，接受改造锻炼的人。记得1968年初冬我离开北京时，母亲带着我的3个孩子到火车站为我送行。
80多岁的父亲病在床上，母亲也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而我却要离他们远行。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酸楚。然而，我又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当着机关这么多领导和同志的面，怎么能轻易流泪呢？母亲脸上带着微笑，一直在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家里的事情尽管放心。可是，就在列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母亲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
我出生在革命家庭，在工作单位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五好职工，可是我的入党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受我三哥熊笑三的影响。我的三哥熊笑三是父亲与前妻的儿子，毕业于黄埔四期。父母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熊笑三是国民党的师长，父母曾对他进行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熊笑三升任国民党全副美式装备的第五军中将军长。党中央要我父亲给他写信，劝他起义。但他顽固不化，兵败后逃往台湾。
我本人从未见过熊笑三，父母与他的关系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熊笑三的问题影响我的政治进步，母亲当然不能答应，便和父亲大吵起来。父亲感到很歉疚，就给我所在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后来，这封信转到周恩来手里，他在信笺上写满了批示，除了证明我父母及我本人与熊笑三的关系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周恩来的批示，虽然扫清了我入党路上的障碍，但我能否加入党组织仍需要积极努力争取。其实，在周恩来批示之前和之后，我一直都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了早日加入党组织，在许多方面我都表现得相当积极，包括报名去五七干校锻炼改造。
我在五七干校锻炼了3年。母亲又一次默默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我的3个孩子在母亲身边健康地成长。后来，女儿朱岩到内蒙兵团务农，儿子朱军到福建当兵，小儿子朱兵学习也很努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升初中时还考上了外国语学院附中。⊙
思想改造学工农。
宝书四卷经常读，
实践三番运用通。
革命紧跟毛主席，
斗私力建崭新功。
春来大地风光好，
旭日东升宇宙红。
这是1969年2月17日，我36岁生日时，母亲朱端绶赠给我的一首短诗。
母亲朱端绶是湖南长沙县路口镇人，我的父亲熊瑾玎是长沙县五美乡人。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奉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的指示，在上海云南路477号经营一家“福兴商号”。后来，周恩来又将母亲调来，并促成父母结成革命夫妻。这家商号其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和开会的秘密机关。我的父亲是这家商号的老板，母亲则是商号的老板娘。
从那以后，我们5个姐妹在血雨腥风中陆续出生。我的人生轨迹是同父母从事的伟大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母亲赠我的诗中所言，我曾六次离娘，确切地说是六次离开父母。
六次离娘，不仅代表着父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六个阶段，也构成了我非同平常的人生经历。这六次离娘，好似我生命道路上的航标，让我平安地到达每一个人生驿站。同时，它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动力和勇气，也给了我生活和感情上的温暖和幸福。
第一次分离：父母双双被捕入狱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了。中央领导层接连出现叛徒，使党中央难以在上海继续坚持战斗。我的父母在上海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先后撤到湘鄂西苏区。1933年2月，湘鄂西苏区斗争失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奉党的指示，我的父母又秘密潜回上海。不久，我便出生了。
我出生时，父亲是党中央机关的内部交通，母亲是党中央机关的内务。4月8日，父亲在给贺龙家属送生活费时，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几天后，母亲去探视父亲时，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为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当时，我还是个不满两个月的婴儿，我的姐姐熊耕午只有3岁。母亲被捕后，把我们托付给同乡唐锦连暂时照看着。经过几次开庭，父亲被判刑8年。母亲因证据不足，8个月后被无罪释放。
当时革命形势极其困难，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革命同志被捕入狱。我的母亲——一位25岁的年轻妈妈，手无分文，衣食无着，不仅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女儿，还要营救丈夫，寻找党组织，处境非常艰难。坚强不屈的母亲把我的外公和姨妈朱慧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在法租界开了一家小酒店。那时，酒店每天只能赚一两块钱。母亲把家里的生活开销压得低得不能再低，却经常用余下的钱为父亲和狱中的难友送去日用品和饭菜。
有一次，国民党警察来小酒店搜查，把店里砸得乱七八糟。我和姐姐被吓得不知往哪里躲闪，摔倒在地。散落在地上的玻璃片划破了我的左脸，划伤了姐姐的胳膊。我脸上留下的伤疤就是这段悲惨生活的见证。
我家的老相册中珍藏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母亲出狱不久，带我们姐妹到照相馆照的。照片上我刚刚会爬，仰着脸，奇怪地看着照相机的镜头，姐姐坐在一旁看着我。母亲把我们的幼稚神态和可爱举止写成诗，带到狱中，抚慰饱受牢狱之苦的父亲。父亲看到相片后，马上与母亲和诗：
刚刚两月蚩蚩子，
那识爹娘痛苦深。
不日归来重负抱，
从头一一说婆心。
每当读到这首诗，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它表达了父母对女儿们深切的爱和无限的希冀。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但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姐妹总算平安长大，母亲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由于党组织和毛泽民的营救，1937年9月，饱受4年铁窗之苦的父亲终于出狱了。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圆。
第二次分离：父母全身心投入《新华日报》
父亲出狱不久，即去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母亲则带着我们两姐妹护送贺龙的家属回长沙，听候分配工作。
在长沙暂住了两个月后，党中央来电，要母亲务必于1938年1月9日前到汉口日租界大石洋行报到，和父亲等一起创办《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正式创刊。父亲担任总经理，母亲先是任发行科科长，后来又担任会计科科长。因办报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父亲就把我们姐妹送回长沙楠木村乡下，寄养在二伯伯家里。
当年10月，因日寇进攻武汉，《新华日报》被迫迁移重庆。父亲把我们姐妹从老家接到汉口，随即又把我们带到陪都重庆。
为了办好《新华日报》，父母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新华日报》出版发行，实际上却将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刁难：限制发行量，砸抄营业部，拘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尽管如此，但《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关心和领导下，发行量仍不断增加，直逼老牌的《大公报》，压倒了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
那时，报馆上面的虎头岩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师部，报馆周围布满了特务。母亲身为发行科长，为了建立《新华日报》的发行网络，扩大发行量，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孩子，就把我们送到宋美龄创办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一所保育院寄宿。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从保育院偷偷跑回家，把家人给吓坏了。
在重庆，母亲给我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她的名字叫桑渝。最令父母痛心的是，桑渝才出生几个月，就离开人世。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妹妹得了肺炎，烧得全身抽搐。心急如焚的父母，冒着霏霏细雨，抱着她到医院看病。不料，医生张口就要10块大洋，否则不予接诊。身为《新华日报》的总经理，父亲随手拿出10块大洋根本不是问题。但《新华日报》刚刚复刊，经费十分紧张，怎么能随意动用党的经费给自己的孩子治病呢？父母相对无语，可怜的小妹妹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第三次分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更加困难。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空中只有几颗寒星在闪烁。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到红岩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说是要把我们送到延安，去找我们的姨妈朱慧。那年，我8岁，到了记事的年龄，很不情愿离开妈妈。离别时，母亲劝慰我们说：“到延安后，要听姨妈的话，想妈妈时，就看看天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那是妈妈在和你们讲话呢！”母亲的这句话成了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小秘密。我信以为真，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母亲的手。
我和姐姐能去延安，实际上是周恩来关照的结果。1941年1月的一天，周恩来在参加庆祝《新华日报》社成立3周年的晚会时，特意走到我母亲面前敬酒。当他听说我们姐妹寄宿在战时保育院时，就关切地对母亲说：“把孩子们接回来吧！我派人把她们送到延安去读书。”
到陕北后，我和姐姐被送到安塞保小学习。在革命圣地的大家庭中，我们得到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亲身感受到解放区生活的幸福和温暖。
在保小的同学中，有的家住在延安，每逢节假日可以回家；有的父母在前线或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他们不是陆续被父母接走，就是父母回延安时来学校看过他们。只有我们姐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
每逢星期天，窑洞里空荡荡的，孤零零的只剩下我和姐姐两个人。姐姐怕我想妈妈，就给我讲故事，还带我到窑洞外边的台阶上去看星星。一天晚上，满天繁星，我和姐姐相互依偎着，望着星空，一颗、两颗、三颗……不停地数着星星。我幼稚地问姐姐：“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妈妈是哪颗星星啊？”
懂事的姐姐回答说：“我想，就是最亮的那一颗吧！”
我又问：“妈妈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姐姐宽慰我说：“当然听得见！你看，那颗大星星一闪一闪的，就是妈妈在向我们点头微笑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长大了。老师的教育和关爱，同学之间的友谊，使我们对父母的思念不如以前强烈了。我们暗暗下定决心：父母远在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好好学习，用优异的成绩向他们报喜。
在延安，有一件事特别让我们难忘，那就是毛泽东对姐姐的关怀。姐姐体质很差，经常生病。一次，她持续高烧不退，这可急坏了姨妈朱慧。延安缺医少药，万般无奈，姨妈只好给毛泽东打电话求助。毛泽东听说熊老板的女儿生病了，毫不犹豫地拿出他身边仅有的5支盘尼西林。姐姐终于退烧了，是毛主席救了她的命。
转眼5年过去了。1946年春节前的一天，天还没亮，班主任老师就来到我的炕头前，轻声地叫醒我：“小熊，起来吧！今天送你去见爸爸妈妈。”我高兴得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又是周恩来为我们想到的：抗战胜利了，孩子们也该和父母团圆了。
飞机越过秦岭，穿过巴蜀大地，降落在重庆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一群来找爸爸妈妈的孩子，被汽车送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在小礼堂里等候家人来接。父母因为工作忙，派了报社的一位交通员来接我（当时，姐姐患肺炎，未能同行）。明明是接熊老板的女儿，怎么是个男孩子呀？交通员以为我没有赶上这趟飞机，转身回到报社。
礼堂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天黑了下来，我越等越着急。正在这时，一个老头子提着一个布袋子，朝我走来。“你是畅伢子吗？”老头问。
“是的！”我回答说。接着，我又不解地问：“你是谁呀？”
“我是爸爸啊！”
那天，父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穿着一件蓝灰色洗得发白的长袍，剃着光头，戴着一顶小毡帽，手上提着一个布口袋（这个布口袋实际上是父亲的“公文包”）。
“畅伢子，你怎么剃了一个男孩子头啊？”爸爸好像是在解释迟来的原因。
“因为头上长虱子，老师把女孩子的头发都剃光了。”在延安，女孩子剃“秃瓢”是习以为常的事，我也不知道难为情，脱口而出。
这时，父亲拉住我的手，走出小礼堂。握着父亲温暖的大手，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全身。
回到家，我见到了整整5年未见面的母亲，见到了刚会走路的小妹妹驷午。见到母亲后，我一下子扑到母亲的怀里，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第二天，母亲带我到百货商店去买衣服和鞋子，将我从头到脚“打扮”了一番。那段时间，我白天带着妹妹玩，晚上依偎在爸爸妈妈身旁，不仅每天都能吃到大米饭和可口的蔬菜，有时还有肉吃，生活比在延安时强多了。我对母亲说：“在重庆天天都像过年一样！”
不久，姨妈朱慧带着姐姐也来到重庆，我们一家人大团圆了。那时，父亲已经60岁了，我和姐姐调皮地叫他“老头子爸爸”。他一点也不生气。我们全家到照相馆，拍了第一张全家福。
在重庆的日子虽然不长，却使我见了世面，增长了不少社会知识。《新华日报》的所在地化龙桥，看起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卖小吃的，有修鞋的，还有算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天川流不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中间，隐藏着无数双监视的眼睛。我们姐妹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不能出门，只能在楼上观风望景。有一次，国民党冲进《新华日报》报馆，营业部被查封，报社的很多人被打伤。他们还在报馆周围架起了机关枪。
不久，根据周恩来等“立即派一批干部到上海、南京等地筹办《新华日报》等报刊”的指示，我们姐妹随父母乘船，顺着长江去了上海。
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魔爪下，父母不可能带着我们去逛街，而是把我们安排在上海老西门一个弄堂里住下。这里是《新华日报》租用的一座石库门小楼，住着一些带孩子的报社家属，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刘白羽夫妇住在亭子间；章文晋、张颖夫妇住在二楼；我和姐姐住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除了吃饭有人做外，其他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如打扫卫生、洗衣服等。父母不告诉我们他们的住地，只是星期天回来陪我们一下。
这时，我和姐姐都在私人小学上学。也许是父母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的原因，我们的“自闭心”很强，与那里的同学无法融合在一起，没有任何交流，如同铁板一块。回到老西门的“家”，我们便欢天喜地，有说有笑，与小朋友特别要好。看到刘白羽夫妇出出进进，我心里真羡慕，心想：我长大了也能当一名新闻记者该有多好！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并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新的全国内战爆发了。这年冬天，父母结束了在上海的工作，带着我与最后一批撤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一道乘飞机回到延安，而我的姐姐耕午和小妹驷午留在做地下工作的姨妈身边“坐机关”。
第四次分离：投身革命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大举进攻延安。我们撤退到山西兴县晋绥边区。父母被分配到《晋绥日报》工作，我从兴县完小去参加土改工作。
那时，我只有13岁，尽管是个六年级小学生，但在当时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我和同学们不懂得土改是干什么。每天晚上，跟着土改工作队的大人们深入到老乡家里，坐在炕头上访贫问苦。工作队员们与老乡交谈，我们高小学生负责记录。土改工作中，我们这些高小学生还参加了斗地主和土改宣传工作。
土改结束后，我就参军了，前往山西离石贺龙中学受训、学习。我被编到十七大队。当我穿上土布染成的灰色军装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离开兴县时，母亲为我送行，一句话都没讲，一直微笑着看着站在大卡车上的我，好像特别放心——女儿终于长大了，参加革命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中央从陕北进驻西柏坡。我的父母也从晋绥边区到了西柏坡。我们贺龙中学的一部分同学随部队南下，我和一小部分同学随中央机关转移到晋察冀边区。
我进入华北联中读书，开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生活。我们除了学习政治、军事课程外，还学语文、历史、地理和数理化课程。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仍然很艰苦。我们睡觉的“床”是自己动手建造的。我们从河边挖来沙子，拣来鹅卵石，用鹅卵石围边，用沙子铺底，上面再铺上干草，一班十几个人就睡在上面。我们吃的粮食也是自己背回来的。每隔一个月或半个月，我们就会在月光下走十几里路去背粮食。途中还要经过一条小河，河上没有桥，我们男女同学就手拉手，淌水过河。涨水时，男同学就背着女同学过河。那种团结互助的纯真友谊，让我至今难忘。
在我们一家人中，父亲是第一个进入北平的，他参加了叶剑英领导的北平军管会。母亲是从天津进入北平的。我随华北联中进入北平。后来，华北联中和北京师大女子附中合并。那年，我16岁。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正规的中学学习，从初一到高三毕业。1954年，21岁的我考上了位于北京魏公村的北京俄语学院，即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
第五次分离：加入新中国建设大军
1957年夏天，我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保定列车电业基地工作，担任苏联专家的口头翻译。
列车电业基地是苏联援建项目之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国家新开发的大型工矿企业急需用电，而建设一个发电厂需要很长的周期。将发电厂的设备安装在列车上，只要有铁路的地方，电力就可以通过列车送达，既方便，投资也不大。
在这里，我不仅锻炼了口译水平，而且还学到了列车电业方面的专业技术，进步确实很快。一年后，苏联专家完成任务后回国了。我又响应党组织的号召，随建设大军第一批开赴成都，来到成都第十四列车电站，投入到支援大西南建设的行列中。
这时，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电站的工人们一起参加建站的创建工作。车工、电气配电工、供水处理工，一个一个工种，我边学边干，还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列车电业局和党委奖给我们每位青年积极分子一个高级硬皮笔记本。笔记本是深蓝色的，右上角是烫金的“光辉”二字。我喜欢极了，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真舍不得下笔写一个字。最后，我决定把笔记本寄回北京，请父母亲为我题词。母亲借“光辉”两字，欣然在扉页上写下：
你已下放了，你即有光辉，思想改造好，身体锻炼肥；你已下放了，家庭有光辉，有女爱劳动，大大扬门楣；你已下放了，国家有光辉，干部干劲足，建国速度飞。
其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离开北京时，女儿朱岩刚刚4岁，儿子朱军还不满3岁，都需要妈妈的抚爱，而这一切都由我的母亲承担了。母亲还从经济上承担了我的两个小孩的生活费，使我毫无后顾之忧。母亲坚定地支持我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第六次分离：积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
在“文革”中，我的思想是比较保守的，但报名去五七干校，我却很积极。我是外经部第一批下放五七干校，接受改造锻炼的人。记得1968年初冬我离开北京时，母亲带着我的3个孩子到火车站为我送行。
80多岁的父亲病在床上，母亲也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而我却要离他们远行。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酸楚。然而，我又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当着机关这么多领导和同志的面，怎么能轻易流泪呢？母亲脸上带着微笑，一直在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家里的事情尽管放心。可是，就在列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母亲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
我出生在革命家庭，在工作单位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五好职工，可是我的入党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受我三哥熊笑三的影响。我的三哥熊笑三是父亲与前妻的儿子，毕业于黄埔四期。父母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熊笑三是国民党的师长，父母曾对他进行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熊笑三升任国民党全副美式装备的第五军中将军长。党中央要我父亲给他写信，劝他起义。但他顽固不化，兵败后逃往台湾。
我本人从未见过熊笑三，父母与他的关系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熊笑三的问题影响我的政治进步，母亲当然不能答应，便和父亲大吵起来。父亲感到很歉疚，就给我所在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后来，这封信转到周恩来手里，他在信笺上写满了批示，除了证明我父母及我本人与熊笑三的关系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周恩来的批示，虽然扫清了我入党路上的障碍，但我能否加入党组织仍需要积极努力争取。其实，在周恩来批示之前和之后，我一直都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了早日加入党组织，在许多方面我都表现得相当积极，包括报名去五七干校锻炼改造。
我在五七干校锻炼了3年。母亲又一次默默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我的3个孩子在母亲身边健康地成长。后来，女儿朱岩到内蒙兵团务农，儿子朱军到福建当兵，小儿子朱兵学习也很努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升初中时还考上了外国语学院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