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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抓手，牵一发而动全身。最近，从加息到中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 ”的新基调和央行当家人的一席话，诠释了中国经济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面临多重“两难”选择。中国经济这列快车需要的不仅仅是动力，更需要在油门、点刹与转向之间做出精准的协调与平衡。
岁末时分，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央视专访时，针对央行为何不加息的提问，他回答；“多数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想使得手里少数几项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话音刚落，2010年12月25日晚，加息应声而至，两地股市大跌。
信奉中央银行就是“每天在走平衡木”的格林斯潘，因为没有走好房贷的平衡木，零利率放纵了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次贷”蝴蝶翅膀掀起了全球的金融风暴。而2010年，是中国经济各种矛盾叠加的一年，货币政策的进退考量着中国央行平衡的技巧和艺术。
“两难”：从最困难到最复杂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稳定的汇率、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不能同时实现。2010年，在中国货币当局的一系列“两难”选择中，如何避免收缩信贷对经济增速的过度影响，妥善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成为最突出的“两难”话题。过紧，经济突然失速，大量项目资金断裂，半拉子工程大量出现，影响经济复苏；过松，从艺术品到农产品，价格炒得沸反盈天，疯狂的“木头”“石头”卖得比黄金贵，可能会加大通胀预期管理的难度，货币政策在防通胀、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艺术考量着货币当局。
“还是那句话，加不加息，主要看CPI。”加息的当晚，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资深货币政策专家对记者说。当前的物价情况较为让人担心，负利率持续了10个月，CPI超过3%后一直没有回落。上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而江苏涨幅达到6.1%，创下近28个月来的新高。CPI连续斩关夺隘，“过五奔六”，特别是以农产品为代表的基础性价格全面上涨，更加剧了各方的通胀预期，极易成为“通胀全面爆发的发动机”。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预期。地王频现、楼市高热，汇率搏弈、贸易摩擦加剧，热钱汹涌、人民币外升值内贬值，基础货币扩张过速、货币乘数走高……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明显上升，物价上涨开始蔓延，信贷投放“刹不住车”，房地产价调控步履维艰。而外部世界，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还相当脆弱，欧债危机持续扩散，希腊、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可能向欧元区其它高负债国家蔓延，世界经济甚至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欧美国家新一轮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再刺激”措施，则使得中国经济在趋稳回升中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回归：关于“稳健”的12年轮回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开始实施持续了近十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2008年，中国货币政策刚刚提出“适度从紧”，就被不期而至的次贷危机打断。在世界经济面临无底深渊的时候，我国果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和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为标志，把失速的世界经济强力拉起，实现了在全球的率先复苏，堪称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2010年岁末，中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重回“稳健”，12年的轮回，说明持续两年的危机应对措施在悄然淡出。
进入2010年，在全球经济的脆弱复苏中，西方国家刚从高强度的“鸡血疗法”和“电击疗法”中踉踉跄跄走出来，“万亿欧元”和“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使各货币当局的“水龙头”大开，债多不愁的西方社会陷入“货币主义”泥沼。为了应对危机，西方大国又“祭”出6000亿到15000亿美元计的所谓“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称：“如果被证明有必要，美联储已做好准备，通过非传统措施来加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度。”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而在G20首尔峰会上，面对各国领导人的质疑，奥巴马的回应被指责有推脱责任之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决定，不是白宫能直接干预的。”
央行：给力 “主动调控”
在一场史所未见的“谁比谁更烂”的发钞竞赛中，是“继续跟进”还是“及时退出”，考验着一国央行对稳定币值的责任。
2010年元旦过后，伴随着商业银行贷款集中释放，第一波信贷洪峰来袭，一周的贷款量就超过6000亿，中国央行果断出手，第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传递出对激进式信贷投放的容忍度。
三月份以后，随着楼市再度飙升，新地王“央企造”不断出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终于拉开序幕：对非地产主营业务的央企停止银行授信和贷款，限期退出；强化房地产贷款额度管理，严格个贷管理；首套房优惠利率渐次取消，二套房上调利率、三套房限贷等差别化房贷利率政策实施，央行通过去杠杆化手段抑制资产泡沫的信号清晰而强烈。
在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同时，一、二季度连续超11%的增长速度，让管理层担忧经济过热。而随着CPI迭创新高，并日益呈现“涨幅高、范围广、预期强”的特点，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也产生了明显影响。
从新一轮“主动调控”开始，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加大回收流动性的力度。进入四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出现拐点，银行信贷、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在高位，连续三次上调准备金率。
两次加息，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正式进入紧缩周期。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明年的经营环境难言乐观。随着监管环境日趋严格，资本约束、存贷比约束、贷款总量控制、进度控制、拨备提高等，都使银行业明年的经营环境更加困难和复杂，特别是中小型商业银行，会成为“戴着镣铐的舞者”。
趋势：博弈后的理性独立
2010年6月19日，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重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美国人曾警告：“美元终究是我们的，而麻烦和问题永远是你们的”。在发达国家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背后，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面临着资本流入加快的巨大压力。而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恢复增长较快，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国际热钱借助贸易通道持续流入国内，输入型通胀不可避免，增强了流动性管理的难度，而外部世界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喧嚣不绝于耳。
美国百名议员曾联名要求国会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非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公开发表文章《拿下中国》称，中国应对当前的货币紧张局势负责，中国是货币战中的“坏家伙”。
只有美国凯斯西储大学金融学副教授Anurag Gupta在中欧工商峰会上说出了“一个不太被美国人提及的问题”，那就是“有45%的中国出口企业是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但是他们却把顺差的账算到中国人头上。大国之间的汇率战、贸易战日益呈现常态化。
在全球性的货币博弈战中，中国贷币政策明确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对通胀和资产泡沫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动用“巨斧型”型准备金率的数量工具，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岁末时节，作为价格工具的加息之门已经开启，而2010年年底一个月三次上调准备金率，传递出对明年信贷规模收缩的明确信号。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已与西方国家分道扬镳，开始构筑自己的“防洪堤”，一方面提高抗外部冲击能力，内部也要防止流动性“外溢”下的“溃堤”之险。同时针对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进行一系列压力测试。
过去十多年间，全球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中，有太多的经济体在经济过热中沉沦，太多的“奇迹”被泡沫经济所淹没，太多的财富被通胀所鲸吞、幻灭。如果货币政策在遏制通胀和化解泡沫经济问题上处置不当，30年积累的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金融体系内以百亿计的金融资产、居民近百亿的住房资产，都有被国际金融资本“剪羊毛”的风险，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越发凸显理性、独立之货币政策的重要。
货币政策转向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遏制通胀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繁重任务，面临着审慎处理货币升值和体制改革的多重挑战，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挑战。回望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货币政策从渐进式的退出到明确由“适度宽松”向“稳健”的重大转向，既是大国间货币博弈“斗智”的结果，也是中国独立货币政策的一次理性回归。
岁末时分，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央视专访时，针对央行为何不加息的提问，他回答；“多数央行的政策工具，都存在两难，想使得手里少数几项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话音刚落，2010年12月25日晚，加息应声而至，两地股市大跌。
信奉中央银行就是“每天在走平衡木”的格林斯潘，因为没有走好房贷的平衡木，零利率放纵了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次贷”蝴蝶翅膀掀起了全球的金融风暴。而2010年，是中国经济各种矛盾叠加的一年，货币政策的进退考量着中国央行平衡的技巧和艺术。
“两难”：从最困难到最复杂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稳定的汇率、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不能同时实现。2010年，在中国货币当局的一系列“两难”选择中，如何避免收缩信贷对经济增速的过度影响，妥善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成为最突出的“两难”话题。过紧，经济突然失速，大量项目资金断裂，半拉子工程大量出现，影响经济复苏；过松，从艺术品到农产品，价格炒得沸反盈天，疯狂的“木头”“石头”卖得比黄金贵，可能会加大通胀预期管理的难度，货币政策在防通胀、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艺术考量着货币当局。
“还是那句话，加不加息，主要看CPI。”加息的当晚，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资深货币政策专家对记者说。当前的物价情况较为让人担心，负利率持续了10个月，CPI超过3%后一直没有回落。上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而江苏涨幅达到6.1%，创下近28个月来的新高。CPI连续斩关夺隘，“过五奔六”，特别是以农产品为代表的基础性价格全面上涨，更加剧了各方的通胀预期，极易成为“通胀全面爆发的发动机”。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超过了预期。地王频现、楼市高热，汇率搏弈、贸易摩擦加剧，热钱汹涌、人民币外升值内贬值，基础货币扩张过速、货币乘数走高……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明显上升，物价上涨开始蔓延，信贷投放“刹不住车”，房地产价调控步履维艰。而外部世界，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还相当脆弱，欧债危机持续扩散，希腊、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可能向欧元区其它高负债国家蔓延，世界经济甚至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欧美国家新一轮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再刺激”措施，则使得中国经济在趋稳回升中面临多重不确定性。
回归：关于“稳健”的12年轮回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开始实施持续了近十年的稳健货币政策，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2008年，中国货币政策刚刚提出“适度从紧”，就被不期而至的次贷危机打断。在世界经济面临无底深渊的时候，我国果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和近10万亿的信贷投放为标志，把失速的世界经济强力拉起，实现了在全球的率先复苏，堪称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2010年岁末，中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重回“稳健”，12年的轮回，说明持续两年的危机应对措施在悄然淡出。
进入2010年，在全球经济的脆弱复苏中，西方国家刚从高强度的“鸡血疗法”和“电击疗法”中踉踉跄跄走出来，“万亿欧元”和“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使各货币当局的“水龙头”大开，债多不愁的西方社会陷入“货币主义”泥沼。为了应对危机，西方大国又“祭”出6000亿到15000亿美元计的所谓“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称：“如果被证明有必要，美联储已做好准备，通过非传统措施来加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度。”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而在G20首尔峰会上，面对各国领导人的质疑，奥巴马的回应被指责有推脱责任之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决定，不是白宫能直接干预的。”
央行：给力 “主动调控”
在一场史所未见的“谁比谁更烂”的发钞竞赛中，是“继续跟进”还是“及时退出”，考验着一国央行对稳定币值的责任。
2010年元旦过后，伴随着商业银行贷款集中释放，第一波信贷洪峰来袭，一周的贷款量就超过6000亿，中国央行果断出手，第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传递出对激进式信贷投放的容忍度。
三月份以后，随着楼市再度飙升，新地王“央企造”不断出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终于拉开序幕：对非地产主营业务的央企停止银行授信和贷款，限期退出；强化房地产贷款额度管理，严格个贷管理；首套房优惠利率渐次取消，二套房上调利率、三套房限贷等差别化房贷利率政策实施，央行通过去杠杆化手段抑制资产泡沫的信号清晰而强烈。
在加强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同时，一、二季度连续超11%的增长速度，让管理层担忧经济过热。而随着CPI迭创新高，并日益呈现“涨幅高、范围广、预期强”的特点，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也产生了明显影响。
从新一轮“主动调控”开始，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加大回收流动性的力度。进入四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出现拐点，银行信贷、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在高位，连续三次上调准备金率。
两次加息，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正式进入紧缩周期。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明年的经营环境难言乐观。随着监管环境日趋严格，资本约束、存贷比约束、贷款总量控制、进度控制、拨备提高等，都使银行业明年的经营环境更加困难和复杂，特别是中小型商业银行，会成为“戴着镣铐的舞者”。
趋势：博弈后的理性独立
2010年6月19日，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重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美国人曾警告：“美元终究是我们的，而麻烦和问题永远是你们的”。在发达国家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背后，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面临着资本流入加快的巨大压力。而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恢复增长较快，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国际热钱借助贸易通道持续流入国内，输入型通胀不可避免，增强了流动性管理的难度，而外部世界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喧嚣不绝于耳。
美国百名议员曾联名要求国会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非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公开发表文章《拿下中国》称，中国应对当前的货币紧张局势负责，中国是货币战中的“坏家伙”。
只有美国凯斯西储大学金融学副教授Anurag Gupta在中欧工商峰会上说出了“一个不太被美国人提及的问题”，那就是“有45%的中国出口企业是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但是他们却把顺差的账算到中国人头上。大国之间的汇率战、贸易战日益呈现常态化。
在全球性的货币博弈战中，中国贷币政策明确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对通胀和资产泡沫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动用“巨斧型”型准备金率的数量工具，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岁末时节，作为价格工具的加息之门已经开启，而2010年年底一个月三次上调准备金率，传递出对明年信贷规模收缩的明确信号。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已与西方国家分道扬镳，开始构筑自己的“防洪堤”，一方面提高抗外部冲击能力，内部也要防止流动性“外溢”下的“溃堤”之险。同时针对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进行一系列压力测试。
过去十多年间，全球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中，有太多的经济体在经济过热中沉沦，太多的“奇迹”被泡沫经济所淹没，太多的财富被通胀所鲸吞、幻灭。如果货币政策在遏制通胀和化解泡沫经济问题上处置不当，30年积累的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金融体系内以百亿计的金融资产、居民近百亿的住房资产，都有被国际金融资本“剪羊毛”的风险，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越发凸显理性、独立之货币政策的重要。
货币政策转向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遏制通胀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繁重任务，面临着审慎处理货币升值和体制改革的多重挑战，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挑战。回望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货币政策从渐进式的退出到明确由“适度宽松”向“稳健”的重大转向，既是大国间货币博弈“斗智”的结果，也是中国独立货币政策的一次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