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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荣
——伴随着改革开放，全市文化建设齐头并进，公共文化、文化产业、创作生产、现代传播、文化传承和文化保障等体系日益完善，构建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格局和良好生态。
“你看！”忠县官坝片区电影放映员谢顺志端坐在长板凳上，快速地挽起衣袖，五六块浅红色大伤疤赫然显露。
“这里还有。”谢顺志躬下身，又将裤脚盘起，坐在对面的碾盘村村主任胡长平“哎呀”了一声——无数块大小不一的褐色伤疤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谢顺志的双腿上，远远看去，有些恐怖。
这些伤疤，都是谢顺志奔波在放映路上，摔了无数个跟头留下的。
41年来，谢顺志放映电影近13万卷本（35毫米胶片电影胶卷每十分钟为一个标准卷本包装，放映员习惯称为“场次卷本”），观众达250万人次，累计行程9万多公里。
这些伤疤，不仅记录了谢顺志的漫漫电影放映路，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文化的百花齐放。
电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百无聊赖的漫长黑夜和心灵世界
床单挂在墙上当银幕，收音机挂起来当音响……年少时的谢顺志痴迷于在自家院坝模仿放映电影，即便屡屡因摔坏收音机而挨打，他也乐此不疲。
1977年9月，高中毕业的谢顺志通过考试，如愿以偿成为忠县原碾盘乡的电影放映员。
时年16岁的谢顺志，是忠县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电影放映员。
事实上，那时的电影放映员并不容易。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交通闭塞且没电没车。
白天，谢顺志一行三人背着放映设备翻山越岭、走村串寨；晚上，三人又各司其职，负责发电、放映、宣传；若是在影片最精彩处遇上发电机故障或胶片卡片，观影群众必定呼声四起，这时的三人最为手忙脚乱、大汗淋漓；通宵放映完毕后，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奔往下一个村组……
“设备笨重、路难走，加之晚上出行，摔跟头是常有的事。”谢顺志因此总是摔得满身是伤。
尽管条件艰苦，十天半月不着家，但靠着放映机丰富了乡亲们的夜生活，这让谢顺志颇有成就感。
当时农村电影放映员并不少，仅忠县就有300多位电影放映员，但由于农村地区文化贫瘠、文艺活动稀缺，电影放映对农村群众来说依然是“僧多粥少”。
“那时候看电影简直像参加婚礼一样呢！平常聚不齐的人，到了看电影时就能实现‘大团圆’，电影散场后，漫山遍野都是红彤彤的火把，场面非常壮观。”胡长平说。
对于白天埋头劳作，晚上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村群众来说，电影，在这时不仅是唯一的娱乐方式，更像是一道光，照亮了百无聊赖的漫长黑夜和心灵世界。
农村电影的火與冰
1983年，谢顺志买了一辆编号为8的永久牌自行车，专门用来搬运电影胶片。
与此同时，农村的泥泞小路逐渐变成铺满石子的机耕道，过去靠肩挑背磨运输放映设备的方式也一去不复返。
“种种变化，让人省力不少，摔跟头的次数也没以前那么多了。”尽管依然颠簸，但对于谢顺志来说，这已经十分幸福。
幸福不止于此。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大地，多种多样的电影类型开始“跳”上荧幕，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也开始起步，农村电影迎来了春天。
“《蓝色档案》《月亮湾的笑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多样化的电影类型，让放映点场场爆满。”谢顺志笑道，“上个厕所都必须越过里三层外三层的观影人群。”
1981年，彩色胶片开始出现，从前的黑白电影逐渐变得五彩斑斓，农村群众也有了新的选择：5分钱的黑白电影或者8分钱的彩色电影。
一切似乎变得越来越好了。
1994年，谢顺志买来一辆摩托车，准备继续大展身手，却没想到农村电影的寒冬悄然而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青壮年开始大规模外出务工，VCD、电视机等设备也在农村逐步普及，从前场场爆满的农村电影，观影人数从上千人开始锐减到三五百人，甚至更少。
“曾经男女老少扎堆来，现在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儿童……”谢顺志止不住叹气，当初香饽饽似的电影放映员，好多都转行了。
冬去春又来
2018年11月8日，忠县官坝镇碾盘村。
“谢顺志在官坝镇丰收社区放映。”在“忠县惠民电影大队”微信群汇报了当天的工作安排后，谢顺志和妻子汪丽华一起，将放映器材抬上小货车，赶往丰收社区。
就在谢顺志开启放映机的瞬间，中影数字电影农村放映监控平台通过放映机的GPS定位系统等，接收到了谢顺志所放映电影的相关数据。
此时的农村电影，已经进入了数字放映时代。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电影在多种文化形式的冲击下变得冷清，但谢顺志依然坚守在放映阵地，因为他始终认为，电影是农村文化的一部分，农民需要电影，农村电影还会焕发光彩。
正如谢顺志所料，经历了尴尬的寒冬后，农村电影迎来了第二春。
1998年，国家有关部门启动了“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在广大农村保证1个村1个月可看1场电影。
此时的谢顺志，已经推烂了3辆木板车，骑坏了5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取而代之的是农用四轮车。
2006年，“2131工程”进一步升级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曾收费才能观看的农村电影改为公益性质，农村群众得以免费观看。
2007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印发〈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实施细则〉的通知》，存于几代人记忆中的胶片放映机逐渐退场，数码放映机的时代到来。
其间，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将丰富的文化吹进寻常百姓家，重庆市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和产品供给也从相对紧缺迈入繁华时代。
在涪陵区，6个民间表演团体为全区各乡镇送上了360场演出；在开州区，30多个民间表演团体成为政府购买流动文化服务活动的主要对象；以精准扶贫助推文化小康，全市各区县都纷纷组织并实施了贫困地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形式多样的文化生活彻底丰富了农村群众的精神生活。
同时，重庆市公共文化服务还搭上“互联网 ”快车，实现“百姓点菜，政府配送”，让更多城乡百姓品尝到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搭上‘互联网’快车的数码电影，与原来笨重的胶片电影相比，不仅携带方便，不易磨损，还能装载成倍的电影。”谢顺志说。
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胶片放映机到数码放映机，从录像带到光碟再到数字电影，农村电影的种种变化与发展，谢顺志都完整地经历并参与了。
40多年过去，谢顺志已从当时忠县年龄最小的电影放映员成长为最年长的放映员。妻子汪丽华笑着打趣道：“他闭着眼也能把电影放映好。”
——伴随着改革开放，全市文化建设齐头并进，公共文化、文化产业、创作生产、现代传播、文化传承和文化保障等体系日益完善，构建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整体格局和良好生态。
“你看！”忠县官坝片区电影放映员谢顺志端坐在长板凳上，快速地挽起衣袖，五六块浅红色大伤疤赫然显露。
“这里还有。”谢顺志躬下身，又将裤脚盘起，坐在对面的碾盘村村主任胡长平“哎呀”了一声——无数块大小不一的褐色伤疤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谢顺志的双腿上，远远看去，有些恐怖。
这些伤疤，都是谢顺志奔波在放映路上，摔了无数个跟头留下的。
41年来，谢顺志放映电影近13万卷本（35毫米胶片电影胶卷每十分钟为一个标准卷本包装，放映员习惯称为“场次卷本”），观众达250万人次，累计行程9万多公里。
这些伤疤，不仅记录了谢顺志的漫漫电影放映路，也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文化的百花齐放。
电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百无聊赖的漫长黑夜和心灵世界
床单挂在墙上当银幕，收音机挂起来当音响……年少时的谢顺志痴迷于在自家院坝模仿放映电影，即便屡屡因摔坏收音机而挨打，他也乐此不疲。
1977年9月，高中毕业的谢顺志通过考试，如愿以偿成为忠县原碾盘乡的电影放映员。
时年16岁的谢顺志，是忠县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电影放映员。
事实上，那时的电影放映员并不容易。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交通闭塞且没电没车。
白天，谢顺志一行三人背着放映设备翻山越岭、走村串寨；晚上，三人又各司其职，负责发电、放映、宣传；若是在影片最精彩处遇上发电机故障或胶片卡片，观影群众必定呼声四起，这时的三人最为手忙脚乱、大汗淋漓；通宵放映完毕后，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奔往下一个村组……
“设备笨重、路难走，加之晚上出行，摔跟头是常有的事。”谢顺志因此总是摔得满身是伤。
尽管条件艰苦，十天半月不着家，但靠着放映机丰富了乡亲们的夜生活，这让谢顺志颇有成就感。
当时农村电影放映员并不少，仅忠县就有300多位电影放映员，但由于农村地区文化贫瘠、文艺活动稀缺，电影放映对农村群众来说依然是“僧多粥少”。
“那时候看电影简直像参加婚礼一样呢！平常聚不齐的人，到了看电影时就能实现‘大团圆’，电影散场后，漫山遍野都是红彤彤的火把，场面非常壮观。”胡长平说。
对于白天埋头劳作，晚上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村群众来说，电影，在这时不仅是唯一的娱乐方式，更像是一道光，照亮了百无聊赖的漫长黑夜和心灵世界。
农村电影的火與冰
1983年，谢顺志买了一辆编号为8的永久牌自行车，专门用来搬运电影胶片。
与此同时，农村的泥泞小路逐渐变成铺满石子的机耕道，过去靠肩挑背磨运输放映设备的方式也一去不复返。
“种种变化，让人省力不少，摔跟头的次数也没以前那么多了。”尽管依然颠簸，但对于谢顺志来说，这已经十分幸福。
幸福不止于此。
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大地，多种多样的电影类型开始“跳”上荧幕，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也开始起步，农村电影迎来了春天。
“《蓝色档案》《月亮湾的笑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多样化的电影类型，让放映点场场爆满。”谢顺志笑道，“上个厕所都必须越过里三层外三层的观影人群。”
1981年，彩色胶片开始出现，从前的黑白电影逐渐变得五彩斑斓，农村群众也有了新的选择：5分钱的黑白电影或者8分钱的彩色电影。
一切似乎变得越来越好了。
1994年，谢顺志买来一辆摩托车，准备继续大展身手，却没想到农村电影的寒冬悄然而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青壮年开始大规模外出务工，VCD、电视机等设备也在农村逐步普及，从前场场爆满的农村电影，观影人数从上千人开始锐减到三五百人，甚至更少。
“曾经男女老少扎堆来，现在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儿童……”谢顺志止不住叹气，当初香饽饽似的电影放映员，好多都转行了。
冬去春又来
2018年11月8日，忠县官坝镇碾盘村。
“谢顺志在官坝镇丰收社区放映。”在“忠县惠民电影大队”微信群汇报了当天的工作安排后，谢顺志和妻子汪丽华一起，将放映器材抬上小货车，赶往丰收社区。
就在谢顺志开启放映机的瞬间，中影数字电影农村放映监控平台通过放映机的GPS定位系统等，接收到了谢顺志所放映电影的相关数据。
此时的农村电影，已经进入了数字放映时代。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电影在多种文化形式的冲击下变得冷清，但谢顺志依然坚守在放映阵地，因为他始终认为，电影是农村文化的一部分，农民需要电影，农村电影还会焕发光彩。
正如谢顺志所料，经历了尴尬的寒冬后，农村电影迎来了第二春。
1998年，国家有关部门启动了“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在广大农村保证1个村1个月可看1场电影。
此时的谢顺志，已经推烂了3辆木板车，骑坏了5辆自行车、2辆摩托车，取而代之的是农用四轮车。
2006年，“2131工程”进一步升级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曾收费才能观看的农村电影改为公益性质，农村群众得以免费观看。
2007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印发〈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实施细则〉的通知》，存于几代人记忆中的胶片放映机逐渐退场，数码放映机的时代到来。
其间，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将丰富的文化吹进寻常百姓家，重庆市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和产品供给也从相对紧缺迈入繁华时代。
在涪陵区，6个民间表演团体为全区各乡镇送上了360场演出；在开州区，30多个民间表演团体成为政府购买流动文化服务活动的主要对象；以精准扶贫助推文化小康，全市各区县都纷纷组织并实施了贫困地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形式多样的文化生活彻底丰富了农村群众的精神生活。
同时，重庆市公共文化服务还搭上“互联网 ”快车，实现“百姓点菜，政府配送”，让更多城乡百姓品尝到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搭上‘互联网’快车的数码电影，与原来笨重的胶片电影相比，不仅携带方便，不易磨损，还能装载成倍的电影。”谢顺志说。
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胶片放映机到数码放映机，从录像带到光碟再到数字电影，农村电影的种种变化与发展，谢顺志都完整地经历并参与了。
40多年过去，谢顺志已从当时忠县年龄最小的电影放映员成长为最年长的放映员。妻子汪丽华笑着打趣道：“他闭着眼也能把电影放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