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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被当地人戏称为“三贪”书记，即“贪权、贪钱、贪色”，其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其中部分与“防艾”相关
若将日历翻回到六年前的春节前夕，因辖区内文楼村首曝村民卖血招致艾滋病疫情群发，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一夜成名”。曾几何时，一提起上蔡，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艾滋病；在河南省确定的38个艾滋病重点灾区中，上蔡县占28个。
六年后，上蔡县官场“地震”——今年4月，经中纪委督办，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被“双规”，目前检方已经介入。此外，原卫生局长翟留国因购买医疗器械收受贿赂而被查处；原建设局长邱水在杨松泉案发前已被批捕。
目前，检方查实，杨松泉涉案资金约近千万元，其中部分与防治艾滋病项目有关。追溯杨松泉、翟留国、邱水等人的升迁及涉案路径，一个长达五年之久的资金黑洞清晰显现。
“杨半亿”及其左膀右臂
55岁的杨松泉是河南西平人，出身农民家庭；曾任职于驻马店市农委，1998年担任泌阳县长，2000年起主政上蔡县。
上蔡，是国家级贫困县。然而，与县境之内举目可见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杨松泉当政五年间，拥有路人皆知的绰号——“杨半亿”。
杨松泉到任时，恰逢中国首个“艾滋病村”文楼村在媒体曝光，政府形象受到打击，但方方面面的防艾资金接踵而至。一位曾和杨有密切接触的人士告诉记者，杨私下里说过，最初调任上蔡时，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权，能管这么多钱”。
当地检方向《财经》记者证实，杨松泉落马的导火索是“金土地出租车”事件。
2005年2月，上蔡县建设局与郑州市金土地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后者投放200辆车并交纳200万元经营权使用费，获得20年的独家经营权。公司安排了无地农民、艾滋病患者亲属近300人就业，并在办完前期手续后，于3月10日推出120辆出租车。但两天后，上蔡县委强制封存100余辆出租车。该事件引起很多出租车司机赴省城、北京上访，甚至影响了河南省委及北京相关部委的正常办公。2005年6月29日，河南报业集团下属《今日安报》的报道称：“县委领导收受另一出租公司50万元好处费，才是导致金土地出租车公司被扼杀的根源所在！”
检方向《财经》记者证实，这位县委领导正是杨松泉。正因此事，他于去年8月19日被免去县委书记一职。随后，问题逐渐暴露。据检方介绍，杨松泉所涉问题，主要集中于任职上蔡县五年间，包括“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职权”。当地人戏称杨是“三贪”书记，即“贪权、贪钱、贪色”。
在杨主政上蔡的五年中，县卫生局、县建设局有相当大的资金支配权。2004年，该县地方财政收入仅1.14亿元，2005年更降为8369万元。但据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官员向《财经》透露，这两年全县所获各方经费援助高达3亿元。这些资金由县委、县政府支配调拨，主要通过卫生和城建两个系统落实。
原上蔡县建设局局长邱水由此显得地位不同一般。在系统内部，邱水因其个性张扬被称为“邱老虎”。此人与杨松泉关系甚密，今年亦因涉嫌滥用职权犯罪，被驻马店市检察院批捕。
在艾滋病疫情曝光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投巨资搞“六个一”工程，为艾滋病村修建一个医院、一所学校，铺一条入村道路，以及打井、盖村室、修孤儿院等。然而，在上蔡县，这些工程成为杨松泉等人的发财机会。这些工程，杨松泉均通过邱水从中运作，由其亲属层层转包，其中多有追加预算的行为。
在此后多个工程中，出现于上蔡县的包工头，几乎全为杨松泉老家——西平籍人士垄断。杨甚至授意一些包工头与其儿子在上蔡组建公司。为从中捞钱，相关人等不惜工程造假。如文楼村上报的7公里沥青柏油路，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砖瓦堆砌替代沥青，两者造价悬殊。
“四位一体”翟留国
杨松泉的另一个“红人”是翟留国。
48岁的翟留国是土生土长的上蔡县人。自2002年以来，他除担任县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还同时将县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揽于一身。如此“四位一体”，县“艾防办”官员对《财经》记者评论说：“以前没有过，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
但这符合杨松泉的“集权”思路。自2000年4月上任以来，杨在县内自定了“县委领导一切，书记是一把手，一把手统治一切”的规则。他在任五年，排挤“不合作”的县长，动辄“调整干部”，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县人民医院是上蔡两家定点艾滋病防治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全县最大的医院。2000年文楼村曝光艾滋病疫情后，上级财政拨款1000万元给县人民医院新建住院楼。同年11月，病房楼工程通过招投标，确定河南省第五建筑公司为该工程施工单位，当时的合同价为853万元（不含安装材料费）。由于上级拨款后资金仍存在缺口，时任医院院长雷建华牵头向职工集资200万元。
2001年，住院楼主体工程完成，杨松泉指使其家属介入工程装修。河南省第五建筑公司被迫退出，院长雷建华也被免职。雷被免职后，上蔡县人民医院院长一职虚席八个月，直至翟留国接任。
其后，根据医院2004年一份内部通报，病房大楼总投入共计2400万元，为初期预算的三倍。来自县检察院的一份报告称，该院对其中所报的1900万余元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实际仅为1482万元。
2006年7月17日，在县人民医院病房大楼五层，一主治医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着已开裂的天花板说：“才几年就这样了，这就叫豆腐渣工程啊。”
“防艾”资金耗损
由于高度集权，杨松泉便有机会对“防艾”资金进行最大限度的操控。
上蔡县“防艾”医疗机构分三级，自下而上分别为村卫生所、乡卫生院、县中医院防艾门诊和县人民医院内二科。县人民医院为最重要的一级。
2005年6月，翟留国被免去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一职。当时的内部通报称，自2001年始，全县仅有的两家艾滋病定点救治机构——县人民医院与县中医院，其进药均来自安徽亳州一家私人医药代理商。这家私人药行负责人姓方，与上述两医院有常年业务往来。该通报显示，仅县人民医院的药品采购，即已占这家医药代理公司全部利润的18%。
在如此高度垄断和封闭式运作的背景下，“高价药”已成众所周知的秘密。记者看到一份当地艾滋病患者的三联单，对照医院的标价，柴胡每公斤进价应为25元左右，医院发票显示为50多元，开在药单上的价格却高达每公斤160元。又如甲硝锉，市场价3元一支，上蔡县的各级卫生院售价达26元一支；中药白花蛇的市场卖价是每500克30元，到了医院便涨了四倍。
2003年以后，国家对艾滋病疫区实行了“四免一关怀”，艾滋病患者看病不再自己花钱，而由国家专项资金负担。对杨松泉等官员而言，这更是拓宽了财路。上蔡县人民医院一位主治医生告诉《财经》记者：“国家的拨款是固定的，他们虚报药品价格吃差价，国家同样多的钱能提供的免费药就少得可怜了。”
这一点，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证实。36岁的于文中是文楼村艾滋病患者，他对记者说，国家规定的免费防艾药品共有108种，可他们平常能用到的连50种都不到。
在上蔡，杨松泉等人捞钱不择手段，以至于上行下效、风气败坏。记者得知，2005年春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文楼村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温总理提出，给文楼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村在册人数为3217人，但最后领到压岁钱的有4100人，多出了883人。
时任文楼村支书刘月梅并不否认上述事实，但她解释为“统计失误”。
加强“防艾”经费管理
在上蔡县，财务公开已成一个问题。
自文楼村的疫情为外界所知后，众多社会爱心人士纷纷为文楼村民捐资捐物。文楼村委会一位人士称，2004年年初至今，外界每年向村里的捐资捐物总额超过20万元，但开支难称公开透明。
“在基层，存在着防艾经费被挪用的现象。”北京佑安医院的医生张可曾多次赴上蔡调研，他惋惜地说，“如果基层防艾的钱能够用到实处，一元钱可以起到100元的效果。 ”张可告诉《财经》记者，从2002年起，无国界医生组织就对河南进行过六次评估，结果无一项目顺利实施。他认为，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并不欢迎外界介入项目的直接运作。
早在2004年，清华大学教授李就公开提出过“吃艾滋病饭”这样的敏感问题，并提出对“防艾”资金要严加监管。长期从事艾滋病救治的高耀洁医生，近年来印制大量宣传单，以打击那些以“防艾”为名发财的投机分子。
根据2005年9月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关于“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的报告，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经费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资金和其他捐赠。中央财政于1996年设立了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第一批为500万元人民币，2003年增至3.9亿元，2004年达到8.1亿元。
报告认为，艾滋病防治经费流程过长是一个通病。在河南，2004年的經费到达基层单位时，时间已经是2005年5月底。此外，缺乏经费使用的评估指标体系，监督与评估的责任落实制度与奖惩制度还有待健全。 该报告建议，改革经费拨付方式，将大多数物资的集中采购放在省级进行；同时，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经费分配与既往工作绩效挂钩。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曾联合发布《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也认为中国“防艾”经费管理有待加强；既应考虑经费投入分配的平衡性，又要照顾资金合理的统筹和利用的管理能力。
今年3月1日，《艾滋病防治条例》施行，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将争取今年内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接受人大监督。《财经》记者获悉，目前驻马店的“防艾”物资采购权已由县级上收至市级。■
本刊记者王和岩对此文亦有贡献
若将日历翻回到六年前的春节前夕，因辖区内文楼村首曝村民卖血招致艾滋病疫情群发，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一夜成名”。曾几何时，一提起上蔡，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艾滋病；在河南省确定的38个艾滋病重点灾区中，上蔡县占28个。
六年后，上蔡县官场“地震”——今年4月，经中纪委督办，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被“双规”，目前检方已经介入。此外，原卫生局长翟留国因购买医疗器械收受贿赂而被查处；原建设局长邱水在杨松泉案发前已被批捕。
目前，检方查实，杨松泉涉案资金约近千万元，其中部分与防治艾滋病项目有关。追溯杨松泉、翟留国、邱水等人的升迁及涉案路径，一个长达五年之久的资金黑洞清晰显现。
“杨半亿”及其左膀右臂
55岁的杨松泉是河南西平人，出身农民家庭；曾任职于驻马店市农委，1998年担任泌阳县长，2000年起主政上蔡县。
上蔡，是国家级贫困县。然而，与县境之内举目可见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杨松泉当政五年间，拥有路人皆知的绰号——“杨半亿”。
杨松泉到任时，恰逢中国首个“艾滋病村”文楼村在媒体曝光，政府形象受到打击，但方方面面的防艾资金接踵而至。一位曾和杨有密切接触的人士告诉记者，杨私下里说过，最初调任上蔡时，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权，能管这么多钱”。
当地检方向《财经》记者证实，杨松泉落马的导火索是“金土地出租车”事件。
2005年2月，上蔡县建设局与郑州市金土地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后者投放200辆车并交纳200万元经营权使用费，获得20年的独家经营权。公司安排了无地农民、艾滋病患者亲属近300人就业，并在办完前期手续后，于3月10日推出120辆出租车。但两天后，上蔡县委强制封存100余辆出租车。该事件引起很多出租车司机赴省城、北京上访，甚至影响了河南省委及北京相关部委的正常办公。2005年6月29日，河南报业集团下属《今日安报》的报道称：“县委领导收受另一出租公司50万元好处费，才是导致金土地出租车公司被扼杀的根源所在！”
检方向《财经》记者证实，这位县委领导正是杨松泉。正因此事，他于去年8月19日被免去县委书记一职。随后，问题逐渐暴露。据检方介绍，杨松泉所涉问题，主要集中于任职上蔡县五年间，包括“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职权”。当地人戏称杨是“三贪”书记，即“贪权、贪钱、贪色”。
在杨主政上蔡的五年中，县卫生局、县建设局有相当大的资金支配权。2004年，该县地方财政收入仅1.14亿元，2005年更降为8369万元。但据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官员向《财经》透露，这两年全县所获各方经费援助高达3亿元。这些资金由县委、县政府支配调拨，主要通过卫生和城建两个系统落实。
原上蔡县建设局局长邱水由此显得地位不同一般。在系统内部，邱水因其个性张扬被称为“邱老虎”。此人与杨松泉关系甚密，今年亦因涉嫌滥用职权犯罪，被驻马店市检察院批捕。
在艾滋病疫情曝光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投巨资搞“六个一”工程，为艾滋病村修建一个医院、一所学校，铺一条入村道路，以及打井、盖村室、修孤儿院等。然而，在上蔡县，这些工程成为杨松泉等人的发财机会。这些工程，杨松泉均通过邱水从中运作，由其亲属层层转包，其中多有追加预算的行为。
在此后多个工程中，出现于上蔡县的包工头，几乎全为杨松泉老家——西平籍人士垄断。杨甚至授意一些包工头与其儿子在上蔡组建公司。为从中捞钱，相关人等不惜工程造假。如文楼村上报的7公里沥青柏油路，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砖瓦堆砌替代沥青，两者造价悬殊。
“四位一体”翟留国
杨松泉的另一个“红人”是翟留国。
48岁的翟留国是土生土长的上蔡县人。自2002年以来，他除担任县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还同时将县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揽于一身。如此“四位一体”，县“艾防办”官员对《财经》记者评论说：“以前没有过，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
但这符合杨松泉的“集权”思路。自2000年4月上任以来，杨在县内自定了“县委领导一切，书记是一把手，一把手统治一切”的规则。他在任五年，排挤“不合作”的县长，动辄“调整干部”，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县人民医院是上蔡两家定点艾滋病防治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全县最大的医院。2000年文楼村曝光艾滋病疫情后，上级财政拨款1000万元给县人民医院新建住院楼。同年11月，病房楼工程通过招投标，确定河南省第五建筑公司为该工程施工单位，当时的合同价为853万元（不含安装材料费）。由于上级拨款后资金仍存在缺口，时任医院院长雷建华牵头向职工集资200万元。
2001年，住院楼主体工程完成，杨松泉指使其家属介入工程装修。河南省第五建筑公司被迫退出，院长雷建华也被免职。雷被免职后，上蔡县人民医院院长一职虚席八个月，直至翟留国接任。
其后，根据医院2004年一份内部通报，病房大楼总投入共计2400万元，为初期预算的三倍。来自县检察院的一份报告称，该院对其中所报的1900万余元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实际仅为1482万元。
2006年7月17日，在县人民医院病房大楼五层，一主治医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着已开裂的天花板说：“才几年就这样了，这就叫豆腐渣工程啊。”
“防艾”资金耗损
由于高度集权，杨松泉便有机会对“防艾”资金进行最大限度的操控。
上蔡县“防艾”医疗机构分三级，自下而上分别为村卫生所、乡卫生院、县中医院防艾门诊和县人民医院内二科。县人民医院为最重要的一级。
2005年6月，翟留国被免去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一职。当时的内部通报称，自2001年始，全县仅有的两家艾滋病定点救治机构——县人民医院与县中医院，其进药均来自安徽亳州一家私人医药代理商。这家私人药行负责人姓方，与上述两医院有常年业务往来。该通报显示，仅县人民医院的药品采购，即已占这家医药代理公司全部利润的18%。
在如此高度垄断和封闭式运作的背景下，“高价药”已成众所周知的秘密。记者看到一份当地艾滋病患者的三联单，对照医院的标价，柴胡每公斤进价应为25元左右，医院发票显示为50多元，开在药单上的价格却高达每公斤160元。又如甲硝锉，市场价3元一支，上蔡县的各级卫生院售价达26元一支；中药白花蛇的市场卖价是每500克30元，到了医院便涨了四倍。
2003年以后，国家对艾滋病疫区实行了“四免一关怀”，艾滋病患者看病不再自己花钱，而由国家专项资金负担。对杨松泉等官员而言，这更是拓宽了财路。上蔡县人民医院一位主治医生告诉《财经》记者：“国家的拨款是固定的，他们虚报药品价格吃差价，国家同样多的钱能提供的免费药就少得可怜了。”
这一点，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证实。36岁的于文中是文楼村艾滋病患者，他对记者说，国家规定的免费防艾药品共有108种，可他们平常能用到的连50种都不到。
在上蔡，杨松泉等人捞钱不择手段，以至于上行下效、风气败坏。记者得知，2005年春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文楼村和老百姓一起过节。当时温总理提出，给文楼村民每人发10元压岁钱。文楼村在册人数为3217人，但最后领到压岁钱的有4100人，多出了883人。
时任文楼村支书刘月梅并不否认上述事实，但她解释为“统计失误”。
加强“防艾”经费管理
在上蔡县，财务公开已成一个问题。
自文楼村的疫情为外界所知后，众多社会爱心人士纷纷为文楼村民捐资捐物。文楼村委会一位人士称，2004年年初至今，外界每年向村里的捐资捐物总额超过20万元，但开支难称公开透明。
“在基层，存在着防艾经费被挪用的现象。”北京佑安医院的医生张可曾多次赴上蔡调研，他惋惜地说，“如果基层防艾的钱能够用到实处，一元钱可以起到100元的效果。 ”张可告诉《财经》记者，从2002年起，无国界医生组织就对河南进行过六次评估，结果无一项目顺利实施。他认为，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并不欢迎外界介入项目的直接运作。
早在2004年，清华大学教授李就公开提出过“吃艾滋病饭”这样的敏感问题，并提出对“防艾”资金要严加监管。长期从事艾滋病救治的高耀洁医生，近年来印制大量宣传单，以打击那些以“防艾”为名发财的投机分子。
根据2005年9月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关于“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的报告，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经费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资金和其他捐赠。中央财政于1996年设立了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第一批为500万元人民币，2003年增至3.9亿元，2004年达到8.1亿元。
报告认为，艾滋病防治经费流程过长是一个通病。在河南，2004年的經费到达基层单位时，时间已经是2005年5月底。此外，缺乏经费使用的评估指标体系，监督与评估的责任落实制度与奖惩制度还有待健全。 该报告建议，改革经费拨付方式，将大多数物资的集中采购放在省级进行；同时，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经费分配与既往工作绩效挂钩。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曾联合发布《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也认为中国“防艾”经费管理有待加强；既应考虑经费投入分配的平衡性，又要照顾资金合理的统筹和利用的管理能力。
今年3月1日，《艾滋病防治条例》施行，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将争取今年内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接受人大监督。《财经》记者获悉，目前驻马店的“防艾”物资采购权已由县级上收至市级。■
本刊记者王和岩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