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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日本东京都议会选举，日本第一大党自民党空前惨败。自民党的席位从57个减到23个，而东京都女知事小池百合子率领新成立的政党“都民第一”不仅拿下了127个议席中的55席，还夺走了自民党的铁杆联盟公明党，一共掌握了79个议席，占据东京都议会多数。此次大败被日本国内外舆论广泛视为选民对安倍和自民党“独大”不满的总爆发，也是触发日本政治变化的开始。
“都政”“国政”密切相关
虽然东京都议会选举是地方选举，但由于作为日本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却具有与一般地方选举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制度上，东京都并不参与其他地方的全国统一选举，而是单独进行。在影响上，“天子脚下”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常常被视为国会选举的“前哨战”。
回溯一下历史，1989年的东京都议会选举，由于利库路特事件（1989年2月13日，日本东京检察当局以行贿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利库路特集团前董事长江副浩正，从而为查清日本战后最大的贿赂案之一利库路特案件打开了缺口。当时的竹下政权也因此而陷入了严重危机）和实施消费税等令选民对自民党政权不满，使得那次选举成为之后参院选举的风向标，自民党的议席减少20个，社会党的席位则猛增三倍。而在1993年日本政治翻天覆地的剧变中，东京都议会选举更是发挥了“信号弹”的作用。细川护熙率领的日本新党议席大增，上次的大赢家社会党则大败，下跌至第四位。之后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新党胜出，细川成立非自民党政权，导致“五五体制”终结。
从更近的历史来看，东京都议会选举明确地成为全国政治的“晴雨表”。2009年“政权交替”发生前，当时的民主党就在7月12日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都议会第一大党，自民党和公明党联盟失去过半数优势。2013年的都议会选举中，自公联盟实现大逆转，重新掌握过半数议席，而民主党在日本国会的席位则跌至第四。
惨败倒逼安倍“反省”
从六月中旬开始，安倍政权的支持率显著下滑。在这个下降曲线上，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遭受历史性的惨败是一个关键节点。东京都议会选举一周后的7月9日，这一支持率的跌势开始进入“危险地带”。日本主流媒体民意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即：安倍内阁支持率在35%左右，不支持率在50%左右。
按照日本政治的传统标准，支持率40%是“红线”，如果连续两个月低于40%的话，意味着政权亮起了红色警报。照此看来，安倍内阁已经陷入了真正的危险。
比起支持率，不支持率的参考价值其实更高。这是因为支持率常常受到丑闻等突出事件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暂时性，起伏较大。而不支持率则较为稳定，常常是人们长期积累的评价结果，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因此，安倍内阁面对近一半的不支持率，即便寄望于较大的人事变动来挽回颓势，恐怕也很难奏效。
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等媒体的最新数据，7月15日的民意调查中，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跌破30%的最后警戒线。这意味着安倍及其内阁已经成为政党选举的包袱，安倍无可挑战的地位已经开始松动。
媒体也把自民党惨败的原因都归结到安倍身上。7月3日日本四大报纸的社论无论题目还是内容都如出一辙，认为安倍政权的“傲慢自大”和自民党的独大专权造成选民的严重不满，呼吁其进行反省。《朝日新闻》更是直言不讳：如果不能理解“政权不是首相的私有物”，就“没有继续担任首相的资格”。
面对这样的形势，一向对国会和民众傲慢无礼、唯我独尊的安倍不得不有所收敛。他在评论此次东京都选举对国政的影响时强调：“国政容不得片刻的停滞。国内外的课题、问题堆积如山。對于该反省的地方会加以反省，同时对于该做的事也必须谦虚、认真地向前推进。”
安倍所说的“国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修宪，他的言下之意是还将继续推动实现这一最大的政治目标。殊不知，他和自民党的支持率跌落至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顾朝野反对，强行推动新安保法案等为修宪铺垫的法律通过。
“国政”变化刚刚开始
安倍之所以还显得气定神闲，是因为他很清楚“都政”促动下的“国政”变化刚刚开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不确定性是小池百合子的动向。东京都议会选举后，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小池是否将“都民第一”党扩充为“国民第一”党，是否有树立夺取政权、担任首相的目标，正如当年大阪府知事桥下彻将“大阪维新会”扩大成“日本维新会”一样。这对于目前的小池来说并非难事。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只要能集合五名国会议员就能组成新的政党，获得国家的承认并领取“政党助成金”。目前，被普遍视为小池新党成员的国会议员已经有四名：若狭胜、渡边喜美、长岛昭久和松泽成文。另外，将从民进党脱党的细野豪志很可能随时填补剩下的空缺。但是，从地方政党到全国性政党，究竟该如何运作，小池目前面临着诸多难题。
首先是基础的薄弱。桥下彻给小池的一大经验是必须保持地方政党的实力、维持在地方议会和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以此作为进军国政的基础。但“都民第一”党刚刚建立不久，在东京并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次选举之所以获胜，除了小池个人的号召力，主要原因是选民对自民党的厌倦。因此，小池选择辞去党首，专心于都政的做法是明智的，只有在东京治理上拿出更漂亮的政绩，才能巩固民意、安定民心，为建立全国性政党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是时机的选择。按道理说，目前的“小池旋风”给建立全国政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小池应该趁热打铁。但小池清楚，这个时候扩充政党必然牵扯大量精力，无法专心经营东京都这个基础。如果小池选择让加入其新党的其他国会议员出面去做，自己在幕后将主要精力放在“都政”上，看似两全，实则新党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如果小池将新党的成立推后，则寻找合适的时间节点就很重要。即便其执政一切顺利，下一次东京都知事选举是2020年7月初，而作为小池“都政”核心的东京奥运会则在稍后的7月24日开幕，很难想象小池会放弃竞选连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四年苦心经营的成果被别人享用。但如果连任至2024年，遑论届时小池是否能保持目前的人气，一位72岁的女性政治家恐怕很难在日本政治中再有夺取政权、担任首相这样的壮举。
再次是课题的选择。“都政”与“国政”毕竟有本质的不同，即便在城市治理上政绩卓著的政党在国家治理上也是完全的新手，况且要保持政党的影响力，原来的地方政党与新创立的全国政党在主张上也必须有一定的延续和联系。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小池及其团队还没有找到联系“都政”与“国政”的课题。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东京都议会选举对民进党的影响。选民对安倍和自民党的不满让小池百合子及其“都民第一”党获益，但作为最大反对党的民进党并未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在上述主流媒体的民意调查中，民进党的支持率均在10%以下。雪上加霜的是，民进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也遭遇惨败，只获得五个席位。这个结果令民进党内一片混乱。去年参与党首竞争的玉木雄一郎称莲舫应为此次大败负责，引咎辞职，并指出民进党人气低迷的原因是莲舫的双重国籍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清楚说明，甚至威胁说“如果莲舫不辞职的话，玉木集团将离党，与小池知事合作”。
只要民进党等在野党的支持率不上升，安倍内阁和自民党就仍有调节缓冲的时间，因为选民在国会选举中暂时还没有找到可以代替自民党的选择。但是，这个时间是有限的，选民的耐性也是有限的。如果安倍内阁和自民党不能及时改弦易张，尊重民意，在“国政”中迟早会遭遇和本次东京都议会选举同样的大败。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都政”“国政”密切相关
虽然东京都议会选举是地方选举，但由于作为日本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却具有与一般地方选举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制度上，东京都并不参与其他地方的全国统一选举，而是单独进行。在影响上，“天子脚下”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常常被视为国会选举的“前哨战”。
回溯一下历史，1989年的东京都议会选举，由于利库路特事件（1989年2月13日，日本东京检察当局以行贿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利库路特集团前董事长江副浩正，从而为查清日本战后最大的贿赂案之一利库路特案件打开了缺口。当时的竹下政权也因此而陷入了严重危机）和实施消费税等令选民对自民党政权不满，使得那次选举成为之后参院选举的风向标，自民党的议席减少20个，社会党的席位则猛增三倍。而在1993年日本政治翻天覆地的剧变中，东京都议会选举更是发挥了“信号弹”的作用。细川护熙率领的日本新党议席大增，上次的大赢家社会党则大败，下跌至第四位。之后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新党胜出，细川成立非自民党政权，导致“五五体制”终结。
从更近的历史来看，东京都议会选举明确地成为全国政治的“晴雨表”。2009年“政权交替”发生前，当时的民主党就在7月12日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都议会第一大党，自民党和公明党联盟失去过半数优势。2013年的都议会选举中，自公联盟实现大逆转，重新掌握过半数议席，而民主党在日本国会的席位则跌至第四。
惨败倒逼安倍“反省”
从六月中旬开始，安倍政权的支持率显著下滑。在这个下降曲线上，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遭受历史性的惨败是一个关键节点。东京都议会选举一周后的7月9日，这一支持率的跌势开始进入“危险地带”。日本主流媒体民意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即：安倍内阁支持率在35%左右，不支持率在50%左右。
按照日本政治的传统标准，支持率40%是“红线”，如果连续两个月低于40%的话，意味着政权亮起了红色警报。照此看来，安倍内阁已经陷入了真正的危险。
比起支持率，不支持率的参考价值其实更高。这是因为支持率常常受到丑闻等突出事件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暂时性，起伏较大。而不支持率则较为稳定，常常是人们长期积累的评价结果，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因此，安倍内阁面对近一半的不支持率，即便寄望于较大的人事变动来挽回颓势，恐怕也很难奏效。
根据日本时事通信社等媒体的最新数据，7月15日的民意调查中，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跌破30%的最后警戒线。这意味着安倍及其内阁已经成为政党选举的包袱，安倍无可挑战的地位已经开始松动。
媒体也把自民党惨败的原因都归结到安倍身上。7月3日日本四大报纸的社论无论题目还是内容都如出一辙，认为安倍政权的“傲慢自大”和自民党的独大专权造成选民的严重不满，呼吁其进行反省。《朝日新闻》更是直言不讳：如果不能理解“政权不是首相的私有物”，就“没有继续担任首相的资格”。
面对这样的形势，一向对国会和民众傲慢无礼、唯我独尊的安倍不得不有所收敛。他在评论此次东京都选举对国政的影响时强调：“国政容不得片刻的停滞。国内外的课题、问题堆积如山。對于该反省的地方会加以反省，同时对于该做的事也必须谦虚、认真地向前推进。”
安倍所说的“国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修宪，他的言下之意是还将继续推动实现这一最大的政治目标。殊不知，他和自民党的支持率跌落至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顾朝野反对，强行推动新安保法案等为修宪铺垫的法律通过。
“国政”变化刚刚开始
安倍之所以还显得气定神闲，是因为他很清楚“都政”促动下的“国政”变化刚刚开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不确定性是小池百合子的动向。东京都议会选举后，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小池是否将“都民第一”党扩充为“国民第一”党，是否有树立夺取政权、担任首相的目标，正如当年大阪府知事桥下彻将“大阪维新会”扩大成“日本维新会”一样。这对于目前的小池来说并非难事。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只要能集合五名国会议员就能组成新的政党，获得国家的承认并领取“政党助成金”。目前，被普遍视为小池新党成员的国会议员已经有四名：若狭胜、渡边喜美、长岛昭久和松泽成文。另外，将从民进党脱党的细野豪志很可能随时填补剩下的空缺。但是，从地方政党到全国性政党，究竟该如何运作，小池目前面临着诸多难题。
首先是基础的薄弱。桥下彻给小池的一大经验是必须保持地方政党的实力、维持在地方议会和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以此作为进军国政的基础。但“都民第一”党刚刚建立不久，在东京并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次选举之所以获胜，除了小池个人的号召力，主要原因是选民对自民党的厌倦。因此，小池选择辞去党首，专心于都政的做法是明智的，只有在东京治理上拿出更漂亮的政绩，才能巩固民意、安定民心，为建立全国性政党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是时机的选择。按道理说，目前的“小池旋风”给建立全国政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小池应该趁热打铁。但小池清楚，这个时候扩充政党必然牵扯大量精力，无法专心经营东京都这个基础。如果小池选择让加入其新党的其他国会议员出面去做，自己在幕后将主要精力放在“都政”上，看似两全，实则新党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如果小池将新党的成立推后，则寻找合适的时间节点就很重要。即便其执政一切顺利，下一次东京都知事选举是2020年7月初，而作为小池“都政”核心的东京奥运会则在稍后的7月24日开幕，很难想象小池会放弃竞选连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四年苦心经营的成果被别人享用。但如果连任至2024年，遑论届时小池是否能保持目前的人气，一位72岁的女性政治家恐怕很难在日本政治中再有夺取政权、担任首相这样的壮举。
再次是课题的选择。“都政”与“国政”毕竟有本质的不同，即便在城市治理上政绩卓著的政党在国家治理上也是完全的新手，况且要保持政党的影响力，原来的地方政党与新创立的全国政党在主张上也必须有一定的延续和联系。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小池及其团队还没有找到联系“都政”与“国政”的课题。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东京都议会选举对民进党的影响。选民对安倍和自民党的不满让小池百合子及其“都民第一”党获益，但作为最大反对党的民进党并未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在上述主流媒体的民意调查中，民进党的支持率均在10%以下。雪上加霜的是，民进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也遭遇惨败，只获得五个席位。这个结果令民进党内一片混乱。去年参与党首竞争的玉木雄一郎称莲舫应为此次大败负责，引咎辞职，并指出民进党人气低迷的原因是莲舫的双重国籍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清楚说明，甚至威胁说“如果莲舫不辞职的话，玉木集团将离党，与小池知事合作”。
只要民进党等在野党的支持率不上升，安倍内阁和自民党就仍有调节缓冲的时间，因为选民在国会选举中暂时还没有找到可以代替自民党的选择。但是，这个时间是有限的，选民的耐性也是有限的。如果安倍内阁和自民党不能及时改弦易张，尊重民意，在“国政”中迟早会遭遇和本次东京都议会选举同样的大败。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