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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子神貌
国学大师文怀沙是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著名哲学家、红学家，被誉为“当代屈原”和“活屈原”。
“二战”以后，劫后余生的人们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17个国家的75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为了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斯、古巴作家何塞·马蒂4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和平大会。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文怀沙的《屈原集》，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随后，《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以及《宝学概论》、《楚辞今读》如涌泉般源源不绝，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地位。古典文学专家瞿蜕园评价说：文怀沙与郭沫若、游国恩三人，在楚辞研究领域中三足鼎立，超过了两千年的研究成绩。就连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张爱萍也赋诗《聆听文怀沙教授讲〈离骚〉有感》，称赞他“一曲吟催千古泪，文怀八斗叹骚才。韵高自有真情在，恍若云中屈子来。”
人们将文怀沙比作“当代屈原”和“活屈原”，不仅仅只是因为他研究屈原，还有他的神貌皆酷似屈原。他银须飘拂，目光锐利，许多人知其学，闻其言，见其人，莫不惊异，感觉他简直就是一个活屈原。著名雕塑家蔡汉文在塑造屈原时，苦苦寻求模特儿而不得，直到有一日见到文怀沙，方才喜出望外。于是，这位雕塑家有了雕塑作品《屈原》。文怀沙仰慕屈原的风范，一生以屈原为榜样，研究屈原，更学习屈原的精神。他自嘲“没有屈原的魂，总该有一点屈原的皮毛”。
抗日战争期间，文怀沙反对独裁政治，抨击恶浊、腐朽的反动官僚统治，文章触及时忌，因而在皖南被关进监狱。但他出狱后思想愈发激进，无论出入酒肆茶馆，当众放言无惮，性格简直变得像骂座的西汉灌夫。在南社就很欣赏文怀沙才华的柳亚子，知道后非常担忧。写诗赠文怀沙相劝，诗曰：“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诗中的“希文”即名闻千古的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字，柳亚子希望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与乐，而且要沉着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寥寥28个字，寄托了柳亚子对当代屈原精神的继承者——文怀沙的不尽深情。
当年，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全国一片喝彩声，而文怀沙在欣赏赞叹之余，本能地指出毛泽东诗词中文字上的瑕疵。他从诗词艺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说法：“金沙水拍云崖暖”与“万水千山只等闲”中“水”字重复；“红军不怕远征难”与“三军过后尽开颜”中“军”字重复——重复是诗家大忌；《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不须放屁”一句略输文采……这些在当时“字字句句”是真理的年代，可谓大逆不道了，为此他备受牢狱之苦。这就是文怀沙，从来“不讳人恶”，从不“为尊者讳”。
十年浩劫中，文怀沙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过着“三年饮粥忍饥肠”、“窝头再造臭皮囊”的日子，却仍然写下了“有肝有胆公何畏，无诗无酒我亦狂”的诗句，更没有抹掉“荆山怀抱生烟玉，三闾行吟绕泽兰。高翥云霓为我御，手提落日照长安”的豪迈。有一天，江青心血来潮，想起了文怀沙，授意李某拉拢文怀沙，明确表示：只要写了悔改书，不仅个人可以获得自由，连插队的孩子也能回到北京，并能安排个好工作。虽然李某搬来了文怀沙年过九旬的母亲，但仍遭到了文怀沙的断然拒绝，并以一首《七绝》明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李某回京汇报江青，并出示文怀沙所赠的《七绝》。江青看了一眼便丢在一旁。在场的姚文元捡起来仔细观看，看罢作义愤填膺状，说该诗反动透顶，用了藏锋手法，从倒数第二字贯读下来，即为：龟主江青！这一骂，犯下了弥天大罪。临汾监狱很快接到指示，加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文怀沙死刑，缓期执行。60多岁的文怀沙戴着手铐，拖着10多公斤的脚镣，被打入死囚牢里。幸亏“四人帮”垮台，文怀沙死里脱生，不然就成了“屈原第二”。
举贤励能
人们习惯地称文怀沙为楚辞专家，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他懂中医中药，早年曾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授，授业解惑；他潜心研究《红楼梦》几十年，“红学”也是他一专；他不是书法家，但他的字体独树一帜，其墨宝竟拍出了1万元一字。的确，我们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他在学界的身份。他戏称自己是个“杂货店”。但就是这个“杂货店”， 帮扶了后来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俞平伯、周汝昌、庞中华、丁玲等。
1950年，在文化部工作的文怀沙，还兼做上海棠棣出版社的编辑。他为编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他感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当然少不了《红楼梦》，谈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了好朋友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成绩。于是文怀沙就找到俞平伯，建议他把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新成果汇集出版，列入丛刊。俞平伯说，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来修改旧作。新作成文者尚不足2万字，难以成书。于是，文怀沙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1923年出版、印数仅500册的《红楼梦辨》重新修改一遍，再加上近年来新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即可辑成一书出版。
1952年9月，上海棠棣出版社推出了《〈红楼梦〉研究》一书，此书既保留了《红楼梦辨》一书的主要内容，又增加了6篇新作。《〈红楼梦〉研究》出版之后，风行天下，短短1年多已印至6版，总印数达25000册，创建国初期学术著作发行之最。
为周汝昌带来巨大荣誉的《红楼梦新证》也是由文怀沙催生出来的。文怀沙曾为之妙改书名、修改文稿、作序，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签封面，请大红学家蒋兆和夫人萧重华绘制图像等。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新红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所有问题，堪称该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售出了17000多册，也形成了当时学术著作发行的一大亮点，得到了国内外喜爱《红楼梦》学人的高度重视与评价。
1979年，一位青年地质工作者拜访文怀沙。“文老，您曾在1952年冒着挨批坐牢的风险，为红学家俞平伯先生主编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如今为出版这本字帖，我奔波北京10多年了。”青年人递上自己的手稿：“文化局、出版局、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去过，到头来还是被拒绝、退稿。正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听说胡耀邦同志刚给您落实了政策，所以不揣冒昧地前来拜访，想请您为我审一审稿子，看看是不是真的没希望了。”文怀沙看过以后，对青年人说：“明天，我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第二天，他跟随着文怀沙拜望了正在病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文怀沙热情地向自己的老朋友介绍这位才认识了一天的年轻人。江丰被感动，抱病写了一篇序，把字帖推荐给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7月，这本名为《谈谈学习钢笔字》的字帖出版了，首印20万册一抢而空。这位青年作者就是后来的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庞中华。
1993年，湖南省打算整修岳阳楼，请著名女作家丁玲写《新岳阳楼记》，欲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争辉。为了这件事，丁玲特意找文怀沙商量。文怀沙鼓励她：“范仲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儿子，原文不过344个字，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党员作家，理应后来居上！”丁玲苦笑着说：“问题是超越那两句警句不容易。”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文怀沙微微一笑，道破天机，“说得好听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脱胎于诸葛亮所说的‘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再可以推到战国时代荀子所说的‘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老子的‘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近似的意思不是在相因相承中溯源长达1000多年吗？”文怀沙说古论今，侃侃而谈：“采用语言，犹如解释生活，因境遇而异，因主观情趣而异，因思想境界而异。归根结底，因作者的品质与文学素养而异罢了。有什么不能超越的？”丁玲闻言欣然而去。
“生”“死”豁达
沙是细微的，先生却名怀沙，而佛家有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你可别小看这一粒小小的沙子，沙滩就是离不开小沙。沙滩离开了沙子，就不复有沙滩；而沙子组成的沙滩足以怀抱海洋啊。”这是文怀沙对自己名字的解释。
1910年1月15日，祖籍湖南的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鬼门关胡同的一户平民家庭。忆旧居，文怀沙这样描述，“（那里）很阴暗，一下雨，脚踩下去拔不出脚来，又脏，苍蝇多。我小时候记得，蚊子要熏，熏了以后把门关严。家里用不起闹钟这些东西，早上想早起怎么办？于是就把窗户打开，因为天一亮苍蝇都进来了，把你叮醒了，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文怀沙的父亲是国民党下级军官，母亲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贫寒的家庭环境，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得文怀沙的母亲脾气变得十分暴躁。在文怀沙的记忆中，幼年的生活充满了压抑和阴暗，像一个阴森的梦。由于母亲终年卧病，文怀沙从小郁郁寡欢，9岁起就有了失眠的毛病。他试图从书本里寻求心灵安抚，愤世嫉俗的楚大夫屈原引起了他的共鸣。少年时作《咏纸鸢》便初显才华：“破晓凌风去，莺儿许共飞。一丝悬碧落，日暮未言归。”12岁便能背诵《离骚》。青年时代受业章太炎先生。18岁便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又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文怀沙性格棱角分明，但心胸豁达和宽容。文怀沙“死而复生”的故事，经著名作家峻青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沙翁复活记》后，流传甚广。1986年秋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马学鸿在电台库房的故纸堆中清理旧节目，突然发现了文怀沙50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解《诗经》的大录音磁带，顿时眼前一亮，喜出望外。早在二三十年前，对文学特别是对古典文学有相当造诣的马学鸿就常从电台中收听文怀沙教授讲解和吟咏古诗词的节目，时而高昂激越，时而沉郁苍凉的韵律，把马学鸿带入古典诗词中那种深沉典雅令人神往的境界。遗憾的是，从那以后，这30年漫长的岁月中，他再也没有能够从电台中听到如此精辟的讲解和动人魂魄的吟咏了，仿佛成了人间绝唱。 像一个饥饿到极点的人突然获得了美食一样，马学鸿兴奋得心都颤抖起来了。他万分庆幸他的这一发现，他更想把这一珍贵的发现，连同他的喜悦一起播出，让更多的听众来共同分享。他把这盘珍贵的录音，制成盒式带，编成节目。节目编好后，他准备写个按语。这按语应当怎样介绍作者呢？他也曾向周围的同仁们探询过。不少人说先生在“文革”中身陷囹圄，多年来没有信息，恐怕早已作古了。于是，马学鸿犯了传媒人的一个大忌，贸然就在文先生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两字。于是，1986年10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文怀沙20世纪50年代吟咏和讲解《诗经》的录音时，怀着沉重、怀念、敬佩的心情播出了“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文怀沙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的按语。电台广播之后，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文怀沙的朋友们十分悲痛，纷纷给他家里发唁电、打电话表示哀悼。好端端的文怀沙突然接到这些唁电和电话，也是十分吃惊，感到莫名其妙。事情发生之后，人们知道文怀沙还健在，这是一条“假消息”时，都十分气愤，有人甚至赶到电台去责问。电台的编辑人员和领导更是感到十分内疚，惶惶不安。文怀沙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电台的领导。信中说：“关于我‘已故’的传言，恐怕算不上‘新闻’，盖由来久矣。早在‘文革’初期，就听说国外电台曾相继报道我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打倒‘四人帮’后，也有日本朋友向我家人致唁。所以贵台报道中以为‘已故’，不是什么创造性的无稽之谈，乃是出于疏忽、不加核对地以讹传讹，毛病出在‘轻信’……你们短短几行报道，使我感到的是来自执笔者‘慎终追远’式的温暖，而本月五日、六日晨昏两度播放鄙人‘生前’录音，则充分表达了‘上海台’对‘已故’之文某的厚爱。对待这种不虞之誉，我在愧领之余，也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如果贵台领导人愿意尊重鄙人的意见，务请谅解我那位不相识的、或称之为素昧平生的朋友，千祈勿以一眚掩其德……”
年逾九旬的文怀沙是一个快乐的租房族，北京东三环处三星级的永安宾馆的两间客房就是他的家——一间起居用、一间做“文化（谐音‘怀’）沙龙”，在这里他已生活20余年。他说，买房干什么，人到最后都只能住在一个小盒子里。在他眼里，如果一有收入积蓄就奋不顾身地投入漫长的买房征途，为还贷奔命，不敢消费、不敢旅游、不敢跳槽，那么生活的乐趣将大打折扣——一个为钱忙碌的人，一天能呆在自己房子里的时间有多少？他享受到了房子带给他的幸福还是折磨？“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文怀沙喜欢李白的这段话。也许是因为深知人生只是在无限的天地间短暂地寄居，20多年来文怀沙一直选择以宾馆为家为书房。“人生就是住宾馆。你以为那个房子是属于你的。长恨此生非我有——这个身体也不是我的，我能住旅馆就很好了。”曲折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更使他悟到，生命之光辉要想穿透时空达到不朽，只能以文化的传承为途径。
文怀沙虽已届高龄，却从不言老，因为自觉不老。除了在家里接待朋友、读书外，还一直在空中飞来飞去，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美国……游走于不同国度、不同城市之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播东方智慧之神妙，忙得不可开交。
检索文怀沙的人生历程，可以发现，他曾两次饱尝牢狱之苦，患肝癌晚期被医生宣判“死刑”。而他穿越漫长的黑暗隧道，健康活到今天，靠的是自己独创的一套养生秘诀。他的秘诀是：老年人要以平和心境来帮助自己调整血液循环。“情感变化会影响心脏搏动，影响血液循环。”他说：“见到快乐的事，或者意外惊恐，心脏的搏动就变了，整个生理程序都会受影响。所以，懂得养生的人，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曾有人问他保持良好心态的秘方，他脱口而出：“生平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
他年过八旬时，有汽车不坐，专爱骑一辆自行车走街串巷出门访友。由于他骑车时车把上总要架着一根拐杖，致使附近交通警察都认识这位美髯公。
这些年来他东跑西奔。为黄帝陵的题碑，他应邀远行而至;敦煌艺术的保护，他从不以年过九旬而推脱其责，而是有求必应。一个小书店曾请了几个文化名人为其题匾，都被拒了，而文怀沙却一请就到，他骑自行车而来，又骑自行车而去，一点润笔费也不收。
耄耋大志
文怀沙耄耋之年有三志，编纂《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隋唐文明》大型丛书，出版《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建立东方美声学。
2005年9月10日，历经10年努力，由文怀沙主编的有“唐全史”之称的大型系列丛书《隋唐文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发。整套丛书定价3.8万元，全国限量发行1000套。《隋唐文明》全书100卷，近6000万字，收录了古籍原典646种，是迄今为止首次对隋唐300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大规模纂述，成为展现隋唐文明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者。在文献上，《隋唐文明》首次披露了国内外收藏的大量隋唐文献珍、善本古籍，皆为学术界久慕其名而灭其名而无其名而无缘一睹的传世孤本；内容编排上既考虑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延续性，这与以往史书简单的文献罗列所不同。同样由文怀沙主编待出齐的《商周文明》、《秦汉文明》和《魏晋南北朝文明》加起来也是100卷，200卷书共一亿两千万的文字，摞起来有几米高。
“编书的时候我们很寒酸，原来是没有国家的计划，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我们8个残兵败将，老弱病残，在做这件事，只因为我发了宏愿，后来才申请到‘十五’国家重点图书的投资。”编辑工作之始，因为不在国家出版计划之列，没有经费，文怀沙和8个学者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白手起家，和苏州的古吴轩出版社合作。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下，国家图书馆知道文怀沙他们没有钱，就无条件地把珍善本资料借给编辑委员会。文怀沙一位常州朋友慷慨资助，才使这项工作得以继续下去。为了保证学术水平，又延聘了10多位国内外著名的文史专家，共同参与这一大型断代文化工程，以“择善存真”为准的，兼寓“拨乱反正”之旨归。在编纂上，以罕见与实用并举，衡量古今，斟酌取舍。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有一定的片面性，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古籍进行了许多的删节，一些重要的典籍也没有收录在内，而这套《四部文明》正可对之进行补充和修正。学者称《四部文明》的出版是文化界的一大喜事。
晚年的文怀沙最得意的短文是《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全文正文仅3个字：正清和。注解30字：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文怀沙用这3字，激浊扬清，修身养性：“人生下来总有一天会死，让生命的过程过得更正一点，更清一点，更和一点，更自在一点，舒展开来。”他认为，“正、清、和”3字代表儒、道、释三家精髓。他所理解的孔子儒学的核心便是一个“正”字，即“天地有正气”；老子的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一种“清气”，释迦的佛教讲究万事以“和”为贵。如果能使我们的生命更多一些正气、清气、和气，世界就会更美好。文怀沙说他晚年的哲学就是“正清和”3个字。文怀沙表示，要将这三字经出版成书。“老子写过《道德经》，一共5235个字，可谓言简意赅。这本33个字的书却比《道德经》的零头还少。我打算请100个书法家来书写这3个字，100个画家来作画的方式来诠释这33个字。”
建立东方美声学，是文怀沙晚年的第三件事。他语重心长地说：“音乐就是政治，审乐知政嘛！所以孔子继承周公事业，制礼作乐。要看一个国家怎么样，听他的音乐就能知道，过去国民党唱的党歌，我一听就知道要完蛋，死气沉沉，所以肯定要被《东方红》代替。现在的音乐，有些是不健康的，特别是小孩子，听了就不学好。但这些东西扫黄又扫不到，这是商品社会带来的，但我们又不应当否定商品社会，怎么办？要引导，我们需要先进的文化，健康的文化，不能让那些靡靡之音毒害我们的下一代。”
“……我不甘心不画你/深夜难眠捋思绪/把各种颜色都泼在纸上/看，这斑驳陆离的/才是你，才是你”艾青的夫人高瑛在诗《画一个你》中这样刻画老友文怀沙。人的经历就像一本书，翻开一页，或悲或喜，或平淡或曲折，都是自己书写的篇章。文怀沙，是一本厚重的书，也许称不上完美，但堪称精彩。他的人生，亦诗亦画。
国学大师文怀沙是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著名哲学家、红学家，被誉为“当代屈原”和“活屈原”。
“二战”以后，劫后余生的人们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17个国家的75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为了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斯、古巴作家何塞·马蒂4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和平大会。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文怀沙的《屈原集》，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随后，《九歌今绎》、《九章今绎》、《离骚今绎》、《招魂今绎》以及《宝学概论》、《楚辞今读》如涌泉般源源不绝，奠定了文怀沙在楚辞研究领域的地位。古典文学专家瞿蜕园评价说：文怀沙与郭沫若、游国恩三人，在楚辞研究领域中三足鼎立，超过了两千年的研究成绩。就连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张爱萍也赋诗《聆听文怀沙教授讲〈离骚〉有感》，称赞他“一曲吟催千古泪，文怀八斗叹骚才。韵高自有真情在，恍若云中屈子来。”
人们将文怀沙比作“当代屈原”和“活屈原”，不仅仅只是因为他研究屈原，还有他的神貌皆酷似屈原。他银须飘拂，目光锐利，许多人知其学，闻其言，见其人，莫不惊异，感觉他简直就是一个活屈原。著名雕塑家蔡汉文在塑造屈原时，苦苦寻求模特儿而不得，直到有一日见到文怀沙，方才喜出望外。于是，这位雕塑家有了雕塑作品《屈原》。文怀沙仰慕屈原的风范，一生以屈原为榜样，研究屈原，更学习屈原的精神。他自嘲“没有屈原的魂，总该有一点屈原的皮毛”。
抗日战争期间，文怀沙反对独裁政治，抨击恶浊、腐朽的反动官僚统治，文章触及时忌，因而在皖南被关进监狱。但他出狱后思想愈发激进，无论出入酒肆茶馆，当众放言无惮，性格简直变得像骂座的西汉灌夫。在南社就很欣赏文怀沙才华的柳亚子，知道后非常担忧。写诗赠文怀沙相劝，诗曰：“抱石怀沙事可伤，千秋余意尚旁皇；希文忧乐关天下，莫但哀时作国殇。”诗中的“希文”即名闻千古的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字，柳亚子希望文怀沙不仅要抛弃一切属于个人的忧与乐，而且要沉着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寥寥28个字，寄托了柳亚子对当代屈原精神的继承者——文怀沙的不尽深情。
当年，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全国一片喝彩声，而文怀沙在欣赏赞叹之余，本能地指出毛泽东诗词中文字上的瑕疵。他从诗词艺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说法：“金沙水拍云崖暖”与“万水千山只等闲”中“水”字重复；“红军不怕远征难”与“三军过后尽开颜”中“军”字重复——重复是诗家大忌；《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不须放屁”一句略输文采……这些在当时“字字句句”是真理的年代，可谓大逆不道了，为此他备受牢狱之苦。这就是文怀沙，从来“不讳人恶”，从不“为尊者讳”。
十年浩劫中，文怀沙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过着“三年饮粥忍饥肠”、“窝头再造臭皮囊”的日子，却仍然写下了“有肝有胆公何畏，无诗无酒我亦狂”的诗句，更没有抹掉“荆山怀抱生烟玉，三闾行吟绕泽兰。高翥云霓为我御，手提落日照长安”的豪迈。有一天，江青心血来潮，想起了文怀沙，授意李某拉拢文怀沙，明确表示：只要写了悔改书，不仅个人可以获得自由，连插队的孩子也能回到北京，并能安排个好工作。虽然李某搬来了文怀沙年过九旬的母亲，但仍遭到了文怀沙的断然拒绝，并以一首《七绝》明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李某回京汇报江青，并出示文怀沙所赠的《七绝》。江青看了一眼便丢在一旁。在场的姚文元捡起来仔细观看，看罢作义愤填膺状，说该诗反动透顶，用了藏锋手法，从倒数第二字贯读下来，即为：龟主江青！这一骂，犯下了弥天大罪。临汾监狱很快接到指示，加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文怀沙死刑，缓期执行。60多岁的文怀沙戴着手铐，拖着10多公斤的脚镣，被打入死囚牢里。幸亏“四人帮”垮台，文怀沙死里脱生，不然就成了“屈原第二”。
举贤励能
人们习惯地称文怀沙为楚辞专家，其实这个说法不完全。他懂中医中药，早年曾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授，授业解惑；他潜心研究《红楼梦》几十年，“红学”也是他一专；他不是书法家，但他的字体独树一帜，其墨宝竟拍出了1万元一字。的确，我们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他在学界的身份。他戏称自己是个“杂货店”。但就是这个“杂货店”， 帮扶了后来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俞平伯、周汝昌、庞中华、丁玲等。
1950年，在文化部工作的文怀沙，还兼做上海棠棣出版社的编辑。他为编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他感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当然少不了《红楼梦》，谈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了好朋友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成绩。于是文怀沙就找到俞平伯，建议他把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新成果汇集出版，列入丛刊。俞平伯说，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来修改旧作。新作成文者尚不足2万字，难以成书。于是，文怀沙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1923年出版、印数仅500册的《红楼梦辨》重新修改一遍，再加上近年来新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即可辑成一书出版。
1952年9月，上海棠棣出版社推出了《〈红楼梦〉研究》一书，此书既保留了《红楼梦辨》一书的主要内容，又增加了6篇新作。《〈红楼梦〉研究》出版之后，风行天下，短短1年多已印至6版，总印数达25000册，创建国初期学术著作发行之最。
为周汝昌带来巨大荣誉的《红楼梦新证》也是由文怀沙催生出来的。文怀沙曾为之妙改书名、修改文稿、作序，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签封面，请大红学家蒋兆和夫人萧重华绘制图像等。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新红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几乎涉及了有关《红楼梦》的所有问题，堪称该书出版以前《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总结。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售出了17000多册，也形成了当时学术著作发行的一大亮点，得到了国内外喜爱《红楼梦》学人的高度重视与评价。
1979年，一位青年地质工作者拜访文怀沙。“文老，您曾在1952年冒着挨批坐牢的风险，为红学家俞平伯先生主编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如今为出版这本字帖，我奔波北京10多年了。”青年人递上自己的手稿：“文化局、出版局、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去过，到头来还是被拒绝、退稿。正在万般无奈的时候，听说胡耀邦同志刚给您落实了政策，所以不揣冒昧地前来拜访，想请您为我审一审稿子，看看是不是真的没希望了。”文怀沙看过以后，对青年人说：“明天，我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第二天，他跟随着文怀沙拜望了正在病中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丰。文怀沙热情地向自己的老朋友介绍这位才认识了一天的年轻人。江丰被感动，抱病写了一篇序，把字帖推荐给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7月，这本名为《谈谈学习钢笔字》的字帖出版了，首印20万册一抢而空。这位青年作者就是后来的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庞中华。
1993年，湖南省打算整修岳阳楼，请著名女作家丁玲写《新岳阳楼记》，欲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争辉。为了这件事，丁玲特意找文怀沙商量。文怀沙鼓励她：“范仲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儿子，原文不过344个字，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党员作家，理应后来居上！”丁玲苦笑着说：“问题是超越那两句警句不容易。”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文怀沙微微一笑，道破天机，“说得好听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脱胎于诸葛亮所说的‘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再可以推到战国时代荀子所说的‘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老子的‘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近似的意思不是在相因相承中溯源长达1000多年吗？”文怀沙说古论今，侃侃而谈：“采用语言，犹如解释生活，因境遇而异，因主观情趣而异，因思想境界而异。归根结底，因作者的品质与文学素养而异罢了。有什么不能超越的？”丁玲闻言欣然而去。
“生”“死”豁达
沙是细微的，先生却名怀沙，而佛家有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你可别小看这一粒小小的沙子，沙滩就是离不开小沙。沙滩离开了沙子，就不复有沙滩；而沙子组成的沙滩足以怀抱海洋啊。”这是文怀沙对自己名字的解释。
1910年1月15日，祖籍湖南的文怀沙出生在北京西城外鬼门关胡同的一户平民家庭。忆旧居，文怀沙这样描述，“（那里）很阴暗，一下雨，脚踩下去拔不出脚来，又脏，苍蝇多。我小时候记得，蚊子要熏，熏了以后把门关严。家里用不起闹钟这些东西，早上想早起怎么办？于是就把窗户打开，因为天一亮苍蝇都进来了，把你叮醒了，不是闻鸡起舞，是闻蝇起舞。”
文怀沙的父亲是国民党下级军官，母亲在别人家做工挣得一些微薄的薪水。贫寒的家庭环境，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得文怀沙的母亲脾气变得十分暴躁。在文怀沙的记忆中，幼年的生活充满了压抑和阴暗，像一个阴森的梦。由于母亲终年卧病，文怀沙从小郁郁寡欢，9岁起就有了失眠的毛病。他试图从书本里寻求心灵安抚，愤世嫉俗的楚大夫屈原引起了他的共鸣。少年时作《咏纸鸢》便初显才华：“破晓凌风去，莺儿许共飞。一丝悬碧落，日暮未言归。”12岁便能背诵《离骚》。青年时代受业章太炎先生。18岁便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又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
文怀沙性格棱角分明，但心胸豁达和宽容。文怀沙“死而复生”的故事，经著名作家峻青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沙翁复活记》后，流传甚广。1986年秋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编辑马学鸿在电台库房的故纸堆中清理旧节目，突然发现了文怀沙50年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解《诗经》的大录音磁带，顿时眼前一亮，喜出望外。早在二三十年前，对文学特别是对古典文学有相当造诣的马学鸿就常从电台中收听文怀沙教授讲解和吟咏古诗词的节目，时而高昂激越，时而沉郁苍凉的韵律，把马学鸿带入古典诗词中那种深沉典雅令人神往的境界。遗憾的是，从那以后，这30年漫长的岁月中，他再也没有能够从电台中听到如此精辟的讲解和动人魂魄的吟咏了，仿佛成了人间绝唱。 像一个饥饿到极点的人突然获得了美食一样，马学鸿兴奋得心都颤抖起来了。他万分庆幸他的这一发现，他更想把这一珍贵的发现，连同他的喜悦一起播出，让更多的听众来共同分享。他把这盘珍贵的录音，制成盒式带，编成节目。节目编好后，他准备写个按语。这按语应当怎样介绍作者呢？他也曾向周围的同仁们探询过。不少人说先生在“文革”中身陷囹圄，多年来没有信息，恐怕早已作古了。于是，马学鸿犯了传媒人的一个大忌，贸然就在文先生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两字。于是，1986年10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放文怀沙20世纪50年代吟咏和讲解《诗经》的录音时，怀着沉重、怀念、敬佩的心情播出了“我国已故著名文学家文怀沙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学者……”的按语。电台广播之后，引起了人们的震惊。文怀沙的朋友们十分悲痛，纷纷给他家里发唁电、打电话表示哀悼。好端端的文怀沙突然接到这些唁电和电话，也是十分吃惊，感到莫名其妙。事情发生之后，人们知道文怀沙还健在，这是一条“假消息”时，都十分气愤，有人甚至赶到电台去责问。电台的编辑人员和领导更是感到十分内疚，惶惶不安。文怀沙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电台的领导。信中说：“关于我‘已故’的传言，恐怕算不上‘新闻’，盖由来久矣。早在‘文革’初期，就听说国外电台曾相继报道我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打倒‘四人帮’后，也有日本朋友向我家人致唁。所以贵台报道中以为‘已故’，不是什么创造性的无稽之谈，乃是出于疏忽、不加核对地以讹传讹，毛病出在‘轻信’……你们短短几行报道，使我感到的是来自执笔者‘慎终追远’式的温暖，而本月五日、六日晨昏两度播放鄙人‘生前’录音，则充分表达了‘上海台’对‘已故’之文某的厚爱。对待这种不虞之誉，我在愧领之余，也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如果贵台领导人愿意尊重鄙人的意见，务请谅解我那位不相识的、或称之为素昧平生的朋友，千祈勿以一眚掩其德……”
年逾九旬的文怀沙是一个快乐的租房族，北京东三环处三星级的永安宾馆的两间客房就是他的家——一间起居用、一间做“文化（谐音‘怀’）沙龙”，在这里他已生活20余年。他说，买房干什么，人到最后都只能住在一个小盒子里。在他眼里，如果一有收入积蓄就奋不顾身地投入漫长的买房征途，为还贷奔命，不敢消费、不敢旅游、不敢跳槽，那么生活的乐趣将大打折扣——一个为钱忙碌的人，一天能呆在自己房子里的时间有多少？他享受到了房子带给他的幸福还是折磨？“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文怀沙喜欢李白的这段话。也许是因为深知人生只是在无限的天地间短暂地寄居，20多年来文怀沙一直选择以宾馆为家为书房。“人生就是住宾馆。你以为那个房子是属于你的。长恨此生非我有——这个身体也不是我的，我能住旅馆就很好了。”曲折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更使他悟到，生命之光辉要想穿透时空达到不朽，只能以文化的传承为途径。
文怀沙虽已届高龄，却从不言老，因为自觉不老。除了在家里接待朋友、读书外，还一直在空中飞来飞去，一会儿在日本，一会儿在美国……游走于不同国度、不同城市之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播东方智慧之神妙，忙得不可开交。
检索文怀沙的人生历程，可以发现，他曾两次饱尝牢狱之苦，患肝癌晚期被医生宣判“死刑”。而他穿越漫长的黑暗隧道，健康活到今天，靠的是自己独创的一套养生秘诀。他的秘诀是：老年人要以平和心境来帮助自己调整血液循环。“情感变化会影响心脏搏动，影响血液循环。”他说：“见到快乐的事，或者意外惊恐，心脏的搏动就变了，整个生理程序都会受影响。所以，懂得养生的人，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曾有人问他保持良好心态的秘方，他脱口而出：“生平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
他年过八旬时，有汽车不坐，专爱骑一辆自行车走街串巷出门访友。由于他骑车时车把上总要架着一根拐杖，致使附近交通警察都认识这位美髯公。
这些年来他东跑西奔。为黄帝陵的题碑，他应邀远行而至;敦煌艺术的保护，他从不以年过九旬而推脱其责，而是有求必应。一个小书店曾请了几个文化名人为其题匾，都被拒了，而文怀沙却一请就到，他骑自行车而来，又骑自行车而去，一点润笔费也不收。
耄耋大志
文怀沙耄耋之年有三志，编纂《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隋唐文明》大型丛书，出版《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建立东方美声学。
2005年9月10日，历经10年努力，由文怀沙主编的有“唐全史”之称的大型系列丛书《隋唐文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发。整套丛书定价3.8万元，全国限量发行1000套。《隋唐文明》全书100卷，近6000万字，收录了古籍原典646种，是迄今为止首次对隋唐300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大规模纂述，成为展现隋唐文明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者。在文献上，《隋唐文明》首次披露了国内外收藏的大量隋唐文献珍、善本古籍，皆为学术界久慕其名而灭其名而无其名而无缘一睹的传世孤本；内容编排上既考虑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延续性，这与以往史书简单的文献罗列所不同。同样由文怀沙主编待出齐的《商周文明》、《秦汉文明》和《魏晋南北朝文明》加起来也是100卷，200卷书共一亿两千万的文字，摞起来有几米高。
“编书的时候我们很寒酸，原来是没有国家的计划，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我们8个残兵败将，老弱病残，在做这件事，只因为我发了宏愿，后来才申请到‘十五’国家重点图书的投资。”编辑工作之始，因为不在国家出版计划之列，没有经费，文怀沙和8个学者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白手起家，和苏州的古吴轩出版社合作。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下，国家图书馆知道文怀沙他们没有钱，就无条件地把珍善本资料借给编辑委员会。文怀沙一位常州朋友慷慨资助，才使这项工作得以继续下去。为了保证学术水平，又延聘了10多位国内外著名的文史专家，共同参与这一大型断代文化工程，以“择善存真”为准的，兼寓“拨乱反正”之旨归。在编纂上，以罕见与实用并举，衡量古今，斟酌取舍。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有一定的片面性，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古籍进行了许多的删节，一些重要的典籍也没有收录在内，而这套《四部文明》正可对之进行补充和修正。学者称《四部文明》的出版是文化界的一大喜事。
晚年的文怀沙最得意的短文是《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全文正文仅3个字：正清和。注解30字：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文怀沙用这3字，激浊扬清，修身养性：“人生下来总有一天会死，让生命的过程过得更正一点，更清一点，更和一点，更自在一点，舒展开来。”他认为，“正、清、和”3字代表儒、道、释三家精髓。他所理解的孔子儒学的核心便是一个“正”字，即“天地有正气”；老子的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一种“清气”，释迦的佛教讲究万事以“和”为贵。如果能使我们的生命更多一些正气、清气、和气，世界就会更美好。文怀沙说他晚年的哲学就是“正清和”3个字。文怀沙表示，要将这三字经出版成书。“老子写过《道德经》，一共5235个字，可谓言简意赅。这本33个字的书却比《道德经》的零头还少。我打算请100个书法家来书写这3个字，100个画家来作画的方式来诠释这33个字。”
建立东方美声学，是文怀沙晚年的第三件事。他语重心长地说：“音乐就是政治，审乐知政嘛！所以孔子继承周公事业，制礼作乐。要看一个国家怎么样，听他的音乐就能知道，过去国民党唱的党歌，我一听就知道要完蛋，死气沉沉，所以肯定要被《东方红》代替。现在的音乐，有些是不健康的，特别是小孩子，听了就不学好。但这些东西扫黄又扫不到，这是商品社会带来的，但我们又不应当否定商品社会，怎么办？要引导，我们需要先进的文化，健康的文化，不能让那些靡靡之音毒害我们的下一代。”
“……我不甘心不画你/深夜难眠捋思绪/把各种颜色都泼在纸上/看，这斑驳陆离的/才是你，才是你”艾青的夫人高瑛在诗《画一个你》中这样刻画老友文怀沙。人的经历就像一本书，翻开一页，或悲或喜，或平淡或曲折，都是自己书写的篇章。文怀沙，是一本厚重的书，也许称不上完美，但堪称精彩。他的人生，亦诗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