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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3年，其中有两年时间徐晓都处于“无业”状态。但她从未停止工作。
徐晓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份offer来自一家颇具规模的互联网公司。但工作一年后，她发现上班并不适合自己。在大公司，每个人都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螺丝钼角色，加班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工作饱和，而是效率低。一年的职场生活没有让徐晓感受到任何乐趣。尽管当时月薪过万，在应届毕业生里不算低，她依然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一年十几万，就能买断一个人脑子最灵活几年的所有时间和创意，”徐晓认为这不合理，“与其让难熬的公司工作把我摧残得思想越来越狭窄，脑子越转越慢，还不如趁着现在脑子灵活早点辞职找别的路。”于是，2017年5月，徐晓递交了辞呈。
辞职后，徐晓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同时从事自媒体和餐饮品牌代运营。不上班的日子并没有比上班时轻松多少，但好处是她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不用每天因为害怕迟到而挤地铁，更不需要為别人的低效率而拉长自己的工作时间。
徐晓是零工经济时代年轻人的缩影，她所选择的“自由职业”是新的工作形式之一，它取代了传统的朝九晚五，打破了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以一种更短时、更灵活的方式在企业和人之间架起桥梁。
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长期研究零工经济，她在著作《零工经济》中提到：工作不再是我们构建职业生涯、个人发展或财务生活的可靠保障了，因为工作已不再稳定和安全。政府、教育和学术界等提供稳定工作的传统堡垒依然存在，并有着相对较高的安全性，但即使是这些行业也面临着压力。
徐晓对此亦有同感，“没有什么工作是绝对稳定的，现在企业的倒闭率太高了。有的人为了五险一金而留在企业，但实际上社保和养老金能发挥的作用真的不大，尤其在大城市。待在大公司也阻挡不了公司的‘人才优化’‘结构调整’，与其面对不清楚的未来，还不如早点出来尝试更多可能性。”徐晓这样解释她选择自由工作的原因。
基于这样的现状，马尔卡希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全职工作正在消失。她认为，在零工经济中，求职者不用找好工作，只要找到好的工作内容。至于企业，它们提供的全职工作在过去10年里一直在减少。对它们而言，作为劳动力来源的全职员工既昂贵又不灵活。公司正在自动化、外包工作任务，不到万不得已，它们都避免雇用全职员工。
而如今，这场起源于美国的用工方式变革正蔓延至中国。根据人瑞集团发布的《2019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皮书》，从互联网、通信技术、金融、房地产、汽车，到制造业、传媒、快消、医疗、酒店、政府机构……零工几乎无处不在。有超过60%的企业零工规模占员工总人数的10%以内，此外，7.24%的企业零工规模占总员工比例超过51%。
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零工”群体正在迅速扩大，并且不再仅仅聚焦在一些劳动密集型岗位，越来越多行业内的优秀人才开始尝试这种新的就业方式，以供需关系取代传统的雇佣关系，让“零工经济”成为这个时代下无法被忽视的议题。
数据来源：人瑞集团《2019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皮书》 
数据来源：人瑞集团《2019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皮书》 
数据来源：人瑞集团《2019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皮书》
“二战”后，伴随着工业革命、全球性失业问题增加，零工经济应运而生。它打破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企业转而向第三方平台购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只需要雇佣核心业务所需的员工，节约成本的同时增加灵活性和弹性。因此，采用零工被证明是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和技术变革时最有效的战略之一。
中国的零工经济可以追溯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外企在中国的用工问题，国家成立了一批人力资源公司，专门向外企输入中国雇员，这种把雇人方和用人方分开的做法即劳务派遣。
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施行，明确了劳务派遣的具体法规。劳务派遣需求爆发，派遣员工数量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服务机构也大量涌现。2013年，人社部又对劳务派遣作出新的调整，在其颁布的《劳务派遣若干规定》中，明确了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的用工数量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此次对用工比例的强调标志着后劳务派遣时代的到来，不少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转而使用“劳务外包”——一种适用范围更广、用工风险更低的用工模式。
多年来，上海外服集团业务模式的调整也始终跟随政策的变化。从原本基础的劳务派遣、人事代理，到如今以全风险劳务派遣和岗位外包为主要模式的灵活用工，虽然都是为企业客户服务，但重点却有所不同。在后者的定义里，企业购买的是服务，而非雇佣。“我们要保证岗位上劳动力的稳定输出，而不是员工，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上海外服招聘及灵活用工事业部业务发展部总经理胡远露这样解释道。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雇员库，这些雇员都已经经过面试筛选，可以直接上岗。其中大多数人的经历适合从事通用型岗位，“因为在面试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最终会去到哪里。”因此像是财务、HR、法务、销售、前台等岗位，由于需求量大且容易标准化，是目前外包平台的主要业务类型。虽然服务于企业，他们的雇佣方是上海外服，工作期间的劳动风险和五险一金也都由上海外服承担。 政策的逐步完善以及外包平台服务的日益标准化，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零工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和标准化，这是零工产生的基础。”科锐国际灵活用工业务总经理薛东辉对《第一财经》杂志说。2019年上半年，科锐国际灵活用工业务收入为12.78亿元，同比增长198.66%。
在薛东辉看来，外部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大多数企业处于转型期的现状，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使用零工的主要原因，“很多企业正在从大而全转为敏捷型，外包可以让它把精力集中在核心竞争力上，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手段。”与上海外服类似，科锐的外包业务也主要集中在办公室通用型岗位以及医药、IT等专业岗位，此外，还包括工厂技术工。
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连接，让零工得以突破地域限制。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提交劳动成果，基于任务的零工开始普及。
2006年，人才共享平台猪八戒网在此背景下成立。截至目前，猪八戒网拥有超过2200万会员，其中超过1400万个人通过平台向企业买家提供服务。现在常见的滴滴司机、外卖员、民宿房东则是共享经济催生的新零工。
从员工角度看，年轻人，尤其是90后群体对“工作”定义的改变，也为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
曾经，可能仅仅只是一代人之前，一份全职工作、一份稳定收入是大部分人对于职场的期待，跳槽只是漫长职业生涯中一两次偶然的变化。而如今的年轻人，他们越来越不需要从一份工作中获得安全感，相反，他们需要的是一段段不同的经历累积和可以自己支配的人生。
成为自由职业者后，徐晓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可以自由调配时间。她经常在上午8点去健身房，办公地点则是家附近的咖啡馆。在公司上班时，徐晓很难找到个体的价值感，自由职业让她有机会摆脱公司背书，单纯因个人工作成果被认可。在她眼中，好工作一定是能让人快乐的。“人不应该单单为了维持生计而去工作，很少有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如果说上班考证是为了获得晋升加薪的机会，那自由职业就该单纯一些，比如为了兴趣和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事。”徐晓说，“自由职业还告诉我一件事，不要太快给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方向下定义”。
无论是在上海外服、科锐等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里还是在猪八戒网这样的灵活用工平台上，90后和95后都是主要群体。上海外服曾对95后群体做过离职原因调研，听到最多的回答就是“世界很大，想多看看”。可以说，零工经济为找寻职业方向的年轻人提供了试错机会。也有一批人试图通过做零工获得进入大公司的敲门砖。“许多大公司对正式员工的要求非常高，但会把部分岗位开放给外包公司，这对非名校毕业生来说是进人大公司的捷径。”上海外服招聘及灵活用工事业部灵活用工部总经理滕中伟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不过，这条“捷径”走起来并不轻松。
穆杉林决定去腾讯做外包时就曾抱着或许能转正的心态。他毕业于一所二本大学，当腾讯的外包工作机会放在他面前时，他心动了。“对于程序员来说，腾讯这两个字是自带光环的。”穆杉林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但奔着转正去的穆杉林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转正的机会约等于零，“不是说没有，只是机会十分渺茫。”
在腾讯做外包时，穆杉林“没有任何归属感”。胸前的绿色工牌将它与挂着蓝色工牌的正式员工区分开。公司提供的福利待遇只有免费班车和食堂，健身房、技能培训课程都只对正式员工提供。一次暴雨天，忘记带伞的穆杉林想借用公司内供员工使用的一次性雨衣，却因不是正式员工遭到前台拒绝。那一次，穆杉林真切体会到外包员工与正式员工“区别真的很大”。
更让他失望的是，由于外包员工的工作以重复性劳动居多，在腾讯的工作经历并没有为他带来太多有意义的成长。与正式员工不同，外包员工只有完成项目或者任务才能获得报酬。但外包项目大多是边缘业务，晋升空间十分有限。因此一年期满后，穆杉林便放弃了腾讯的外包工作。而原本想通过腾讯的工作经历为自己的简历增添筹码的想法也很快落空。“HR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能力怎么会去做外包，一定是能力不够。”
因此穆杉林建议同样非名校毕业的学生谨慎选择外包，“如果外包的工资福利待遇比你找到的任何工作都要好，而且当下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可以尝试。感受一下大公司的工作方式和规范化的流程，但一定不要久留，找机会跳槽。”
不过，这段经历对穆杉林而言并非毫无价值。在腾讯体验到的大公司的做事规范和流程，是上再多培训课也学不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外包工作帮助他提升了沟通能力。现在，穆杉林找到了一份薪资翻倍的工作，尽管他没有在简历上写任何有关腾讯外包的工作经历，但很难说没有从中获益。
數据来源：人瑞集团《2019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皮书》
穆杉林的经历不是个例。事实上，也很少有人会把外包当成一种长期工作。据薛东辉观察，科锐外包平台上的员工通常在两年以后就会去寻求固定工，“对平台上大多数员工来说，外包只是过渡，给自己一个对学历和经验的弥补，以及在大平台沉淀的机会，没有谁会一辈子做外包。”
这也侧面反映出外包乃至零工经济的弊端。
某种意义上，企业是零工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但处于天平另一端的员工必须要付出“自由的代价”，比如不平等的薪资福利待遇。在共享经济催生的平台型用工方式下，许多零工的基本权益甚至都无法得到保障。
如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中所说：现行的税收、劳动和就业法规会刺激雇主和雇员建立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这种选择不是考虑到灵活性或效率，而是为了逃避承担法律义务。根据劳动和就业法律，雇主可以不为临时工缴纳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劳工赔偿和医疗保险，可以节省扣缴税款的管理费用，并且不用承担对工人的责任。 显然，中国零工的处境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每天在城市中穿梭的外卖员可以说是如今规模最大的平台型零工群体之一，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社保，一部分甚至没有最低薪资保障。
薛东辉认为依托互联网平台，灵活用工从业者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便利，但同时如何使这些从业者得到应有的权益保障，需要引起更广泛的重视。
作为外包平台，科锐能保证的是为平台上的所有外包员工缴纳社保。企业将服务费和员工报酬一起打给平台，再由平台向员工支付酬劳。灵活用工平台猪八戒网则通过支付宝、微信、网上银行等第三方交易平台向零工支付报酬。就像在淘宝购物一样，只不过这里的商品是劳动成果。但由于自由职业者过于分散且数量众多，猪八戒网暂时未提供社保服务，这也让自由职业者相对于外包员工而言多了一层风险。
“政策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保等问题，这是零工经济目前的阻碍。”薛东辉说。猪八戒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刘川郁同样认为社会福利保障是影响零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零工经济的好处是把个人的时间精力碎片化地使用起来，创造了新的价值，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产生更好的效益。所以对于社保、劳动风险问题，希望国家能有更完善的政策保护。”目前，个体劳动者一般有两种处理社保的方式，一种是挂靠到平台，如果无法挂靠平台，只能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但费用全由自己承担，且只能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保障的缺失让零工面临比全职员工更高的财务风险。零工经济中的独立工作者要比一般家庭承担更多的理财规划责任。他们需要制定计划来应对不稳定的收入以及可能面对的失业期。
徐晓没想到自己作为自由职业者赚到第一笔收入，花了整整一年。那一年，她几乎没有稳定的收入，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寻找职业方向上，试过写公众号文章、接餐饮公司的代运营单、宠物中介、知识付费、投资餐饮店。2017年年底，在投资的第一家奶茶店失败后，徐晓陷入了迷茫，“我当时跟自己说，再试一年，如果还是不行就回去上班。”
徐晓的经历告诉每个零工，无论何时都需要做好失去收入来源的准备。“每一个想要做自由职业的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能接受自己在多长时间内没有收入？”徐晓说。据她了解，很少有自由职业者能在一两个月内迅速获得稳定收入，“很多自由职业者看上去轻松，其实内心的弦比上班的人绷得还紧，原因就是自由职业者比上班的人更担心收入来源的变化，对于政策、各方面的消息等会更加敏感。”显然，工作、收入、保险、福利的不稳定是造成零工群体缺乏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数据来源：上海外服《2017灵活用工业务现状与趋势报告》
马尔卡希认为零工经济是基于技能的经济。在依靠社会福利制度之外，提升技能是最有效的保障。她强调：对于技术型工作者来说，零工经济为他们提供了把不错的工作变为杰出工作的机会。对从事传统意义上“糟糕的工作”的低技术要求工人来说，零工经济则提供了把糟糕的工作转变成具有较好工作的可能性。通过将工作从固定模式中分离出来，工作者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性、灵活性和掌控权，而在传统意义上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
“零工经济会让本身拥有技能的人发挥更大的价值，并且让技能不足的人有机会接触并锻炼更多技能。”上海外服灵活用工部资深产品经理季效辰说。而对于零工而言，除了职业必备的技能，沟通能力、快速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也是必备的。因为他们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年，并且可能同时为几家公司服务。
目前，劳动密集型岗位和通用型岗位依然是中国零工经济的主流。但刘川郁认为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社会福利逐渐完善，以及年轻人越来越强烈的对自由和自我价值的追求，技术型零工会在未来迎来爆发期。在猪八戒网上，有近千万技能型人才通过灵活用工释放出更大的价值。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能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谁工作。因为有技能，他们用工作成果获得报酬，公司无法买断他们的时间。
硬币的另一面是，当零工经济成为趋势，一部分没有技能的人将更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任何時代，拥有一技之长都是职场中有力的竞争力，而零工经济会放大这种差距。有技能者可以获得自由和高薪，但缺乏技能的人一旦脱离公司，可能举步维艰。
零工经济让公司人看到个人脱离组织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但它的流行并不完全代表职场个体化时代的来临。个人价值的确比以往更加凸显，不过在社会保障完善达到—定程度之前，个人依然难以完全脱离组织。
“自由职业有时候是个伪命题，只能作为社会工作的补充。”薛东辉认为零工经济离不开第三方平台的对接和管理，“完全依靠企业和个人对接，有太多不确定性。”
尽管零工的数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一群体很难成为劳动力主体，现行的政策和社会福利还无法让大部分零工忽略可能存在的失业风险。
当然零工经济对于企业的种种好处以及年轻人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将保证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流行。而最终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企业和个人还是未知数。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策规范、企业的合规操作、第三方平台的保障缺一不可。
应采访对象要求，徐晓、穆杉林为化名
徐晓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份offer来自一家颇具规模的互联网公司。但工作一年后，她发现上班并不适合自己。在大公司，每个人都充当着可有可无的螺丝钼角色，加班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工作饱和，而是效率低。一年的职场生活没有让徐晓感受到任何乐趣。尽管当时月薪过万，在应届毕业生里不算低，她依然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一年十几万，就能买断一个人脑子最灵活几年的所有时间和创意，”徐晓认为这不合理，“与其让难熬的公司工作把我摧残得思想越来越狭窄，脑子越转越慢，还不如趁着现在脑子灵活早点辞职找别的路。”于是，2017年5月，徐晓递交了辞呈。
辞职后，徐晓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同时从事自媒体和餐饮品牌代运营。不上班的日子并没有比上班时轻松多少，但好处是她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不用每天因为害怕迟到而挤地铁，更不需要為别人的低效率而拉长自己的工作时间。
徐晓是零工经济时代年轻人的缩影，她所选择的“自由职业”是新的工作形式之一，它取代了传统的朝九晚五，打破了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以一种更短时、更灵活的方式在企业和人之间架起桥梁。
美国学者黛安娜·马尔卡希长期研究零工经济，她在著作《零工经济》中提到：工作不再是我们构建职业生涯、个人发展或财务生活的可靠保障了，因为工作已不再稳定和安全。政府、教育和学术界等提供稳定工作的传统堡垒依然存在，并有着相对较高的安全性，但即使是这些行业也面临着压力。
徐晓对此亦有同感，“没有什么工作是绝对稳定的，现在企业的倒闭率太高了。有的人为了五险一金而留在企业，但实际上社保和养老金能发挥的作用真的不大，尤其在大城市。待在大公司也阻挡不了公司的‘人才优化’‘结构调整’，与其面对不清楚的未来，还不如早点出来尝试更多可能性。”徐晓这样解释她选择自由工作的原因。
基于这样的现状，马尔卡希提出了更激进的观点：全职工作正在消失。她认为，在零工经济中，求职者不用找好工作，只要找到好的工作内容。至于企业，它们提供的全职工作在过去10年里一直在减少。对它们而言，作为劳动力来源的全职员工既昂贵又不灵活。公司正在自动化、外包工作任务，不到万不得已，它们都避免雇用全职员工。
而如今，这场起源于美国的用工方式变革正蔓延至中国。根据人瑞集团发布的《2019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皮书》，从互联网、通信技术、金融、房地产、汽车，到制造业、传媒、快消、医疗、酒店、政府机构……零工几乎无处不在。有超过60%的企业零工规模占员工总人数的10%以内，此外，7.24%的企业零工规模占总员工比例超过51%。
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零工”群体正在迅速扩大，并且不再仅仅聚焦在一些劳动密集型岗位，越来越多行业内的优秀人才开始尝试这种新的就业方式，以供需关系取代传统的雇佣关系，让“零工经济”成为这个时代下无法被忽视的议题。
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选择灵活用工
企业在哪些岗位选择了灵活用工
企业采用了哪些灵活用工服务
零工经济的兴起
“二战”后，伴随着工业革命、全球性失业问题增加，零工经济应运而生。它打破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企业转而向第三方平台购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只需要雇佣核心业务所需的员工，节约成本的同时增加灵活性和弹性。因此，采用零工被证明是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和技术变革时最有效的战略之一。
中国的零工经济可以追溯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外企在中国的用工问题，国家成立了一批人力资源公司，专门向外企输入中国雇员，这种把雇人方和用人方分开的做法即劳务派遣。
2008年1月，《劳动合同法》施行，明确了劳务派遣的具体法规。劳务派遣需求爆发，派遣员工数量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服务机构也大量涌现。2013年，人社部又对劳务派遣作出新的调整，在其颁布的《劳务派遣若干规定》中，明确了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的用工数量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此次对用工比例的强调标志着后劳务派遣时代的到来，不少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转而使用“劳务外包”——一种适用范围更广、用工风险更低的用工模式。
多年来，上海外服集团业务模式的调整也始终跟随政策的变化。从原本基础的劳务派遣、人事代理，到如今以全风险劳务派遣和岗位外包为主要模式的灵活用工，虽然都是为企业客户服务，但重点却有所不同。在后者的定义里，企业购买的是服务，而非雇佣。“我们要保证岗位上劳动力的稳定输出，而不是员工，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上海外服招聘及灵活用工事业部业务发展部总经理胡远露这样解释道。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雇员库，这些雇员都已经经过面试筛选，可以直接上岗。其中大多数人的经历适合从事通用型岗位，“因为在面试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最终会去到哪里。”因此像是财务、HR、法务、销售、前台等岗位，由于需求量大且容易标准化，是目前外包平台的主要业务类型。虽然服务于企业，他们的雇佣方是上海外服，工作期间的劳动风险和五险一金也都由上海外服承担。 政策的逐步完善以及外包平台服务的日益标准化，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零工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和标准化，这是零工产生的基础。”科锐国际灵活用工业务总经理薛东辉对《第一财经》杂志说。2019年上半年，科锐国际灵活用工业务收入为12.78亿元，同比增长198.66%。
在薛东辉看来，外部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大多数企业处于转型期的现状，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使用零工的主要原因，“很多企业正在从大而全转为敏捷型，外包可以让它把精力集中在核心竞争力上，是一个很好的过渡手段。”与上海外服类似，科锐的外包业务也主要集中在办公室通用型岗位以及医药、IT等专业岗位，此外，还包括工厂技术工。
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的连接，让零工得以突破地域限制。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提交劳动成果，基于任务的零工开始普及。
2006年，人才共享平台猪八戒网在此背景下成立。截至目前，猪八戒网拥有超过2200万会员，其中超过1400万个人通过平台向企业买家提供服务。现在常见的滴滴司机、外卖员、民宿房东则是共享经济催生的新零工。
从员工角度看，年轻人，尤其是90后群体对“工作”定义的改变，也为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土壤。
曾经，可能仅仅只是一代人之前，一份全职工作、一份稳定收入是大部分人对于职场的期待，跳槽只是漫长职业生涯中一两次偶然的变化。而如今的年轻人，他们越来越不需要从一份工作中获得安全感，相反，他们需要的是一段段不同的经历累积和可以自己支配的人生。
成为自由职业者后，徐晓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可以自由调配时间。她经常在上午8点去健身房，办公地点则是家附近的咖啡馆。在公司上班时，徐晓很难找到个体的价值感，自由职业让她有机会摆脱公司背书，单纯因个人工作成果被认可。在她眼中，好工作一定是能让人快乐的。“人不应该单单为了维持生计而去工作，很少有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如果说上班考证是为了获得晋升加薪的机会，那自由职业就该单纯一些，比如为了兴趣和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事。”徐晓说，“自由职业还告诉我一件事，不要太快给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方向下定义”。
无论是在上海外服、科锐等人力资源服务公司里还是在猪八戒网这样的灵活用工平台上，90后和95后都是主要群体。上海外服曾对95后群体做过离职原因调研，听到最多的回答就是“世界很大，想多看看”。可以说，零工经济为找寻职业方向的年轻人提供了试错机会。也有一批人试图通过做零工获得进入大公司的敲门砖。“许多大公司对正式员工的要求非常高，但会把部分岗位开放给外包公司，这对非名校毕业生来说是进人大公司的捷径。”上海外服招聘及灵活用工事业部灵活用工部总经理滕中伟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不过，这条“捷径”走起来并不轻松。
自由的代价
穆杉林决定去腾讯做外包时就曾抱着或许能转正的心态。他毕业于一所二本大学，当腾讯的外包工作机会放在他面前时，他心动了。“对于程序员来说，腾讯这两个字是自带光环的。”穆杉林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但奔着转正去的穆杉林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转正的机会约等于零，“不是说没有，只是机会十分渺茫。”
在腾讯做外包时，穆杉林“没有任何归属感”。胸前的绿色工牌将它与挂着蓝色工牌的正式员工区分开。公司提供的福利待遇只有免费班车和食堂，健身房、技能培训课程都只对正式员工提供。一次暴雨天，忘记带伞的穆杉林想借用公司内供员工使用的一次性雨衣，却因不是正式员工遭到前台拒绝。那一次，穆杉林真切体会到外包员工与正式员工“区别真的很大”。
更让他失望的是，由于外包员工的工作以重复性劳动居多，在腾讯的工作经历并没有为他带来太多有意义的成长。与正式员工不同，外包员工只有完成项目或者任务才能获得报酬。但外包项目大多是边缘业务，晋升空间十分有限。因此一年期满后，穆杉林便放弃了腾讯的外包工作。而原本想通过腾讯的工作经历为自己的简历增添筹码的想法也很快落空。“HR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能力怎么会去做外包，一定是能力不够。”
因此穆杉林建议同样非名校毕业的学生谨慎选择外包，“如果外包的工资福利待遇比你找到的任何工作都要好，而且当下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可以尝试。感受一下大公司的工作方式和规范化的流程，但一定不要久留，找机会跳槽。”
不过，这段经历对穆杉林而言并非毫无价值。在腾讯体验到的大公司的做事规范和流程，是上再多培训课也学不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外包工作帮助他提升了沟通能力。现在，穆杉林找到了一份薪资翻倍的工作，尽管他没有在简历上写任何有关腾讯外包的工作经历，但很难说没有从中获益。
员工会在什么条件或情况下选择灵活用工岗位
穆杉林的经历不是个例。事实上，也很少有人会把外包当成一种长期工作。据薛东辉观察，科锐外包平台上的员工通常在两年以后就会去寻求固定工，“对平台上大多数员工来说，外包只是过渡，给自己一个对学历和经验的弥补，以及在大平台沉淀的机会，没有谁会一辈子做外包。”
这也侧面反映出外包乃至零工经济的弊端。
某种意义上，企业是零工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但处于天平另一端的员工必须要付出“自由的代价”，比如不平等的薪资福利待遇。在共享经济催生的平台型用工方式下，许多零工的基本权益甚至都无法得到保障。
如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中所说：现行的税收、劳动和就业法规会刺激雇主和雇员建立临时性的雇佣关系，这种选择不是考虑到灵活性或效率，而是为了逃避承担法律义务。根据劳动和就业法律，雇主可以不为临时工缴纳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劳工赔偿和医疗保险，可以节省扣缴税款的管理费用，并且不用承担对工人的责任。 显然，中国零工的处境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每天在城市中穿梭的外卖员可以说是如今规模最大的平台型零工群体之一，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社保，一部分甚至没有最低薪资保障。
薛东辉认为依托互联网平台，灵活用工从业者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便利，但同时如何使这些从业者得到应有的权益保障，需要引起更广泛的重视。
作为外包平台，科锐能保证的是为平台上的所有外包员工缴纳社保。企业将服务费和员工报酬一起打给平台，再由平台向员工支付酬劳。灵活用工平台猪八戒网则通过支付宝、微信、网上银行等第三方交易平台向零工支付报酬。就像在淘宝购物一样，只不过这里的商品是劳动成果。但由于自由职业者过于分散且数量众多，猪八戒网暂时未提供社保服务，这也让自由职业者相对于外包员工而言多了一层风险。
“政策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保等问题，这是零工经济目前的阻碍。”薛东辉说。猪八戒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刘川郁同样认为社会福利保障是影响零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零工经济的好处是把个人的时间精力碎片化地使用起来，创造了新的价值，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产生更好的效益。所以对于社保、劳动风险问题，希望国家能有更完善的政策保护。”目前，个体劳动者一般有两种处理社保的方式，一种是挂靠到平台，如果无法挂靠平台，只能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但费用全由自己承担，且只能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保障的缺失让零工面临比全职员工更高的财务风险。零工经济中的独立工作者要比一般家庭承担更多的理财规划责任。他们需要制定计划来应对不稳定的收入以及可能面对的失业期。
徐晓没想到自己作为自由职业者赚到第一笔收入，花了整整一年。那一年，她几乎没有稳定的收入，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寻找职业方向上，试过写公众号文章、接餐饮公司的代运营单、宠物中介、知识付费、投资餐饮店。2017年年底，在投资的第一家奶茶店失败后，徐晓陷入了迷茫，“我当时跟自己说，再试一年，如果还是不行就回去上班。”
徐晓的经历告诉每个零工，无论何时都需要做好失去收入来源的准备。“每一个想要做自由职业的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能接受自己在多长时间内没有收入？”徐晓说。据她了解，很少有自由职业者能在一两个月内迅速获得稳定收入，“很多自由职业者看上去轻松，其实内心的弦比上班的人绷得还紧，原因就是自由职业者比上班的人更担心收入来源的变化，对于政策、各方面的消息等会更加敏感。”显然，工作、收入、保险、福利的不稳定是造成零工群体缺乏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通用型和专业型岗位从业者实际学历水平、工作经验和年龄分布
零工经济走向何方？
马尔卡希认为零工经济是基于技能的经济。在依靠社会福利制度之外，提升技能是最有效的保障。她强调：对于技术型工作者来说，零工经济为他们提供了把不错的工作变为杰出工作的机会。对从事传统意义上“糟糕的工作”的低技术要求工人来说，零工经济则提供了把糟糕的工作转变成具有较好工作的可能性。通过将工作从固定模式中分离出来，工作者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性、灵活性和掌控权，而在传统意义上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
“零工经济会让本身拥有技能的人发挥更大的价值，并且让技能不足的人有机会接触并锻炼更多技能。”上海外服灵活用工部资深产品经理季效辰说。而对于零工而言，除了职业必备的技能，沟通能力、快速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也是必备的。因为他们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年，并且可能同时为几家公司服务。
目前，劳动密集型岗位和通用型岗位依然是中国零工经济的主流。但刘川郁认为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社会福利逐渐完善，以及年轻人越来越强烈的对自由和自我价值的追求，技术型零工会在未来迎来爆发期。在猪八戒网上，有近千万技能型人才通过灵活用工释放出更大的价值。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能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谁工作。因为有技能，他们用工作成果获得报酬，公司无法买断他们的时间。
硬币的另一面是，当零工经济成为趋势，一部分没有技能的人将更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任何時代，拥有一技之长都是职场中有力的竞争力，而零工经济会放大这种差距。有技能者可以获得自由和高薪，但缺乏技能的人一旦脱离公司，可能举步维艰。
零工经济让公司人看到个人脱离组织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但它的流行并不完全代表职场个体化时代的来临。个人价值的确比以往更加凸显，不过在社会保障完善达到—定程度之前，个人依然难以完全脱离组织。
“自由职业有时候是个伪命题，只能作为社会工作的补充。”薛东辉认为零工经济离不开第三方平台的对接和管理，“完全依靠企业和个人对接，有太多不确定性。”
尽管零工的数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一群体很难成为劳动力主体，现行的政策和社会福利还无法让大部分零工忽略可能存在的失业风险。
当然零工经济对于企业的种种好处以及年轻人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将保证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流行。而最终它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企业和个人还是未知数。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策规范、企业的合规操作、第三方平台的保障缺一不可。
应采访对象要求，徐晓、穆杉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