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陈维崧与阳羡词派研究渐成学界的一个热点。在周绚隆的《陈维崧年谱》问世前，已相继有两种陈维崧年谱出版：陆勇强先生的《陈维崧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马祖熙先生的《陈维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陆谱较具规模，于陈氏生平事迹考订颇有所得。马谱草创虽早，但内容简略，相比陆谱，失误时出，新见不多。尽管已有两种年谱在前，周绚隆却不想放弃自己的撰写工作，这其中的原因，他在《后记》中略有说明：“勇强先生的书，对我很有启发，其中有些材料是我过去所没有注意到的。但我的《陈维崧年谱》还是有些与其不同之处。我觉得我的工作，仍有继续做下去的必要。”（928页）的确，年谱与文学史一样，不妨多写几部，各展其长，对推动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周谱篇幅容量较陆谱多出一倍，其价值不在对旧谱厘误订讹、补所未备，而在竭泽而渔地搜罗资料，在明末清初广阔的政治、社会、文学大背景下，对谱主生平事迹、文学活动、行事心迹、著述编年、家族兴衰等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剖证，考订原委，抉精发微，辨章学术。其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曰“全而新”。周谱毫末枝节皆备，处处显出新意来。此举一事以见作者之功。作为清初文坛大家、阳羡词派宗盟，陈维崧交游广泛，一生师友朋辈可考者逾两千人。列出这个庞大的交游名单已令人眼花缭乱，何况对其详作了解呢？作者为清理这一难题，进行了多年的拉网式排查，博览明清总集别集、史料笔记、宗谱方志，确解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物事迹，拟为小传。愈到工作后期，愈是艰难，每得撩清一人一事，辄欣喜数日。殚精毕力的工作使得周谱焕然一新，绝去疏阔之病。翻览谱中人物，随处可见“新面孔”。如宁波王雅，字正子，移寓泰州，在清初文坛是一个较活跃的人物，与明遗民杜濬等人交往甚密。但其生平传记罕见记载，即使名字亦不为众所知。《江苏诗征》收王雅诗六首，云字正之。绚隆先生遍检《宁波府志》、《鄞县志》及光绪《泰州志》，未见其人，后于道光《泰州志》卷二十七《人物志·流寓》中方觅到一则传记资料。这也是当前首次详细披露王雅生平。又如淄川毕际有、山东刘大成等人物事迹，亦经作者多方查寻资料，始得析疑辩难。笔者曾历五年撰《方文年谱》，于方氏交游千余人中略得其详者不过十之八，已心力交瘁，故于周谱得“大全”之不易深有感受。试想，作谱仅列易知者为条目，何来新意？这样不肯费力的年谱，读者想也不能尽意。遍考交游，仅是周谱“全而新”之一斑，已可见其功力。
　　二曰“详而博”。周谱详实周博，发隐抉微，令人俯拾有得。如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博学鸿儒之试是清初政治、文学界一件大事，对当时文坛与知识分子的影响，几等于平定三藩之于康熙政治的影响。召试博鸿，固有当事人毛奇龄《制科杂录》及清人李集辑、李富孙、李遇孙续辑《鹤征前录》可供了解，但我们仅凭这些文献尚难全面细致解读数以万计作品中所涉及的史事、时间、人物。周谱用近十万字的篇幅，以陈维崧膺试为经，贯穿史料笔记、作品，从而以编年形式详实周博地描绘出博鸿的历史画卷，足补史家所未备。周谱有关陈维崧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及葡萄牙贡狮子等史事的考证，多有发明。
　　三曰“细而深”。周谱烛幽察微，宏纤俱赅，又丝丝入理，不为旁蔓。有关博鸿考察之详，到了毛发尽现的地步。陈维崧应试缘于宋德宜之荐，初入京师，下榻宋斋。宋斋与冯溥万柳堂、梁清标猪市宅、傅山慈云寺寓所等，皆京师名流与博鸿之士雅集之地。征召士子身份不一，有前朝遗民、新朝名士、闲居士大夫。其心态亦纷杂不一，或汲汲功名，或衔怨而至，或心怀林下。应征者百余人的交游由此呈现复杂有趣的形态，周谱详细考订诸子形形色色的唱和。陈维崧入史局后，租陋屋而居，生活拮据。徐乾学《陈检讨维崧志铭》称其“所居在城北，市廛庳陋才容膝”，“时时匮乏，困卧而已”，未言具体所在。周谱据陈维崧《赠董侍讲默庵》其一“朔风何飘萧，同在一街住”，及董讷《移居十首》诗序“顺城门右有宅一区，原益都冯夫子所置，而予僦居之者也”，指出陈氏所居当在宣武门附近。当时宣武门外聚集了一大批文士，周谱由此详载陈氏移寓后的唱和，尤其是明史馆人物的诗坛酒会，本末相顺。这类考证一丝不苟，并非无谓的工作，而实有具体的作用。
　　四曰“真而实”。周谱求真探实，辨讹订误，于清初文学、史料多有发明之功。陈维崧族叔陈玉铸受清初狱案株连流放宁古塔，周谱首次考索了这一历史事件。康熙三年（一六六四）清明后，毕际有罢官过扬州，招集陈维崧、林古度、杜濬、龚贤、孙默、刘大成等十七人宴集依园。周谱据《淄川毕氏世谱》考证毕际有以通州所千总解运漕事罢归，时在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春夏间始归乡。复指出依园主人为韩长源，陈维崧《毕刺史招同诸子宴集韩园歌以纪之》诗编入“癸卯”诗中，“可知其诗集编年并不完全可靠”（244—245页）。陈维崧《湖海楼诗集》编年难以确信，《迦陵词全集》词作系年问题更为突出。诗文编年析疑尚多有可据，词集系年订讹则极不易。周谱借助《迦陵词》手稿本等，采用词、史互证之法，于词作系年用力尤勤，所获亦夥。大量作品的作期得到确定，分别系入年月，对理解和诠释词作作用非小。
　　年谱亦史家编年撰著之流亚，无一定范式。综观近百年来明清人年谱编著趋向，不难发现民国学者所撰年谱大都取其简要;新中国成立后，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章培恒先生《洪昇年谱》并称上乘之作，大抵详略得当;近二十年来，学者所著益求详实赅备，如《戴名世年谱》、《龚自珍年谱考略》等皆以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见长。当然也有持不同看法者，以《晚明曲家年谱》著称的已故名家徐朔方先生曾批评“繁征博引、罗列排比的旧作法”（《考据与研究—从年谱的编写谈起》，载《文艺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一期），在提倡考据之学的同时，倡导年谱的改造。袁世硕以老一辈学者的眼光，认为周谱“记入的人事极多，或许应当做些剪裁”。其说皆具道理。笔者以为在文献传播盛况空前的当代，繁征博引的旧作法或可借鉴，当然作者要避免专为考据而考据。周谱总体来看，详而有实，深而有致，无冗赘之弊。这主要得益于其考据的功夫与独特的文史观，盖为作家编写年谱，既要尽力搜求文献史料，也要精研谱主的诗文，“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人事和谱主的心理心态，这才能够丰富、深化对谱主其人的认识”（《陈维崧年谱·序》，1—2页）。
　　周谱所收传论、附录乃可独立成篇的专著，故此非仅一家年谱，亦是第一部迦陵词研究力作。周绚隆擅长考据，又精于理论阐释。从西方的阐释学到中国古代文学的阐释学，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微观的考证非为简单排攒历史、文学事迹，而是多围绕清初政治、文学、社会大问题精密进展，有矢而发。如万柳堂唱和的考证、博鸿之试的考索、陈维崧科举心态相关事迹的辨析等，俱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史观与文学观。年谱、传论、词论相互发明。
　　陈维崧入清后行止心迹时与遗民相类，如果将他的人生分作几个阶段来认识，其青年时期也可归入遗民行列。不过，仅以“遗民”二字来衡量他入清四十余年的进退、心态，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多年前曾与周绚隆一起探讨这类问题，他即主张力避对立论的研究方法。周谱也清晰传述了这一观点，着力描绘清初士子与新朝合作心态的复杂性，由此解读陈维崧在特殊政治、家庭、时代语境下参加乡试、游幕中州、应试博鸿、入明史馆的心态与精神世界，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考证的细节多前人所未发。如传论指出陈维崧祖父陈于廷的功业令他望尘莫及，父亲陈贞慧在晚明士人中的声望也让他自愧不如，因此背负起了沉重的精神包袱，“这正是他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懈地参加乡试的最深层原因和动力”，入都后，“除了应付一般的宴会唱和外，还积极地周旋于一些权要之间，对主考官冯溥、李霨和杜立德他都有诗、词相赠，吹捧的味道很浓，显然很想取得对方的好感和赏识”，“这些干谒之举使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在位者的认可，对进一步扩大他的影响起到了客观作用，也为阳羡词人最终能以一个词派的面目出现创造了条件”（66—67页）。在士人心底，不仅有一个“大家”（国家），还有一个“小家”（家族、家庭），二者对清初社会的变迁都有重要的作用。学界谈及遗民及清初知识分子，往往关注“大家”，轻忽“小家”，不免造成一些认识的偏颇。周谱力避认识的单一化与表面化，年谱、传论、附录通过陈维崧中州游幕得子、嗣子狮儿夭折、妻妾不合的家庭纠纷、悼念亡妻、京师置妾等事迹的考证、分析，揭示了陈维崧在家庭、社会、科举、人生之间的苦难与彷徨。从“小家”的角度来解读陈氏的思想与心态，深察世道人心，辨析入微，得出不少新人耳目的可信之论，不仅全方位地展现了陈氏的历史人生，而且为解决许多学术疑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认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