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现代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自然与出行的理念时，会发现爱恨交织蕴含着颇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又醉心于草堂诗书，隐居耕读的田园意境。一方面是尊崇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一方面又囿于地域，固守成规，把离乡远行视为羁旅。
　　
　　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列举许多出行的壮举却并不多见快意江湖的行者。在前人的笔墨中，我们常可看到那游学各地的逸兴湍飞与建功异域的豪情壮志，然而却总是伴随着古道西风天涯孤旅的一丝愁怅。在那个时代，能走上遥远的旅程，毕竟都是些有恒心、有胆略，有勇气、有毅力的人。
　　如果对中国古代早期的远行者们做一个并不严格的分类与界定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种人物。其一是带有政治目的或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出使者，其代表人的是汉代九死一生，历经十几年两次出使西域的张骞。张骞通西域的直接原因，是实现汉武帝联络西域诸国，共同对抗匈奴的战略构想。而客观上，则实现了中原与西北广大地区信息的交流交通的通畅，并最终导致包括现在新疆在内的西北大片领域纳入中国的版图。后世将张骞的壮举，冠之以“凿空”的美誉。其二是满怀宗教信仰舍生忘死的西行求法者，其代表人物有晋代的高僧法显与唐代的高僧玄奘。玄奘故事因被演化为《西游记》而家喻户晓。法显关于沙河(白龙堆)的记载“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也成为一段经典的描述而常被人们所引用。其三，为数更多的是那些奔波于天南地北，来往于不同国度与地域，跋涉于崇山峻岭，古道险滩，荒漠戈壁之间的商旅。他们虽然没有留下身后的英名，却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两条千古流芳的交通线，作为他们的功德碑。
　　但是，这些先行者们，却不足以代表传统文化对自然山水的认识，也不能典型地显现古人出行的心态与旅途生活的状态。一般来说，追寻中国文化的源头大多上溯到先秦诸子。孔子的周游列国影响极大，却与投身自然寄情山水相去甚远，百家中老庄学说宗法自然，但更多侧重于心灵的自我调适与应对环境的心理策略，而不是生活状态与行为方式。
　　真正该让我们注重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与变化，促成了人们对自然认识的觉醒；佛教的融入，使文人与僧侣的交游成为风气。深山绝谷，古庙茅亭，竞成为他们的天然会所。游踪所至，美景在目，心有感触，便形诸笔墨。一时间，诗里写山水，画里画山水，辞赋书信乃至学术著作也在描绘山水。这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谢灵运，他出身显贵，才华富赡，博学多能，却仕途多舛，抑郁不得志。转而将一腔热情寄托于大自然。尤其喜爱山水，经常出入深山幽谷之间，探秘访胜，这种生活风范多为后世文人所效仿。他写了大量山水诗，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而且“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风格，影响所及，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李白“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自然天成与清新淡雅：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倜傥与潇洒，依稀就有谢康乐的影子。
　　从此，寄情山水与描山摹水成为中国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为了记述这种生活，在诗词歌赋之外，山水游记逐渐成为一种文体。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无不有游记名篇。柳宗无的《小石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以及苏轼的《石钟山记》都曾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文。然而，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倒是陆游的《入蜀记》，他将自己从浙江山阴到四川夔州的行程逐日记述，写景物记名胜，叙风俗，考古迹，抒感概，内容丰富多样，笔法潇洒自如，成为一部笔记体专著。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著名文人的旅行大体可归为两类，一如唐之李白，游学四方，寄情山水以待时机，一如宋之苏轼陆游，宦海沉浮遍览山川而体味人生。总之，自然山水与旅途生涯，已经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使行程记事的文体成为国学典范的组成部分。这种古游记体的延续与发展，到明代末年造就出一部奇书——《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历时三十余年，专事于旅行，足迹遍及华东 华北东南沿海与云贵高原。他不避艰险，亲历考察，每天以日记体的形式记述行程道里，途中所见与考察所得。凡山川地貌，水文地质，人文物种无不尽入其中。这部著作，不仅文笔清新 文彩绚丽是一部优美的游记散文，而且记载详实考察有据是一部地理博文。作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者。在其后的有清一代，虽然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徐霞客，但将描山范水的游记散文与博闻强记的文化笔记融会一体，却已渐成风气。如果说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还应当归类于随笔或笔记体小说的话，那么民国年间前后历时两年行程万里的谢彬，则完成了单次考察前无古人的旅行，并以所著《新阿游记》，《云南游记》将古行记的文体发挥到了极至。谢彬之后，中国进入了“五四”文化的新时期。
　　钟情自然、向往自由，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为许多中国古代文人所倾心的这份洒脱与孤傲，实际上正是对纵情与适意的追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只是由于礼教的浸淫，人类的这种天性被拘缚，在市廛名利的角逐中，原本的生活取向被误导。如今，当准确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成为一种时代呼唤时，以尊重自然健全自我的户外实践，实现人类本质精神的回归，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