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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失去的世界
本书的各篇文章写于1994至2006的12年间。它们涵盖的题材范围非常之广——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到美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化的经济到对罪恶的记忆——其地缘范围从比利时到以色列。但这些文章主要关心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本书收集的最早的一篇论文讨论阿尔贝·加缪，最近的一篇讨论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其二是在一个遗忘的时代里晚近历史发生的地点：在理解中体验那个刚刚结束的动荡的世纪，以及从中获得经验教训的难度。
这些主题当然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它们同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刻也密不可分。在今后几十年里，我想，我们在回顾中应该将“1989-1991年东欧共产主义的消失”和“灾难性的美国占领伊拉克”之间的半个世代看作是被破坏成性的人吞噬的岁月：大西洋两岸在15年时间里政治上无能，浪费了机会。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契机，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我们在西方带着摩尼教徒般的热诚，只要一有机会就急匆匆地丢弃20世纪的经济、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励别人效仿。相信“那个”属于过去，“这个”属于现在，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我们不仅不太懂得过去——这一点很不明显，而且在我们的经济计算、政治实践、国际战略，甚至在教育的有限选择方面，固执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能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
相比之下，如今我们相当轻松地面对上一个世纪。可以肯定，我们在一切地方记住了它：博物馆，圣殿，碑文，“历史遗迹”，还有历史主题广场，都在公开地提醒着“过去”。但是我们选择纪念的是20世纪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别性质。官方对20世纪的绝大多数记忆，要么是公开的“辉煌怀旧”（颂扬名人，庆贺著名的胜利），要么根据时机，逐步地、有选择地认可和回忆苦难。后者典型地是某一类政治教训：一些已经做过但永远不该忘记的事情，一些已经犯过的但绝不可重犯的错误。
20世纪就这样变成了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一些起教育作用的历史性恐怖事件陈列室，它们的标牌是“慕尼黑”或者“珍珠港”，“奥斯维辛”或者“古拉格”，“亚美尼亚”或者“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以“9·11”事件作为多余的尾声，这对于想忘记一个世纪的教训或者从未正确地吸取教训的人来说，是一份血腥的续篇。这种对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独特的恐怖时代的深刻表现（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走出了那个时代），它的问题不在于描述——20世纪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时代，是历史上一个野蛮的、普遍遭难的、或许也是前所未有的时代。这个问题是一种启示：“那一切”现在全都远离了我们，它的含义很明确，而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所犯错误的妨碍）迈进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时代了。
但是这种官方的纪念，无论它的动机多么善意，都不能强化我们对过去的评价和意识。它是用来作为一种替代的。我们不是将晚近的历史教给孩子们，而是带他们去博物馆和纪念馆走马观花。更糟糕的是，我们鼓励公民们和学生们通过一种具体的方向，用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的苦难来观看历史及其教训。今天，对晚近历史的“共同”解说就这样包含了各自历史的多方面碎片，其中每一种（犹太人的、波兰人的、塞尔维亚人的、美国人的、德国人的、亚裔美国人的、巴勒斯坦人的、爱尔兰人的、同性恋者的……）都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用武断的口气标明自己如何受难。
由此导致的一种拼镶画面无法使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它将我们隔离了。原先那种在学校里教的民族主义叙事无论有什么缺点，无论如何选择自己的重点，也无论它们的启示作用多么像无情的实用工具，它们至少有一种优点，即为了今天的经验而将历史作为参考材料提供给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教给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传统历史，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的名称、地方、铭文、理念、典故，可以纳入一种记忆中对过去历史的叙述。但是在当今时代，这种过程颠倒了过来。现在，对于过去的历史根本没有按照它本身的样子来一致地叙述。它的含义只服务于我们当前关注的而且往往是相互对立的许多方面。
在过去30年里的一切转型中，“知识分子”的消失或许是最有象征性的。20世纪是知识分子的世纪：这个术语的最初（负面）使用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一开始起，它描述的是知识界、文学界、艺术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争论问题，影响公共舆论和政策。根据定义，知识分子要承担义务——“介入”：通常是一种理想，一种信条，一种计划。最初的“知识分子们”是作家们，他们为艾尔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辩护，驳斥对他的叛国罪指控，代表他提出了首要的普世概念：“真理”，“正义”，“权利”。他们的对手“反德雷富斯派”（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憎恶这个名称）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尽管在普世性质上略逊一筹：“荣誉”，“民族”，“祖国”，“法兰西”。
只要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都以这类总括性的通则为框架，无论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知识分子们就会塑造——在有些国家里则是主宰——公共话语。某些国家压制公开的反对和批评，那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事实上扮演公众利益和人民的代言人角色，反对当局和国家。在开放的社会里，20世纪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公共地位，他们不仅从言论自由的权利中获益，而且从人们普遍都有文化的发达社会中获益，因为知识分子在那里有听众。
回忆往事，要抛弃20世纪里“介入”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沉溺于自我吹捧，心满意足地对着由思想相同的听众构成的镜子而梳妆打扮。当政治介入使人走极端的时候，由于知识分子们在那么多的例子中都是政治上“介入”的，由于他们的介入典型地采用书写文字的形式，所以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观点和隶属关系的记录，尚未磨灭。有些人充当权力的代言人，或者充当全体选民的代言人，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利益来调整自己的信念和观点：爱德华·萨义德曾经说的“人们自身善于阿谀奉承的灵活性”确实“使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大减色”。
再者，正如雷蒙·阿隆曾经恰当地评论他的法国同时代人时说的，知识分子们似乎过于频繁地表明“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学或军事等技术领域。而关于他们所说的“责任”，一批面目迥异的著名知识分子，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极其不负责任地、漠然地倾向于鼓励在同自己相隔遥远的安全距离之外的地方动用暴力。加缪写道：“错误的观念最终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流的都是别人的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对一切事情都随心所欲地说三道四。”
这些都是事实。然而，知识分子们——自由思想的或政治上有瓜葛的，派遣的或介入的——也都是20世纪的一种规定性的荣耀。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政治作者、社会评论家、公共道德家只消开列一张名单，从埃米尔·左拉到瓦茨拉夫·哈维尔，从卡尔·克劳斯到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从爱尔伐·米尔德尔到锡尼·胡克都可以写进这篇引论和其他章节。我们完全忘记的不仅是“这些人是谁”，而且还有“他们的听众有多少”和“他们的影响有多广”。就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而言，往往只限于固定的、狭窄的一群西方左倾“进步人士”，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主宰着自己的舞台：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君特·格拉斯，苏珊·桑塔格。
如今我们带着先入之见来回顾20世纪，将它看作一个政治极端、悲剧性错误、方向选择错误的时代，一个谬误的时代，谢天谢地，我们现在从那里走了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谬误了吗？我们改为膜拜私有部门和市场，不就是简单地逆转上一代人对“公有制”和“国家”或“计划”的信念吗？说到底，主张一切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转向全球化经济，转向它那无法避免的法则，以及它那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确，这种对经济必然性及其铁的法则的崇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前提。在从20世纪过渡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正是像抛弃19世纪的信念体系而用另一种信念体系来取代它的时候一样吗？
本书的各篇文章写于1994至2006的12年间。它们涵盖的题材范围非常之广——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到美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化的经济到对罪恶的记忆——其地缘范围从比利时到以色列。但这些文章主要关心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本书收集的最早的一篇论文讨论阿尔贝·加缪，最近的一篇讨论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其二是在一个遗忘的时代里晚近历史发生的地点：在理解中体验那个刚刚结束的动荡的世纪，以及从中获得经验教训的难度。
这些主题当然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它们同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刻也密不可分。在今后几十年里，我想，我们在回顾中应该将“1989-1991年东欧共产主义的消失”和“灾难性的美国占领伊拉克”之间的半个世代看作是被破坏成性的人吞噬的岁月：大西洋两岸在15年时间里政治上无能，浪费了机会。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契机，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我们在西方带着摩尼教徒般的热诚，只要一有机会就急匆匆地丢弃20世纪的经济、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励别人效仿。相信“那个”属于过去，“这个”属于现在，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我们不仅不太懂得过去——这一点很不明显，而且在我们的经济计算、政治实践、国际战略，甚至在教育的有限选择方面，固执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能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
相比之下，如今我们相当轻松地面对上一个世纪。可以肯定，我们在一切地方记住了它：博物馆，圣殿，碑文，“历史遗迹”，还有历史主题广场，都在公开地提醒着“过去”。但是我们选择纪念的是20世纪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别性质。官方对20世纪的绝大多数记忆，要么是公开的“辉煌怀旧”（颂扬名人，庆贺著名的胜利），要么根据时机，逐步地、有选择地认可和回忆苦难。后者典型地是某一类政治教训：一些已经做过但永远不该忘记的事情，一些已经犯过的但绝不可重犯的错误。
20世纪就这样变成了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一些起教育作用的历史性恐怖事件陈列室，它们的标牌是“慕尼黑”或者“珍珠港”，“奥斯维辛”或者“古拉格”，“亚美尼亚”或者“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以“9·11”事件作为多余的尾声，这对于想忘记一个世纪的教训或者从未正确地吸取教训的人来说，是一份血腥的续篇。这种对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独特的恐怖时代的深刻表现（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走出了那个时代），它的问题不在于描述——20世纪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时代，是历史上一个野蛮的、普遍遭难的、或许也是前所未有的时代。这个问题是一种启示：“那一切”现在全都远离了我们，它的含义很明确，而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所犯错误的妨碍）迈进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时代了。
但是这种官方的纪念，无论它的动机多么善意，都不能强化我们对过去的评价和意识。它是用来作为一种替代的。我们不是将晚近的历史教给孩子们，而是带他们去博物馆和纪念馆走马观花。更糟糕的是，我们鼓励公民们和学生们通过一种具体的方向，用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的苦难来观看历史及其教训。今天，对晚近历史的“共同”解说就这样包含了各自历史的多方面碎片，其中每一种（犹太人的、波兰人的、塞尔维亚人的、美国人的、德国人的、亚裔美国人的、巴勒斯坦人的、爱尔兰人的、同性恋者的……）都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用武断的口气标明自己如何受难。
由此导致的一种拼镶画面无法使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它将我们隔离了。原先那种在学校里教的民族主义叙事无论有什么缺点，无论如何选择自己的重点，也无论它们的启示作用多么像无情的实用工具，它们至少有一种优点，即为了今天的经验而将历史作为参考材料提供给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教给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传统历史，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的名称、地方、铭文、理念、典故，可以纳入一种记忆中对过去历史的叙述。但是在当今时代，这种过程颠倒了过来。现在，对于过去的历史根本没有按照它本身的样子来一致地叙述。它的含义只服务于我们当前关注的而且往往是相互对立的许多方面。
在过去30年里的一切转型中，“知识分子”的消失或许是最有象征性的。20世纪是知识分子的世纪：这个术语的最初（负面）使用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一开始起，它描述的是知识界、文学界、艺术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争论问题，影响公共舆论和政策。根据定义，知识分子要承担义务——“介入”：通常是一种理想，一种信条，一种计划。最初的“知识分子们”是作家们，他们为艾尔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辩护，驳斥对他的叛国罪指控，代表他提出了首要的普世概念：“真理”，“正义”，“权利”。他们的对手“反德雷富斯派”（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憎恶这个名称）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尽管在普世性质上略逊一筹：“荣誉”，“民族”，“祖国”，“法兰西”。
只要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都以这类总括性的通则为框架，无论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知识分子们就会塑造——在有些国家里则是主宰——公共话语。某些国家压制公开的反对和批评，那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事实上扮演公众利益和人民的代言人角色，反对当局和国家。在开放的社会里，20世纪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公共地位，他们不仅从言论自由的权利中获益，而且从人们普遍都有文化的发达社会中获益，因为知识分子在那里有听众。
回忆往事，要抛弃20世纪里“介入”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沉溺于自我吹捧，心满意足地对着由思想相同的听众构成的镜子而梳妆打扮。当政治介入使人走极端的时候，由于知识分子们在那么多的例子中都是政治上“介入”的，由于他们的介入典型地采用书写文字的形式，所以许多知识分子留下了观点和隶属关系的记录，尚未磨灭。有些人充当权力的代言人，或者充当全体选民的代言人，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和利益来调整自己的信念和观点：爱德华·萨义德曾经说的“人们自身善于阿谀奉承的灵活性”确实“使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大减色”。
再者，正如雷蒙·阿隆曾经恰当地评论他的法国同时代人时说的，知识分子们似乎过于频繁地表明“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尤其是在经济学或军事等技术领域。而关于他们所说的“责任”，一批面目迥异的著名知识分子，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极其不负责任地、漠然地倾向于鼓励在同自己相隔遥远的安全距离之外的地方动用暴力。加缪写道：“错误的观念最终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流的都是别人的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对一切事情都随心所欲地说三道四。”
这些都是事实。然而，知识分子们——自由思想的或政治上有瓜葛的，派遣的或介入的——也都是20世纪的一种规定性的荣耀。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政治作者、社会评论家、公共道德家只消开列一张名单，从埃米尔·左拉到瓦茨拉夫·哈维尔，从卡尔·克劳斯到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从爱尔伐·米尔德尔到锡尼·胡克都可以写进这篇引论和其他章节。我们完全忘记的不仅是“这些人是谁”，而且还有“他们的听众有多少”和“他们的影响有多广”。就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共同记忆而言，往往只限于固定的、狭窄的一群西方左倾“进步人士”，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主宰着自己的舞台：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君特·格拉斯，苏珊·桑塔格。
如今我们带着先入之见来回顾20世纪，将它看作一个政治极端、悲剧性错误、方向选择错误的时代，一个谬误的时代，谢天谢地，我们现在从那里走了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谬误了吗？我们改为膜拜私有部门和市场，不就是简单地逆转上一代人对“公有制”和“国家”或“计划”的信念吗？说到底，主张一切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转向全球化经济，转向它那无法避免的法则，以及它那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确，这种对经济必然性及其铁的法则的崇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前提。在从20世纪过渡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不正是像抛弃19世纪的信念体系而用另一种信念体系来取代它的时候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