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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子的籍贯
最早明确指出老子为楚人的学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其后记载老子出生地的学者更多，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在其所著《老子原始》中说：“太史公以后，记老子生地者，不止一家。谓其生于曲涡间者，后汉王阜也。谓为楚相县人者，后汉边韶也。谓为陈国相人者，晋司马彪也。其言虽不同，其地皆同。唯《庄子·寓言篇*与《列子·黄帝篇》载杨朱至沛而见老子，《庄子·天运篇》也载孔子之沛而见老聃。此虽是寓言而不足信，而仅生于沛一点，当是事实。清儒姚鼐以《庄子》记事尤古，必得其真，似属可从。果然，则老子非楚苦县人，而当为宋人。”武内义雄先生此说颇有道理，但是他缺乏更深的考察，仅仅是取他人观点来作结论，难以服人。所以我们现今根据先秦材料来探明之。
一、据道家文献记载可知老子为宋人
司马迁以后论述老子生地者，辞多乖违，皆不足以为据。察先秦文献，无云老子为楚人之说。实际上，老子为宋人而非楚人，《庄子》可为这一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先秦典籍中《庄子》一书叙说老子之事甚多，但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庄子》一书多寓言，所记老子之事不可信。这都是持老子其人其书晚出说的论调。其实《庄子》一书关于老子、孔子之事的记载绝大多数是真实的。《庄子·寓言》载：“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郭象注：“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日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而《庄子·天下》在评说庄子学说时明确指出：“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成玄英《疏》：“卮言，不定也；曼衍，无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者艾之谈，体多真实；寄之他人，其理甚广，则鸿蒙、云将、海若之徒是也。”按此说，《庄子》所云老、孔之事自属耆艾、重言一类，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庄子》书所言，在他书中可以得到验证者更是真实无疑。
从《庄子·庚桑楚》的记载可知老聃绝非楚人。庚桑楚所居地为畏垒山，陆德明《释文》：“或云在鲁，又云在梁州。”成玄英《疏》云：“在鲁国。”则当以鲁国为实。该篇记载南荣趎向庚桑楚问道，庚桑楚词穷而不能答，就向南荣趎推荐自己的老师老聃。庚桑楚云：“辞尽矣……今吾才小，不可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趣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日：“子自楚之所来乎?”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老子不是楚人，但从老子对南荣趣的问话可以看出，“免而归居”的老子回到的老家绝不是楚地，不然老子就不会问南荣趎“子自楚之所来平”。既然老子的老家不是楚地，则老子自然不是楚人。
老子不是楚人，那么是何地人呢?我们再看《庄子》里的相关篇章。《庄子·天道》云：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
“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
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
曰：“善。”
关于老聃“免而归居”之事，詹剑锋先生认为，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所管的典籍自被带走，老子因此“免而归居”(被罢免而回老家)。老子曾任周朝史官，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回老家居住是否与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有关，目前尚无明据可资判定。因此詹先生说老子因所管的典籍被王子朝带走而被罢免回老家，纯属臆测，并无坚实根据。
本文认为“免而归居”应读为“晚而归居”，即老聃不是“被罢免而回老家”，而是“晚年时期主动告老回家”。理由如下：
其一，根据子路和孔子的对话从情理上进行反向推测可知。如果老聃是被罢免回老家，则老聃必有某种过失，尤其是与其职官有关的过失。这样的话，则老子必失去过去在周王室中的与其职官有关的威信，对孔子欲藏书于周室不可能有什么帮助。如果是这一情况，子路就不会劝孔子找老子，孔子自己也不会如此愚蠢地去找老子。但如果老聃是晚年告老回家就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老子在史官系统中应该会留下很高的威信，所以子路和孔子才希望假借老子的这种威信藏书于周室。
其二，史书记载老子晚年时期是主动回归家乡而非被动罢免回家。《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既然是“居周久之”，则必是发生在其晚年时期；既然是“见周之衰，乃遂去”，则必是自己主动离去而不是被罢免回家。
其三，出土简帛文献印证，先秦时期的“免”、“晚”音近通假，“免而归居”可读为“晚而归居”。今本《老子》第四十一章有“大器晚成”，郭店楚简《老子》作“大器曼成”，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字迹磨灭，而帛书《老子》乙本作“大器免成”，盖“曼”、“免”、“晚”三者音近通假。帛书《老子》乙本抄写于汉初，这说明在先秦时期的“免”字就是汉以后的“晚”字。
老子是晚年回到老家的，那么其老家在什么地方呢?《庄子·天运》向我们提供了答案。《天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因为老聃曾为孔子之师，其年龄必大孔子二十岁左右。孔子五十一岁拜见老聃，则其时老聃在七十一岁左右，恰好与老聃在晚年时回到老家相合。则孔子见老聃的沛地必是其老家所处之地。
我们说老聃晚年回到老家沛地，还有一证，即《庄子·寓言》篇记载：“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这是说，阳子居准备往南去沛地拜见老子，但老子已动身西游，于是在梁地的郊野相逢。这说明老聃晚年回到老家沛地是可信的。关于沛地，成玄英《疏》：“沛，彭城，今徐州是也。”春秋时期的沛地，也称为彭城，唐时称徐州，现在也称徐州。沛在春秋时期属于宋国之地，所以《列子·黄帝》载“杨朱过宋”，《庄子·山木》载“阳子之宋”，杨朱即阳子，皆是指阳子居去宋国沛地拜见老子之事。可见老子是宋人。
二、据儒家文献可知老子为宋人
《论语·述而》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是指老聃。有论者认为，孔子加“我”字于其上，表示亲近之词，究其原因，除开孔子曾经师事老子外，主要是二人同为宋之后裔。
我们说老聃是宋人，在出土文献中也可得到证明。老聃重视“恒”，马王堆帛书《老子》多言“恒”，今本相应之字大多作“常”，是今本经汉代抄写时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论语·子路》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郑曰：“言巫医不能治无恒之人。”孔曰：“此《易·恒卦》之辞，言德无常则羞辱承之。”郑曰：“《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
《礼记·缁衣》也有相同之语。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 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路》和《缁衣》所载大体一致，唯有作为人的“巫医”和作为事的“卜筮”的细微区别。那么文中的“南人”是泛指还是确指呢?《论语正义》曰是“南国之人”，这不太确实。因为“南国”虽然是以孔子所在之鲁国为中心参照而言，但在孔子说来应该是确指某人。能否判定这“南人”是哪国人以至于某一个特定的人呢?回答是可以，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为此提供了证据。《郭店楚简·缁衣》云：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恒，不可为卜筮也。’其古之遗言与?龟筮犹弗知，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上博楚简缁衣》也云：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恒……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省略号表示竹简缺失文字)将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相比较，则知传世典籍中所谓“南人”就是“宋人”。那么这“宋人”具体又是谁呢?宋代学者李杞《周易详解》卷七释“恒卦”“上六，振恒，凶”时云：“老子曰：不知恒，妄作，凶。”李杞所引《老子》语见于今本《老子》第十六章。《庄子·庚桑楚》记载老子教导南荣趣语：“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是卫生之经。’”“筮”是“巫医”探求人生吉凶之事，而老聃的卫生之经就是以恒德来探求吉凶。将《论语》、《礼记》、《郭店楚简·缁衣》、《上博楚简·缁衣》四者进行比较，再考之以《庄子·庚桑楚》记载老聃所言，可知这里的“南人”和“宋人”具体来说就是老聃。所以《述而》记载孔子语：“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称述的“有恒者”就是指老聃。
可见，老子(老聃)是宋人，而非楚人，也非陈人。
老子归宿地考
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说老子归居后，“莫知其所终”。这是后人不信司马迁记载的疑点之一，因为先秦典籍中有老子归居后又西游于秦并死于秦的记载。
老子西游于秦在先秦文献中有三见。一见于《庄子·寓言》，二见于《列子·黄帝》，三见于《列子·周穆王》。
《列子·黄帝》载：
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
于郊。
《列子·周穆王》载：
尹文先生……曰：“昔老聃徂西
也，顾而告予曰……”
《庄子·寓言》载：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
邀于郊。
《列子·黄帝》和《庄子·寓言》二书虽同样记载“老聃西游于秦”事，但从杨朱和阳子居一人而二名，老子与杨朱对话有异看，显然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列子·周穆王》之说尚需辨证。尹文子生在战国中期，与孟子、庄子同时，时间上不与老聃相接。以此而言，则老聃告尹文子之事及其语是为杜撰。但老聃西游之事未必杜撰，盖是尹文子借老聃西游事以抬高自己。以上三书记载表明“老聃西游于秦”事亦是战国中期在士人阶层中颇为流行的话题。
“老聃西游于秦”事在《庄子》中得到了印证，因为《庄子·养生主》记载了老聃死于秦一事。《养生主》云：“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养生主》属于《庄子》内篇，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应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可知，老聃在归居故里之后，的确有西游于秦之事，且死于异乡秦国。
最早明确指出老子为楚人的学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其后记载老子出生地的学者更多，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在其所著《老子原始》中说：“太史公以后，记老子生地者，不止一家。谓其生于曲涡间者，后汉王阜也。谓为楚相县人者，后汉边韶也。谓为陈国相人者，晋司马彪也。其言虽不同，其地皆同。唯《庄子·寓言篇*与《列子·黄帝篇》载杨朱至沛而见老子，《庄子·天运篇》也载孔子之沛而见老聃。此虽是寓言而不足信，而仅生于沛一点，当是事实。清儒姚鼐以《庄子》记事尤古，必得其真，似属可从。果然，则老子非楚苦县人，而当为宋人。”武内义雄先生此说颇有道理，但是他缺乏更深的考察，仅仅是取他人观点来作结论，难以服人。所以我们现今根据先秦材料来探明之。
一、据道家文献记载可知老子为宋人
司马迁以后论述老子生地者，辞多乖违，皆不足以为据。察先秦文献，无云老子为楚人之说。实际上，老子为宋人而非楚人，《庄子》可为这一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先秦典籍中《庄子》一书叙说老子之事甚多，但过去有不少学者认为《庄子》一书多寓言，所记老子之事不可信。这都是持老子其人其书晚出说的论调。其实《庄子》一书关于老子、孔子之事的记载绝大多数是真实的。《庄子·寓言》载：“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郭象注：“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日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而《庄子·天下》在评说庄子学说时明确指出：“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成玄英《疏》：“卮言，不定也；曼衍，无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者艾之谈，体多真实；寄之他人，其理甚广，则鸿蒙、云将、海若之徒是也。”按此说，《庄子》所云老、孔之事自属耆艾、重言一类，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庄子》书所言，在他书中可以得到验证者更是真实无疑。
从《庄子·庚桑楚》的记载可知老聃绝非楚人。庚桑楚所居地为畏垒山，陆德明《释文》：“或云在鲁，又云在梁州。”成玄英《疏》云：“在鲁国。”则当以鲁国为实。该篇记载南荣趎向庚桑楚问道，庚桑楚词穷而不能答，就向南荣趎推荐自己的老师老聃。庚桑楚云：“辞尽矣……今吾才小，不可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南荣趣赢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日：“子自楚之所来乎?”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老子不是楚人，但从老子对南荣趣的问话可以看出，“免而归居”的老子回到的老家绝不是楚地，不然老子就不会问南荣趎“子自楚之所来平”。既然老子的老家不是楚地，则老子自然不是楚人。
老子不是楚人，那么是何地人呢?我们再看《庄子》里的相关篇章。《庄子·天道》云：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
“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
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
曰：“善。”
关于老聃“免而归居”之事，詹剑锋先生认为，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所管的典籍自被带走，老子因此“免而归居”(被罢免而回老家)。老子曾任周朝史官，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回老家居住是否与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有关，目前尚无明据可资判定。因此詹先生说老子因所管的典籍被王子朝带走而被罢免回老家，纯属臆测，并无坚实根据。
本文认为“免而归居”应读为“晚而归居”，即老聃不是“被罢免而回老家”，而是“晚年时期主动告老回家”。理由如下：
其一，根据子路和孔子的对话从情理上进行反向推测可知。如果老聃是被罢免回老家，则老聃必有某种过失，尤其是与其职官有关的过失。这样的话，则老子必失去过去在周王室中的与其职官有关的威信，对孔子欲藏书于周室不可能有什么帮助。如果是这一情况，子路就不会劝孔子找老子，孔子自己也不会如此愚蠢地去找老子。但如果老聃是晚年告老回家就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老子在史官系统中应该会留下很高的威信，所以子路和孔子才希望假借老子的这种威信藏书于周室。
其二，史书记载老子晚年时期是主动回归家乡而非被动罢免回家。《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既然是“居周久之”，则必是发生在其晚年时期；既然是“见周之衰，乃遂去”，则必是自己主动离去而不是被罢免回家。
其三，出土简帛文献印证，先秦时期的“免”、“晚”音近通假，“免而归居”可读为“晚而归居”。今本《老子》第四十一章有“大器晚成”，郭店楚简《老子》作“大器曼成”，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字迹磨灭，而帛书《老子》乙本作“大器免成”，盖“曼”、“免”、“晚”三者音近通假。帛书《老子》乙本抄写于汉初，这说明在先秦时期的“免”字就是汉以后的“晚”字。
老子是晚年回到老家的，那么其老家在什么地方呢?《庄子·天运》向我们提供了答案。《天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因为老聃曾为孔子之师，其年龄必大孔子二十岁左右。孔子五十一岁拜见老聃，则其时老聃在七十一岁左右，恰好与老聃在晚年时回到老家相合。则孔子见老聃的沛地必是其老家所处之地。
我们说老聃晚年回到老家沛地，还有一证，即《庄子·寓言》篇记载：“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这是说，阳子居准备往南去沛地拜见老子，但老子已动身西游，于是在梁地的郊野相逢。这说明老聃晚年回到老家沛地是可信的。关于沛地，成玄英《疏》：“沛，彭城，今徐州是也。”春秋时期的沛地，也称为彭城，唐时称徐州，现在也称徐州。沛在春秋时期属于宋国之地，所以《列子·黄帝》载“杨朱过宋”，《庄子·山木》载“阳子之宋”，杨朱即阳子，皆是指阳子居去宋国沛地拜见老子之事。可见老子是宋人。
二、据儒家文献可知老子为宋人
《论语·述而》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是指老聃。有论者认为，孔子加“我”字于其上，表示亲近之词，究其原因，除开孔子曾经师事老子外，主要是二人同为宋之后裔。
我们说老聃是宋人，在出土文献中也可得到证明。老聃重视“恒”，马王堆帛书《老子》多言“恒”，今本相应之字大多作“常”，是今本经汉代抄写时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论语·子路》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郑曰：“言巫医不能治无恒之人。”孔曰：“此《易·恒卦》之辞，言德无常则羞辱承之。”郑曰：“《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
《礼记·缁衣》也有相同之语。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 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路》和《缁衣》所载大体一致，唯有作为人的“巫医”和作为事的“卜筮”的细微区别。那么文中的“南人”是泛指还是确指呢?《论语正义》曰是“南国之人”，这不太确实。因为“南国”虽然是以孔子所在之鲁国为中心参照而言，但在孔子说来应该是确指某人。能否判定这“南人”是哪国人以至于某一个特定的人呢?回答是可以，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为此提供了证据。《郭店楚简·缁衣》云：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恒，不可为卜筮也。’其古之遗言与?龟筮犹弗知，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上博楚简缁衣》也云：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恒……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省略号表示竹简缺失文字)将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相比较，则知传世典籍中所谓“南人”就是“宋人”。那么这“宋人”具体又是谁呢?宋代学者李杞《周易详解》卷七释“恒卦”“上六，振恒，凶”时云：“老子曰：不知恒，妄作，凶。”李杞所引《老子》语见于今本《老子》第十六章。《庄子·庚桑楚》记载老子教导南荣趣语：“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是卫生之经。’”“筮”是“巫医”探求人生吉凶之事，而老聃的卫生之经就是以恒德来探求吉凶。将《论语》、《礼记》、《郭店楚简·缁衣》、《上博楚简·缁衣》四者进行比较，再考之以《庄子·庚桑楚》记载老聃所言，可知这里的“南人”和“宋人”具体来说就是老聃。所以《述而》记载孔子语：“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称述的“有恒者”就是指老聃。
可见，老子(老聃)是宋人，而非楚人，也非陈人。
老子归宿地考
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说老子归居后，“莫知其所终”。这是后人不信司马迁记载的疑点之一，因为先秦典籍中有老子归居后又西游于秦并死于秦的记载。
老子西游于秦在先秦文献中有三见。一见于《庄子·寓言》，二见于《列子·黄帝》，三见于《列子·周穆王》。
《列子·黄帝》载：
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
于郊。
《列子·周穆王》载：
尹文先生……曰：“昔老聃徂西
也，顾而告予曰……”
《庄子·寓言》载：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
邀于郊。
《列子·黄帝》和《庄子·寓言》二书虽同样记载“老聃西游于秦”事，但从杨朱和阳子居一人而二名，老子与杨朱对话有异看，显然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列子·周穆王》之说尚需辨证。尹文子生在战国中期，与孟子、庄子同时，时间上不与老聃相接。以此而言，则老聃告尹文子之事及其语是为杜撰。但老聃西游之事未必杜撰，盖是尹文子借老聃西游事以抬高自己。以上三书记载表明“老聃西游于秦”事亦是战国中期在士人阶层中颇为流行的话题。
“老聃西游于秦”事在《庄子》中得到了印证，因为《庄子·养生主》记载了老聃死于秦一事。《养生主》云：“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养生主》属于《庄子》内篇，出自庄子本人之手，应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可知，老聃在归居故里之后，的确有西游于秦之事，且死于异乡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