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时代已终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做好了应对高成本、转向高端制造的充分准备。从现在来看，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应对。
　　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力，依然未经专业培训，他们经历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就开始出门打工。庞大的群体依然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找到工作，这也是基建与制造业在中国如此重要的根本原因，满足绝大多数低技能人士的就业。就业是硬道理，产业升级倘若只是喊口号解决不了就业难题。
　　各地最低工资上升，是出于转型期培育庞大中产阶层的需要，但劳动效率如果不能同步上升，高收入、高资源阶层不愿意让渡部分利益，最低工资的上升就只是增发货币、加剧企业负担的货币现象。
　　目前的高成本也是制度不畅、经济转型下成本的刚性提升。投资回报率在下降，目前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下行到难以得到回报的程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致力于研究投资回报率，他指出，2008年之后经济质量不好并非来自外部冲击，而是因为中国资本配置效率大大降低，未来资本回报率还将稳步下降，对财富积累不利。
　　中国经济仍有发展潜力，但资源的配置出现了问题，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相反，在重大基建上，各种各样的政府基金，甚至从第一央行到“第二央行”的资金直接分配通道越来越多。2007年前，资本分配配置的效率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但之后，越好的企业、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效率改善速度越快，生产率越低的企业，改善速度甚至是负的。2008年之后经济质量不好，很多人是说来自外部的冲击，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资本资源配置效率在降低。
　　PPP项目，很多为国企量身定做。2016年年初以来，国企在热点城市抢地王，背后的根源就是大型央企资源成本非常低，加上对于未来资产价格不断升级的预期推动的估值上升，使大型国企成为地王主力军。不仅在国外，在国内他们仍然财大气粗。这就是制度的刚性成本。表面上，有些地方政府的效率很高，比如，实行一站式窗口服务，客观地说，在某些项目上，中国政府效率远高于欧美国家。问题在于，一旦出现了某些决策的失误，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我们很难对一个具体项目做出对或者错的判断，但对于高成本背后的租金与低效运作模式必须有足够的警惕。从格申克龙等经济史家的研究看，后发国家强势领导者对经济的主导更强，但这样的模式在转型的关键时刻，就要看制度的刚性成本能否下降，在核心领域推行法治市场模式。
　　虽然一些预测比较悲观，但对中国中产收入阶层的购买力都抱有充分的希望，也有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极好的机构。麦肯锡6月指出：如果中国转型为由生产率带动的增长模式，可能在2030年前GDP增加5.6万亿美元。
　　高成本时代并非都是坏事，如果高成本带来食利阶层、寻租阶层与通胀，就是最坏的事，高成本时代带来产业变化、财富增加，那就是转型部分成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