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锦标,一手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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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刊记者 梁辰

  9月8日晚,中国男篮结束了在世界杯的最后一战,负于尼日利亚,仅获得本届世界杯的第24名。本土作战却落得1978年以来参加该项赛事的最差战绩,失去直通东京奥运的名额,且因明年6月落选赛出线希望甚微,极有可能无缘奥运会,一时间舆论哗然。
  “男篮世界杯这个结果,大家都始料未及,尽管知道我们与欧美强队的差距很大,但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打成这个样子,大家无法接受也在情理之中。看到与尼日利亚队比赛的最后,易建联那不甘的眼神,我很心痛。这样的结果,如果出现在我们那个时期,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姚明在赛中赛后面临的压力,我感同身受。”
  说这番话的是中国篮球曾经的掌门人李元伟,2003年6月他被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导致他的前任信兰成“下课”的直接原因正是男篮国家队战绩不佳——中国男篮先是在2002年世锦赛上1胜7负,位列第12名,随后又在釜山亚运会男篮决赛中加时赛不敌韩国。
  李元伟自己也曾在2006年夏秋因国家男女篮世锦赛表现低于预期,饱受社会和球迷的责难质疑,心情灰暗至极时甚至考虑过辞职。“亚运会是小考,世锦赛是中考,奥运会是大考”,每次考试过后,都会有一批人“下课”,“打不好奥运会,那就是一票否决,没有商量余地。”
  姚明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对于李元伟,姚明心中有一份敬意,“老李给中国篮球留下了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给我们的未来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在他任职的五年中,也许大家看到的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但其实这都是思想上的转变。”
  “我也非常喜欢姚明,他聪明、谦和,想要为中国篮球做事情。”9月8日凌晨3点多,他心里不平静,给姚明发了一条微信,“戰役失利,全局犹存,痛定思痛,砥砺前行!”
  “中国男篮和世界强队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在继续拉大,老百姓和领导对男篮的期望又很高,高期望值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姚明要想办法弥合,要组成突击队,全力以赴想办法。”李元伟沉吟片刻,说出心中的担忧,“修修补补恐怕不行,姚明必须抓紧时间推倒重来,这样的结果再出现一次两次,他的处境就会跟我们当年一样艰难了。”

奥运村里的“红眼病”


  正在承受“中考”压力的项目掌门人不止姚明,2020年东京奥运大考的迫近更使得中国体育露出功利色彩——今年年初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的张军表示第一要务是力拼东京奥运五金,为此羽毛球超级联赛计划停赛一年;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精心布局,国乒的日子看起来是最好过的,但乒乓超级联赛为备战东京奥运会,自2018年便已拒绝外援加盟;中国女排豪取11连胜捧得世界杯当天,中国排协正式公布了再度修改调整的2019-2020女排超级联赛赛程,压缩到仅剩两个半月,朱婷也结束海外征程,加盟天津女排,以便备战东京奥运……
  “国家队生病,就让联赛吃药,这是我特别反对的。”然而“上命难违”,2006年8月,李元伟曾接到体育总局领导的电话,“领导在电话里明确对我讲,‘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你们要压缩联赛,给国家队备战留出更多时间。’”
  这个电话打乱了CBA联赛深化改革的一揽子计划。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男篮绝处逢生,绝杀塞黑,打进八强,李元伟站在场边对记者说,“中国篮球改革太需要这场胜利了!”雅典奥运会后,CBA职业联赛得以顺利推出,男篮告别了甲A十年,由升降级改为准入制,2005-2006成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化元年。
  革新初兴,压缩赛程不仅直接带来经济损失,也使得联赛改革举措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受到社会各界质疑,姚明当时便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联赛缩短之后,国家队也许会在短期内得到一些帮助,但这是以牺牲中国篮球发展的基础为代价的。联赛缩短必然削弱联赛水平,而联赛的水平决定国家队的水平。”
  时任中国队主帅尤纳斯也表示不解,“他认为关起门来长时间封闭集训,只会把队员的激情练没了,与欧美强队比赛也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人家都在打联赛,哪有时间陪我们的国家队练手?”
  球迷用疯狂灌水表达气愤,现在还可以搜到“李元伟下课!李元伟跟阎世铎有什么两样?”的帖子,媒体报道的标题更让他有苦难言——《压缩联赛 李元伟豪赌2008》。
  在回忆录《李元伟篮坛风云路》一书中,李元伟完整阐述了自己对职业体育的认识,“目前中国的体育体制是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为核心的,它决定了篮球就只能是竞技篮球,它的价值取向很单一,就是为国争光。……但现代篮球的内涵显然不只是竞技篮球,还包含娱乐篮球、财富篮球和文化篮球的属性。”他说自他2004年去NBA访问就有了一个初步认识,认清之后便朝着这个方向坚定地去推进,“怎么发展职业篮球?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走深化改革的路子,中国篮球的整体水平才能提高,而不是拿过程中出现的局部问题来否定大方向。”
  “一味地要成绩,这和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想法又有什么区别呢?”
  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第一次作为项目中心主任带队参加“高考”。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按照他一贯的习惯,放弃组委会安排的五星级酒店,和运动队一起住进设施简陋的奥运村,每天凌晨的团部会议上,各中心负责人像“连长”一样汇集到总司令麾下,“袁伟民是个内行且非常严厉的领导,他在团部会议上批评起人来是根本不留情面的。”
  时任田径中心主任罗超毅因为压力过大,汇报工作时甚至急得落泪,刘翔、邢慧娜在雅典奥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连拿两金,罗主任一下子从地狱迈进天堂,“据说老罗乐得凌晨两点钟去敲团部的大门。”李元伟笑言这个事儿应该是演绎夸张了的,但是他对那份高压深有同感,“那段时间,女篮眼见着进不了八强,男篮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整个人就像被上紧了发条似的,觉睡不着、饭吃不下,脑袋整天昏沉沉的,两只眼睛熬得通红,跟得了红眼病似的。”   雅典奥运会结束后,李元伟问男篮力克塞黑的功臣之一杜锋,“竞技体育带给你们运动员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杜锋说,“成王败寇!”
  共同经历奥运高压拉近了中心领导与运动员之间的距离,杜锋问李元伟,“那您呢?”
  “我说我的感觉是‘大喜大悲,冰火两重天!’”他没有告诉身边的年轻人,自己其实还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
  大球掌门人难当。
  “我曾经当着总局领导的面也说过,我们非常认真地学习过咱们传统优势项目的经验——诸如缩短战线,确保重点;长期集训,三从一大等等。但是这些在个人、灵巧型、技能型项目中得到验证的成功经验并不符合三大球的特点与规律,生搬硬套,那就是违反规律、削足适履。”
  关于运动项目复杂性的不同,金句频出的姚明曾说,“练什么打什么的运动最简单,练什么不比什么的项目最复杂。”李元伟称赞这个总结非常有智慧。
  大球项目的长期强大还需要一个健康的生态体系作支撑,国家队、联赛、青少年培养三个体系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而又相对独立,任何一个体系的状况都能对项目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于那些个人的、小众的、非对抗性项目而言,可能就是抓好了国家队这个系统,就能够获得足够的金牌,即便是联赛差一点,青少年培养规模也不用很大就可以过得去,而三大球则不行,三大球的生存发展必须依靠这三大系统的健全均衡协调发展,才能具备竞争实力,否则,即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那也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
  “鉴于2008年奥运会临近,任务繁重紧迫,我那时的工作思路就是加快发展、突出重点,兼顾当前与长远,以国家队建设、联赛改革和篮球文化建设为工作重点,并推出全国业余篮球公开赛,而在青少年培养及校园篮球方面则尽力维持原有体系与格局。希望能为中国篮球下一阶段的发展摸索一些有益的经验。”1997年,李元伟作为副主任参与了篮球运动管理中心的筹备,工作了两年半后调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担任所长,再回篮管中心担任正职时,已经55岁,“上任那一刻我已经想得很清楚,要做事情也就是头三年,因为后两年临近北京奥运会和我的退休任期,出台大举措的操作空间就很小了。”
2007年,李元伟与时任中国男篮主帅尤纳斯

“洋务派”与篮球开放


  唯成绩论下的竞技体育如此残酷,但李元伟也不赞同完全否定竞技价值、只看市场价值的说法,“竞技属性还是奥运项目的根本属性,国家队建设、国家队的成绩是项目发展的龙头,也是项目负责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元伟在任五年间历经11次考试,“2次大考、2次中考、7次小考,中间多少惊险曲折……总局个别领导总觉得我没有一心扑在国家队,实际上我一直把国家队建设当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能做的就是选对人,并且用人不疑,每当奥运临近,我会提前几个月就把所有工作移交出去,全部精力投入到队里去。”
  靠着努力和不可缺少的几分运气,11次大小考试都顺利过关,使他得以在雅典和北京两届奥运之间,抓住用国家队战绩换来的宝贵发展空间和社会环境,力推职业联赛改革,他退休时CBA联赛的市场估值达到2.4亿至3.7亿美金,以均衡健康的发展态势力压负面新闻不断的足球和仅有女排国家队战绩独秀的排球。
  李元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任期里,引起争议的事情很多,聘请外教恐怕是所有争议中持续时间最长、非议最多的一件事情。尽管如此,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是打开中国篮球的大门、与国际接轨、迅速融入世界篮球发展潮流的一个必要过程,迟早得走,迟走不如早走。”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男篮在主帅、美国人哈里斯和执行教练、立陶宛人尤纳斯两位洋帅的带领下打入八强。北京奥运周期,尤纳斯继续出任男篮主帅,女篮主教练也由澳大利亚外教马赫担任。尽管合作过程波折不断,但两位外教在北京奥运会上都率队完成了任务,中国男篮打进前八,中国女篮晋级四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男女篮在国际篮联公布的最新排名中,分列第10名和第6名,均为历史最佳。
  “请外教是一个提升国家队竞争力以及中国篮球水平的有效途径。尽管我们拥有一批优秀的本土教练员,但是论能力水平,他们还没有达到世界级篮球主帅的层级。”
  内心里李元伟将外籍职业教练的引入,视为中国篮球打破封闭、“思想解放”的重要实践。在他主政中国篮球的五年间,中国篮协先后聘请过12位外籍教练(包括技战术、体能、康复、情报等各个领域),曾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李元伟将治学的开放思维引入到相对封闭的篮球领域,“我被称为著名的‘洋务派’,我非常希望篮球人能够从专业的角度来总结这段历史,比赛成绩的突破只有一时的功效,只有理念的更新才能持续产生影响。”。
  “我那时候压力很大,面对意见分歧、质疑强烈时,我就想清楚三条:我们为什么要聘请外教,不请外教行不行?这两个外教适不适合中国队?这样搞下去,2008年奥运会有没有希望?”他拍一下沙发扶手,“想清楚了,不管有什么压力,我都会力挺外教走到底!”
  2006年9月22日,中国女篮在巴西圣保罗世锦赛上仅获第12名,平了世锦赛历史最差战绩。尽管一个月前的男篮世锦赛上王仕鹏在终场前的一个超远三分球把悬崖边的中国男篮送入了前16,但总局领导和社会舆论,乃至篮管中心内部对当时统帅男女篮的尤纳斯、马赫两位外籍主教练已经充满质疑。
  尽管李元伟当时看到了在两位外教的调教下,队伍的变化和进步,“但是竞技体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在战绩面前他深感被动,甚至想到过辞职。
  他在日记本里记下了自己一度“极度灰暗”的心情——“男篮世锦赛结束后,我的处境明显恶化了,而女篮的失利更加剧了这个态势。总局领导对男篮的成绩很不满意,对尤纳斯已形成不利的看法和评价……总局领导重申缩短联赛的意见,耐人寻味;篮球界内部包括中心的‘倒尤’风潮尤为激烈,形成上下呼应、内外配合,这股浪潮来势凶猛,出乎我的意料,使我不得不進一步评估形势,寻找对应之策。遗憾的是我经过判断,感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静观其变并做好撤退的准备。”   2007年岁末,是否更换中国女篮主帅马赫在篮管中心内部又闹得很大。“上面压我,非要我把这个外教给换了,他们想在两个外教里面至少换掉一个。总局领导找我谈了多次,最后话说到什么程度,我说我就问一句话,‘2008年奥运会,中国男女篮的比赛成绩,这个结果是谁来负责?如果由中心负责,希望领导多听听我们的意见,如果总局负责,你说换谁就换谁,马上就换!’”
  “我也不是外界说的,从不妥协,”李元伟笑了起来,“我其实是不断在妥协,不妥协,我也干不到最后。”他收起笑容,正色道,“对我来说,我分得非常清楚,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层次的问题,妥协,丢掉的是整体还是局部,该坚持的时候你必须坚持。”他提及中国男足在北京奥运临近时用殷铁生替代杜伊,最终混乱的国奥小组赛一场未胜惨遭淘汰。“让步是有后果的,没有人会为你承担后果。”
  李元伟卸任后,中国篮球在外教使用上进进退退,“外教的确不是来了就能管事儿的,要用好外教需要给他们配好班子,我们那时候前前后后换了多少人……”在李元伟看来,执行与配合层面的问题,不应该成为阻拦中国篮球开放的理由。
  “长期使用外教,对中国教练员培养是一个灾难,会打击中国教练的信心,奥运会这么一个大舞台让外国人占领了,会对中国教练员培养带来长期不利的影响,”李元伟听到过一位篮坛元老的批评意见,“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我们必须面对中国教练员断层的现状。火候不到,把本土教练硬推上去,对他们也是灾难。”

“做好了随时下课的准备”


  2017年2月,姚明在位于国家体育总局对面的天坛饭店4层全票当选新一届中国篮协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李颖川称姚明的当选是“体育事业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两个月后,篮管中心的业务职责正式移交到姚明主事的中国篮球协会,“协会实体化”第一次落地成型。
  更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2017年4月27日,中国篮协将所持有的30%股权以858万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CBA 20家俱乐部,自此,每个俱乐部均持有5%的股份,CBA真正实现了俱乐部共有。2008年4月,李元伟曾在芝加哥商学院“中国篮球的未来”论坛上披露过CBA未来第二阶段的规划——建立股份制CBA联赛公司。
  “当时有人认为我是在退休前放一炮,其实这是我一贯的思想和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他预感到自己退休后,提升联赛的《北极星计划》实施起来会有困难,“但我还是想把我们的完整构想和路径讲出来,让更多关心篮球的人开阔视野和思路,多一种思考和选择。”
  这份出台于2004年、自2005年开始实施的超前计划,原定规划是用十年走完“能力建设、股份制运作、巩固提高”三个阶段,“将CBA打造成为亚洲最好的联赛,并向世界级的职业篮球联赛迈进。”虽然股份制运作的最终实施比原计划整整晚了6年,但北极星的星光毕竟还是穿透诸多阻碍,透射出来了。
2019年9月8日,广东广州,男篮世界杯,中国以73比86不敌尼日利亚,易建联和姚明神情黯然

  “协会实体化的方向是对的,”李元伟称赞姚明这两年多时间积极改革、成绩斐然,“新篮协实现了平稳过渡,社会各界对篮球的未来抱有很高的期待。”
  “男篮失利肯定是一个重大挫折,”蜜月期结束,在压力环境中主持工作时,掌门人更要有一份冷静,“除了要解决男篮国家队暴露出来的严峻问题,新篮协还将面对更为艰巨的改革攻坚任务——如何实现篮协工作网络的立体化覆盖,切实推进地方篮协实体化建设,促进篮协专业委员会职能的发挥?如何克服工作中的行政化倾向,学会按照社团的、市场的、法律的方式推进工作?如何进一步强化管理队伍建设、转变工作作风、更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等等,都是篮球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不同阶段要面对不同的局面,处理不同的问题。在我那个时期,篮球就是个江湖!”李元伟解释说“江湖”并不是负面意思,而是指“各种利益纠葛的复杂局面,那些人情世故、复杂的东西,还有因为里面有利益,很多人不按常规办事,很多人想进来,还有很多人不用正常的手段,处理这些事,光是理想主义不行,没有立场更不行……”
  “不仅是篮球,任何一个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都是一个江湖。各种东西涌上来,一定要抓住重点。我那时候最看重的就是篮球事业的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为了这个,不管出现什么阻力,我都可以把它搬开。人家看我很温和,我这个人也没有给谁拉下脸来,叫谁下不来台,但是我干的事都不含糊的!”
  著名体育记者、评论员徐济成曾经深度参与李元伟所推行的篮球改革,他说,“李元伟应该成为中国体育界的柳传志和张瑞敏,CBA应该在10年前就成为中国体坛的顶级品牌。”这两个“应该”里隐藏着各种掣肘所带来必然制约与遗憾,2009年1月,李元伟卸任籃管中心主任一职,“在我任职的五年间,我做好了随时下课的准备。”
  (实习记者都芃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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