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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短期内会遇到减速调整的波动。
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看来，从“形”的角度，中国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中国无论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都有扩大需求的空间，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稳中有难”，你认为“难”在哪里？
樊剑平
范剑平：中国经济从短期来讲还有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压力主要来源于中国的传统产业，其中房地产和外贸出口是中国传统产业的龙头。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销售逐步好转，但从8月份数据来看，房地产的投资增速还在下滑;由于整个世界形势不好，国外需求不足，中国的外贸出口比预想的要差。
1998年开始房改，中国进入商品房时代，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国内需的发动机;2001年加入WTO，又给中国装上一台出口外需的发动机。现在，这两台发动机都出现了问题，正逐渐减速，因此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调整。
与发达国家那种经济减速后所遇到的问题不同，目前中国是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旧的发动机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需要更换一台新的发动机。
由于传统产业占经济比重相对较大，最近几年，中国正在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但目前只是刚刚冒头，产业还没有完全成型，还没有成为中国经济一个强劲有力的新发动机。
在新旧切换的过程中，短期内会遇到减速调整的波动，所以从“形”的角度，中国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根据今年8月份的数据，有些指标低于预期，对此大家不必紧张，这个调整可能还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新旧动能转换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
范剑平：从我们对经济跟踪分析的角度来讲，新旧动力仍在切换过程中，不仅是2015年，甚至可能包括2016年，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不会出现明显回升，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可能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因此，这两年非常关键，越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我们越要沉住气，不能简单地放松银根，简单地实施短期刺激政策，因为这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去年，中国出台了很多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也多是在培育新的增长点方面。中国不会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对抗，不会简单地用政策促进房地产，或用人民币大幅贬值促进出口，而是更着眼于长远：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经济结构中需要调整和淘汰的，无论内需还是外需，都交由市场决定。
中央一再讲定向宽松，不是让资金放松后投入房地产等传统产业，而是将更多力量花在引导资金流向创新活动上。此外，将来还要做一些结构性减税、定向减税，把有限的政策资源用在激励创新上，而不是继续用在产能过剩行业，税务部门应更多地鼓励培养未来增长动力的税基，并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虽然短期会面临税收减少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结构调整到位后，创新增长动力一旦形成规模，税收所带动的经济活动提高，一定会带来更大回报。
中国新闻周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范剑平：从本质上来讲，经济增长还是从供给面来说更科学一些。过去习惯用“三驾马车”看增长空间，对中国来说，无论哪驾马车，根本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才能扩大起来。
在投资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国内资金很丰富，但为什么大量的资金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其实最根本问题在于技术储备不足。过去中国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较大的时候，一些传统产业靠模仿和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从而获得市场竞争力。由于产能过剩，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到头了。
但创新不同，比如同样是钢铁，建筑用钢是过剩的，但高端钢材由于没有技术，生产不出来，所以每年还要大量进口。因此，如果要继续增加对钢铁的投资，就应该把资金投到科技研发中，实现高端钢材的国产化，最终实现进口替代。因此，下一步，中国的投资应由对钢筋水泥的投资为主，逐步转向以科技研发的投资为主，这就需要政策上有相应调整，尽快建立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政策体系。
在消费方面，中国“大路货”的消费品也大多产能过剩，国内很多产品靠打价格战维持。但另一方面，类似苹果手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一代代生产出来，却供不应求。因此，中国的老百姓并非不需要消费，而是消费需求已经升级，只有加大科技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满足消费者升级的消费需求，中国的消费需求才能扩大。
在出口方面，中国的传统电子产品在国际上有非常大的市场占有率，但处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产品却占有率不高。因此，扩大出口就要通过技术升级，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在中高端方面扩大市场需求。
因此，过去总认为，只要扩大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就可以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其实关键就在于创新驱动这个动力，如果中国的科技进步了，装上了创新驱动这个新的发动机，那么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都存在扩大的空间。
从长远来讲，技术增加的空间就是经济增长的区间，既要鼓励大企业、国家队的科技创新活动，也要鼓励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提出，表达的是中国的政策取向，就是下一步政府政策支持的中心，不再是支持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支持创新。
“双创”战略抓住了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根本，让大量找不到出路的闲置资金，和在虚拟中乱炒作的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中，通过创新活动，把潜在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变成现实的发展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鼓励创新还需要政策支持，你认为具体应包括哪些方面？
范剑平：今年3月份，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个大的顶层设计，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变成了具体政策。下一步，需要将这些政策方案一步步落实，让过去只能在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的鼓励政策在全国推广，这就是巨大的政策驱动。
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成立以来，一些好的鼓励创新政策得到了试点和实践。2014年12月份，国务院同意中关村“1 6”的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系列先行先试改革政策在全国推广，下一步，像这样的政策还会有很多。
比如针对如何在新兴产业增加金融服务方面，中关村有灵活的金融政策安排，一方面对企业增加财政担保途径，帮助金融资金流入企业，万一企业出了问题，担保基金可以减少银行损失。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可以质押贷款。过去在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工业，尤其依靠制造业时，银行贷款以抵押贷款为主;现在的中国经济更多地转向靠高科技企业，靠现代服务业企业来带动，原来那种抵押贷款模式就不适应了，因为高科技企业最大的资产是人才，而不是设备。因此必须改变融资方式，否则，一方面大量的资金闲置在银行找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企业因得不到资金支持而难以发展。
金融应该怎样支持高科技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我认为，政府和企业都要想办法，把资金引导到创新活动中去，不能光靠政府，更要发挥市场作用，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具有哪些优势？
范剑平：中国要做创新驱动，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是人力资源优势。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和人口数量减少有关系，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超过其他国家，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人口红利，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了。
其实不是这样，那时候讲人口红利，只讲数量红利，而忽视了质量红利。实际上，中国人口红利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有两个指标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一是人均期望寿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就为延长退休年龄创造了条件，从而缓解一部分人口数量红利下降压力。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更大的潜力来自于平均受教育年限。
这些年，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在20-24岁阶段的中国年轻人中，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高，这就为未来的产业升级储备了高质量的劳动力。
目前中国每年约有600万大学毕业生，从短期来讲，由于产业升级还没有完成，一些大学生还没有用武之地，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收入甚至没有农民工高。如果产业升级上去后，懂数控的大学生操作数控机床，肯定要比农民工的效率高。因此，过去中国的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下一步，更多更好的工程师可能会是创新驱动后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
其次，储蓄率高，有较为充足的资金，可以投入科技创新。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中国这些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是世界最高的，中国市场也是增长潜力最大的，这个市场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更是提供了更多的试错机会，比如一个生产手机的企业，想卖100万部手机，这在人口较少的国家可能比较困难，但在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达成目标相对比较容易。试错机会对企业初创期的发展是个非常好的市场哺育，这是大国优势，也是创新活动的优势。
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看来，从“形”的角度，中国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中国无论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都有扩大需求的空间，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
“形”和“势”的智慧
中国新闻周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稳中有难”，你认为“难”在哪里？
范剑平：中国经济从短期来讲还有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压力主要来源于中国的传统产业，其中房地产和外贸出口是中国传统产业的龙头。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销售逐步好转，但从8月份数据来看，房地产的投资增速还在下滑;由于整个世界形势不好，国外需求不足，中国的外贸出口比预想的要差。
1998年开始房改，中国进入商品房时代，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国内需的发动机;2001年加入WTO，又给中国装上一台出口外需的发动机。现在，这两台发动机都出现了问题，正逐渐减速，因此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调整。
与发达国家那种经济减速后所遇到的问题不同，目前中国是处于经济增速的换挡期，旧的发动机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需要更换一台新的发动机。
由于传统产业占经济比重相对较大，最近几年，中国正在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但目前只是刚刚冒头，产业还没有完全成型，还没有成为中国经济一个强劲有力的新发动机。
在新旧切换的过程中，短期内会遇到减速调整的波动，所以从“形”的角度，中国经济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根据今年8月份的数据，有些指标低于预期，对此大家不必紧张，这个调整可能还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新旧动能转换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
范剑平：从我们对经济跟踪分析的角度来讲，新旧动力仍在切换过程中，不仅是2015年，甚至可能包括2016年，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不会出现明显回升，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可能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因此，这两年非常关键，越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我们越要沉住气，不能简单地放松银根，简单地实施短期刺激政策，因为这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去年，中国出台了很多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也多是在培育新的增长点方面。中国不会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对抗，不会简单地用政策促进房地产，或用人民币大幅贬值促进出口，而是更着眼于长远：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经济结构中需要调整和淘汰的，无论内需还是外需，都交由市场决定。
中央一再讲定向宽松，不是让资金放松后投入房地产等传统产业，而是将更多力量花在引导资金流向创新活动上。此外，将来还要做一些结构性减税、定向减税，把有限的政策资源用在激励创新上，而不是继续用在产能过剩行业，税务部门应更多地鼓励培养未来增长动力的税基，并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虽然短期会面临税收减少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结构调整到位后，创新增长动力一旦形成规模，税收所带动的经济活动提高，一定会带来更大回报。
科技创新是关键
中国新闻周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其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范剑平：从本质上来讲，经济增长还是从供给面来说更科学一些。过去习惯用“三驾马车”看增长空间，对中国来说，无论哪驾马车，根本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才能扩大起来。
在投资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国内资金很丰富，但为什么大量的资金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其实最根本问题在于技术储备不足。过去中国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较大的时候，一些传统产业靠模仿和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从而获得市场竞争力。由于产能过剩，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到头了。
但创新不同，比如同样是钢铁，建筑用钢是过剩的，但高端钢材由于没有技术，生产不出来，所以每年还要大量进口。因此，如果要继续增加对钢铁的投资，就应该把资金投到科技研发中，实现高端钢材的国产化，最终实现进口替代。因此，下一步，中国的投资应由对钢筋水泥的投资为主，逐步转向以科技研发的投资为主，这就需要政策上有相应调整，尽快建立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政策体系。
在消费方面，中国“大路货”的消费品也大多产能过剩，国内很多产品靠打价格战维持。但另一方面，类似苹果手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一代代生产出来，却供不应求。因此，中国的老百姓并非不需要消费，而是消费需求已经升级，只有加大科技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满足消费者升级的消费需求，中国的消费需求才能扩大。
在出口方面，中国的传统电子产品在国际上有非常大的市场占有率，但处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产品却占有率不高。因此，扩大出口就要通过技术升级，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在中高端方面扩大市场需求。
因此，过去总认为，只要扩大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就可以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其实关键就在于创新驱动这个动力，如果中国的科技进步了，装上了创新驱动这个新的发动机，那么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都存在扩大的空间。
从长远来讲，技术增加的空间就是经济增长的区间，既要鼓励大企业、国家队的科技创新活动，也要鼓励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提出，表达的是中国的政策取向，就是下一步政府政策支持的中心，不再是支持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支持创新。
“双创”战略抓住了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根本，让大量找不到出路的闲置资金，和在虚拟中乱炒作的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中，通过创新活动，把潜在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变成现实的发展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鼓励创新还需要政策支持，你认为具体应包括哪些方面？
范剑平：今年3月份，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这是一个大的顶层设计，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变成了具体政策。下一步，需要将这些政策方案一步步落实，让过去只能在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的鼓励政策在全国推广，这就是巨大的政策驱动。
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成立以来，一些好的鼓励创新政策得到了试点和实践。2014年12月份，国务院同意中关村“1 6”的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系列先行先试改革政策在全国推广，下一步，像这样的政策还会有很多。
比如针对如何在新兴产业增加金融服务方面，中关村有灵活的金融政策安排，一方面对企业增加财政担保途径，帮助金融资金流入企业，万一企业出了问题，担保基金可以减少银行损失。
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可以质押贷款。过去在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工业，尤其依靠制造业时，银行贷款以抵押贷款为主;现在的中国经济更多地转向靠高科技企业，靠现代服务业企业来带动，原来那种抵押贷款模式就不适应了，因为高科技企业最大的资产是人才，而不是设备。因此必须改变融资方式，否则，一方面大量的资金闲置在银行找不到出路，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企业因得不到资金支持而难以发展。
金融应该怎样支持高科技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我认为，政府和企业都要想办法，把资金引导到创新活动中去，不能光靠政府，更要发挥市场作用，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具有哪些优势？
范剑平：中国要做创新驱动，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是人力资源优势。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和人口数量减少有关系，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超过其他国家，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人口红利，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了。
其实不是这样，那时候讲人口红利，只讲数量红利，而忽视了质量红利。实际上，中国人口红利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有两个指标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一是人均期望寿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就为延长退休年龄创造了条件，从而缓解一部分人口数量红利下降压力。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更大的潜力来自于平均受教育年限。
这些年，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在20-24岁阶段的中国年轻人中，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比很多发达国家还要高，这就为未来的产业升级储备了高质量的劳动力。
目前中国每年约有600万大学毕业生，从短期来讲，由于产业升级还没有完成，一些大学生还没有用武之地，优势没有发挥出来，收入甚至没有农民工高。如果产业升级上去后，懂数控的大学生操作数控机床，肯定要比农民工的效率高。因此，过去中国的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下一步，更多更好的工程师可能会是创新驱动后中国的人口质量红利。
其次，储蓄率高，有较为充足的资金，可以投入科技创新。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中国这些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是世界最高的，中国市场也是增长潜力最大的，这个市场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更是提供了更多的试错机会，比如一个生产手机的企业，想卖100万部手机，这在人口较少的国家可能比较困难，但在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达成目标相对比较容易。试错机会对企业初创期的发展是个非常好的市场哺育，这是大国优势，也是创新活动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