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腥风血雨、变幻无常的残酷现实，使宋庆龄练就了一种对敌斗争的高度警觉性。对此，原中共特委三科董健吾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担任过5年宋庆龄通讯员的董惠芳有着很深的印象，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对敌斗争的经验。
　　如何应对盯梢
　　当时，年仅13岁的董惠芳刚担任通讯员工作没多久，有一次。她奉命前往上海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家送情报，刚走到大门口，正要揿门铃时，忽听门内有说话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像是有人马上要出来了。董惠芳唯恐在这个时候与门内出来的人打照面，被他人认出自己或记住自己的模样，便慌忙转过身，朝法国公园（今上海市复兴公园）方向走去。她在公园里转了几圈，认定来人已经离开宋家后，才重又来到宋庆龄的家。
　　董惠芳迟到的原因，被宋庆龄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宋庆龄一见到她就问道：“小萝茜（宋庆龄专为董惠芳起的爱称），刚才你来过了？”见董惠芳点头承认，宋庆龄就以提醒的口气说道，“你倒想得聪明，你转回身走，人家就看不到你了？就不怀疑你了？”
　　当时，董惠芳感到心里很委屈，因为刚接受这个特殊的任务时，父亲就告诫她说，到宋庆龄家去时，一定要注意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尾巴”盯梢，如发现可疑情况要立即回避。所以，她没吭声，只是怔怔地看着宋庆龄。
　　宋庆龄进一步提醒道：“要随机应变。眼看有人马上要出来，躲是躲不掉了，就干脆站在大门口打铃，大大方方地走进来见我。否则，你急匆匆地转身离去，别人看见了，一定会判断你是来找我的，这样躲躲闪闪的，反而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用小圆镜观察四周
　　有几次在送信件时，为尽量避免引人注意，董惠芳就采取了不背书包、把信夹在一本书中的形式。第一次，宋庆龄没有讲什么。但等董惠芳第二次仍把信夹在原来的那本书中交给宋庆龄时，宋庆龄就严厉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小萝茜，往后，你不能老是把信夹在这本书里，否则，细心的人看到了，就很容易发现这本书中有问题，会怀疑这本书是我们联络的暗号！”
　　有时候，宋庆龄会带董惠芳去戏院、公园玩。当时，董惠芳总发现宋庆龄喜欢在提包里放一面圆圆的小镜子，而且坐下时就把它取出来，对着镜子审视妆容。开始，她感到很纳闷，因为平时宋庆龄并不特别讲究这些，尤其在公共场合。
　　有一天，宋庆龄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带董惠芳到“大光明”看电影。她俩仍像以往那样，并排坐在楼上的前排。刚坐定，宋庆龄又从提包里取出了那面小圆镜，对着自己前后左右理了一下妆容。这时，小惠芳再也憋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宋庆龄闻声，即睨视着董惠芳，把手中的小圆镜塞在了她的手中，示意用它向后照一照。这时，董惠芳才如梦方醒，原来，宋庆龄每次外出对镜理妆，是别有用意的，她是利用镜子观察身后的动静呢！以便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盯梢，能够及时应付。
　　就这样，董惠芳在宋庆龄的言传身教下，也逐渐养成了警觉的习惯，确保在担任通讯员的过程中，不发生意外事件。
　　至于宋庆龄随身携带的小提包里，除常年放着镜子、香烟盒、打火机外，还有那把当年孙中山送给她的防身用的小手枪，这也是宋庆龄对敌斗争高度警觉性的一种具体反映。
　　（摘自《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