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梁启超应苏州学界之邀作一篇演讲。他向在座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进学校？”他估计回答十之八九是“求学问”。然后他又问：“你想学些什么？”，回答则可谓人言人殊。任公自己给出的答案，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他说但凡一个人在学校里所学，数理化、史地、国文、英语，乃至哲学、文学、农工商等等，皆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要成一个人，总要具备三达德——智、仁、勇，实现了的状态便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无论是教育家教育学生，还是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皆应以这三件为究竟。
　　事实上，梁启超亦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他虽然疲于政治、忙于学术，还时时关爱着自己的九个儿女。他关心孩子的身体，关注他们的思想，留意他们的职业，更为他们筹划未来，奠定立身之本。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公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梁启超堪称是一位极为负责任的父亲，他并不为子女展示虚幻的未来，他告诉他们生而为人的忧思与世界的混乱，要他们以德性涵养的功夫和理性的训练去行动。而且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够获得内在的快乐，这颇有以无生的彻悟做有生事业的味道。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训练年轻人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能力杰出或成为“成功者”，而是启发他们的尊崇和节制，学习和创造，同时又不乏生之乐趣。
　　这是一个元气淋漓的父亲，一心想让孩子们实现健旺的思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拥有一种豁达的态度；而儿女们此后的人生也分明投射着父亲谆谆以求的影子。卡莱尔曾说即将到来的时代已孕育在业已到来的时代之中。那么，一个孩子可见的未来，恐怕也孕育在父亲（包括母亲）的决定和形塑之中。在业已过去和正在行进的时代里，政治诡谲和消费至上的轰鸣，让人们忘记了身边这种安静而持久的力量。父母们被大潮席卷，把本该自己担承的一部分责任，扔给了大大小小的机构，忘记了社会只是我们生活的居所，却并非生活本身。
　　余英时先生认为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无论是革命式的或是改良式的。是该放下对行政（政治）力量无限信任的时候了。一方面要努力争进，争取更合理和文明的制度；一方面是退，退回到最小的单位——父母与子女。退而结网，自我教育和教育儿女，各自成为一种不惑不忧不惧的人。在时髦概念充斥的今天，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有可能是现在和未来的链接点之一。而从历史的观点看，这种退或许才是最大的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