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危难之际，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可以凝聚和迸发怎样的力量？在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抗疫类）”的30人名单里，我们找到了三位青年，他们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职业不同，人生轨迹却在这个春天交汇于武汉，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挺身而出，彼此的故事已成为这座城市记忆里的一部分。
　　过去3个月里，全国各地许多“80后”“90后”甚至“00后”的青年奔赴湖北，在疫情前线冲锋陷阵。谈到这些人时，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感慨：“昨天父母眼中的孩子，今天已然成为新时代共和国的脊梁，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和希望。”

“如果这都不算生死之交”

　　汪勇发现，武汉又开始堵车了。
　　“以前遇到堵车，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烦躁，现在看见有人抢道都觉得挺好，我等你先走了我再走。”汪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如今，车流和人流逐渐汇集，就像血管里的血液重新开始流动，城市在慢慢恢复元气。
　　汪勇刚刚经历过武汉最沉寂的一面。当时，武汉成为疫情的“震中”，他每天要开车接送几十位医护人员上下班，宽阔的马路上，偶尔只有救护车擦身而过。作为一个从小长在武汉、见证城市飞速发展的“80后”，毫无征兆的停摆曾让他感到无力和迷茫。好在，熟悉的武汉又回来了，汪勇特别珍惜这种久违的幸福。
　　疫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汪勇的生活轨迹。在原来的生活里，他是繁忙的快递小哥，偶尔兼职网约车司机。他的微信簽名是“晚上8点前一定回家！”因为两岁半的女儿正是黏他的时候。当疫情袭来，他无法对家人守约了。汪勇说服妻子，瞒着老人孩子，从家里搬到仓库，开始了日夜奔波的志愿者生活。
　　在过去的几十天里，汪勇是一个“推土机式”的问题终结者，凭着武汉人“不服周”（方言：不服输）的个性，对接了数不清的团体、企业和协会，成了一个“组局”的人。他联系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的负责人，请对方增加投放点，解决医护人员短距离出行需求;还对接滴滴公司，把接单公里数从3.5公里改成15公里，这样志愿者车队可接送住在15公里远的医护人员。
　　看到有护士在朋友圈发“好想吃大米饭”，他觉得“心都掉下去了”，马上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份米饭送过去。然后他辗转联系到当地一家连锁便利店，最后双方协力保障了260份医护人员用餐和300份滴滴司机用餐。他说，这辈子再不会经历这么有成就感的事了！
　　在医护人员眼里，“万能的勇哥”最熟悉他们的需求。有人眼镜坏了，汪勇就联系眼镜协会，找到能为医生开门配镜的商户。他还拉了个微信群，专门对接修眼镜的问题。护士的手机屏幕因进消毒水坏了，汪勇送来备用手机，同时联系维修师傅。他知道，“每天医护人员要在朋友圈里报平安，手机寄托了太多牵挂”。
　　汪勇帮医护人员买过很多东西，秋衣秋裤、羽绒服、指甲刀、剃头推子、生日蛋糕……只要有需要，他都能送过来。他总是站在医护人员的立场考虑问题。“一只眼镜腿折了，他们不好意思找你，两只腿都折了，万不得已才跟你说。他们一旦跟你开口，百分百是急需。”
　　汪勇买的最困难的东西是咖啡豆。有一次，有医生找到汪勇，小心翼翼地拜托他，科室已经很久没喝咖啡了，能不能买到咖啡豆？“他们以前习惯早上喝杯咖啡，现在不喝的话，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在找，无法集中，做什么事都觉得危险。”花了3天时间，汪勇找到了星巴克的供应商，终于买到了和医院咖啡机匹配的咖啡豆。
　　做这些事情的出发点很简单，汪勇知道，医院不是自己的战场，那里只能靠医生和护士去冲锋陷阵，他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吃好穿好，在后方关心他们、守护他们。他觉得，这就是生死之交。
　　“我是志愿者，在缺护具的情况下，为了让他们准时回家，我愿意扛风险。而他们愿意为我干什么？在病房里，一个N95口罩标准佩戴时间是4小时，他们冒着风险戴6小时，这样就能省一个口罩给我。所以你知道这些口罩分量有多重，我接过时有多感动。如果这都不叫生死之交，没有别的事能称得上了。”汪勇说。
　　相识的医护人员被确诊，是他最难受的时候。“明明自己拼尽全力，结果还是不如人意。”好在后来他们都痊愈了，其中有位护士确认了检测结果后，第一时间请汪勇送她去金银潭医院捐了血浆。

　　2月19日，汪勇接到了单位复工的通知。因为在志愿者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他被破格提升三级，成为硚口区分部经理。汪勇先前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这次疫情中，他如愿在火线入了党。3月2日，汪勇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党员两个字沉甸甸的分量，超过我的想象，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就是事情不能停。”
　　从3月中旬开始，援鄂医护人员陆续撤离武汉，汪勇所在的快递公司提供免费邮寄服务。他忙着打包和搬运，希望大家回家时能轻松一点。送别这群为武汉拼过命的人，汪勇又开心又舍不得。许多医护人员在他的工作服上签名，挨个和他拥抱，约定要再见面。“这一别，今后很难再聚齐。”汪勇心里有些伤感。
　　为了给医护人员留个纪念，汪勇收集了他们的手写日记，制作成纪念册寄给大家。他也写了一篇，里面提到：“这段时间的苦难、黑夜、希望、黎明、春暖花开、战友送别，这辈子最珍贵的都在里面了。我会想你们，经常。”原金银潭医院院长、现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张定宇拿到了试印册，很认可很高兴，答应写篇序言。 　　在给别人制作纪念品的同时，汪勇的通行证也被国家博物馆确认收藏了。这张盖着金银潭医院红章的通行证，见证了汪勇如何成为“勇哥”。经过几十天里无数次进进出出的消毒，纸张已变得皱皱巴巴了。有一次，拿着这张通行证，汪勇连夜开车往返100多公里，到鄂州葛店运回了2000双防护鞋套，一路8个关卡，通行无阻。
　　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2月底，拿到一切正常的肺部CT结果，汪勇就回了家。一见面，戴着口罩的女儿扑上来就亲他，他躲都躲不及。那天的饭桌上，全是汪勇爱吃的菜。在1月25日出门的时候，他回头拍了张家门口的照片，心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甚至回不来。现在，他又可以继续信守8点前回家的承诺了。
　　除了快递网点的日常工作，如今汪勇还参与了公司的公益项目。比如为1000户老人提供米面粮油和消毒用品;资助4400名湖北籍高中生，助力他们完成学业。“我擅长做统筹和协调，疫情期间我们关注结果，但是现在做公益得更讲究专业。”汪勇说。
　　最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很多遭受重创的家庭真正走出阴霾还要很长时间。“你看，人生其实挺难的。我希望他们看到报道能了解，汪勇当时也挺难的，他能咬着牙一步步走过来，大家也可以。我们都努力一点，也许事情就不那么难了。往后我真心希望能帮到更多的人，这真的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他们明白我是谁，我也清楚我是为了谁”

　　在方舱，“90后”民警涂可蔼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民警，也是个康复者。大家好好配合治疗，我都痊愈了，你们肯定没得问题！”他会和患者分享不同时期的症状和感受，还有“好好吃饭”“保持锻炼”等康复经验，很多患者听了他的话，心里也有了底气。
　　元旦过后不久，涂可蔼就感到深呼吸时胸口疼。在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指着CT片子告诉他，这是一种“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需要住院观察。随后症状慢慢显现：“发烧37.5度，呼吸急促，没有食欲，也不能翻身，只能平躺。”

　　1月7日晚上，涂可蔼上了120救护车，被转到金银潭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收到这个消息时，他心里有些害怕：“会不会是协和医院也治不了，然后放弃了？”不过，救护车里的急救人员说，他们送了这么多次病人，从没见过像他这样能站着的，病情算是轻的。
　　在金银潭医院，涂可蔼曾担心这里是个“被遗忘的角落”，但是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让他打消了顾虑。平时涂可蔼只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感觉他们很辛苦。等病情好转了，每天发饭他就主动帮忙，尽可能分担点工作。
　　1月16日，涂可藹康复出院。这段患病的经历，让他更加理解病人。病人眼中的世界和常人眼中的世界不同，他们不只需要治疗，更需要鼓励。

　　1月23日，武汉封城时，涂可蔼正在湖北恩施老家，一边准备过年，一边筹备婚礼。接下来几天里，涂可蔼不停刷新闻，看到确诊人数不断飙升，工作群里的动态不停更新。他和未婚妻商量了一下，决定推迟婚礼，马上回武汉。“武汉是我日常守护的城市，江汉区又是核心战场，兄弟们都在战斗呢！我怎么能在后方休息？”
　　封城后再回武汉，是个非常波折的过程，需要一层层开证明，一道道过关卡。“那些天，我一直跟州里的防疫指挥部沟通，说我是武汉的警察，能不能让我回去。协调好多天，终于允许我搭乘驰援武汉的列车。”
　　父亲开着车送涂可蔼去火车站。从村到镇，从镇到市，从市到州，本来40分钟的路程，因为关卡繁多，花了3个多小时。等到车站时，距离开车只有5分钟了，涂可蔼没来得及和父亲道别，就跑着上车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等了好久才慢慢往回走，就怕我没能上车。”
　　2月17日，工作群里发布了组建江汉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青年民警突击队的通知，涂可蔼第一时间报名。21日，方舱接收第一批患者。22日，涂可蔼进入方舱执勤，主要负责指挥调度和信息报送等工作。
　　在登记处，他穿着防护服接待患者。有时看到他们脸上露出迷茫、焦虑的表情，他就想到自己等结果时的无助，真是感同身受。比较紧急的情况是，有些患者最初拒绝进方舱，对隔离产生恐惧，情绪激动。涂可蔼和同事就陪着患者在院子里站着，几个小时不敢离开，也不敢刺激，担心患者会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过激举动。
　　江汉经济开发区方舱医院一共配置了682个床位，400余名医护人员，累计接收患者281名。在方舱，民警除了维护安保，还承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热水器坏了、厕所堵了、电路坏了，涂可蔼他们需要立刻协调上报给后勤组，争取尽快解决问题。
　　穿着防护服走在方舱里，涂可蔼常常想起自己在金银潭住院的日子。他不认识那些医护人员，但是他知道他们是为了谁。“方舱里也没有人能看清我的样子，但是大家都认得我身上‘警察’两个字，他们明白我是谁，我也清楚我是为了谁。”他很珍惜这份心意相通。
　　比起金银潭这种接收重症和危重症病人的定点医院，方舱的氛围似乎轻松一些。平时民警和医护人员会组织大家跳广场舞，鼓励大家动起来，拍摄的小视频在网上收获了千万点击量。也有年轻人躺在病床上镇定自若读《政治秩序的起源》，记者抓拍了这一时刻，图片在全网流传，还得到了此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转发。
　　然而，方舱之外，疫情的残酷还在升级。涂可蔼在新闻上看到彭银华和夏思思这样年轻的医生倒下了，感到非常心痛和惋惜。疫情中，湖北省共有44名警察牺牲，和他们相比，涂可蔼觉得自己实在算不了什么。 　　方舱休舱后，涂可蔼转战天河机场，参与境外返汉专班集中隔离的工作，有时要黑白颠倒，连续工作几十小时。4月7日解封前夜，涂可蔼从机场撤回酒店休息，怎么也睡不着。他打开了直播，等到零点那一刻，听到江汉关的钟声响起，看到各个卡口解除了管制，一时间百感交集。他想，在前线50多天，像是在梦里打了一场仗。疫情终于要过去了，他和很多人一样，和武汉这座城市一起，“再活了一次”。

“我现在听不得武汉这两个字”

　　4月24日，武汉重症病例正式清零。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张孝田在朋友圈轉发了这则新闻：“武汉的任何消息，总是能轻易地拨动心弦。”
　　疫情期间，张孝田支援的是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这里专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接管院区后，他参加了由18位麻醉医师组成的气管插管小分队。在武汉，插管医生被人形容为“敢死队”，因为打开气道的那一刹那，他们离病人口鼻最近，只有二三十厘米，感染风险极高。
　　注射麻醉药品，打开口腔，伸进喉镜，喉镜会照出两条声带之间的声门，透明软管往声门探去，滑入呼吸道。这是一套常规的插管操作，张孝田有10年从医经验，但是进入污染区前，心里还是忐忑了一天。

　　污染区，每次插管前，张孝田都需要穿戴防护服、隔离衣、护目镜、口罩和正压头套，厚重的装备让他行动缓慢，眼前常有水雾覆盖，身体灵活度不如往常。需要插管的危重症患者心肺功能已经受损，这意味着插管时间更加紧迫。药物起效后，留给医生的时间最多30秒，如果口腔内还有痰液需要清除，时间就更少。张孝田遇到过一位患者，插管时口腔里有大量血性污染物，如果此时发生呛咳，后果不堪设想，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初期进入污染区，张孝田曾一天完成了6例高难度插管。那天，他和搭档在隔离病房待了6小时，流出的虚汗浸透了隔离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少走动，像雕塑一样原地待着。
　　在光谷院区的病房里，张孝田见过最沉重的生离死别。有些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了，但是又迅速恶化，突然就去世了。他听说李文亮医生也是这样离开的，作为同龄人，深感无力。“我没记错的话，他比我还要年轻，孩子还那么小，一个家里的顶梁柱突然间就这么垮了。”
　　疫情里，让张孝田既感动又心酸的是，更年轻的医护人员出现在战场上。“队里最年轻的小伙儿是1997年出生。在我们眼里，他们就是孩子，但是国家有难，他们站了出来，的确很震撼。有时候觉得很心疼，会跟他们说，有事往后退退，我们先上，你们不要老是往前冲。”
　　3月31日，张孝田所在的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援鄂医疗队凯旋，这次的天河机场不再是空荡荡的，而是聚集了多支医疗队的身影。他们彼此不认识，但是相遇时会笑着互道辛苦。“大家像打了场胜仗一样，一直唱国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4月20日，张孝田在准备术前病人访视工作时，接到了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抗疫类）”的通知，感到很意外。“我在武汉做的就是一个麻醉医生的本职工作。全国有那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多其他行业的英雄，我实在微不足道。这份荣誉应该属于医疗队，属于医院，属于我们在武汉、在湖北的所有青年医护人员。”
　　经历了这次疫情，张孝田对武汉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现在都听不得武汉这两个字”。他想好了，下次去武汉只希望做一名普通的游客。带着一家老小，好好看看这座自己战斗过的城市，还有那些有着过命交情的战友。
　　许多援鄂医疗队在告别时都许下了“来日再相会”的约定。张孝田想象了一下那时的心情，“应该是开心的，不是沉重的”。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抗疫纪念园里，17支医疗队临别前种下了17棵桂花树。如今这些象征着友谊的花儿，也在静静等待朋友们重逢的那一天。
　　汪勇 1985年出生，顺丰快递员，疫情中帮助医护人员解决出行和用餐等问题，被称为“万能的勇哥”。因在志愿者活动中表现突出，他被火线提拔，连升三级。3月2日，汪勇火线入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涂可蔼 1992年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警务指挥处民警。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2020年1月，执行任务时感染“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康复后重上一线，加入江汉开发区方舱医院青年民警突击队，后又投入境外返汉人员防疫工作。
　　张孝田 1984年出生，中共党员，现任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他援助的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大多数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疫情中他主动请缨加入“插管敢死队”，曾1天内完成6例高难度插管，创院区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