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穆伦·席连勃的蒙古族女孩

　　猛地，她抽出一幅油画，逼在我眼前。
　　“这一幅是我的自画像，我一直没有画完，我有点不敢画下去的感觉，因为我画了一半，才忽然发现画得好像我外婆……”
　　而外婆在一张照片里，照片在玻璃框子里，外婆已经死了十三年。这女子，何以在画自画像的时候画出了记忆中的外婆呢？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信息呢？
　　外婆的全名是孛儿只斤光濂公主，一个能骑能射枪法精准的旧王族，属于土默特部落，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她老跟小孙女说起一条河，河的名字叫“西拉木伦”，后来小女孩才搞清楚，外婆之所以一直说着那条河，是因为——一个女子的生命无非就是如此，在河的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小女孩长大了，不会射、不会骑，却有一双和开弓射箭等力的手——她画画。在另一幅已完成的自画像里，背景竟是一条大河，一条她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的河——“西拉木伦”。一个人怎能画她没有见过的河呢？这蒙古族女子必然在自己的血脉中听见河水的淙淙、在自己的黑发中隐见了河川的流泻，她必然是见过“西拉木伦”的一个。
　　事实上，她的名字就是“大江河”的意思，她的蒙古族全名是穆伦·席连勃，但是，我们习惯叫她席慕蓉，慕蓉是穆伦的译音。
　　而在半生的浪迹之后，由四川而香港而台湾而比利时，终于在石门乡村置下一幢独门独院，并在庭中养着羊齿植物和荷花的画室里，她一坐下来画自己的时候，竟仍然不经意地几乎画成外婆，画成塞上弯弓而射的孛儿只斤光濂公主，这其间，涌动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

好大好大的蓝花

　　两岁，住在重庆，那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刚坡，记忆就从那里开始。似乎自己的头特别大，老是走不稳，却又爱走，所以总是跌跤，但因长得圆滚倒也没受伤。她常常从山坡上滚下去，家人找不到她的时候就不免要到附近草丛里拨拨看，但这种跌跤对小女孩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诡秘的神奇经验。有时候她跌进一片森林，也许不是森林只是灌木丛，但对小女孩来说是森林。有时她跌跌撞撞滚到池边，静静的池塘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发现了一种“好大好大蓝色的花”，她说给家人听，大家都笑笑，不予相信，那秘密因此封缄了十几年。直到她上了师大，有一次到阳明山写生，忽然在池边又看到那种花，像重逢了前世的友人，她急忙跑去问林玉山教授，教授回答说是“鸢尾花”，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幻象忽然消灭了。那种花从梦里走到现实里来，它从此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谱可查的、规规矩矩的花，而不再是小女孩记忆里好大好大、几乎用仰角才能去看的蓝花了。
　　一个小孩如何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池塘边窥见一朵花的天机，其间有什么神秘的召唤？三十六年过去，她仍然惴惴不安地走过今春的白茶花，美，一直对她有一种蛊惑力。
　　如果说，那种被蛊惑的遗传特质早就潜伏在她母亲身上，也是对的。一九四九年，世难如涨潮，她仓促走避，财物中她撇下了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舍利子”，却把新做不久的大窗帘带着，那窗帘据席慕蓉回忆，十分美丽。初到台湾，母亲把它张挂起来，小女孩每次睡觉都恋恋不舍地盯着看，也许窗帘是比舍利子更为庄严的，如果它那玫瑰图案的花边，能令一个小孩久久感动的话。

十四岁的画架

　　别人提到她总喜欢说她出身师大艺术系，以及后来的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艺术学院。但她自己总不服气，她总记得自己十四岁，背着新画袋和画架，第一次离家，到台北师范的艺术科去读书的那一段。学校原来是为训练小学师资而设的，课程安排当然不能全是画画，可是她把一切的休息和假期全用来作画了，硬把学校画成“艺术中学”。
　　一年级，暑假还没到，天却白热起来，别人都乖乖地在校区里画，她却离开同学，一个人走到学校后面去。当时的和平东路是一片田野，她怔怔地望着小河兀自出神。正午，阳光是透明的，河水是透明的，一些奇异的倒影在光和水的双重恍动下如水草一般生长着。一切是如此喧哗，一切又是如此安静，她忘我地画着，只觉自己和阳光已浑然为一，她甚至不觉得热。直到黄昏回到宿舍，才猛然发现，短袖衬衫已把胳膊明显划分成棕红和白色两部分。奇怪的是，她一点都没有感到风吹日晒，唯一的解释大概就是那天下午她自己也变成太阳族了。
　　“啊！我好喜欢那时候的自己，如果我一直都那么拼命，我应该不是现在的我！”
　　大四，国画大师溥心畲来上课，那是他的最后一年，课程尚未结束，他已撒手而去。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师，到师大来上课，从来不肯上楼，学校只好将就他，把学生从三楼搬到楼下来。他上课一面吃花生糖，一面问：“有谁做了诗了？有谁填了词了？”他可以跟别人谈五代官制，可以跟别人谈四书五经、谈诗词，偏偏就是不肯谈画。
　　每次他问到诗词的时候，同学就把席慕蓉推出来，班上只有她对诗词有兴趣，溥老师因此对她另眼相看。当然也许还有一个理由，他们同属“少数民族”，同样具有溥老师的那方小印上刻的“旧王孙”的身份。有一天，溥老师心血来潮，当堂写了一个“璞”字送给席慕蓉，不料有个男同学斜冲出来一把就抢跑了——当然，即使是学生，大家也都知道溥老师的字是“有价的”——溥老师和席慕蓉当时都吓了一跳，两人彼此无言地相望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老师的那一眼似乎在说：“奇怪，我是写给你的，你不去搶回来吗？”但她回答的眼神是：“老师，谢谢你用这么好的一个字来形容我，你所给我的，我已经收到了，你给我那就是我的，此生此世我会感激，我不必去跟别人抢那幅字了……”
　　隔着十几年，师生间那一望之际的千言万语仍然点滴在心。

当别人指着一株祖父时期的樱桃树

　　在欧洲，被乡愁折磨，这才发现自己魂思梦想的，不是故乡的千里大漠，而是故宅北投。北投的长春路，记忆里只有绿，绿得不能再绿的绿，万般的绿上有一朵小小的白云。想着、想着，思绪就凝缩为一幅油画。乍看那样的画会吓一跳，觉得那正是陶渊明的“停云，思亲友也”的“图解”，又觉得李白的“浮云游子意”似乎是这幅画的注脚。但当然，最好你不要去问她，你问她，她会谦虚地否认，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理论的画者，说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直觉地画了出来。 　　那阵子，台湾与法国“断交”，她放弃了向往已久的巴黎，另外申请到两个奖学金，一个是到日内瓦读美术史，一个是到比利时攻油画。她选择了后者，她说，她还是比较喜欢画画——当然，凡是有能力把自己变成美术史的人，应该不必去读由别人的绘画生命累积成的美术史。
　　有一天，一个欧洲男孩把自家的一棵樱桃树指给她看：“你看到吗？有一根枝子特别弯，你知道树枝怎么会弯的？是我爸爸坐的呀！我爸爸小时候偷摘樱桃被祖父发现了，祖父罚他，叫他坐在树上，树枝就给他压弯了，到现在都是弯的！”
　　说故事的人其实只不过想说一段轻松的往事，听的人却别有心肠地伤痛起来，她甚至忿忿然生了气。凭什么？一个欧洲人可以在平静的阳光下看一株活过三代的树，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却被连根拔起，秦时明月汉时关，竟不再是我们可以悠然回顾的风景！
　　那愤怒持续了很久，但回台湾以后在一念之间涣然冰释了。也许我们不能拥有祖父的樱桃树，但植物园里年年盛夏如果都有我们的履痕，不也是一段世缘吗？她从来不能忘记玄武湖，但她终于学会珍惜石门乡居的翠情绿意，以及六月里南海路上的荷香。

剽 悍

　　那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自己抱着五十幅油画，赶火车到欧洲各城去展覽。不是整幅画带走，整幅画太大，需要雇货车来载，穷学生哪有这笔钱？她只好把木框拆下来，编好号，绑成一大扎，交火车托运。画布呢？她就自己抱着，到了会场，她再把条子钉成框子。有些男生可怜她一个女孩子没力气，想帮她钉，她还不肯，一径大叫：“不行，不行，你们弄不清楚，你们会把我的东西搞乱的！”
　　在欧洲，她结了婚，怀了孩子，赢得了初步的名声和好评，然而她决定回来，把孩子生在自己的土地上。知道她离开欧洲跑回台湾，有位亲戚回台湾小住，两人重逢，那亲戚不再说话，只说：“咦，你在台湾也过得不错嘛！”
　　“作为一个艺术家，当然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人在车里，车在台北石门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她手握方向盘，眼睛直朝前看而不略作回顾。
　　“她开车真‘剽悍’，像蒙古人骑马！”有一个叫孙春华的女孩子曾这样说她。
　　剽悍就剽悍吧！在自己的土地上，好车好路，为什么不能在合法的矩度下意气风发一点呢？

跟荷花一起开画展

　　“你的画很拙，”廖老师这样分析她，“你分明是科班出身，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受某些前辈的影响，可是你拒绝所有的影响，维持了你自己。”
　　廖老师说得对，她成功地维持了她自己，但这不意味着她不喜欢前辈画家，相反，正是因为每一宗每一派都喜欢，所以可以不至于太迷恋太沉溺于一家。如果要说起她真的比较喜欢的画，应该就是德国杜勒的铜版画了。她自己的线条画也倾向于这种风格，古典的、柔挺的，却根根清晰分明、似乎要一一“负起责任”来的线条，让人觉得仿佛是从慎重的经籍里走出来的插页。
　　“我六月里在历史博物馆开画展，刚刚好，那时候荷花也开了。”
　　听不出她的口气是在期待荷花抑或是画展，在荷花开的时候开画展，大概算是一种别致的联展吧！
　　画展里最重要的画是一系列镜子，像荷花拔出水面，镜中也一一绽放着华年。

千镜如千湖，千湖各有其鉴照

　　“这面镜子我留下来很久了，因为是母亲的，只是也不觉得太特别，直到母亲从外国回来，说了一句‘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的呀！’我才吓了一跳，母亲十九岁结婚，这镜子经历多少岁月了？”她对着镜子着迷起来。
　　“所谓古董，大概是这么回事吧！大概背后有一个细心的女人，很固执地一直爱惜它、爱惜它，后来就变成古董了。”
　　那面小梳妆镜暂时并没有变成古董，却幻成为一面又一面的画布，像古神话里的法镜，青春和生命的秘钥都在其中。站在画室中一时只觉千镜是千湖，千湖各有其鉴照。
　　“奇怪，你画的镜子怎么全是这样椭圆的、古典的，你没有想过画一长排镜子，又大又方又冷又亮，舞蹈家的影子很不真实地浮在里面，或者三角组合的穿衣镜，有着‘花面交相映’的重复？”
　　“不，我不想画那种。”
　　“如果画古铜镜呢？那种有许多雕纹，而且照起人来模模糊糊的那一种。”
　　“那倒可以考虑。”
　　“习惯上，人家都把画家当作一种空间艺术的经营人，可是看你的画读你的诗，觉得你急于抓住的却是时间——你怎么会那样迷上时间的呢？你画镜子、你画荷花、你画欧洲婚礼上一束白白香香的小苍兰，你画雨后的彩虹，你好像有点着急，你怕那些东西消失了，你要画下的、写下的其实是时间。”
　　“啊！”她显然没有分辨的意思，“我画镜子，也许因为它象征青春，如果年华能倒流，如果一切能再来一次，我一定把每件事都记得，而不要忘记……”
　　“我仍然记得十九岁那年，站在北投家中的院子里，背后是高大的大屯山，脚下是新长出来的小绿草，我心里疼惜得不得了，我几乎要叫出来‘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是在跟谁说话？我知道我是跟日后的‘我’说话，我要日后的我不要忘记这一刹！”
　　于是，另一个十九年过去，魔术似的，她真的没有忘记十九年前那一霎时的景象。让人觉得一个凡人那样哀婉无奈的美丽祝告，恐怕是连天地神明都要不忍的。人类是如此有限的一种生物，人类活得如此粗疏懒慢，独有一个女子渴望记住每一刹那的美丽，那么，神明想：成全她吧！
　　连你的诗也是一样，像《悲歌》里：
　　今生将不再见你
　　只为 再见的
　　已不是你
　　心中的你已永不再现
　　再现的 只是些沧桑的
　　日月和流年
　　《青春》里：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猝的书 　　“我真是一个舍不得忘记的人……”她说。诚如她在《艺术品》那首诗中说的：是一件不朽的记忆，一件不肯让它消逝的努力，一件想挽回什么的欲望。
　　“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初中，从我停止偷抄二姐的作文去交作业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写了。”

牧歌

　　记得初见她的诗和画，本能的有点犹疑，因为一时决定不了要不要去喜欢。因为她提供的东西太美，美得太纯洁了一点，使身为现代人的我們有点不敢置信。通常，在我们不幸的经验里，太美的东西如果不是虚假就是浮滥，但仅仅经过一小段的挣扎，我便开始喜欢她诗文中那种独特的清丽。
　　在古老的时代，诗人“总选集”的最后一部分，照例排上僧道和妇女的作品，因为这些人向来是“敬陪末座”的。席慕蓉的诗龄甚短（虽然她已在日记本上写了半辈子），你如果把她看作敬陪末座的诗人也无不可，但谁能为一束七里香的小花定名次呢？它自有它的色泽和形状。
　　席慕蓉的诗是流丽的，声韵天成的，溯其流而上。你也许会在大路的尽头看到一个蒙古族女子手执马头琴，正在为你唱那浅白晓畅的牧歌，你感动，只因你的血中多少也掺和着“径万里兮度沙漠”的塞上豪情吧！
　　她的诗又每多自宋诗以来对人生的洞彻，例如：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乡愁》
　　又如：
　　爱 原来是没有名字的
　　在相遇前 等待就是它的名字
　　——《爱的名字》
　　像这样的诗——或说这样的牧歌——应该不是留给人去研究，或者反复笺注的。它仅仅只是，留给我们去喜悦、去感动的。
　　不要以前辈诗人的“重量级标准”去预期她——余光中的磅礴激健、洛夫的邃密孤峭、杨牧的雅洁深秀、郑愁予的潇洒妩媚，乃至于管管的俏皮生鲜，都不是她所能及的。
　　但是她是她自己，和她的名字一样，一条适意而流的江河，你看到它满满的洋溢到岸上来的波光，听到它的旋律，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条一目了然的河，你可以没于其中，泅于其中，鉴照于其中——但至于那河有多深沉或多惆怅，那是那条河自己的事情，那条叫西拉木伦的河自己的事情。
　　而我们，让我们坐下来，纵容一下疲倦的自己，让自己听一首从风中传来的牧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