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齐国政坛上的管仲，因卓越的政治才华和名垂千古的政治功业，为历代政治家、改革家以及思想家所效仿和倾慕。主要记载管仲思想的文献经典《管子》，则以丰富的施政思想和优异的治民理念，长期被后人学习研究。可以说，管仲和《管子》，是诸子百家中少数几个集政治实践与思想精华于一身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辉煌历程中，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主要领导人在带领中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和经济文化建设过程中，都先后阐发过管仲的执政理念，引用和借鉴过《管子》的思想精华。可以说，管仲其人以及《管子》其书，都曾经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过丰富的理论滋养。

《管子》的為政思想与经验总结

　　管仲是中国古代功绩卓越的能臣良相，他不但利用自己超凡的政治智慧，成功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社会的首位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且还因为丰富的执政思想而成为闻名遐迩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管仲去世之后，其政治功业和治民思想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到战国时期，活跃于齐国的稷下学者，在不断阐发、弘扬管仲为政思想的同时，也多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附会在管仲的名下，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了众多以管仲治民理政为主题的政论性文章。最终，这些单篇文章逐渐被集结成书，并以管仲命名，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管子》一书。
　　《管子》是齐国稷下学者对先秦时期为政思想的集中总结，蕴含有古人治国理政、治民施教的丰富经验。其内容，至少包括适时变革、四民分业、富民抚民、礼法并重、善用贤才、移风易俗、以民为本、开放包容、多元融通等多个层面。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当数适时变革、开放包容两个方面。
　　管仲最被后人赞颂有加的，主要是其敢于变革、勇于变革、善于变革的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据《荀子·儒教》篇记载，周王室“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这说明在西周时期周天子所分封的诸多侯国中，最受周王室依赖和倚重的，主要是与周天子同宗共祖、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众姬姓贵族子弟所受封的国家。如周公之子伯禽所分封的鲁国、周公之弟康叔所分封的卫国、周成王之弟叔虞所分封的晋国等，在当时都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与他们相比，姜太公以异姓功臣身份所受封的齐国，在政治地位上要明显低于诸姬姓侯国。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曾明确记载，当齐国的第五任国君齐哀公在位时，由于纪国国君在周天子面前进其谗言，齐哀公便被盛怒之下的周天子烹杀于汤镬之中。可见在王权强盛的西周时期，齐国的综合实力非常有限，尚没有太多能力在诸侯国之中崭露头角。
　　但当历史发展到春秋之时，面对礼崩乐坏、王权下移、诸侯力政的社会局势，身为齐国第十五任国君齐桓公宰相的管仲，毅然劝说齐桓公率先进行政治变革，以开创齐国繁盛富庶的崭新局势。在得到齐桓公许可之后，管仲“相地而衰征”，改革原有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徭役制度；“三其国而伍其鄙”，改革原有的国野制度；“作内政而寄军令”“四民分业定居”，改革原有的军事制度和管民措施，从而在齐国首创了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建构了一套全新的礼乐文化。与此同时，管仲还在齐国推行“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的低税政策，积极发展与周边各国的贸易往来，并大力发展与朝鲜等国的海外贸易。凭借管仲的系列变革，齐国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不但迅速强盛起来，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霸主国家，齐桓公也成了春秋时期的首位霸主。对此，《管子》的《小匡》《霸形》《牧民》等篇有较详细的记载。
　　管仲改革的巨大成功，使齐国迅速强盛起来的同时，也让变革强国的施政理念成为齐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让桓公之后的齐国长期保持着大国、强国的领先优势，在诸侯国林立之中始终脱颖而出。
　　管仲去世之后，变革强国、变法富民的为政思想得到历代齐人的长期贯彻和奉行。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者虽然由姜姓贵族变为田姓贵族，但管仲的变革精神和强国理念却得以延续和坚守。田姓贵族第四任国君齐威王面对国家疲弊、强敌环伺、国土日削的危局，在名士纯于髡的进谏下，果断进行政治变革。他首先褒奖了积极有为的即墨大夫，烹杀了尸位素餐的阿城大夫，以雷霆手段整顿吏治，改变官场沉疴。然后，接纳大臣驺忌的进谏，广开言路，从谏如流。而且，还注重对贤臣良吏的选择和重用，广纳贤才。齐国因此国富民丰，实力大增。威王之后，继任者齐宣王、齐闵王等都高举改革大旗，继续完善政治，发展经济，从而使魏、楚、秦等国多次朝见，齐国俨然成为除秦国之外最为强盛的东方大国。
　　可以说，正是由于管仲所塑造的善于变革、勇于变革、敢于变革的优良文化传统，才最终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持续强盛。
　　除善于变革之外，《管子》之中还具有强烈的开放包容、多元汇通的文化特征。据学者研究，《管子》非成于一人之手，非代表一家之言，而是集合了众家思想的精华，由多种学术思想综合汇通而成。其中，《心术》《白心》《宙合》等篇章写成于黄老学派之手，《四时》《五行》《水地》等篇写成于阴阳学派之手，《兵法》《七法》《制分》等篇反映的则是兵家学派的观点。另外，儒、法、墨、纵横等其它学派的思想，在其他篇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管子》集诸子思想之所长，是稷下学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的集中体现。
　　综上可知，名相管仲的政治改革，以及《管子》的主要篇章内容，都有力体现了开放包容、变革汇通的鲜明思想特征。其精髓要义，可从两个方面作系统总结：其一，为国家强盛，不墨守成规，因时因地制宜，勇于变革，敢于突破；其二，为文化繁荣，不固守一隅，勇于对外开放，积极吸纳并主动联合外部有生力量，合作共嬴，共同发展。这两大特质，在秦汉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被历代有识之士积极吸纳，并被不断发扬光大。

共产党人的改革自强之路

　　近代以来，以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之日起，便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中，大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开放包容、改革进取的民族精神，不断奋发有为，守正创新，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其中的很多历史时刻，都可见到《管子》开放、改革思想的华丽身影。
　　早在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就对《管子·牧民》篇中的改革富强思想有过深刻体会，并对管仲要求执政者“不偷取一世”的治政理念高度认可。在1941年前后的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大力借鉴《管子》中军事屯田的经验，创造性实施了部队屯垦戍边的发展策略，日常巩固边防，战时接济军粮，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有效解决退役军人安置问题，毛泽东继续推行屯垦戍边政策，组织部队去海南岛、北大荒、新疆等地开荒就业，建设边疆。对此，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中国古代就有屯田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屯田’制是一项很不错的办法，有很多益处；总的来说无外乎八个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这一伟大创举，既减轻了各级政府在部队转业安置问题上的沉重负担，而且使新疆、墨龙江等边境城市得到有效开发。直到今日，两地的生产建设兵团仍在建设边疆、巩固国防事业中发挥重要功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各代领导人都积极打破成规，力行变革，先后制定各类方针政策，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全力恢复和发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传统，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限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实施对外开放，且将之作为一項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种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逐渐构成了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为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集中力量制订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要按照法律办事”，呼吁并督促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法制社会。在其努力下，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实现了共产党人执政理念的全新飞跃。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思想又被重点提及。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到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在中国传统文献经典中，“依法治国”的思想最早见于《管子》一书。其《任法》《法法》《法禁》《版法解》《明法解》等篇章中，对“法”的来源、慨念、原则、功用等作了很好的阐释，对法制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中的实施规则和重要功用作了详尽论述，并先后提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者不可不恒也”“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其制，则下皆会其度也”等理念，强调法律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管子》这种重法、明法、尚法、任法的执政理念，受到历代有为君主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借鉴。我党几代领导人先后提倡的依法治国思想和法制理念，应该都是在以《管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制文化的继承发扬中不断丰富创新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治国良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其中，《管子》的政治智慧和理政思想多次被提及和阐发。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的到来，习近平不断赋予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以全新内涵。尤其是在确定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旨归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种以人民为中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人民谋福利谋幸福的价值追求是习近平执政思想的重要特征。其文化基因，当源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其中即包括《管子》的重民、富民思想。
　　管仲在辅佐桓公治理齐国时，始终将富民作为执政的第一要义，始终坚持“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的发展理念。在管仲看来，任何政治变革，只有使广大民众得到实惠，并使其富裕起来，国家的相关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仪才能得到有效建设，政权稳固、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这里的礼节和荣辱，管仲将其具体化为礼、义、廉、耻等四个维度。如果“四维不张”，便会“国乃灭亡”。因此，任何政治兴废、政权存亡的关键，往往即在于政令是否合乎民心、顺乎民意，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正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管子》的这些执政理念，习近平多次给以高度评价和认可，并在多个政治场合借用在自己的发言文稿中。如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2015年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2018年11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等，习近平在讲话中都多次引用《管子》的原文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管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认可和吸收。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发展历程中，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的轴心时代，不但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众多学术名家，也产生了以管仲为代表的众多政治理论家，他们的思想与智慧，一直为中华历代先民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足够的文化涵养和理论支撑。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更需要加大对他们的研究力度，并从中汲取精华，砥砺前行。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齐鲁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