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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是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的重要推动者，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改革与开放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董辅礽留下的大量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充实了当代中国精神财富的宝库。
2004年8月29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导刊》杂志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联合举办了“首都经济学界董辅礽学术思想研讨会”，到会的数百名经济学人就董辅礽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及现实意义进行了研讨。本刊整理并编发部分发言，以此表达对董主编的深切缅怀。
于光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觉得一个同志去世有三件事情，殡、葬、传。殡就是一系列的告别式，葬就是遗体的处理，传就是把这个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传下来，传给后一代。董辅礽永远在我们大家心中，他的思想、人品、学术成就都要传给后一代。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财富，应该很好地运用。我们这次会议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表示我们的哀思，另一方面我们把他有价值的东西传下来。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董辅礽教授知识渊博，涉及领域很广，我们认为他涉及最多的、最有研究的是所有制改革领域。
我们认为他的创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董辅礽教授指出，那种认为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的理论是从苏联教科书搬过来的。中国的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表明，中国公有制实现式是可以多样化的，以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以合称为共同所有制，这种共同所有制的特点在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它的财产是这个单位成员共同的财产，但这里每一个成员不是共同财产的某一个特定份额的所有者，董辅礽教授认为除了共同所有制以外，有另外一种公有制，叫做公众所有制。公众所有制不同于共同所有制，因为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中每一个成员是共同财产的特定的份额所有者。公众所有制除了合作社以外，还有其他的形式——公众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都是公众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关于公众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董辅礽教授认为，在发展初期，公司股权的确是被家族控股，某些私人股东占绝对的位置，但毕竟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公众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因此公司的所有制就开始有了一些公众性。以后随着社会私有化的程度提高，市场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了股票的投资，还有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作为实力强大的投资机构，这样股权越来越公众化了，股份有限公司逐渐变成了公众公司，它的所有制也逐渐演变成公众有制。应该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观点，它告诉人们，要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看待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如果只是静态地考察公有制的问题，就会被成见所束缚。
第二，公有制的功能随着体制的改革而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是保证中央计划的完成，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是完成国家指定计划的一个基层单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也将逐步变成多元的主体企业，那么它的功能将是什么呢？董辅礽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充分的论述，他说计划经济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仍以计划经济功能来看待国有企业，那就会使国有企业误入歧途，或者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某些部门中国家独资的、控股的企业还会存在，它的功能将是更好地促进社会效益、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益相结合。但它不是保证指令性计划的完成，而是促进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
第三，董辅礽认为，社会正在走向有产阶级化，他提出，为什么要发展私营经济呢？社会有上有些人说，之所以要发展私营经济是因为我们生产力水平很低下，或者说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认为，这并没有深刻地阐明发展私营经济的根本原因。他说，如果认为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发展私营经济，那将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是不是就不发展私营经济了？用生产力水平来解释是不妥的。他提出一个根据，发展私营经济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发展市场经济有没有私营经济都无所谓。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目标需求越多样化，计划体制是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私营经济，否则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将来，即使越过了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高了，只要还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仍要存在和继续发展。
私营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呢？他认为公众所有制，也就是公众持股的国有股份有限公司是私营经济将来发展前景之一。将来有条件可以往这上走。但他认为应把问题看得更深刻一些，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景。他认为，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被广大公众所拥有，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社会将走向有产阶级化，收入差距还会继续存在，但这是可以通过政府调整来缓解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将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模式。生产力越来越发展，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财产占有越来越公众化，整个社会不是走向无产阶级化，而是走向有产阶级化。
我们相信若干年以后，当然肯定用不了25年了，当我们再回顾 董辅礽的时候，会又一次感觉到，他的关于社会正走向有产阶级化的预言是多么有远见。
冯兰瑞（原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董辅礽同志不幸逝世，我再一次感到悼念的伤痛。经济学领域当中，他的知识结构是比较全面的。再加上他不断关注中国经济、生活的实践和勤奋的钻研，在我们经济所同仁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8年，他在中国社科院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时候，提出了所有制的改革问题，他主张实行两个分开。一个就是企业要政企分开，另一个是人民公社要政社分开，当时这个观点是受到批评的。但是，董辅礽对这个批评是顶住了，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自己的观点并不是错的，但是一有批评马上就转弯，就举手投降，然后就谋得官位，他不是这种人。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在以后的研究当中，他不断对所有制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有的观点已被政府接受了，写在党的文件当中。我们今天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当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我是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社会主义除了发展生产力以外，对社会经济关系和思政治体制、思想品德、政治文化方面都要进行改造，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就是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的社会主义。
董辅礽同志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有的效应。现在这个问题涉及面是很多的，首先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悬殊严重、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追究它的原因就是体制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完善。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多。干预和管制造成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上面已经形成了并且正在制造更多的权贵资产阶级，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公正问题是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现在，又有人提出了经济拉美化问题。拉美国家的弊端表现在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大幅波动、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社会两极分化和政府不断的更换。实际上我们的情况和拉美国家是不同的，它的根源恰恰是市场机制还没有在经济活动当中占绝对的优势，行政权力还在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当中起着绝对的作用。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反省经济发展的战略，打破垄断，减少行政干预，改变利益向少数人倾斜的制度安排。中国特别要警惕有人借对新自由主义之名来否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维护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
董辅礽的品行正如他在绝笔之作《守身为大》这篇文章所说的，坚持原则、钻研理论、追求真理，毫不动摇。要表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知良和独立的人格。他讲所谓守身为大，不仅仅指一个人能够在社会道德上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而且还要能够坚持真理，力所能及地推进社会前进，这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份。我赞成董辅礽同志讲的实行守身为大这个警句和格言，我认为这是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伦理道德，重整人文精神，保证改革成功所迫切需要的。
杜润生（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马克思说过，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重建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还要重建，这是什么意思？共产党宣言已经宣布过共产主义奋斗的宗旨，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和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什么关系呢？我不清楚。就这件事情，我向董辅礽同志请教，他比我知识多。他说“消灭”两个字有问题，他说马克思德文原文没有说“消灭”私有制，用的词没有“消灭”这个意思，翻译成俄文有误它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有保存的意思，有终止的意思，有停止的意思，有中间的意思，就是没有“消灭”这个意思，中文用“扬弃”比较贴切。他这么一说，就引起我的思考。共产主义大体上是些什么特点？马克思说产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要空前的发达，财富泉源不断地涌现，那个时候，人们的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里边的愉快。那时候，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从劳按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劳动者有更多选择职业的自由，而不是一个劳动者在一个职业上付出终生的努力。这时候土地问题也发生了变化。任何人不能垄断土地，土地成为全社会共同享用的资源。这也就达到了我们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过程。有的存在，有的消灭，有的消失，有的保留。这时候个人所有制就推陈出新，与过去的个人所有制有所区别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变化理解马克思说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是什么。董辅礽留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留给我们他终生追求的东西，追求的愿望。他有一个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刘纪鹏（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研讨董老师的经济思想，可能最重要的是应该把他放到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当举世公认中国25年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经济学家在这25年里，究竟做了什么？经济学家是如何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这是我们在缅怀董老的时候，大家可能面临的课题之一。第二点，我们仍然面临着下一个25年的一场产权革命、政府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严峻挑战。这时经济学家头脑需要非常的清醒。当然第一个25年，风风雨雨，每走一步都经历了很大的争论。董老师是我国最早提出国企改革要在所有制上进行突破的著名经济学家，他所做的早期的改革所有制的工作，实际上已经载入了史册并为后期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这是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决定的。第二点，中国改革在最初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应该提一个所谓的系统的全面的改革思路。我想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改革实践获得局部成功的时候，应对中国改革的成功到底在哪儿有一个总结。总结出来是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我个人始终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重要的不是改革目标的确立，因为俄罗斯的目标比我们更彻底，市场化的目标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认识和发展方向，最重要的是改革的方法。所以对中国改革方法论提出全新的角度和认识非常的重要，能不能承认我们改革的历史，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贯彻这样一个正确的改革方法论，而不是照搬照抄，非常重要。我们在大力推进证券市场中，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早产，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保持休克疗法，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一定会比中国走得快。关于改革的方法论，我在董老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体现。他在思维方式上勇于创新、不断探索，他的思想不仅仅是在所有制一个点上，而是从股份制出发，全方位的探索。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产权革命的高风险区，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这个领域所连带的一个系统是政治管理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仍然需要我们按照实事求是，本着摸石头过河的精神继续前进。中国的股市走势已经连续五年跟国民经济发展形势截然相反，令人心痛。准确地说，在这场股市进入这样一个回退的拐点中，经济学家起的作用是非常不好的，因为理论对政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非常的明显。2001年6月，当我们的股市在发展中处于一个良好的和国民经济同步上升的时候，“赌场论”、“老鼠会论”等一系列的言论出台，导致对这个证券市场除了进行国家按市价减持外，还要进行国外所没有见到的，检抽银行的违规资金，打压股市抛锚。记得当时几次股市的大讨论都是围绕着中国新兴的尚未转轨的市场，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照搬台湾的股市按市价减持的论点。一些人让政府不要向市场低头，把坚持按市价减持当成这一时期的利器，不幸的是这一理论影响着政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股市真的跌到了将近一千点的时候，还认为这样的预言家是正确的，所以我想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悲哀。提出一千点论和推倒重来的始作俑者，本意是要按照所谓的西方的规范照搬照抄，硬性接轨，挤压股市泡沫。由于我们始终没有纠正这样的政策，所以股市五年一直处在这样的情况。因此，全流通问题、股权分置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和产权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只有通过这一关，我们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在资本市场上才能实现大的突破，才能进入到一个能够和中国全面拉开产权革命序幕的资本市场相匹配的环境中来。今天我们纪念董老师，我想重要的是学习他实事求是不照搬照抄，能够在借鉴西方规范时尊重中国国情，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
李成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将董辅礽对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贡献做一个简单的概括。董辅礽教授首先准确而周密地阐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他对我国1978年以前，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事实上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战略做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我国传统的发展战略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以高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二是把重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三是以粗放发展为主的发展战略；四是以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基本要求的闭关自守的发展战略。他还对上述传统发展战略形成的原因做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实行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建立了民族工业，维护了我国在政治经和经济上的独立，但这种发展战略同我国基本国情之间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首先，同我国落后农业的矛盾。农业落后又要承担为重工业积累资本资金的任务，这就使农业的发展必然受到更加多的限制；其次，是同我国贫困生活的矛盾。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然大大提高积累，使本来已经很差的人民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第三，是同人口众多和大量过剩劳动力的矛盾。重工业装备率相对较高，而吸收劳动力相对较少，这就使过剩的大量劳动力更加难以就业；第四，是同国内资金短缺的矛盾。国内资金短缺，又因闭关自守无法利用外资，而使自己陷入困境；第五，是同技术落后的矛盾。我国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技术要求高。而我国技术落后，难以适应。最后，是同紧张的国内市场的矛盾。强力推进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从而导致人们迫切需要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的市场供应长期短缺。他认为传统发展战略形成粗放经营必然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经济效益低下，传统战略以重工业为重点，就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总结历史经验，董辅礽认为必须断然实行战略转变。他把这个转变精辟地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从以速度为主的目标转变为以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第二，从重点突出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平衡发展战略；第三，从闭关自守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对外的开放发展战略；第四，从以粗放式为主的发展战略转变为以集约为主的发展战略。他深刻地阐明了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的相关性，把发展战略的转变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了起来，早在1982年他就指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体制来保证实现，我们过去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正是同过去实行的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往往需要通过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用于优先发展的部门。他说我国开始实行的以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就要求经济体制相应变革。如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企业应具有相应的独立性，要建立商品流通市场，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要使国内经济同国外经济发生紧密联系，并把国外市场上的竞争机制引进到国内经济上来。如果没有使经济运行既统一又灵活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董辅礽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同它相适应，否则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不易顺利实现的。今天看来，他1982年设想的上述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
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董辅礽教授的学术成绩是很大的。董老的文章很有味道，他有很多生动的比喻。我举四个例子，一个就是爷爷抱孙子的理论，这个大家都知道，当时流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他说计划经济怎么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呢，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二个是八宝饭理论。他说如果只有糯米没有红枣栗子这些，那不是八宝饭，是糯米饭，糯米饭不好吃。但是如果只有红枣、栗子，没有糯米，也不成八宝饭。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有公有制又要有私有制。如果市场经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就不是市场经济。第三个，他说总供给和有效需求是协作的关系。如果说总供给过多了，有效需求不足，我们不能够减少总供给来适应有效需求，而应该提高有效需求；第四个，就是“婴儿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当时资本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有些人看得到，董辅礽看不到。其实董辅礽对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很深刻地体会到是应该改正的，但并不是把资本市场说得一片漆黑，不是说应该推倒重来，不是说是赌场。他认为，资本市场就像婴儿一样要逐渐发育。他说当前摔跤，是因为它是处在一个婴儿阶段，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爱护它，而不是反对它、打垮它、推倒重来。其实董辅礽一直到生病在美国，对资本市场都非常关心。今年的二月初，国务院出了九条以后，他在美国给我打电话，说这九条不错，但是九条关键是要落实。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落实，所以中国股市目前的前景不佳。你别看股市的指数是一千三百多点，实际上一千三百多点里头有很多的水分，有很多新上市公司的垃圾股份。真正原来的老股是在一千点左右。那么这样低迷的状态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很不相适应的。董辅礽同志当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里我想以董辅礽送给我一幅调幅做结束：有是非之辨，无名利之争。我认为，董辅礽教授有是非之辨，坚持真理，无所畏惧，无名利之争，淡薄人生，完善自我。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董老师是一位智者，也是仁者，是勇者，那么这三者都集于一身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还不太多，董老师是其中之一。之所以说他是智者，是因为他的洞察力非常深远；说他是个仁者，是他的研究没有功利主义色彩，都是为我们国家的发展，都是为我们民族的发展；说他是勇者是他不畏惧任何权势。这三个品德集于一身，感染了我们这一代人，董事老师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导师。
董老师的理论是非常系统的，有非常强的逻辑关系。他的逻辑起点在我看来就是所有制改革，那么他后来的研究，也是这个逻辑起点的一个具体化。特别是最近几年，他特别关注中国的金融改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关注和他25年前所有制改革理论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是他逻辑上必然的延续。我看很多媒体完全不了解现实，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董老师对资本市场的研究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是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多次会议上都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资本市场是不可能推行下去的，是不可能深化下去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中国整个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推动的作用、一种深化的作用。这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是从我们整个改革方向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对当时资本市场那种状况，他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始终认为，这些年我们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董老师在资本市场领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是他整个经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有几个主要观点：第一是发展论。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是第一位的，没有发展什么都没有。在规范与发展之间，他强调发展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对于新兴的市场来说发展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在一个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没基础的环境下去做规范，这是做不到的；第二，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语言，叫“婴儿论”。董老师说资本市场是个婴儿，他绝不否认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他在善意地提醒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股东们要有诚信的意识，要有培育婴儿的意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股东是国有，不要只想着在这里面捞钱，一定要去培养这个婴儿。这两个论点是他对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两个观点。在此前提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包括国有股减持，包括全流通，包括股指期货，也包括信息披露，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见解。董老师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也是他整个经济学理论非常丰富的，具有闪光点的一个组成部分。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老师是我们北大经济学院兼职的博士生导师，我们讲董老师在北大来说是一个不退休的博士生导师。我对董老师的经济学思想最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感受：第一，我觉得董老师的经济学思想具有深刻性和敏锐性。很多伴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率先提出来富有影响的思想，往往董老师都是率先者之一，有一些是最领先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往往受到很多批判，但是后来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些观点和思想有很多和董老师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个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能够率先提出很多有见地、有影响的思想观点，并且在提出来的时候，又往往遭到非议、甚至批评和批判，但是经过这种批评和批判之后，历史又给强行匡正过来，告诉人们这是对的，批判是错的。其实一个时代这样的学者并不多。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召开一个追思董老师的会议，这个会上谈了一个话题，讲一个国家领导人曾经跟董老师谈过，说你1979年就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是对的，是深刻的，遗憾的是你提的太早了，所以受到了批评。及早发现了问题，不是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来树立他的地位，而是将他的前瞻性作为批判他的理由，这恐怕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需要检讨的问题，在这种检讨当中，更能见到董老师思想的深刻性和他对这个时代感受的敏锐性。第二，为什么董老师有这样敏锐和深刻思想呢？我们说中国经济学可以说有一些显学的特点，或者说各领风骚几十天的这种浅薄，不断地杜撰一些东西，为什么董老师的东西一直新，同时一直深刻？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我注意到他所有思想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为了尽快地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搞上去，也就是怎么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提出所有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和发展战略目标、发展战略方式的转移，是同时提出来的。当时摆在我们国家面前的是百废待兴这个局面，怎么迅速实现现代化？过去的理论，实现现代化不外乎两个体制道路，一个是市场化体制，一个是计划化体制，计划经济在中国走不通，所以我们才要转到市场化，而转到市场化又发现财产制度和市场化不相适应，过去我们的所谓现代化、计划化，然后国有制、然后集体经济合作化，这是一个完整的发展体制模式，而西方走过来的现代化、市场化和现代私有制结构也是一个完整的模式。那么董老师从现实出发，比较了这两种模式，提出了他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观、中国现代化的体制观和中国现代化的所有制观。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董老师的思想逻辑体系是极其严密的。第三，他的科学性、逻辑严整性和他研究方法的深刻性、独到性有关系。我想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董老师从现实出发，进行的是非均衡分析，另外我注意到董老师的思想既有批判性又相当有建设性，不是简单的批判。既不是理想化的，又不是没有理想追求的。逻辑体系的严密性导致他思想的深刻性，董老师的思想，在将来可能还要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深远痕迹。
唐宗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辅礽的学术思想核心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把它挖掘出来，还没有很深入系统研究，这个工作需要我们今后来做。但是我认为，董辅礽对整个学术贡献来说，他发表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更大的贡献是从批判“四人帮”以后开始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他是组织者，光他自己主持的就有好几个大的项目，影响非常大，而且通过这些大的项目，培养了人才。1985—1988年董辅礽当经济所所长这段期间，采取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方式，经济研究所人才从净流出变成净流入。他亲自带所里的研究人员做一系列的调查研究。1985年，他带所里好多人到温州去调查。肯定了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得出一个结论：公有制为主体是就全国情况而言的，对一个地区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占主体地位。这是1985年说的，没有点政治勇气、理论勇气，是不可能的。在他当所长期间，经济研究实现了历史性转变，紧紧围绕改革这个总的主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倡导理论创新，支持年轻作者脱颖而出，并且坚决抵制顶住了外来的干涉，有效地维护了作者的学术探索权。
董辅礽当时抓的课题，是国家所有制改革，这是一个大的项目，是国家的重点项目。为什么能把这个科研搞得很深入呢？董辅礽经过多方的努力，去争取了国外的资金制度，利用资金把年轻人派出去，学现代经济学，学现代计算机技术，学经济统计分析技术等等。通过这样一些重大科技的研究，不断拿出来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这样的研究，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很快的成长。作为经济学家，董辅礽发表的那些著作只是他学术贡献的一小部分，而他大量在组织研究方面的贡献可能我们在经济所以外的同志很难了解。
华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今天上午有一个记者问我，如果你简单概括的话，董老师这个人除了学术以外，还有什么比较突出的品质。我当时脱口而出，我说他淡薄名利。他在1978年关于所有制的讲话的报告，不考虑个人名利得失。2001年年初的时候，他参加股市的大辩论，又体现出他独立思考，不为商品社会中大众和媒体的情绪所动。
董老师一直到最后临走，心里面放不下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关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思考，以及对中国资本市场出路和困境的揪心和期待。有些人总是觉得中国的股票市场搞早了，张嘴就教训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不规范，年年喊着打击股票市场，给股市挤泡沫，他是满心喜悦地关注着中国的证券市场的成长。他说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他认为一些人天天讲欢迎市场引进，但是真的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市场经济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又反过来到处泼冷水，只想要优点不想要缺点，他说这是现代版的叶公好龙。他说现在社会上对证券市场的一些责怪，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责怪，对股市信心的动摇也就是对市场经济信心的动摇。爱护股市也是爱护市场经济。他对证券市场的地位以及这种信念，我觉得真是很可贵的。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证券市场，就没有国有资产的股份化和证券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会停留在形式上和口头上，金融体系的改革也会举步维艰。他反复强调，要敢于让证券市场的幼苗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走出来，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规则，以后虽然陆续有些法规，也往往是被动地遇到什么解决什么，既不系统也不完善，而且多变。但是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地在发展当中去掉中国资本市场所带有的计划经济的胎迹。他说最关键的是要保护人气，不管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多少问题，它在催生市场经济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他把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把呵护证券市场和呵护市场经济完全等同起来。
2001年有人出来批评股市是经济泡沫，这种批评孤立和单纯地看没有错，但当时中国的形势是国家提出来要进行国有股减持，正在酝酿国有股票用市价减持的方案，这是一个大背景。如果那一次股市辩论真的有一个正确的结果，我们就可以避免国务院在当年的6月份发出的文件，在后来又反复纠正和最终废止，就可以避免中国股市这么多年来的低迷和困难。董老师和一些其他经济学家都站出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被带上一个帽子就是既得利益的代表、庄家的代言人。就在那个争论以后，在人大开会的时候，有记者问董老师对证券市场怎么看。董老师当时说了一句话，被媒体报道出来，他说我不懂股市我无话可说。体现董老师毫无心计和童心未泯。我理解，实际上这句话是董老师在表示他的抗议，就是抗议把这种利益的分析，把这种“阶级”的分析带进学术讨论当中来，把大众的情绪，把一些能够左右脱离了独立的学术的严肃探讨的东西，带到这个争论里面来，使这场争论进行不下去。后来讨论的结果使双方都受到很大的损害，把道德、良心引到这里面来，而且带来很不好的风气，这是中国学术界在过去所没有的坏风气。中国经济学界介入这场股市大争论，并没有起到理论先导的作用，使得以后的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
这次争论以后，董老师一直在思索自己是不是错了，他在很多序言当中，都是多次提到自己有错误，而且他一直说没有一贯正确的经济学家。他说有人说我是代表既得利益的，有什么利益在股市。大家知道董老师一家都是科学之家，他自己的理财能力是非常弱的，也不懂得怎么去买股。他说，想封住我的口，是封不住的，我还是要说，证券市场不是游戏，证券市场能够创造价值。后来董老师说他对这场争论慢慢地有了一些认识，证券一开始是不规范的，这点大家并没有分歧，但是不规范的证券市场究竟是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极大，还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对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推动极大，这是2001年股市大争论的实质。后来一直到他生病，一直到去美国治病期间，他还在不断地研究、关心这个问题。后来他在美国治病期间跟我们通过电话，他说如果病情一旦好转的话，一定要回来把这个股市问题说透，他说当时说的投机泡沫论、赌场论这些观点，要害在于把股市的全部问题都归结给投资者一方。但是，中国股市的核心问题不在投资者这边，而在融资者和裁判员那边。是裁判员吹偏哨向融资者一边倒，这是导致股市的价值中心不断下移的根源。他在1998年的文章当中对这个问题就做了很深的分析，他说证券市场到底是为融资公司服务，还是要为投资者服务。归根结底你要为投资者服务，而且特别强调要为中小投资者服务。否则的话，必然会导致不公正和不公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证券市场设立的宗旨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我理解今天中国证券市场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究竟为谁服务，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二个，他就讲到裁判员，他说管理者和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不是领导和服从的关系，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他说管理者像球场上的裁判，自己也要受到规则的约束，裁判员一旦出现误判，他自己也要受到制裁。实际上这些年来，正是因为裁判员把这个哨子吹偏了，老是站在融资者这一边，一直到最近推出的以股抵债，实际上是把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这样的政策还能够出台就说明我们的裁判不是站在投资者一边，而是站在融资者一边，这样使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失衡。董老师在病中最后留给我们的话是说，证券市场要理直气壮地为投资者服务。
现在是主管部门下决心的时候了。如果股市真能从为融资者服务转到为投资者服务这将是广大投资者的大幸，是中国证券市场和金融安全的大幸，是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大幸，也会是目前缺乏资金融资渠道众多融资者的大幸。有过太多挫折和失望的人们，在怀疑中观望，相信董辅礽先生在冥冥中祝福和期待。
韩志国（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我和董老师相识已经二十年了，在董老师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和70寿辰的会上，我有一个讲话，我说董老师是一身正气、一身骨气、一身锐气，董老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经济学家要甘于坐冷凳，善于坐热板凳，肯于坐硬板凳。我对董老师的这个总结，是二十年来，我和他的接触得出的。
董老师在学术上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翻了他的很多的著作，好多都是金玉良言。几乎是从改革一开始，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就一直是对的。为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董老师有一个独立人格、一个高尚品格，这是董老师事业上能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看董老师的理论，我把它概括为一条主线，两大宽容。一条主线是什么？他的整个理论都是围绕着所有制改革。包括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的前提是体制的转变，体制转变的核心是所有制的改革。所以他的全部理论都可以围绕着所有制改革来进行。他这条主线是贯穿着这三十年研究的一个主线。他对两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一个是对民营经济、私营经济。董老师对私营经济的发展真是可以说极大的宽容。他把其中出现的问题，都看作是发展中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对资本市场，他表现出了巨大的宽容。资本市场现在问题特别多。他写了很多文章批评这个市场中的各种弊端，但是他将这种弊端看作是发展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他为什么对这两个问题表现出了巨大的宽容呢？这是和他的所有制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发展民营经济。他明确提出，中国要想发展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必须占到50％以上，50％以下是不行的。1986年他到温州去考察，然后把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进行比较，他认为温州模式照射着中国改革的方向。
他为什么要组织后来的股市大辩论？1985年有一个会议，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请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时在会上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了一个言论，说中国二十年之内不具备搞资本市场的条件。这个理论被中国一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接过来了，到处宣传说中国二十年之内不具备搞资本市场的条件。这个经济学家在90年代初到台湾去，回来以后，董老师问他到台湾有什么收获？他说赌场可以搞，但股市不能搞，全民都在炒股，到处都是泡沫。董老师看到这个问题说，这样的理论还叫市场经济，这是不行的。对2001年初股市争议，董老师心急如焚，说这不是股市有没有毛病的问题，这是要不要股市的问题。说中国不具备搞股市的条件，那么股市就是早产，早产的结果就是赌场，赌场再进一步演变就是推倒重来。所以早产论、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个时候董老师抱着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强烈责任感站出来了，一定要为资本市场说话。现在回头看，我认为现在对这个辩论下结论还为时尚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证明一切。
樊 纲（中国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我们这一代人学习董老师的思想，不仅是研究他对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而且也是纪念他对我们的影响。董老师也代表了一代的经济学家，我们在纪念董老师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对这一代人贡献的一个回顾。董老师对我们又产生一些特殊的影响。他对我们年轻人的培养和深造给予高度的重视。当年我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还没有到经济所，董老师作为经济所的所长，把经济所的一个出国的名额给了我这个在校博士生，在当时资源奇缺的情况下，董老师能够从经济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统一考虑人才的培养。我后来能做一点事情，得益于能够在那个阶段出国深造学习一段时间。我们当年学经济学的时候，是读着董老师的文章来逐步学习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文献，很多都是政治性文章。70年代末期学经济学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政治因素。董老师和于光远几位老师的学术论文，对我们后来研究经济问题，怎么做学术文章，怎么研究经济规律，影响非常大。我们后来写论文的时候，都会回忆起当时的那一批文章。学术的严谨、科学的规范、学术论文的标准，我想都能够从当时的几篇文章里学到。
第二个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从董老师的所有制理论。我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1979年董老师去我的学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问题，对我们大学生的震撼是相当大的。把问题说到了根源上，说到了基础的问题上，整个思路才能够打开，其他的问题才能串起来。我相信这也是对我们这一代学者的重大的影响，恐怕这两个理论是最重要的。
跟董老师接触当中，曾有一个简短的讨论。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经济学界的一个团拜会上，当时因为社会上讨论经济学家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很多经济学家代表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等等。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说经济学家可以像法学家一样，可以做原告的律师，可以做被告的律师，可以做法官，需要有一批经济学家做所谓的社会仲裁人，也就是说做宏观的或者说做全体利益的仲裁人，起这样的职能。但是不妨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做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有公司的经济学家，有政府的经济学家，有消费者的经济学家，有工会的经济学家，有地方政府的经济学家等等。意思就是说经济学家也可以有职业分工。我讲完了，董老师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说这个我不太赞成。是可以有一些利益群体的经济学家，但是不是经济学家都要变成利益群体呢。董老师认为，应该更多地鼓励经济学家去思考全民的利益，去思考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群体的利益。当然，我想我跟董老师说的问题，有并行不悖的意思，但是我想董老师特别强调的是，作为经济学者，作为经济学家，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全民的利益，从整个国家的角度、从全民的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来代表全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小集团的利益。我想这一番谈话，一个是表明了董老师的一个主张，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成为社会的利益的代表；另外也表明了董老师个人的价值取向。我想他这一生，从他的行文、从他的做人，他一直是要代表全民的利益，一直从全民的利益、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从个别集团的利益来思考问题。想着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怎么能够发展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贯穿、来思考他的各种观点、各种理论，我们也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忧国忧忧民，为什么敢于坚持自己的各种观点，为什么敢于分析很多从当时来看好象很难碰的问题。我想都是跟他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这种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的。
2004年8月29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导刊》杂志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联合举办了“首都经济学界董辅礽学术思想研讨会”，到会的数百名经济学人就董辅礽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及现实意义进行了研讨。本刊整理并编发部分发言，以此表达对董主编的深切缅怀。
于光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觉得一个同志去世有三件事情，殡、葬、传。殡就是一系列的告别式，葬就是遗体的处理，传就是把这个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传下来，传给后一代。董辅礽永远在我们大家心中，他的思想、人品、学术成就都要传给后一代。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财富，应该很好地运用。我们这次会议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方面表示我们的哀思，另一方面我们把他有价值的东西传下来。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董辅礽教授知识渊博，涉及领域很广，我们认为他涉及最多的、最有研究的是所有制改革领域。
我们认为他的创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董辅礽教授指出，那种认为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的理论是从苏联教科书搬过来的。中国的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表明，中国公有制实现式是可以多样化的，以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可以合称为共同所有制，这种共同所有制的特点在一个单位，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它的财产是这个单位成员共同的财产，但这里每一个成员不是共同财产的某一个特定份额的所有者，董辅礽教授认为除了共同所有制以外，有另外一种公有制，叫做公众所有制。公众所有制不同于共同所有制，因为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中每一个成员是共同财产的特定的份额所有者。公众所有制除了合作社以外，还有其他的形式——公众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都是公众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关于公众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董辅礽教授认为，在发展初期，公司股权的确是被家族控股，某些私人股东占绝对的位置，但毕竟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公众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因此公司的所有制就开始有了一些公众性。以后随着社会私有化的程度提高，市场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了股票的投资，还有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作为实力强大的投资机构，这样股权越来越公众化了，股份有限公司逐渐变成了公众公司，它的所有制也逐渐演变成公众有制。应该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观点，它告诉人们，要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看待公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如果只是静态地考察公有制的问题，就会被成见所束缚。
第二，公有制的功能随着体制的改革而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是保证中央计划的完成，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是完成国家指定计划的一个基层单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也将逐步变成多元的主体企业，那么它的功能将是什么呢？董辅礽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充分的论述，他说计划经济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仍以计划经济功能来看待国有企业，那就会使国有企业误入歧途，或者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某些部门中国家独资的、控股的企业还会存在，它的功能将是更好地促进社会效益、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益相结合。但它不是保证指令性计划的完成，而是促进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
第三，董辅礽认为，社会正在走向有产阶级化，他提出，为什么要发展私营经济呢？社会有上有些人说，之所以要发展私营经济是因为我们生产力水平很低下，或者说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认为，这并没有深刻地阐明发展私营经济的根本原因。他说，如果认为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候发展私营经济，那将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是不是就不发展私营经济了？用生产力水平来解释是不妥的。他提出一个根据，发展私营经济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发展市场经济有没有私营经济都无所谓。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目标需求越多样化，计划体制是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私营经济，否则就不会有市场经济。将来，即使越过了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高了，只要还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仍要存在和继续发展。
私营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呢？他认为公众所有制，也就是公众持股的国有股份有限公司是私营经济将来发展前景之一。将来有条件可以往这上走。但他认为应把问题看得更深刻一些，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景。他认为，越来越多的金融资产被广大公众所拥有，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社会将走向有产阶级化，收入差距还会继续存在，但这是可以通过政府调整来缓解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将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模式。生产力越来越发展，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财产占有越来越公众化，整个社会不是走向无产阶级化，而是走向有产阶级化。
我们相信若干年以后，当然肯定用不了25年了，当我们再回顾 董辅礽的时候，会又一次感觉到，他的关于社会正走向有产阶级化的预言是多么有远见。
冯兰瑞（原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董辅礽同志不幸逝世，我再一次感到悼念的伤痛。经济学领域当中，他的知识结构是比较全面的。再加上他不断关注中国经济、生活的实践和勤奋的钻研，在我们经济所同仁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8年，他在中国社科院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时候，提出了所有制的改革问题，他主张实行两个分开。一个就是企业要政企分开，另一个是人民公社要政社分开，当时这个观点是受到批评的。但是，董辅礽对这个批评是顶住了，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自己的观点并不是错的，但是一有批评马上就转弯，就举手投降，然后就谋得官位，他不是这种人。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在以后的研究当中，他不断对所有制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有的观点已被政府接受了，写在党的文件当中。我们今天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当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我是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社会主义除了发展生产力以外，对社会经济关系和思政治体制、思想品德、政治文化方面都要进行改造，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就是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的社会主义。
董辅礽同志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有的效应。现在这个问题涉及面是很多的，首先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悬殊严重、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追究它的原因就是体制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没有完善。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多。干预和管制造成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上面已经形成了并且正在制造更多的权贵资产阶级，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公正问题是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现在，又有人提出了经济拉美化问题。拉美国家的弊端表现在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大幅波动、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社会两极分化和政府不断的更换。实际上我们的情况和拉美国家是不同的，它的根源恰恰是市场机制还没有在经济活动当中占绝对的优势，行政权力还在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当中起着绝对的作用。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反省经济发展的战略，打破垄断，减少行政干预，改变利益向少数人倾斜的制度安排。中国特别要警惕有人借对新自由主义之名来否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维护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
董辅礽的品行正如他在绝笔之作《守身为大》这篇文章所说的，坚持原则、钻研理论、追求真理，毫不动摇。要表现出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知良和独立的人格。他讲所谓守身为大，不仅仅指一个人能够在社会道德上不同流合污，洁身自好，而且还要能够坚持真理，力所能及地推进社会前进，这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本份。我赞成董辅礽同志讲的实行守身为大这个警句和格言，我认为这是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伦理道德，重整人文精神，保证改革成功所迫切需要的。
杜润生（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马克思说过，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重建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还要重建，这是什么意思？共产党宣言已经宣布过共产主义奋斗的宗旨，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和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什么关系呢？我不清楚。就这件事情，我向董辅礽同志请教，他比我知识多。他说“消灭”两个字有问题，他说马克思德文原文没有说“消灭”私有制，用的词没有“消灭”这个意思，翻译成俄文有误它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有保存的意思，有终止的意思，有停止的意思，有中间的意思，就是没有“消灭”这个意思，中文用“扬弃”比较贴切。他这么一说，就引起我的思考。共产主义大体上是些什么特点？马克思说产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要空前的发达，财富泉源不断地涌现，那个时候，人们的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里边的愉快。那时候，社会财富的分配是从劳按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劳动者有更多选择职业的自由，而不是一个劳动者在一个职业上付出终生的努力。这时候土地问题也发生了变化。任何人不能垄断土地，土地成为全社会共同享用的资源。这也就达到了我们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过程。有的存在，有的消灭，有的消失，有的保留。这时候个人所有制就推陈出新，与过去的个人所有制有所区别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变化理解马克思说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是什么。董辅礽留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留给我们他终生追求的东西，追求的愿望。他有一个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向他学习。
刘纪鹏（首都经贸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研讨董老师的经济思想，可能最重要的是应该把他放到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当举世公认中国25年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经济学家在这25年里，究竟做了什么？经济学家是如何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这是我们在缅怀董老的时候，大家可能面临的课题之一。第二点，我们仍然面临着下一个25年的一场产权革命、政府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严峻挑战。这时经济学家头脑需要非常的清醒。当然第一个25年，风风雨雨，每走一步都经历了很大的争论。董老师是我国最早提出国企改革要在所有制上进行突破的著名经济学家，他所做的早期的改革所有制的工作，实际上已经载入了史册并为后期的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这是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决定的。第二点，中国改革在最初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应该提一个所谓的系统的全面的改革思路。我想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改革实践获得局部成功的时候，应对中国改革的成功到底在哪儿有一个总结。总结出来是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我个人始终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重要的不是改革目标的确立，因为俄罗斯的目标比我们更彻底，市场化的目标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认识和发展方向，最重要的是改革的方法。所以对中国改革方法论提出全新的角度和认识非常的重要，能不能承认我们改革的历史，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贯彻这样一个正确的改革方法论，而不是照搬照抄，非常重要。我们在大力推进证券市场中，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早产，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保持休克疗法，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一定会比中国走得快。关于改革的方法论，我在董老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体现。他在思维方式上勇于创新、不断探索，他的思想不仅仅是在所有制一个点上，而是从股份制出发，全方位的探索。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产权革命的高风险区，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这个领域所连带的一个系统是政治管理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仍然需要我们按照实事求是，本着摸石头过河的精神继续前进。中国的股市走势已经连续五年跟国民经济发展形势截然相反，令人心痛。准确地说，在这场股市进入这样一个回退的拐点中，经济学家起的作用是非常不好的，因为理论对政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非常的明显。2001年6月，当我们的股市在发展中处于一个良好的和国民经济同步上升的时候，“赌场论”、“老鼠会论”等一系列的言论出台，导致对这个证券市场除了进行国家按市价减持外，还要进行国外所没有见到的，检抽银行的违规资金，打压股市抛锚。记得当时几次股市的大讨论都是围绕着中国新兴的尚未转轨的市场，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照搬台湾的股市按市价减持的论点。一些人让政府不要向市场低头，把坚持按市价减持当成这一时期的利器，不幸的是这一理论影响着政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股市真的跌到了将近一千点的时候，还认为这样的预言家是正确的，所以我想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悲哀。提出一千点论和推倒重来的始作俑者，本意是要按照所谓的西方的规范照搬照抄，硬性接轨，挤压股市泡沫。由于我们始终没有纠正这样的政策，所以股市五年一直处在这样的情况。因此，全流通问题、股权分置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政府体制改革和产权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只有通过这一关，我们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在资本市场上才能实现大的突破，才能进入到一个能够和中国全面拉开产权革命序幕的资本市场相匹配的环境中来。今天我们纪念董老师，我想重要的是学习他实事求是不照搬照抄，能够在借鉴西方规范时尊重中国国情，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
李成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将董辅礽对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贡献做一个简单的概括。董辅礽教授首先准确而周密地阐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他对我国1978年以前，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事实上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战略做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我国传统的发展战略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以高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二是把重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三是以粗放发展为主的发展战略；四是以实现经济自给自足基本要求的闭关自守的发展战略。他还对上述传统发展战略形成的原因做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实行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建立了民族工业，维护了我国在政治经和经济上的独立，但这种发展战略同我国基本国情之间存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首先，同我国落后农业的矛盾。农业落后又要承担为重工业积累资本资金的任务，这就使农业的发展必然受到更加多的限制；其次，是同我国贫困生活的矛盾。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然大大提高积累，使本来已经很差的人民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第三，是同人口众多和大量过剩劳动力的矛盾。重工业装备率相对较高，而吸收劳动力相对较少，这就使过剩的大量劳动力更加难以就业；第四，是同国内资金短缺的矛盾。国内资金短缺，又因闭关自守无法利用外资，而使自己陷入困境；第五，是同技术落后的矛盾。我国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技术要求高。而我国技术落后，难以适应。最后，是同紧张的国内市场的矛盾。强力推进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农业轻工业发展滞后，从而导致人们迫切需要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的市场供应长期短缺。他认为传统发展战略形成粗放经营必然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经济效益低下，传统战略以重工业为重点，就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总结历史经验，董辅礽认为必须断然实行战略转变。他把这个转变精辟地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从以速度为主的目标转变为以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第二，从重点突出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平衡发展战略；第三，从闭关自守的发展战略转变为对外的开放发展战略；第四，从以粗放式为主的发展战略转变为以集约为主的发展战略。他深刻地阐明了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的相关性，把发展战略的转变同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了起来，早在1982年他就指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体制来保证实现，我们过去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正是同过去实行的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往往需要通过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用于优先发展的部门。他说我国开始实行的以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就要求经济体制相应变革。如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企业应具有相应的独立性，要建立商品流通市场，实行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要使国内经济同国外经济发生紧密联系，并把国外市场上的竞争机制引进到国内经济上来。如果没有使经济运行既统一又灵活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董辅礽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同它相适应，否则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不易顺利实现的。今天看来，他1982年设想的上述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国家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
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董辅礽教授的学术成绩是很大的。董老的文章很有味道，他有很多生动的比喻。我举四个例子，一个就是爷爷抱孙子的理论，这个大家都知道，当时流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他说计划经济怎么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呢，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二个是八宝饭理论。他说如果只有糯米没有红枣栗子这些，那不是八宝饭，是糯米饭，糯米饭不好吃。但是如果只有红枣、栗子，没有糯米，也不成八宝饭。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有公有制又要有私有制。如果市场经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就不是市场经济。第三个，他说总供给和有效需求是协作的关系。如果说总供给过多了，有效需求不足，我们不能够减少总供给来适应有效需求，而应该提高有效需求；第四个，就是“婴儿论”，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当时资本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有些人看得到，董辅礽看不到。其实董辅礽对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了解的，而且很深刻地体会到是应该改正的，但并不是把资本市场说得一片漆黑，不是说应该推倒重来，不是说是赌场。他认为，资本市场就像婴儿一样要逐渐发育。他说当前摔跤，是因为它是处在一个婴儿阶段，所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爱护它，而不是反对它、打垮它、推倒重来。其实董辅礽一直到生病在美国，对资本市场都非常关心。今年的二月初，国务院出了九条以后，他在美国给我打电话，说这九条不错，但是九条关键是要落实。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落实，所以中国股市目前的前景不佳。你别看股市的指数是一千三百多点，实际上一千三百多点里头有很多的水分，有很多新上市公司的垃圾股份。真正原来的老股是在一千点左右。那么这样低迷的状态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很不相适应的。董辅礽同志当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里我想以董辅礽送给我一幅调幅做结束：有是非之辨，无名利之争。我认为，董辅礽教授有是非之辨，坚持真理，无所畏惧，无名利之争，淡薄人生，完善自我。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董老师是一位智者，也是仁者，是勇者，那么这三者都集于一身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还不太多，董老师是其中之一。之所以说他是智者，是因为他的洞察力非常深远；说他是个仁者，是他的研究没有功利主义色彩，都是为我们国家的发展，都是为我们民族的发展；说他是勇者是他不畏惧任何权势。这三个品德集于一身，感染了我们这一代人，董事老师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导师。
董老师的理论是非常系统的，有非常强的逻辑关系。他的逻辑起点在我看来就是所有制改革，那么他后来的研究，也是这个逻辑起点的一个具体化。特别是最近几年，他特别关注中国的金融改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个关注和他25年前所有制改革理论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是他逻辑上必然的延续。我看很多媒体完全不了解现实，不了解过去的历史。董老师对资本市场的研究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是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多次会议上都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资本市场是不可能推行下去的，是不可能深化下去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对中国整个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推动的作用、一种深化的作用。这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是从我们整个改革方向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所以对当时资本市场那种状况，他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他始终认为，这些年我们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董老师在资本市场领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是他整个经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地说，有几个主要观点：第一是发展论。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是第一位的，没有发展什么都没有。在规范与发展之间，他强调发展是特别重要的，尤其对于新兴的市场来说发展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在一个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没基础的环境下去做规范，这是做不到的；第二，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语言，叫“婴儿论”。董老师说资本市场是个婴儿，他绝不否认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他在善意地提醒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股东们要有诚信的意识，要有培育婴儿的意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股东是国有，不要只想着在这里面捞钱，一定要去培养这个婴儿。这两个论点是他对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两个观点。在此前提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包括国有股减持，包括全流通，包括股指期货，也包括信息披露，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见解。董老师的资本市场发展理论也是他整个经济学理论非常丰富的，具有闪光点的一个组成部分。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老师是我们北大经济学院兼职的博士生导师，我们讲董老师在北大来说是一个不退休的博士生导师。我对董老师的经济学思想最主要是三个方面的感受：第一，我觉得董老师的经济学思想具有深刻性和敏锐性。很多伴随着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率先提出来富有影响的思想，往往董老师都是率先者之一，有一些是最领先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往往受到很多批判，但是后来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些观点和思想有很多和董老师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个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能够率先提出很多有见地、有影响的思想观点，并且在提出来的时候，又往往遭到非议、甚至批评和批判，但是经过这种批评和批判之后，历史又给强行匡正过来，告诉人们这是对的，批判是错的。其实一个时代这样的学者并不多。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召开一个追思董老师的会议，这个会上谈了一个话题，讲一个国家领导人曾经跟董老师谈过，说你1979年就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是对的，是深刻的，遗憾的是你提的太早了，所以受到了批评。及早发现了问题，不是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来树立他的地位，而是将他的前瞻性作为批判他的理由，这恐怕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需要检讨的问题，在这种检讨当中，更能见到董老师思想的深刻性和他对这个时代感受的敏锐性。第二，为什么董老师有这样敏锐和深刻思想呢？我们说中国经济学可以说有一些显学的特点，或者说各领风骚几十天的这种浅薄，不断地杜撰一些东西，为什么董老师的东西一直新，同时一直深刻？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责任感。我注意到他所有思想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为了尽快地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搞上去，也就是怎么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提出所有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和发展战略目标、发展战略方式的转移，是同时提出来的。当时摆在我们国家面前的是百废待兴这个局面，怎么迅速实现现代化？过去的理论，实现现代化不外乎两个体制道路，一个是市场化体制，一个是计划化体制，计划经济在中国走不通，所以我们才要转到市场化，而转到市场化又发现财产制度和市场化不相适应，过去我们的所谓现代化、计划化，然后国有制、然后集体经济合作化，这是一个完整的发展体制模式，而西方走过来的现代化、市场化和现代私有制结构也是一个完整的模式。那么董老师从现实出发，比较了这两种模式，提出了他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观、中国现代化的体制观和中国现代化的所有制观。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董老师的思想逻辑体系是极其严密的。第三，他的科学性、逻辑严整性和他研究方法的深刻性、独到性有关系。我想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董老师从现实出发，进行的是非均衡分析，另外我注意到董老师的思想既有批判性又相当有建设性，不是简单的批判。既不是理想化的，又不是没有理想追求的。逻辑体系的严密性导致他思想的深刻性，董老师的思想，在将来可能还要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深远痕迹。
唐宗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辅礽的学术思想核心是什么，我们还没有把它挖掘出来，还没有很深入系统研究，这个工作需要我们今后来做。但是我认为，董辅礽对整个学术贡献来说，他发表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更大的贡献是从批判“四人帮”以后开始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他是组织者，光他自己主持的就有好几个大的项目，影响非常大，而且通过这些大的项目，培养了人才。1985—1988年董辅礽当经济所所长这段期间，采取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方式，经济研究所人才从净流出变成净流入。他亲自带所里的研究人员做一系列的调查研究。1985年，他带所里好多人到温州去调查。肯定了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得出一个结论：公有制为主体是就全国情况而言的，对一个地区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占主体地位。这是1985年说的，没有点政治勇气、理论勇气，是不可能的。在他当所长期间，经济研究实现了历史性转变，紧紧围绕改革这个总的主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倡导理论创新，支持年轻作者脱颖而出，并且坚决抵制顶住了外来的干涉，有效地维护了作者的学术探索权。
董辅礽当时抓的课题，是国家所有制改革，这是一个大的项目，是国家的重点项目。为什么能把这个科研搞得很深入呢？董辅礽经过多方的努力，去争取了国外的资金制度，利用资金把年轻人派出去，学现代经济学，学现代计算机技术，学经济统计分析技术等等。通过这样一些重大科技的研究，不断拿出来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这样的研究，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很快的成长。作为经济学家，董辅礽发表的那些著作只是他学术贡献的一小部分，而他大量在组织研究方面的贡献可能我们在经济所以外的同志很难了解。
华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今天上午有一个记者问我，如果你简单概括的话，董老师这个人除了学术以外，还有什么比较突出的品质。我当时脱口而出，我说他淡薄名利。他在1978年关于所有制的讲话的报告，不考虑个人名利得失。2001年年初的时候，他参加股市的大辩论，又体现出他独立思考，不为商品社会中大众和媒体的情绪所动。
董老师一直到最后临走，心里面放不下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关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思考，以及对中国资本市场出路和困境的揪心和期待。有些人总是觉得中国的股票市场搞早了，张嘴就教训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不规范，年年喊着打击股票市场，给股市挤泡沫，他是满心喜悦地关注着中国的证券市场的成长。他说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校。他认为一些人天天讲欢迎市场引进，但是真的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市场经济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又反过来到处泼冷水，只想要优点不想要缺点，他说这是现代版的叶公好龙。他说现在社会上对证券市场的一些责怪，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的责怪，对股市信心的动摇也就是对市场经济信心的动摇。爱护股市也是爱护市场经济。他对证券市场的地位以及这种信念，我觉得真是很可贵的。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证券市场，就没有国有资产的股份化和证券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会停留在形式上和口头上，金融体系的改革也会举步维艰。他反复强调，要敢于让证券市场的幼苗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走出来，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规则，以后虽然陆续有些法规，也往往是被动地遇到什么解决什么，既不系统也不完善，而且多变。但是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地在发展当中去掉中国资本市场所带有的计划经济的胎迹。他说最关键的是要保护人气，不管中国证券市场发生多少问题，它在催生市场经济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他把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把呵护证券市场和呵护市场经济完全等同起来。
2001年有人出来批评股市是经济泡沫，这种批评孤立和单纯地看没有错，但当时中国的形势是国家提出来要进行国有股减持，正在酝酿国有股票用市价减持的方案，这是一个大背景。如果那一次股市辩论真的有一个正确的结果，我们就可以避免国务院在当年的6月份发出的文件，在后来又反复纠正和最终废止，就可以避免中国股市这么多年来的低迷和困难。董老师和一些其他经济学家都站出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被带上一个帽子就是既得利益的代表、庄家的代言人。就在那个争论以后，在人大开会的时候，有记者问董老师对证券市场怎么看。董老师当时说了一句话，被媒体报道出来，他说我不懂股市我无话可说。体现董老师毫无心计和童心未泯。我理解，实际上这句话是董老师在表示他的抗议，就是抗议把这种利益的分析，把这种“阶级”的分析带进学术讨论当中来，把大众的情绪，把一些能够左右脱离了独立的学术的严肃探讨的东西，带到这个争论里面来，使这场争论进行不下去。后来讨论的结果使双方都受到很大的损害，把道德、良心引到这里面来，而且带来很不好的风气，这是中国学术界在过去所没有的坏风气。中国经济学界介入这场股市大争论，并没有起到理论先导的作用，使得以后的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
这次争论以后，董老师一直在思索自己是不是错了，他在很多序言当中，都是多次提到自己有错误，而且他一直说没有一贯正确的经济学家。他说有人说我是代表既得利益的，有什么利益在股市。大家知道董老师一家都是科学之家，他自己的理财能力是非常弱的，也不懂得怎么去买股。他说，想封住我的口，是封不住的，我还是要说，证券市场不是游戏，证券市场能够创造价值。后来董老师说他对这场争论慢慢地有了一些认识，证券一开始是不规范的，这点大家并没有分歧，但是不规范的证券市场究竟是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极大，还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对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推动极大，这是2001年股市大争论的实质。后来一直到他生病，一直到去美国治病期间，他还在不断地研究、关心这个问题。后来他在美国治病期间跟我们通过电话，他说如果病情一旦好转的话，一定要回来把这个股市问题说透，他说当时说的投机泡沫论、赌场论这些观点，要害在于把股市的全部问题都归结给投资者一方。但是，中国股市的核心问题不在投资者这边，而在融资者和裁判员那边。是裁判员吹偏哨向融资者一边倒，这是导致股市的价值中心不断下移的根源。他在1998年的文章当中对这个问题就做了很深的分析，他说证券市场到底是为融资公司服务，还是要为投资者服务。归根结底你要为投资者服务，而且特别强调要为中小投资者服务。否则的话，必然会导致不公正和不公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证券市场设立的宗旨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我理解今天中国证券市场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究竟为谁服务，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二个，他就讲到裁判员，他说管理者和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不是领导和服从的关系，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他说管理者像球场上的裁判，自己也要受到规则的约束，裁判员一旦出现误判，他自己也要受到制裁。实际上这些年来，正是因为裁判员把这个哨子吹偏了，老是站在融资者这一边，一直到最近推出的以股抵债，实际上是把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这样的政策还能够出台就说明我们的裁判不是站在投资者一边，而是站在融资者一边，这样使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失衡。董老师在病中最后留给我们的话是说，证券市场要理直气壮地为投资者服务。
现在是主管部门下决心的时候了。如果股市真能从为融资者服务转到为投资者服务这将是广大投资者的大幸，是中国证券市场和金融安全的大幸，是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大幸，也会是目前缺乏资金融资渠道众多融资者的大幸。有过太多挫折和失望的人们，在怀疑中观望，相信董辅礽先生在冥冥中祝福和期待。
韩志国（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我和董老师相识已经二十年了，在董老师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和70寿辰的会上，我有一个讲话，我说董老师是一身正气、一身骨气、一身锐气，董老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经济学家要甘于坐冷凳，善于坐热板凳，肯于坐硬板凳。我对董老师的这个总结，是二十年来，我和他的接触得出的。
董老师在学术上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翻了他的很多的著作，好多都是金玉良言。几乎是从改革一开始，他的整个思想脉络就一直是对的。为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董老师有一个独立人格、一个高尚品格，这是董老师事业上能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看董老师的理论，我把它概括为一条主线，两大宽容。一条主线是什么？他的整个理论都是围绕着所有制改革。包括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的前提是体制的转变，体制转变的核心是所有制的改革。所以他的全部理论都可以围绕着所有制改革来进行。他这条主线是贯穿着这三十年研究的一个主线。他对两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一个是对民营经济、私营经济。董老师对私营经济的发展真是可以说极大的宽容。他把其中出现的问题，都看作是发展中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对资本市场，他表现出了巨大的宽容。资本市场现在问题特别多。他写了很多文章批评这个市场中的各种弊端，但是他将这种弊端看作是发展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他为什么对这两个问题表现出了巨大的宽容呢？这是和他的所有制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发展民营经济。他明确提出，中国要想发展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必须占到50％以上，50％以下是不行的。1986年他到温州去考察，然后把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进行比较，他认为温州模式照射着中国改革的方向。
他为什么要组织后来的股市大辩论？1985年有一个会议，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请了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时在会上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了一个言论，说中国二十年之内不具备搞资本市场的条件。这个理论被中国一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接过来了，到处宣传说中国二十年之内不具备搞资本市场的条件。这个经济学家在90年代初到台湾去，回来以后，董老师问他到台湾有什么收获？他说赌场可以搞，但股市不能搞，全民都在炒股，到处都是泡沫。董老师看到这个问题说，这样的理论还叫市场经济，这是不行的。对2001年初股市争议，董老师心急如焚，说这不是股市有没有毛病的问题，这是要不要股市的问题。说中国不具备搞股市的条件，那么股市就是早产，早产的结果就是赌场，赌场再进一步演变就是推倒重来。所以早产论、赌场论和推倒重来论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个时候董老师抱着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强烈责任感站出来了，一定要为资本市场说话。现在回头看，我认为现在对这个辩论下结论还为时尚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证明一切。
樊 纲（中国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我们这一代人学习董老师的思想，不仅是研究他对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而且也是纪念他对我们的影响。董老师也代表了一代的经济学家，我们在纪念董老师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对这一代人贡献的一个回顾。董老师对我们又产生一些特殊的影响。他对我们年轻人的培养和深造给予高度的重视。当年我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还没有到经济所，董老师作为经济所的所长，把经济所的一个出国的名额给了我这个在校博士生，在当时资源奇缺的情况下，董老师能够从经济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统一考虑人才的培养。我后来能做一点事情，得益于能够在那个阶段出国深造学习一段时间。我们当年学经济学的时候，是读着董老师的文章来逐步学习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文献，很多都是政治性文章。70年代末期学经济学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政治因素。董老师和于光远几位老师的学术论文，对我们后来研究经济问题，怎么做学术文章，怎么研究经济规律，影响非常大。我们后来写论文的时候，都会回忆起当时的那一批文章。学术的严谨、科学的规范、学术论文的标准，我想都能够从当时的几篇文章里学到。
第二个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从董老师的所有制理论。我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1979年董老师去我的学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问题，对我们大学生的震撼是相当大的。把问题说到了根源上，说到了基础的问题上，整个思路才能够打开，其他的问题才能串起来。我相信这也是对我们这一代学者的重大的影响，恐怕这两个理论是最重要的。
跟董老师接触当中，曾有一个简短的讨论。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经济学界的一个团拜会上，当时因为社会上讨论经济学家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很多经济学家代表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等等。我讲了一个观点，我说经济学家可以像法学家一样，可以做原告的律师，可以做被告的律师，可以做法官，需要有一批经济学家做所谓的社会仲裁人，也就是说做宏观的或者说做全体利益的仲裁人，起这样的职能。但是不妨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做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可以有公司的经济学家，有政府的经济学家，有消费者的经济学家，有工会的经济学家，有地方政府的经济学家等等。意思就是说经济学家也可以有职业分工。我讲完了，董老师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说这个我不太赞成。是可以有一些利益群体的经济学家，但是不是经济学家都要变成利益群体呢。董老师认为，应该更多地鼓励经济学家去思考全民的利益，去思考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群体的利益。当然，我想我跟董老师说的问题，有并行不悖的意思，但是我想董老师特别强调的是，作为经济学者，作为经济学家，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全民的利益，从整个国家的角度、从全民的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来代表全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小集团的利益。我想这一番谈话，一个是表明了董老师的一个主张，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成为社会的利益的代表；另外也表明了董老师个人的价值取向。我想他这一生，从他的行文、从他的做人，他一直是要代表全民的利益，一直从全民的利益、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从个别集团的利益来思考问题。想着我们国家、整个经济怎么能够发展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贯穿、来思考他的各种观点、各种理论，我们也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忧国忧忧民，为什么敢于坚持自己的各种观点，为什么敢于分析很多从当时来看好象很难碰的问题。我想都是跟他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这种价值取向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