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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从单一的法庭转变成多个陪审法庭；从职能上看，陪审法庭新增了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账目审计等职权；从性质上看，陪审法庭不仅仅是接受上诉案件的终审法庭，还是一审的法庭；另外，陪审津贴的颁行给每一个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法庭的这些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人口增长和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结果。
关键词：陪审法庭 雅典 民主制
陪审法庭是雅典民主制的标志之一，其在雅典民主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地位往往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所发生的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关键阶段，对于这个阶段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从司法制度的层面理解雅典民主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陪审法庭大约于公元前6世纪初建立起来，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像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一样，厄菲阿尔特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演进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次改革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完善和巩固，与陪审法庭制度演变也有重要关系，但是由于改革措施在公元前404年被三十僭主废除，刻在石头上的记录也被毁坏，所以后来的史家对于改革所涉及哪些具体措施，以及陪审法庭在这次变革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多方推断而看法不一。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对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变革情况的记载也是模糊不清，仅仅提到与厄菲阿尔特改革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尽量综合各种文献，对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在职权、形式、性质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陪审法庭职权的变化
根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厄菲阿尔特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一些权力，把它们移交给了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关于有哪些权力被移交给陪审法庭，亚里士多德作了如下记载：
自波斯战争后十七年来，宪法一直受到阿勒俄琶菊斯议会的控制，虽则它也逐渐经过修改。但是随着大众力量的增强，索缚尼得斯之子厄斐阿尔忒斯当了人民的领袖，且在政治生活上享有清廉正直的声誉，便来攻击这个议会了。首先，他就阿勒俄琶菊斯议员的行政行为对他们起诉，因而除去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而后在科农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他又剥夺去这个议会一切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把某些权力交给五百人议会，另外一些则交给民众会和陪审法庭。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包括哪些呢?我们从他的其他论述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在梭伦改革以前，战神山议事会“职掌保护法律，但事实上它管理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事，对于违反公共秩序的罪人，不用控告，就可以课以刑罚或罚金”。
梭伦改革时，“把保护法律的职责授与阿勒俄琶菊斯议会，这个议会仍旧是宪法的监察人，它监督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惩处罪人尤其有最高的权力，无论是罚金或是判刑，它又可以任意将罚金收入补偿卫城的开支，而不用说明开支的理由，它又可以审讯阴谋推翻国家之人，虽则梭伦对于这样的阴谋者已经定下来法律”。
一些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战神山议事会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包括：负责审理叛国的案件：对即将到任的执政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dokimasia)；对即将卸任的官员进行账目审计(euthyna)。战神山议事会掌控了这些职权，实际上就掌控了雅典国家权力的核心，是雅典国家最显赫和最有权势的机构。厄菲阿尔特通过改革，把这些职权分别交给了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仅仅保留了战神山议事会审理故意杀人、投毒致人死亡、纵火和宗教案件的权力。根据奥斯特瓦尔德的考证，陪审法庭从战神山议事会接管了保护宪法的许多职权：1、对反叛国家的案件进行终审，五百人议事会虽然可以审理告发到议事会的反叛国家的案件，但是如果议事会做出死刑判决或者超过500德拉克马罚款的判决，案件就要提交陪审法庭终审，极少数的案件由公民大会做出终审；2、负责审理在账目审计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雅典的所有官员在即将卸任的时候要提交任期内的经济账目，经专门的会计员审计后提交到陪审法庭，法庭就每个官员的账目进行表决，如果官员的账目有问题，就由陪审法庭做出相应的判罚。3、五百人议事会对九执政官进行第一次的资格审查后，必须由陪审法庭对九执政官进行第二次的任职资格审查。另外，陪审法庭还获得了一项新的权力，对所有官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雅典的所有官员在就任之前都要接受陪审法庭的资格审查。法庭主要负责审查他们的法律资格，即审查他们是否具有公民权、年龄是否在30岁以上、任职是否超过两次以上、是否符合其他特殊规定等。
关于厄菲阿尔特改革的具体内容虽然还存在着种种意见分歧，但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一些权力看来还是历史事实。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厄菲阿尔特为什么要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这些权力?学术界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是，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选举从庇西特拉图时代开始的投票选举改为抽签选举产生，这就意味着执政官虽然仍旧从第一和第二等级中选出，但已不可能完全由雅典显赫和杰出的人物担任，抽签选举大大降低了显赫政治人物当选的机率，卸任的执政官也可以成为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所以，从公元前487年到公元前462年这25年的时间里，战神山议事会的议员构成逐渐平民化，人员构成的这种改变使得这个机构降低了在雅典政治事务中担当重大职责的能力，所以厄菲阿尔特要对之进行改革。这种观点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及陪审法庭这3个机构更是以雅典的平民大众为主体，难道他们就堪当重任吗?华莱士的观点和第一种截然相反，他认为厄菲阿尔特时代的战神山议事会之所以遭受攻击完全是雅典当时的形势发展使然，因为战神山议事会已经成为国家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笔者也倾向于后者的观点，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厄菲阿尔特之所以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可能是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民主派和贵族派斗争的结果。公元前5世纪80至60年代，根据对内对外政策的不同，雅典政坛分成两派：民主派和贵族派。客蒙是贵族派的代表，对内坚决维护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对外主张亲斯巴达的政策：厄菲阿尔特是民主派的代表，对内主张授予平民更多的民主权利，提倡反斯巴达的政策。在这一时期，虽然雅典政治是向着逐渐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70年代，由于雅典的显贵家庭和贵族代表人物在波斯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些杰出的军事将领以战神山议事会为依托暂时取得了对民主派的优势地位，战神山议事会也因为和这些人物的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具有了较以往更大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提到：
在这个时候，国家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成长而逐渐发展起来；但是，波斯战争之后，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又变成有权力的机关，并且主持国政，它获得领导地位并非由于有过什么明确的决议，而是由于萨拉密斯海战的原因。当时由于局势所趋，司令官们已经陷于完全绝望之境，宣布每个 人都应当照顾自己的安全；然而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却预备一笔经费，每人分发八德剌克马，使他们担任船上水手。为着这个原因，司令官就不如这个议会那样令人尊重了。这些时期，雅典统治得很好；因为在这时候，人们履行军事义务，在希腊人中博得很高的荣誉，而且取得了海上霸权来对抗拉西第梦人的意志。
学者郭小凌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和战争几乎是同时代的希罗多德在记载中并没有提到雅典人惊慌失措，而是坚决抵抗；而且有铭文资料显示雅典的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在公元前480年从容指挥全城的大撤离，完全和战神山议事会无关。稍后的修昔底德在回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历史时也丝毫未提及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雅典的将军们在战争中手足无措、指挥失当的说法，虽然还不能确定地说战神山议事会在公元前479至462年重新获得了主持国政这样大的权力，但是至少可以推测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否则厄菲阿尔特就不会在成功地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之后被暗杀。
民主派和贵族派的矛盾因波斯的入侵而暂时搁置下来，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后期，当外来入侵的危机减弱的时候，两派的矛盾重新激化起来。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民主派就不可避免地压制贵族势力的发展，打击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公元前462至461年的事件为厄菲阿尔特提供一个有利的时机。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希洛人趁机反叛斯巴达人，斯巴达国王请求雅典援助。虽然厄菲阿尔特强烈反对，但客蒙还是在公民大会上赢得了公民的支持，率4000重装步兵前去斯巴达镇压希洛人起义，和斯巴达人一起把希洛人包围在伊托麦(Ithome)。公元前462年，斯巴达再次请求雅典的援助，客蒙再度率军前往。趁着客蒙和他的大批支持者不在雅典的有利时机，厄菲阿尔特先是向陪审法庭起诉战神山议事会的议员接受贿赂或滥用权力，削弱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度，进而在公民大会上获得平民的支持，一举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与此同时，客蒙率领的雅典士兵的英勇表现让斯巴达人感受到威胁，他们把雅典人当作危险的阴谋家遣回。这样的羞辱激起雅典公民对亲斯巴达派的强烈不满，尤其把矛头指向了客蒙。在公元前461年，客蒙被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放逐10年。民主派在和贵族派的斗争中善于利用民众的情绪铲除异己，巩固了他们在雅典政坛上的地位，为民主改革措施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第二，波斯战争中雅典第四等级公民的力量得到壮大，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在马拉松战役之前，雅典军事的主力是重装步兵，主要由雅典的第三等级出任，第四等级在陆战中充当轻装步兵，属于军队中的配角。但自从雅典改变了战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之后，第四等级上升为主力兵种的成员，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尤其在萨拉密斯海战中验证了他们的实力，为雅典最后战胜波斯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连对雅典的民主制进行严厉批评的伪色诺芬也承认，出任战舰划桨手的平民是整个城邦力量的基础，所以他们理应拥有比贵族和富人更多的权利。可以这样说，第四等级公民已经成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家变成海上强国后不可须臾或缺的力量，他们也构成了雅典民主最深厚的基础。军事上的支柱地位和他们有限的政治权利是不相称的。梭伦改革以来，第四等级虽然可以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但他们几乎没有出任国家官员的资格。在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第四等级没有资格进入五百人议事会。到公元前457至456年间，执政官的资格才扩展到第三等级，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才被默许。公元前487年虽然采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但仍旧是从第一和第二等级中抽签选出，而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来自卸任的执政官，任职终身，所以富人依然占多数。战神山议事会作为贵族势力的最后堡垒必然会引起第四等级的不满，所以在公元前5世纪70-60年代，军事地位得到增强的第四等级公民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民主派的代表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可能也认识到要满足雅典平民的要求，以保证城邦的稳固，所以民主派对贵族派势力发起攻击的时候，第四等级应该在公民大会上支持了他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谈到了平民力量的增强推动了雅典民主的发展：
各种政体也可因为邦内诸职司之一或其他部分的荣誉或权力的增涨而倾向于寡头、或平民、或共和制度。举例来说，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元老院卓著勋绩，他们把持国政[这就渐趋于寡头政治]。继而时易势迁，大多数征自平民(贫民)的海军获胜于萨拉米斯之役，奠定了雅典的海上霸权，这些有功的平民(贫民)转而加强了民主的力量。
以厄菲阿尔特为代表的民主派正是借助第四等级公民的强大力量完成了这次重大的民主改革，不仅赋予了陪审法庭新的职权，也促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趋向完善。
二、陪审法庭形式的变化
厄菲阿尔特的改革不仅赋予陪审法庭新的职权，很有可能还给以它新的形式，把heliaia划分成多个dikasteria。但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坦利认为是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创立了长久设置的dikasteria。希格内特认为可能是厄菲阿尔特的同僚在他死后不久进行的这项变革，但是这样的变革和厄菲阿尔特在司法制度上的改革有着莫大的关系。哈蒙德认为是伯里克利完成了从heliaia到dikasteria的转变。约翰·索利则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促成了陪审法庭这种形式上的改变。虽然存在诸多的分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雅典从一个heliaia转变成多个dikasteria大概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或者稍晚一点的时间，而且和厄菲阿尔特改革有直接的关系。最晚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新设立的陪审法庭(即dikasteria)的陪审员是从6000名预备陪审员中抽选出来的。而且新式的陪审法庭不再是1个，而是10个，每个法庭由年初分配的500名陪审员组成，每个法庭由固定的1名法官主持。每个法庭专司审理同一类型的案件。这意味着陪审法庭已经脱离公民大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heliaia”这个名称依然保留着，但无论形式还是实质都已经完全不同于梭伦时代的单一的陪审法庭。它可以用来指所有的法庭，也可以是某个法庭，一般来说，司法执政官主持的陪审法庭也被称为“heliaia”。这个词又可以专指特别大的法庭建筑。
为什么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多个dikasterira代替了梭伦时代设立的heliaia呢?
第一，陪审法庭形式的变化与其职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陪审法庭不仅从战神山议事会接管了审判重大案件，比如叛国罪的司法权，而且还接管了执政官所具有的司法权。大概是在厄菲阿尔特改革或者之前不久的时间里，执政官的司法权力被剥夺，使其只具有预审的权力，即执政官只能对案件进行初步的调查，但是没有判决的权力。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诉讼案件都要经由陪审法庭审判，陪审法庭的工作量大大地增加了。另外，厄菲阿尔特改革还增加了陪审法庭对所有官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的职能。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雅典国家的规模不大，官员也不是很多，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 中期时，随着雅典帝国的扩张，雅典负责国内事务的官员就有700人，还有负责国外事务的官员700人。如此之多的官员，单单是官员的资格审查就要耗费陪审法庭大量的时间，所以繁重的业务使得陪审法庭有必要分化成多个法庭(即dikasteria)。
第二，陪审法庭形式的变化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国家扩张并干预盟国司法事务的结果。
一般认为，雅典于公元前478年成立提洛同盟，其金库于公元前454年迁往雅典是雅典同盟转变成帝国的标志，而公元前460至公元前454年是雅典同盟转变成雅典帝国的关键阶段。雅典在这个阶段开始大肆染指同盟国的政治、军事、司法还有宗教事务，提洛同盟已经由一个旨在反抗波斯入侵的各邦地位平等的同盟演变成雅典欺压其他同盟国的工具。大概在公元前469-450年，盟邦法塞里斯(Phaselis)和雅典签订盟约。在法律事务上是这样规定的：
在雅典，凡涉及到法塞里斯人的任何起诉都要在雅典审理，在军事执政官的法庭审理，就像开俄斯人一样，不允许在其它任何地方审理；其它的案件应该根据雅典和法塞里斯的现存条约的条款进行审理。
军事执政官对案件进行初步调查之后，负责把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这则史料虽不能说明雅典干预盟邦法塞里斯的司法事务，但是由此可以断定，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的中期开始，雅典的陪审法庭对涉及到盟邦居民的诉讼案件具有审理权。另外，盟邦公民的谋杀案件和比较重大的政治案件要提交到雅典的法庭审理，而且“不经雅典人许可，在任何一个城市皆不得对任何人判处死刑”。公元前454年之后，各盟邦的贡金必须按时上缴，数目每4年重新审议修订一次，如果盟邦对贡金的估价表示不满，就要上诉到雅典的一个专门的法庭或者陪审法庭裁定。所有和贡金有关的案件都要在雅典审理，无论起诉人是雅典的官员还是贡金提供国的个体公民。公元前454年，登记在雅典贡金表上的盟邦有135个，到公元前449年就增加到了155至173个。如此之多的盟邦，必然导致陪审法庭的事务大大增多。伪色诺芬谈到了雅典的法庭从审理盟邦的案件中所得到的巨大实惠：
按照某些人的看法，雅典平民在迫使同盟者到雅典来打官司一事上也犯了错误。但雅典人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算计了这样做会给雅典平民带来多少财产。首先，他们从法庭收费中可获得整整一年的薪金。其次，他们由于可待在家里，无需出海远航，便可在同盟国家中发号施令，在法庭上支持出身平民的人，消灭平民的敌人。况且，假若所有的人都在本国打官司，那他们就会由于对雅典人的不满，而力图除掉其国内那些最同情雅典民主制的人。另外在雅典，平民从以下的各种方式中获得好处，当涉及到盟邦的审判在雅典举行的时候：首先，比雷埃夫斯港要为城邦征收1％的关税；其次，任何有房舍出租的公民将获得更多收益，同样，那些有牲畜或奴隶出租的人亦可得到更多的实惠；另外公民大会的传令官在盟邦居留雅典城的时候而境况较好。此外，如果盟邦的人不来雅典打官司，他们就会只对航行那里的雅典人，即将军、船长和使者们表示尊敬。但事实上，每一位同盟者都被迫奉承雅典的民众，因为他们认识到，对任何一个来到雅典打官司的人来说，他在这里所接受的法律上的赏与罚完全掌握在雅典平民手中——这实际上就是雅典的法律；因此，他们在进入法庭时都拉住平民的手作祈求状。在这种情况下，盟邦实际上已经成为雅典平民的奴隶。
伪色诺芬的这个小册子大概写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其中的言辞不免有夸大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雅典的陪审法庭在雅典帝国扩张之后事务繁多的客观现实，而且这些司法事务必然是复杂和多变的，所以大概在这个期间，雅典的hdiaia分化成dikasteria就是有必要的。在厄菲阿尔特改革之前，陪审法庭的事务就已在增加，在随后的时间里，陪审法庭的诉讼事务无疑随着帝国的扩张还在不断地增多。“帝国时代的雅典民众法庭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是雅典城邦的法庭，是雅典城邦的民主机构之一，但它所行使的权力已大大超出雅典城邦的范围。因此，它实际上已成为雅典人维持其对帝国广大臣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强制机关”。所以，公元前5世纪的陪审法庭的形式调整也是顺应了当时雅典帝国的发展要求。
三、陪审法庭性质的变化
梭伦设立的陪审法庭还只是一个接受公民上诉的法庭，如果当事人对司法官员的判决不满，可以上诉到陪审法庭。大概在公元5世纪中期，雅典的执政官被剥夺了审理案件的权力，使其只具有初步调查案件的权力，然后把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执政官负责主持法庭，但是不能对案件的判决发表任何意见，案件实际上直接由陪审法庭审理。陪审法庭因此也成为了一审法庭，受案的范围扩大，司法职权也相应地扩大。与此同时，陪审法庭还保留其作为上诉法庭的地位，审理一些上诉的案件。比如，接受任职资格审查的议员如果对五百人议事会的审查结果不服，就可以上诉到陪审法庭。官吏的审判，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由五百人议事会来进行的，特别是对那些处理基金的官吏，可是，议事会的审判不是最后的，还可以向陪审法庭上诉。私人也有权利告发他所要告发的任何官吏的不法行为，但是，这些案件如果经议事会判决有罪，仍可以向陪审法庭上诉。
大概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既是接受上诉的终审法庭，又是一审的法庭。韦德一格尔认为是“厄菲阿尔特改革促成了陪审法庭的性质发生了这种变化”。希格内特认为“在厄菲阿尔特改革之后的几年完成这样的转变”。没有文献记载这种变化的原因。西利认为这样的变化不是某个改革家有意为之，而是习俗自然造就的结果。他对此进行了推断：梭伦的立法虽然保留了执政官审理案件的权力，但是执政官对涉案的有权势的人物做出判决的时候，往往有所顾忌，担心危及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就有意把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进行审理。这种情况在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由抽签方式选出之后就更加普遍，因为执政官的地位和能力较之前的都大大下降，很难想象他们敢于做出触动显贵的判决。所以，渐渐地，执政官在审理每个案件的时候就下降到初步质询的地位了，而且这种习惯慢慢变成了常规。’西利的解释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就是梭伦改革虽然保留了执政官审理案件的权力，但是已经对他们的权力做出了限定，超出其权限之外的，就要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所以，在梭伦改革之后，执政官已经失去了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权力，所以执政官就不太可能因为心存顾忌把重大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法庭的这种转变并不是习俗使然，虽然史料没有记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陪审法庭成为一审的法庭，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剧变的产物。和雅典人口的增长、经济的繁荣、雅典帝国的建立及其对盟邦司法事务的干预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是雅典国家机构的职能逐渐健全和完善的表现。随着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司法机关，其受案范围扩大了，成为一审的法庭，同时还是接受上诉的终审法庭，其判决不能再上诉。陪审法庭性质的这种转变进一步剥夺了执政官的司法权限，使司法审判权集中到人民大众的手中，使得过去高 高在上的执政官成为为人民效力的办事人员。
四、陪审津贴的颁行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是伯里克利颁行了陪审员的津贴制度。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陪审津贴开始发放的时间大概和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时间同时或者稍晚一点，即公元前5世纪50年代前后。最初津贴的数目是每人每天2个奥波尔，到公元前425年，由克勒翁(Cleon)提高到3个奥波尔。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一度废除津贴制度，一直到公元前403年才重新恢复，而且依然是3个奥波尔，这个数目一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都没有变化。
雅典为什么在公元前5世纪50年代前后引入津贴制度呢?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伯里克利为了对付政敌客蒙而采用的讨好民众的手段。伯里克利的用意显然不限于此，他在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中提到：“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陪审津贴给每一个公民，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的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津贴对贫穷的公民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3个奥波尔可以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所需，提供津贴是对公民担任公职的一种补偿，使得他们从谋求生计的劳动中暂时解放出来，有闲暇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如果雅典平民在工作之余出席陪审法庭，又可以赚取额外的报酬，津贴也不失为政府提供的一种救济或一种福利。
另外，陪审津贴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巩固民主派领袖在平民中的地位。《马蜂》中就描写了一群陪审员为克勒翁卖命的情形：“朋友们我们快步走呀，因为今天要审判拉刻斯；人人都说他有一大堆钱。所以克勒翁，我们的保护人，昨天就吩咐我们及早出庭，随身带足向他发泄三天的强烈的忿怒，好惩罚他的罪行”。喜剧中所提到的克勒翁把陪审津贴从2个奥波尔增加到3个奥波尔。《马蜂》讽刺一群年迈的陪审员被政治煽动家克勒翁所利用，还以为自己大权在握，是城邦的主人，其实是政治煽动家的奴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影射雅典的社会现实，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津贴制赢得了平民对民主派的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寡头派上台伊始就取消了陪审津贴，以减少平民参政的机会。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津贴制度看作是平民政体的一大特征。
但是津贴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引发了雅典一些社会精英的批评。有人指责陪审津贴的引入导致了陪审法庭的腐败，接受贿赂而判决不公，阿泥图斯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批评家们还指出津贴制的采用导致了雅典社会风气的堕落，雅典人养成坏习惯，出现浮华奢侈，不像以前那么节俭和自食其力了。柏拉图也认为公职津贴使得雅典人变得懒惰、胆怯、夸夸其谈和邪恶。客观地说，津贴制刺激了雅典人对公职服务补偿的追求，有时甚至为了一味地追求利益回报而不惜铤而走险。在法庭上，陪审员为保证他们的津贴收入，就纵容恶意告发者的行为，乐于判决富人有罪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津贴制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它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平民，为平民参政提供了保证。
综上所述，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在形式、职能上、性质上的变革一方面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雅典国家人口增长，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产物。陪审法庭的职能和运行程序在此后的50年内基本保持不变。陪审法庭成为雅典民主政治机构中的重要力量，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在此期间达到鼎盛。
(责任编辑：阴元涛)
关键词：陪审法庭 雅典 民主制
陪审法庭是雅典民主制的标志之一，其在雅典民主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地位往往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所发生的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关键阶段，对于这个阶段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从司法制度的层面理解雅典民主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陪审法庭大约于公元前6世纪初建立起来，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像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一样，厄菲阿尔特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演进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次改革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完善和巩固，与陪审法庭制度演变也有重要关系，但是由于改革措施在公元前404年被三十僭主废除，刻在石头上的记录也被毁坏，所以后来的史家对于改革所涉及哪些具体措施，以及陪审法庭在这次变革中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多方推断而看法不一。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对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变革情况的记载也是模糊不清，仅仅提到与厄菲阿尔特改革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尽量综合各种文献，对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在职权、形式、性质等方面的变化及其原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陪审法庭职权的变化
根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厄菲阿尔特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一些权力，把它们移交给了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关于有哪些权力被移交给陪审法庭，亚里士多德作了如下记载：
自波斯战争后十七年来，宪法一直受到阿勒俄琶菊斯议会的控制，虽则它也逐渐经过修改。但是随着大众力量的增强，索缚尼得斯之子厄斐阿尔忒斯当了人民的领袖，且在政治生活上享有清廉正直的声誉，便来攻击这个议会了。首先，他就阿勒俄琶菊斯议员的行政行为对他们起诉，因而除去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而后在科农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他又剥夺去这个议会一切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把某些权力交给五百人议会，另外一些则交给民众会和陪审法庭。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包括哪些呢?我们从他的其他论述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在梭伦改革以前，战神山议事会“职掌保护法律，但事实上它管理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事，对于违反公共秩序的罪人，不用控告，就可以课以刑罚或罚金”。
梭伦改革时，“把保护法律的职责授与阿勒俄琶菊斯议会，这个议会仍旧是宪法的监察人，它监督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惩处罪人尤其有最高的权力，无论是罚金或是判刑，它又可以任意将罚金收入补偿卫城的开支，而不用说明开支的理由，它又可以审讯阴谋推翻国家之人，虽则梭伦对于这样的阴谋者已经定下来法律”。
一些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战神山议事会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包括：负责审理叛国的案件：对即将到任的执政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dokimasia)；对即将卸任的官员进行账目审计(euthyna)。战神山议事会掌控了这些职权，实际上就掌控了雅典国家权力的核心，是雅典国家最显赫和最有权势的机构。厄菲阿尔特通过改革，把这些职权分别交给了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仅仅保留了战神山议事会审理故意杀人、投毒致人死亡、纵火和宗教案件的权力。根据奥斯特瓦尔德的考证，陪审法庭从战神山议事会接管了保护宪法的许多职权：1、对反叛国家的案件进行终审，五百人议事会虽然可以审理告发到议事会的反叛国家的案件，但是如果议事会做出死刑判决或者超过500德拉克马罚款的判决，案件就要提交陪审法庭终审，极少数的案件由公民大会做出终审；2、负责审理在账目审计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雅典的所有官员在即将卸任的时候要提交任期内的经济账目，经专门的会计员审计后提交到陪审法庭，法庭就每个官员的账目进行表决，如果官员的账目有问题，就由陪审法庭做出相应的判罚。3、五百人议事会对九执政官进行第一次的资格审查后，必须由陪审法庭对九执政官进行第二次的任职资格审查。另外，陪审法庭还获得了一项新的权力，对所有官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雅典的所有官员在就任之前都要接受陪审法庭的资格审查。法庭主要负责审查他们的法律资格，即审查他们是否具有公民权、年龄是否在30岁以上、任职是否超过两次以上、是否符合其他特殊规定等。
关于厄菲阿尔特改革的具体内容虽然还存在着种种意见分歧，但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一些权力看来还是历史事实。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厄菲阿尔特为什么要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这些权力?学术界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是，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选举从庇西特拉图时代开始的投票选举改为抽签选举产生，这就意味着执政官虽然仍旧从第一和第二等级中选出，但已不可能完全由雅典显赫和杰出的人物担任，抽签选举大大降低了显赫政治人物当选的机率，卸任的执政官也可以成为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所以，从公元前487年到公元前462年这25年的时间里，战神山议事会的议员构成逐渐平民化，人员构成的这种改变使得这个机构降低了在雅典政治事务中担当重大职责的能力，所以厄菲阿尔特要对之进行改革。这种观点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及陪审法庭这3个机构更是以雅典的平民大众为主体，难道他们就堪当重任吗?华莱士的观点和第一种截然相反，他认为厄菲阿尔特时代的战神山议事会之所以遭受攻击完全是雅典当时的形势发展使然，因为战神山议事会已经成为国家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笔者也倾向于后者的观点，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厄菲阿尔特之所以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可能是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民主派和贵族派斗争的结果。公元前5世纪80至60年代，根据对内对外政策的不同，雅典政坛分成两派：民主派和贵族派。客蒙是贵族派的代表，对内坚决维护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对外主张亲斯巴达的政策：厄菲阿尔特是民主派的代表，对内主张授予平民更多的民主权利，提倡反斯巴达的政策。在这一时期，虽然雅典政治是向着逐渐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70年代，由于雅典的显贵家庭和贵族代表人物在波斯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些杰出的军事将领以战神山议事会为依托暂时取得了对民主派的优势地位，战神山议事会也因为和这些人物的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具有了较以往更大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提到：
在这个时候，国家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成长而逐渐发展起来；但是，波斯战争之后，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又变成有权力的机关，并且主持国政，它获得领导地位并非由于有过什么明确的决议，而是由于萨拉密斯海战的原因。当时由于局势所趋，司令官们已经陷于完全绝望之境，宣布每个 人都应当照顾自己的安全；然而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却预备一笔经费，每人分发八德剌克马，使他们担任船上水手。为着这个原因，司令官就不如这个议会那样令人尊重了。这些时期，雅典统治得很好；因为在这时候，人们履行军事义务，在希腊人中博得很高的荣誉，而且取得了海上霸权来对抗拉西第梦人的意志。
学者郭小凌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和战争几乎是同时代的希罗多德在记载中并没有提到雅典人惊慌失措，而是坚决抵抗；而且有铭文资料显示雅典的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在公元前480年从容指挥全城的大撤离，完全和战神山议事会无关。稍后的修昔底德在回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历史时也丝毫未提及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雅典的将军们在战争中手足无措、指挥失当的说法，虽然还不能确定地说战神山议事会在公元前479至462年重新获得了主持国政这样大的权力，但是至少可以推测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否则厄菲阿尔特就不会在成功地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之后被暗杀。
民主派和贵族派的矛盾因波斯的入侵而暂时搁置下来，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后期，当外来入侵的危机减弱的时候，两派的矛盾重新激化起来。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民主派就不可避免地压制贵族势力的发展，打击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公元前462至461年的事件为厄菲阿尔特提供一个有利的时机。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希洛人趁机反叛斯巴达人，斯巴达国王请求雅典援助。虽然厄菲阿尔特强烈反对，但客蒙还是在公民大会上赢得了公民的支持，率4000重装步兵前去斯巴达镇压希洛人起义，和斯巴达人一起把希洛人包围在伊托麦(Ithome)。公元前462年，斯巴达再次请求雅典的援助，客蒙再度率军前往。趁着客蒙和他的大批支持者不在雅典的有利时机，厄菲阿尔特先是向陪审法庭起诉战神山议事会的议员接受贿赂或滥用权力，削弱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度，进而在公民大会上获得平民的支持，一举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与此同时，客蒙率领的雅典士兵的英勇表现让斯巴达人感受到威胁，他们把雅典人当作危险的阴谋家遣回。这样的羞辱激起雅典公民对亲斯巴达派的强烈不满，尤其把矛头指向了客蒙。在公元前461年，客蒙被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放逐10年。民主派在和贵族派的斗争中善于利用民众的情绪铲除异己，巩固了他们在雅典政坛上的地位，为民主改革措施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第二，波斯战争中雅典第四等级公民的力量得到壮大，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在马拉松战役之前，雅典军事的主力是重装步兵，主要由雅典的第三等级出任，第四等级在陆战中充当轻装步兵，属于军队中的配角。但自从雅典改变了战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之后，第四等级上升为主力兵种的成员，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尤其在萨拉密斯海战中验证了他们的实力，为雅典最后战胜波斯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连对雅典的民主制进行严厉批评的伪色诺芬也承认，出任战舰划桨手的平民是整个城邦力量的基础，所以他们理应拥有比贵族和富人更多的权利。可以这样说，第四等级公民已经成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家变成海上强国后不可须臾或缺的力量，他们也构成了雅典民主最深厚的基础。军事上的支柱地位和他们有限的政治权利是不相称的。梭伦改革以来，第四等级虽然可以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但他们几乎没有出任国家官员的资格。在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第四等级没有资格进入五百人议事会。到公元前457至456年间，执政官的资格才扩展到第三等级，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才被默许。公元前487年虽然采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但仍旧是从第一和第二等级中抽签选出，而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来自卸任的执政官，任职终身，所以富人依然占多数。战神山议事会作为贵族势力的最后堡垒必然会引起第四等级的不满，所以在公元前5世纪70-60年代，军事地位得到增强的第四等级公民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民主派的代表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可能也认识到要满足雅典平民的要求，以保证城邦的稳固，所以民主派对贵族派势力发起攻击的时候，第四等级应该在公民大会上支持了他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谈到了平民力量的增强推动了雅典民主的发展：
各种政体也可因为邦内诸职司之一或其他部分的荣誉或权力的增涨而倾向于寡头、或平民、或共和制度。举例来说，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元老院卓著勋绩，他们把持国政[这就渐趋于寡头政治]。继而时易势迁，大多数征自平民(贫民)的海军获胜于萨拉米斯之役，奠定了雅典的海上霸权，这些有功的平民(贫民)转而加强了民主的力量。
以厄菲阿尔特为代表的民主派正是借助第四等级公民的强大力量完成了这次重大的民主改革，不仅赋予了陪审法庭新的职权，也促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趋向完善。
二、陪审法庭形式的变化
厄菲阿尔特的改革不仅赋予陪审法庭新的职权，很有可能还给以它新的形式，把heliaia划分成多个dikasteria。但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斯坦利认为是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创立了长久设置的dikasteria。希格内特认为可能是厄菲阿尔特的同僚在他死后不久进行的这项变革，但是这样的变革和厄菲阿尔特在司法制度上的改革有着莫大的关系。哈蒙德认为是伯里克利完成了从heliaia到dikasteria的转变。约翰·索利则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促成了陪审法庭这种形式上的改变。虽然存在诸多的分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雅典从一个heliaia转变成多个dikasteria大概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或者稍晚一点的时间，而且和厄菲阿尔特改革有直接的关系。最晚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新设立的陪审法庭(即dikasteria)的陪审员是从6000名预备陪审员中抽选出来的。而且新式的陪审法庭不再是1个，而是10个，每个法庭由年初分配的500名陪审员组成，每个法庭由固定的1名法官主持。每个法庭专司审理同一类型的案件。这意味着陪审法庭已经脱离公民大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heliaia”这个名称依然保留着，但无论形式还是实质都已经完全不同于梭伦时代的单一的陪审法庭。它可以用来指所有的法庭，也可以是某个法庭，一般来说，司法执政官主持的陪审法庭也被称为“heliaia”。这个词又可以专指特别大的法庭建筑。
为什么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多个dikasterira代替了梭伦时代设立的heliaia呢?
第一，陪审法庭形式的变化与其职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陪审法庭不仅从战神山议事会接管了审判重大案件，比如叛国罪的司法权，而且还接管了执政官所具有的司法权。大概是在厄菲阿尔特改革或者之前不久的时间里，执政官的司法权力被剥夺，使其只具有预审的权力，即执政官只能对案件进行初步的调查，但是没有判决的权力。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诉讼案件都要经由陪审法庭审判，陪审法庭的工作量大大地增加了。另外，厄菲阿尔特改革还增加了陪审法庭对所有官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的职能。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雅典国家的规模不大，官员也不是很多，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 中期时，随着雅典帝国的扩张，雅典负责国内事务的官员就有700人，还有负责国外事务的官员700人。如此之多的官员，单单是官员的资格审查就要耗费陪审法庭大量的时间，所以繁重的业务使得陪审法庭有必要分化成多个法庭(即dikasteria)。
第二，陪审法庭形式的变化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国家扩张并干预盟国司法事务的结果。
一般认为，雅典于公元前478年成立提洛同盟，其金库于公元前454年迁往雅典是雅典同盟转变成帝国的标志，而公元前460至公元前454年是雅典同盟转变成雅典帝国的关键阶段。雅典在这个阶段开始大肆染指同盟国的政治、军事、司法还有宗教事务，提洛同盟已经由一个旨在反抗波斯入侵的各邦地位平等的同盟演变成雅典欺压其他同盟国的工具。大概在公元前469-450年，盟邦法塞里斯(Phaselis)和雅典签订盟约。在法律事务上是这样规定的：
在雅典，凡涉及到法塞里斯人的任何起诉都要在雅典审理，在军事执政官的法庭审理，就像开俄斯人一样，不允许在其它任何地方审理；其它的案件应该根据雅典和法塞里斯的现存条约的条款进行审理。
军事执政官对案件进行初步调查之后，负责把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这则史料虽不能说明雅典干预盟邦法塞里斯的司法事务，但是由此可以断定，至少是从公元前5世纪的中期开始，雅典的陪审法庭对涉及到盟邦居民的诉讼案件具有审理权。另外，盟邦公民的谋杀案件和比较重大的政治案件要提交到雅典的法庭审理，而且“不经雅典人许可，在任何一个城市皆不得对任何人判处死刑”。公元前454年之后，各盟邦的贡金必须按时上缴，数目每4年重新审议修订一次，如果盟邦对贡金的估价表示不满，就要上诉到雅典的一个专门的法庭或者陪审法庭裁定。所有和贡金有关的案件都要在雅典审理，无论起诉人是雅典的官员还是贡金提供国的个体公民。公元前454年，登记在雅典贡金表上的盟邦有135个，到公元前449年就增加到了155至173个。如此之多的盟邦，必然导致陪审法庭的事务大大增多。伪色诺芬谈到了雅典的法庭从审理盟邦的案件中所得到的巨大实惠：
按照某些人的看法，雅典平民在迫使同盟者到雅典来打官司一事上也犯了错误。但雅典人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算计了这样做会给雅典平民带来多少财产。首先，他们从法庭收费中可获得整整一年的薪金。其次，他们由于可待在家里，无需出海远航，便可在同盟国家中发号施令，在法庭上支持出身平民的人，消灭平民的敌人。况且，假若所有的人都在本国打官司，那他们就会由于对雅典人的不满，而力图除掉其国内那些最同情雅典民主制的人。另外在雅典，平民从以下的各种方式中获得好处，当涉及到盟邦的审判在雅典举行的时候：首先，比雷埃夫斯港要为城邦征收1％的关税；其次，任何有房舍出租的公民将获得更多收益，同样，那些有牲畜或奴隶出租的人亦可得到更多的实惠；另外公民大会的传令官在盟邦居留雅典城的时候而境况较好。此外，如果盟邦的人不来雅典打官司，他们就会只对航行那里的雅典人，即将军、船长和使者们表示尊敬。但事实上，每一位同盟者都被迫奉承雅典的民众，因为他们认识到，对任何一个来到雅典打官司的人来说，他在这里所接受的法律上的赏与罚完全掌握在雅典平民手中——这实际上就是雅典的法律；因此，他们在进入法庭时都拉住平民的手作祈求状。在这种情况下，盟邦实际上已经成为雅典平民的奴隶。
伪色诺芬的这个小册子大概写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其中的言辞不免有夸大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雅典的陪审法庭在雅典帝国扩张之后事务繁多的客观现实，而且这些司法事务必然是复杂和多变的，所以大概在这个期间，雅典的hdiaia分化成dikasteria就是有必要的。在厄菲阿尔特改革之前，陪审法庭的事务就已在增加，在随后的时间里，陪审法庭的诉讼事务无疑随着帝国的扩张还在不断地增多。“帝国时代的雅典民众法庭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是雅典城邦的法庭，是雅典城邦的民主机构之一，但它所行使的权力已大大超出雅典城邦的范围。因此，它实际上已成为雅典人维持其对帝国广大臣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强制机关”。所以，公元前5世纪的陪审法庭的形式调整也是顺应了当时雅典帝国的发展要求。
三、陪审法庭性质的变化
梭伦设立的陪审法庭还只是一个接受公民上诉的法庭，如果当事人对司法官员的判决不满，可以上诉到陪审法庭。大概在公元5世纪中期，雅典的执政官被剥夺了审理案件的权力，使其只具有初步调查案件的权力，然后把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执政官负责主持法庭，但是不能对案件的判决发表任何意见，案件实际上直接由陪审法庭审理。陪审法庭因此也成为了一审法庭，受案的范围扩大，司法职权也相应地扩大。与此同时，陪审法庭还保留其作为上诉法庭的地位，审理一些上诉的案件。比如，接受任职资格审查的议员如果对五百人议事会的审查结果不服，就可以上诉到陪审法庭。官吏的审判，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由五百人议事会来进行的，特别是对那些处理基金的官吏，可是，议事会的审判不是最后的，还可以向陪审法庭上诉。私人也有权利告发他所要告发的任何官吏的不法行为，但是，这些案件如果经议事会判决有罪，仍可以向陪审法庭上诉。
大概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既是接受上诉的终审法庭，又是一审的法庭。韦德一格尔认为是“厄菲阿尔特改革促成了陪审法庭的性质发生了这种变化”。希格内特认为“在厄菲阿尔特改革之后的几年完成这样的转变”。没有文献记载这种变化的原因。西利认为这样的变化不是某个改革家有意为之，而是习俗自然造就的结果。他对此进行了推断：梭伦的立法虽然保留了执政官审理案件的权力，但是执政官对涉案的有权势的人物做出判决的时候，往往有所顾忌，担心危及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就有意把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进行审理。这种情况在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由抽签方式选出之后就更加普遍，因为执政官的地位和能力较之前的都大大下降，很难想象他们敢于做出触动显贵的判决。所以，渐渐地，执政官在审理每个案件的时候就下降到初步质询的地位了，而且这种习惯慢慢变成了常规。’西利的解释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就是梭伦改革虽然保留了执政官审理案件的权力，但是已经对他们的权力做出了限定，超出其权限之外的，就要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所以，在梭伦改革之后，执政官已经失去了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权力，所以执政官就不太可能因为心存顾忌把重大案件提交到陪审法庭审理。法庭的这种转变并不是习俗使然，虽然史料没有记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陪审法庭成为一审的法庭，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这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社会剧变的产物。和雅典人口的增长、经济的繁荣、雅典帝国的建立及其对盟邦司法事务的干预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是雅典国家机构的职能逐渐健全和完善的表现。随着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司法机关，其受案范围扩大了，成为一审的法庭，同时还是接受上诉的终审法庭，其判决不能再上诉。陪审法庭性质的这种转变进一步剥夺了执政官的司法权限，使司法审判权集中到人民大众的手中，使得过去高 高在上的执政官成为为人民效力的办事人员。
四、陪审津贴的颁行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是伯里克利颁行了陪审员的津贴制度。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陪审津贴开始发放的时间大概和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时间同时或者稍晚一点，即公元前5世纪50年代前后。最初津贴的数目是每人每天2个奥波尔，到公元前425年，由克勒翁(Cleon)提高到3个奥波尔。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一度废除津贴制度，一直到公元前403年才重新恢复，而且依然是3个奥波尔，这个数目一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都没有变化。
雅典为什么在公元前5世纪50年代前后引入津贴制度呢?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伯里克利为了对付政敌客蒙而采用的讨好民众的手段。伯里克利的用意显然不限于此，他在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中提到：“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陪审津贴给每一个公民，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的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津贴对贫穷的公民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3个奥波尔可以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所需，提供津贴是对公民担任公职的一种补偿，使得他们从谋求生计的劳动中暂时解放出来，有闲暇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如果雅典平民在工作之余出席陪审法庭，又可以赚取额外的报酬，津贴也不失为政府提供的一种救济或一种福利。
另外，陪审津贴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巩固民主派领袖在平民中的地位。《马蜂》中就描写了一群陪审员为克勒翁卖命的情形：“朋友们我们快步走呀，因为今天要审判拉刻斯；人人都说他有一大堆钱。所以克勒翁，我们的保护人，昨天就吩咐我们及早出庭，随身带足向他发泄三天的强烈的忿怒，好惩罚他的罪行”。喜剧中所提到的克勒翁把陪审津贴从2个奥波尔增加到3个奥波尔。《马蜂》讽刺一群年迈的陪审员被政治煽动家克勒翁所利用，还以为自己大权在握，是城邦的主人，其实是政治煽动家的奴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影射雅典的社会现实，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津贴制赢得了平民对民主派的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寡头派上台伊始就取消了陪审津贴，以减少平民参政的机会。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津贴制度看作是平民政体的一大特征。
但是津贴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引发了雅典一些社会精英的批评。有人指责陪审津贴的引入导致了陪审法庭的腐败，接受贿赂而判决不公，阿泥图斯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批评家们还指出津贴制的采用导致了雅典社会风气的堕落，雅典人养成坏习惯，出现浮华奢侈，不像以前那么节俭和自食其力了。柏拉图也认为公职津贴使得雅典人变得懒惰、胆怯、夸夸其谈和邪恶。客观地说，津贴制刺激了雅典人对公职服务补偿的追求，有时甚至为了一味地追求利益回报而不惜铤而走险。在法庭上，陪审员为保证他们的津贴收入，就纵容恶意告发者的行为，乐于判决富人有罪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津贴制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它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平民，为平民参政提供了保证。
综上所述，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在形式、职能上、性质上的变革一方面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雅典国家人口增长，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产物。陪审法庭的职能和运行程序在此后的50年内基本保持不变。陪审法庭成为雅典民主政治机构中的重要力量，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在此期间达到鼎盛。
(责任编辑：阴元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