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至乐》中有个著名寓言，说的是鲁侯养鸟，对鸟又喂酒，又奏“九韶”之乐，又用祭祀之物来喂养它。结果鸟“眩视忧悲”，不吃不喝，三日而死。庄子批评说，鲁侯这是“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即以自己想当然的方式来伺养鸟，动机好，效果差。
　　这寓言揭示了一个道理，当我们自认为拿着“最好的方式”处理事情时，其实未必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很糟糕的。在公共决策领域，我们即使纯粹出于群众利益的考量，也应注意到“鲁侯养鸟”这样情况的发生。否则很可能脱离人们的真实要求，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比如，出于民生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考虑，近年很多地方在出台“限制”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规定。人们普遍认为，通过“限低”，“将有助于保障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这一举措确有其积极一面。但应当看到，这一有着良好出发点的做法，却有着“以己养养鸟”式的弊端，事实未必如“限低”预设的愿景那样，应有更全面的考量。
　　其一，行政化的“限低”，在保护劳工实际功效上弊大于利。“限低”越激进，试图照顾劳工数量越大、试图拉动工资涨幅越大，效果可能越差。举例说，如果我们规定，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低于1320元，那么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劳动价值够不上这1320元的群体，将被开掉。道理很简单：法律政策可以规定企业或雇主开出的工资达不到这1320元属违法，但法律政策没法保证市场提供的劳动力价值一定够得上这“最低工资标准”。本来我们是保护那些竞争力弱的群体而提高他们的工资，结果却造成了他们的失业，因为他们没法相应地“提升”劳动技能或质量。他们原本可以“低工资”暂且获得工作机会，但由于“限低”，他们只得被淘汰出局，连原本那份低工资也拿不到。
　　其二，那些先天性残疾、体弱、轻微智障者，一些受教育程度较差的弱势群体，更由于刚性的“限低”而丧失就业机会——这是更须直面的严峻现实。这些群体就业的基础是低薪。一旦我们强行“限低”，就从根本上摒除了他们就业的可能。限制最低工资初衷甚好，但它同时剥夺了相当一部分群体所能提供的低层级廉价服务，这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个损失。
　　“限低”会造成新的失业，很多人不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商品价格定在市场价以外，一定会造成商品积压。如果把工资水平提升到市场价格之上，必然会造成失业。一些地方在出台“限低”法律规定后，出现了新的失业，是个不争的事实。本来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结果却加大了贫富差距。事实上，最低工资限制不过是用一部分新的失业取代原先的低工资，这方面的社会问题并没得到真正解决。
　　其三，本质上，一个社会的薪酬水平应由市场来决定。当企业或雇主雇不到合适的劳动力时，就会“水涨船高”，相应提高工资。比如现在装修市场上木工、水泥工、油漆工等工资随年上涨（甚至数月一涨），就反映了劳动力价格的市场趋动。对于大多数劳工的薪水报酬，同样应由市场决定而不应由行政力量越俎代庖。限制最低工资的“标的”是要消灭低工资，但在一个合理的市场环境中，低工资有其存在理由，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是过多过滥的行政干预而不是其他。今天，很多公共政策和行政规制，从单方面看是好的，但放在多维视角中综合评估，可能就成问题了。公共决策有个很重要特性，是它的平衡性。要规避庄子批评“鲁侯养鸟”的做法，更多地“以鸟养养鸟”的思想方法来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切实提升公共管理和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