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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庐山恋》到《色·戒》，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分崩离析了。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情色的话题历久弥新，每一次对禁忌的突破都直击你我内心。
2007年深秋，“色·戒”成为众多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关键词之一。此前不久，这部由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年度大片获得了金狮奖，而在它公映前后，它就引发了千万人的关注，人人争说银幕上的活色生香。
李安说，他想展现人们心中模糊不清的东西；而万众为之喧哗不休的，则是被剪掉的12分钟激情床戏。那么，当这些80后理直气壮地大声抱怨时，他们是否知道，不过二十多年前，为了另一部电影里蜻蜓点水般的一个吻，他们的父辈甚至脸红心跳？
那部电影，就是《庐山恋》。从《庐山恋》到《色·戒》，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分崩离析了。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情色的话题历久弥新，每一次对禁忌的突破都直击你我内心。
石破天惊一个吻
1979年夏天，上海徐家汇区。
这一天，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大楼的走廊里，年近不惑的江西作家毕必成犹豫张望着。几分钟后，导演黄祖模出现了，简短介绍了自己后，毕必成将手中的一个剧本交给了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导演，随即忐忑不安地回到招待所等待消息。
这个剧本，就是《庐山恋》。二十多年以后，我们仍然能够想象毕必成的心情：当时，阶级斗争余音未了，大众生活苍白黯淡，选择年轻男女的恋爱为创作主题，不能不说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冒险。
冒险的并不止他一个。当天，黄祖模读完剧本后，立即向时任上影厂厂长的徐桑楚推荐该剧。而三天以后，上影厂的正副两位厂长决定，剧本立即开拍，黄祖模担任导演，毕必成则与摄制组一起奔赴庐山，边拍摄边对剧本做进一步完善。
文革后首部以恋爱为主题、建国后首次出现吻戏的电影，《庐山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二十多年以后，回顾拍摄《庐山恋》的岁月，徐桑楚仍然倍感艰辛：“经过十年的荒芜，上影厂的创作生产队伍基本垮了，虽还说不上溃不成军，但基本上也没什么战斗力了。”正因此，该剧前后耗费了堪称当时大手笔的70万元经费。
与拍摄过程相比，更让人担心的却是它触及的诸多“雷区”：女主角张瑜片中的服装，共换了43套，会被人认为是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吗？庐山、归侨、爱情、英语……所有这一切，会触犯管制森严的电影当局吗？更何况，男女主人公的那个吻，犹如埋藏在整部电影里的定时炸弹。
在上报审查的剧本中，以严谨诚恳著称的黄祖模导演删掉了接吻情节。为打消演员的疑虑，在片场，他甚至也封锁了这个消息。直到电影拍摄行将结束，黄祖模才把郭凯敏与张瑜叫到现场，宣布补拍吻戏镜头。两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年轻人，面红耳赤地拍了一个多小时，才拍成了这个一秒钟的镜头。“只是碰了一下皮毛，很甜蜜，很难忘。”多年以后，郭凯敏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庐山恋》筹拍阶段，还是一部影片的各个环节要经过严格政审的年代。”同样是多年以后，一位年轻的记者这么写道：“但是《庐山恋》却有出奇的好运。”这个好运，表现在送审过程的一帆风顺：尽管电影局领导“有意见”，但主持文化界工作的夏衍、周扬等人却纷纷叫好，统战部官员甚至认为，该片“宣传了正确政策”，是部好片。现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史东明后来回忆说：“个别镜头做了修改，主要是大家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清新，虽然有吻戏，但是很清纯。”
就这样，1980年7月12日，在庐山东谷电影院，《庐山恋》举行了首映仪式。这一天，不分男女老少，几百名观众面对光影明灭的大银幕，看见一对俊男靓女在庐山牵手嬉戏，看见张瑜落在郭凯敏脸上那轻轻一吻。从这里开始，这一吻炸开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在古板严肃的中国社会激起了千重巨浪。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后，东谷电影院更名为“庐山恋电影院”。从1980年至今，它唯一播放的片子，就是《庐山恋》。到2002年年底，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它“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世界纪录。此时，它已连续放映了8000余场，观众多达138万余人。
《庐山恋》的冲击波
“《庐山恋》教会了一代人谈恋爱”，许多人这么认为。在此之前，爱情是“资产阶级情调”，婚姻是“个人问题”，甚至未婚青年男女的交往也被称为“谈对象”；他们的情书里，见不到儿女情长，有的只是谈工作，谈理想，最后互致“革命的敬礼”。而在此之后，双双散步成为任一对男女的恋爱方式，并被笑称为“轧马路”；即使是同城的恋人，也习惯了用四分钱的邮票寄出自己的情书，并半生不熟地写出“爱情”的字样；甚至，生涩的、纯粹模仿的接吻出现了……
恣肆狂喜，似乎泥石俱下。正因此，上海宣传部门当时一直反对该片上演，影片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后，相关领导还表示，你们这个奖拿了也不光彩，“还是不要去了”。而影片刚刚停机，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就风风火火地赶来，特地查明女主人公并无台湾背景后才放心而去……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没有人能阻拦春冰乍破的潮流。也是这一年，计划生育全面实行，而新《婚姻法》将离婚必要条件修改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性不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此时也不再仅限于观念，而成为法律的出发点。这一切，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性观念革命的前奏。
在探索的旗帜下，各种观念争相出炉，文化界充满喧哗与骚动。
1981年，改自曹禺原著、并由刘晓庆主演的电影《原野》被禁止在国内公映，只能向海外发行拷贝。民间纷纷传言，原因是电影里有刘晓庆的全裸镜头，并称这部片子有两个版本，裸露的镜头仅仅出现在海外版。正因此，1988年《原野》解禁时，许多城市万人空巷，人们试图在电影院里看到传说中的裸体镜头。
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春天的原野上，刘晓庆与杨在葆含情相对。后来，导演凌子终于披露了《原野》被禁的真正原因：电影局当时邀请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方面人士看片，得出的结论是这部片子鼓励复仇、教唆犯罪；此外，花金子不守妇道，和仇虎乱搞男女关系，“不利于舆论引导”。
在《原野》的失望之后，这一年上映的《寡妇村》首次打出了“少儿不宜”的牌子，一时之间，观众再次趋之若骛。当做好十足心理预期的人们走进影院、准备大饱眼福之时，他们看到的也仅仅是女演员惊鸿一现的肚脐眼。也是这一年，相貌中带着其家乡黄土高原特色的张艺谋，以《红高梁》为中国电影写下了新的记录。尽管没有裸镜，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场景，却似乎有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美感，它对于观众的感染力，和剧中肆意奔流的高梁酒同样醉人。
此后，《老井》、《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热衷描写的偷情与私奔，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影像语言，获得了千万观众的热烈认同。与其说这是哗众取宠，不如说它是中国人长久性压抑的最佳诠释。
正是这种压抑，使中国人不再满足于国产影片了。港台三级片先是进入沿海地区的录像厅，然后继续向内地挺进；一再翻录的录像带，尽管图像越来越模糊，却以“地下交通线”的方式，在许多家庭乃至青少年中传播。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贴面舞”、“黑灯舞会”等字眼，在市井、青年群体中悄悄流传着……
正当西方观察家们对中国性开放速度大跌眼镜时，政府行动了。1982年，“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决定，在各级政府迅速传达了；随即，在席卷全国的严打活动中，“流氓犯罪”成为过街老鼠。轰动全国的“陈小蒙案”之外，我们还能在案件卷宗里看到这样的记录：进行家庭性派对的四对夫妇被判处死刑，提供场所的一对夫妇被判处死缓；以恋爱名义与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的众多女性，以流氓罪被判处为期不等的徒刑……
这一年，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因为以身犯戒，而付出了沉重代价？没有人说得清。无论如何，这场严打为中国人在禁锢初解时的急速反弹，来了个急刹车。而这一年之后，生活依旧平静流淌——虽然没有了激流直下，但的确是在一刻不停地前行——很快人们忘记了曾经的风波。“第三者”、离婚率、“做爱”…………这些新兴词汇到底融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在无声的反复中，变革已成为事实。
电影之后，还有报刊、文学。
大潮流
与影视界谨慎而又让人充满期待的脚步相比，文学界关于情色的描写，不断突破着读者的承受底线。1985年，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收获》发表，偷窥、做爱、通奸……它写出了中国男人普遍的性压抑。两年以后，《人民文学》也刊登了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其中的色情仿佛是担水吃饭。”
比文学作品更加直接、赤裸的，则是各种地摊读物。80年代中后期，《性医学》等性知识手册在书报摊流行；各种“野书”则以封面上耸人听闻的黑体字大标题，以及衣着暴露的美女来吸引眼球。这些地毯读物穿街过巷，占领各处水陆码头，陪伴刚刚流动起来的中国人一路回家。
这个年代的顶峰之作，是被认为兼有文学作品和“地摊读物”双重身份的《废都》。
1993年春节前夜，在古城西安的一个小小院落里，作家贾平凹为长篇小说《废都》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他的心情喜忧参半，他非常清楚，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必将会在社会上引发怎样的争议。
当年六月，《废都》正式出版，首印五十万册，同时在《十月》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发表。如此隆重的推出，如此巨大的发行量，既得利于贾平凹的文学声誉，更倚仗了它特有的性爱诉求。
小说还未上市，便被冠以“当代《金瓶梅》”而大肆宣扬。特别重要的是，书中留有许多处据说因过于淫秽而以“□□”代替的留白。中国人还不习惯这样直接的炒作，一夜之间，《废都》红遍了中国，学生、职员、国家干部、民警、打工仔、家庭主妇，乃至大教授大学者……人人先睹为快，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撇开艺术成就，《废都》的性描写的确直追《金瓶梅》。从来没有哪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此集中地书写赤裸裸的欲望，如此明目张胆地以性来招徕读者。加上对知识分子心态极其颓废的描摩，过于直白的政治“隐喻”，在短暂而热烈的叫好声之后，整个社会突然从诱惑中反应过来，批评声、唾骂声铺天盖地。十余年之后，回忆那段时光，贾平凹平静的表情下仍然有些自嘲：“每天去看报纸，一看报纸，肯定是有批评的文章……一股风就把远处一个报纸吹过来，我说来垫一下屁股，一看上面还是批判文章。”
还不仅于此。很快，国家新闻出版署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废都》，并对出版部门做了处罚。尽管被禁成了下一场更大风波的开始，尽管有人认为《废都》是一部“具有中国文学史意义的伟大作品”、“有着对于传统文明断裂后的隐忧和悲剧感……”但，十几年以后，著名编辑周昌义认为，《废都》“伤了贾平凹的元气”，不仅是失去了大批读者，更重要的是，它似乎让贾平凹一蹶不振。
对贾平凹来说，《废都》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而这一时期，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也大胆地书写了性，却没有招致《废都》的命运。《白鹿原》甚至以“反映民族魂”的理由，获得官方的“茅盾文学奖”。所有这些，似乎宣示着性和文学结合时代的准生证。《废都》之后，性本身已经不再是禁忌，而性所承载的意义，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性，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肉体与灵魂带来什么？这是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人们开始思考的问题。来自最保守的中原之北，黄土高原上的陕西作家群，不约而同地以性为旗帜，记录这片土地的历史，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将作家们与读者群联系起来的，是农业社会的全面崩溃，是乡村的隐去，是传统文化的失去其立身之本。中国人在急功近利的经济大潮前，感到了共同的焦灼，并共同地、下意识地求助于原始的性动力。
如果说，90年代的文学性书写，以《废都》为高潮的话，那么，为它落下帷幕的，同样是一本禁书。那就是《上海宝贝》。
身体开放的年代
《上海宝贝》被禁的理由与《废都》相似：“内容格调低下，宣扬虚无主义，低俗颓废的人生观，并夹杂淫秽内容。”但事实上，这本书的性描写并不算泛滥，招致争议的其实是年轻女作者卫慧挑衅式的性爱观与价值观：公然鼓吹对物质的追求，高声赞美西方男性尺寸庞大的阳具，而故事的发生地，又是被诟病有殖民地文化传统的物欲之都上海……这一切都在刺伤中国主流读者的眼睛。
《上海宝贝》很快被更年轻、更出位的后来者淹没，正如书刊、文学这样的载体，很快被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淹没那样。2003年，一位相貌平常，身材瘦削的女孩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她的网名叫木子美，真实姓名是李丽。这个广州某时尚杂志的编辑，起初在一个博客网站上书写日记，她记录的是自己的性爱生活。一开始，这些日记几乎无人关注，直到性爱日记涉及到某位著名摇滚歌手时，这个名为“遗情书”的博客，突然拥来了无数网民。千万人一边性趣盎然地阅读着日志，一边愤怒地写下谴责乃至谩骂的留言。
“在我看来，男女关系就是性关系。”木子美近似于解构的性观念，对传统性道德的嘲弄，触犯了中国人“性”的底线。“真是悲哀！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完全没有羞耻感。”一位不留名的男士说。另一位自称为12岁孩子的母亲则愤怒地质问：“难道就没人管管这种不顾廉耻、伤风败俗的人吗？”
更有一些媒体提出质疑：木子美对做爱过程的详细描写，在网络广泛传播，是否涉嫌网络色情与传播淫秽物品罪？而抖搂出一夜情对象的真实姓名及其性能力，是否构成侵害他人隐私？……
正因此，封杀木子美的呼声，从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地传出。与此同时，木子美也拥有了一些支持者。社会学家李银河呼吁人们宽容对待“木子美现象”，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更有一些网民认为，“她的文字虽有成人成分，可更多的是有人性成分。这个社会缺乏的就是人性成分”。
尽管众说纷纭，“木子美事件”给主人公带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好处：媒体与嗅觉灵敏的书商闻风而动，追逐着这个瘦小女孩的身影，寻找更多话题与商机；她的日记内容被冠以《遗情书》的书名，迅速上市……尽管《遗情书》在上市当日就被紧急禁售，但，互联网“一夜成名”的时代到来了。
木子美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网络上以写性、以暴露身体出名。网络不仅给她们提供了自我表演的舞台，更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广泛的性爱天地。盗版影碟与层出不穷的色情网站，几乎令情色禁无可禁。传统进一步被猛烈地颠覆。同性恋文化开始浮上水面；风靡全国的选秀节目捧出了李宇春、帅洋等有异于传统性别审美观的新偶像，中性打扮甚至GAY风成为都市“潮人”新宠；一夜情、虐恋俱乐部乃至换偶游戏，在大都市的许多隐秘角落里悄悄进行着……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色·戒》全面登陆内地市场。
《色·戒》是一个关于男女情爱，准确地说是性爱关系对垒民族大义的故事。在政治气候向来微妙的内地，这种题材的影片能够播出，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禁忌的打破。然而，当观众走进影院后，发现为了配合内地审察制度，由李安亲手剪去绝大部分激情镜头的《色·戒》，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乏味。声称要以影片反映中国人性压抑的李安，这次亲身让中国的观众狠狠感受了一次性压抑的滋味，也算够戏剧化的了。而深得地利之便的广州、深圳观众，早已连夜赶过香江，赴港观看全本《色·戒》。汤唯的胸形、梁朝伟第一次曝光的“那话儿”，以及高难度的性交体位……成为他们归来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更多内地观众的一片抱怨声。
李安如是说：“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着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
色与戒，只要人性不灭、社会对个体的规训仍然存在，就会永远相辅相承地存在下去，负载着我们的痛苦与极乐。
2007年深秋，“色·戒”成为众多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关键词之一。此前不久，这部由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年度大片获得了金狮奖，而在它公映前后，它就引发了千万人的关注，人人争说银幕上的活色生香。
李安说，他想展现人们心中模糊不清的东西；而万众为之喧哗不休的，则是被剪掉的12分钟激情床戏。那么，当这些80后理直气壮地大声抱怨时，他们是否知道，不过二十多年前，为了另一部电影里蜻蜓点水般的一个吻，他们的父辈甚至脸红心跳？
那部电影，就是《庐山恋》。从《庐山恋》到《色·戒》，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分崩离析了。在这片土地上，关于情色的话题历久弥新，每一次对禁忌的突破都直击你我内心。
石破天惊一个吻
1979年夏天，上海徐家汇区。
这一天，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大楼的走廊里，年近不惑的江西作家毕必成犹豫张望着。几分钟后，导演黄祖模出现了，简短介绍了自己后，毕必成将手中的一个剧本交给了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导演，随即忐忑不安地回到招待所等待消息。
这个剧本，就是《庐山恋》。二十多年以后，我们仍然能够想象毕必成的心情：当时，阶级斗争余音未了，大众生活苍白黯淡，选择年轻男女的恋爱为创作主题，不能不说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冒险。
冒险的并不止他一个。当天，黄祖模读完剧本后，立即向时任上影厂厂长的徐桑楚推荐该剧。而三天以后，上影厂的正副两位厂长决定，剧本立即开拍，黄祖模担任导演，毕必成则与摄制组一起奔赴庐山，边拍摄边对剧本做进一步完善。
文革后首部以恋爱为主题、建国后首次出现吻戏的电影，《庐山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二十多年以后，回顾拍摄《庐山恋》的岁月，徐桑楚仍然倍感艰辛：“经过十年的荒芜，上影厂的创作生产队伍基本垮了，虽还说不上溃不成军，但基本上也没什么战斗力了。”正因此，该剧前后耗费了堪称当时大手笔的70万元经费。
与拍摄过程相比，更让人担心的却是它触及的诸多“雷区”：女主角张瑜片中的服装，共换了43套，会被人认为是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吗？庐山、归侨、爱情、英语……所有这一切，会触犯管制森严的电影当局吗？更何况，男女主人公的那个吻，犹如埋藏在整部电影里的定时炸弹。
在上报审查的剧本中，以严谨诚恳著称的黄祖模导演删掉了接吻情节。为打消演员的疑虑，在片场，他甚至也封锁了这个消息。直到电影拍摄行将结束，黄祖模才把郭凯敏与张瑜叫到现场，宣布补拍吻戏镜头。两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年轻人，面红耳赤地拍了一个多小时，才拍成了这个一秒钟的镜头。“只是碰了一下皮毛，很甜蜜，很难忘。”多年以后，郭凯敏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
“《庐山恋》筹拍阶段，还是一部影片的各个环节要经过严格政审的年代。”同样是多年以后，一位年轻的记者这么写道：“但是《庐山恋》却有出奇的好运。”这个好运，表现在送审过程的一帆风顺：尽管电影局领导“有意见”，但主持文化界工作的夏衍、周扬等人却纷纷叫好，统战部官员甚至认为，该片“宣传了正确政策”，是部好片。现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史东明后来回忆说：“个别镜头做了修改，主要是大家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清新，虽然有吻戏，但是很清纯。”
就这样，1980年7月12日，在庐山东谷电影院，《庐山恋》举行了首映仪式。这一天，不分男女老少，几百名观众面对光影明灭的大银幕，看见一对俊男靓女在庐山牵手嬉戏，看见张瑜落在郭凯敏脸上那轻轻一吻。从这里开始，这一吻炸开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在古板严肃的中国社会激起了千重巨浪。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后，东谷电影院更名为“庐山恋电影院”。从1980年至今，它唯一播放的片子，就是《庐山恋》。到2002年年底，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它“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世界纪录。此时，它已连续放映了8000余场，观众多达138万余人。
《庐山恋》的冲击波
“《庐山恋》教会了一代人谈恋爱”，许多人这么认为。在此之前，爱情是“资产阶级情调”，婚姻是“个人问题”，甚至未婚青年男女的交往也被称为“谈对象”；他们的情书里，见不到儿女情长，有的只是谈工作，谈理想，最后互致“革命的敬礼”。而在此之后，双双散步成为任一对男女的恋爱方式，并被笑称为“轧马路”；即使是同城的恋人，也习惯了用四分钱的邮票寄出自己的情书，并半生不熟地写出“爱情”的字样；甚至，生涩的、纯粹模仿的接吻出现了……
恣肆狂喜，似乎泥石俱下。正因此，上海宣传部门当时一直反对该片上演，影片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后，相关领导还表示，你们这个奖拿了也不光彩，“还是不要去了”。而影片刚刚停机，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就风风火火地赶来，特地查明女主人公并无台湾背景后才放心而去……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没有人能阻拦春冰乍破的潮流。也是这一年，计划生育全面实行，而新《婚姻法》将离婚必要条件修改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性不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此时也不再仅限于观念，而成为法律的出发点。这一切，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性观念革命的前奏。
在探索的旗帜下，各种观念争相出炉，文化界充满喧哗与骚动。
1981年，改自曹禺原著、并由刘晓庆主演的电影《原野》被禁止在国内公映，只能向海外发行拷贝。民间纷纷传言，原因是电影里有刘晓庆的全裸镜头，并称这部片子有两个版本，裸露的镜头仅仅出现在海外版。正因此，1988年《原野》解禁时，许多城市万人空巷，人们试图在电影院里看到传说中的裸体镜头。
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春天的原野上，刘晓庆与杨在葆含情相对。后来，导演凌子终于披露了《原野》被禁的真正原因：电影局当时邀请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方面人士看片，得出的结论是这部片子鼓励复仇、教唆犯罪；此外，花金子不守妇道，和仇虎乱搞男女关系，“不利于舆论引导”。
在《原野》的失望之后，这一年上映的《寡妇村》首次打出了“少儿不宜”的牌子，一时之间，观众再次趋之若骛。当做好十足心理预期的人们走进影院、准备大饱眼福之时，他们看到的也仅仅是女演员惊鸿一现的肚脐眼。也是这一年，相貌中带着其家乡黄土高原特色的张艺谋，以《红高梁》为中国电影写下了新的记录。尽管没有裸镜，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场景，却似乎有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美感，它对于观众的感染力，和剧中肆意奔流的高梁酒同样醉人。
此后，《老井》、《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热衷描写的偷情与私奔，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影像语言，获得了千万观众的热烈认同。与其说这是哗众取宠，不如说它是中国人长久性压抑的最佳诠释。
正是这种压抑，使中国人不再满足于国产影片了。港台三级片先是进入沿海地区的录像厅，然后继续向内地挺进；一再翻录的录像带，尽管图像越来越模糊，却以“地下交通线”的方式，在许多家庭乃至青少年中传播。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贴面舞”、“黑灯舞会”等字眼，在市井、青年群体中悄悄流传着……
正当西方观察家们对中国性开放速度大跌眼镜时，政府行动了。1982年，“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决定，在各级政府迅速传达了；随即，在席卷全国的严打活动中，“流氓犯罪”成为过街老鼠。轰动全国的“陈小蒙案”之外，我们还能在案件卷宗里看到这样的记录：进行家庭性派对的四对夫妇被判处死刑，提供场所的一对夫妇被判处死缓；以恋爱名义与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的众多女性，以流氓罪被判处为期不等的徒刑……
这一年，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因为以身犯戒，而付出了沉重代价？没有人说得清。无论如何，这场严打为中国人在禁锢初解时的急速反弹，来了个急刹车。而这一年之后，生活依旧平静流淌——虽然没有了激流直下，但的确是在一刻不停地前行——很快人们忘记了曾经的风波。“第三者”、离婚率、“做爱”…………这些新兴词汇到底融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在无声的反复中，变革已成为事实。
电影之后，还有报刊、文学。
大潮流
与影视界谨慎而又让人充满期待的脚步相比，文学界关于情色的描写，不断突破着读者的承受底线。1985年，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收获》发表，偷窥、做爱、通奸……它写出了中国男人普遍的性压抑。两年以后，《人民文学》也刊登了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其中的色情仿佛是担水吃饭。”
比文学作品更加直接、赤裸的，则是各种地摊读物。80年代中后期，《性医学》等性知识手册在书报摊流行；各种“野书”则以封面上耸人听闻的黑体字大标题，以及衣着暴露的美女来吸引眼球。这些地毯读物穿街过巷，占领各处水陆码头，陪伴刚刚流动起来的中国人一路回家。
这个年代的顶峰之作，是被认为兼有文学作品和“地摊读物”双重身份的《废都》。
1993年春节前夜，在古城西安的一个小小院落里，作家贾平凹为长篇小说《废都》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他的心情喜忧参半，他非常清楚，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必将会在社会上引发怎样的争议。
当年六月，《废都》正式出版，首印五十万册，同时在《十月》杂志和《中国青年报》发表。如此隆重的推出，如此巨大的发行量，既得利于贾平凹的文学声誉，更倚仗了它特有的性爱诉求。
小说还未上市，便被冠以“当代《金瓶梅》”而大肆宣扬。特别重要的是，书中留有许多处据说因过于淫秽而以“□□”代替的留白。中国人还不习惯这样直接的炒作，一夜之间，《废都》红遍了中国，学生、职员、国家干部、民警、打工仔、家庭主妇，乃至大教授大学者……人人先睹为快，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撇开艺术成就，《废都》的性描写的确直追《金瓶梅》。从来没有哪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此集中地书写赤裸裸的欲望，如此明目张胆地以性来招徕读者。加上对知识分子心态极其颓废的描摩，过于直白的政治“隐喻”，在短暂而热烈的叫好声之后，整个社会突然从诱惑中反应过来，批评声、唾骂声铺天盖地。十余年之后，回忆那段时光，贾平凹平静的表情下仍然有些自嘲：“每天去看报纸，一看报纸，肯定是有批评的文章……一股风就把远处一个报纸吹过来，我说来垫一下屁股，一看上面还是批判文章。”
还不仅于此。很快，国家新闻出版署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废都》，并对出版部门做了处罚。尽管被禁成了下一场更大风波的开始，尽管有人认为《废都》是一部“具有中国文学史意义的伟大作品”、“有着对于传统文明断裂后的隐忧和悲剧感……”但，十几年以后，著名编辑周昌义认为，《废都》“伤了贾平凹的元气”，不仅是失去了大批读者，更重要的是，它似乎让贾平凹一蹶不振。
对贾平凹来说，《废都》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而这一时期，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也大胆地书写了性，却没有招致《废都》的命运。《白鹿原》甚至以“反映民族魂”的理由，获得官方的“茅盾文学奖”。所有这些，似乎宣示着性和文学结合时代的准生证。《废都》之后，性本身已经不再是禁忌，而性所承载的意义，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性，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肉体与灵魂带来什么？这是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人们开始思考的问题。来自最保守的中原之北，黄土高原上的陕西作家群，不约而同地以性为旗帜，记录这片土地的历史，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将作家们与读者群联系起来的，是农业社会的全面崩溃，是乡村的隐去，是传统文化的失去其立身之本。中国人在急功近利的经济大潮前，感到了共同的焦灼，并共同地、下意识地求助于原始的性动力。
如果说，90年代的文学性书写，以《废都》为高潮的话，那么，为它落下帷幕的，同样是一本禁书。那就是《上海宝贝》。
身体开放的年代
《上海宝贝》被禁的理由与《废都》相似：“内容格调低下，宣扬虚无主义，低俗颓废的人生观，并夹杂淫秽内容。”但事实上，这本书的性描写并不算泛滥，招致争议的其实是年轻女作者卫慧挑衅式的性爱观与价值观：公然鼓吹对物质的追求，高声赞美西方男性尺寸庞大的阳具，而故事的发生地，又是被诟病有殖民地文化传统的物欲之都上海……这一切都在刺伤中国主流读者的眼睛。
《上海宝贝》很快被更年轻、更出位的后来者淹没，正如书刊、文学这样的载体，很快被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淹没那样。2003年，一位相貌平常，身材瘦削的女孩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她的网名叫木子美，真实姓名是李丽。这个广州某时尚杂志的编辑，起初在一个博客网站上书写日记，她记录的是自己的性爱生活。一开始，这些日记几乎无人关注，直到性爱日记涉及到某位著名摇滚歌手时，这个名为“遗情书”的博客，突然拥来了无数网民。千万人一边性趣盎然地阅读着日志，一边愤怒地写下谴责乃至谩骂的留言。
“在我看来，男女关系就是性关系。”木子美近似于解构的性观念，对传统性道德的嘲弄，触犯了中国人“性”的底线。“真是悲哀！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完全没有羞耻感。”一位不留名的男士说。另一位自称为12岁孩子的母亲则愤怒地质问：“难道就没人管管这种不顾廉耻、伤风败俗的人吗？”
更有一些媒体提出质疑：木子美对做爱过程的详细描写，在网络广泛传播，是否涉嫌网络色情与传播淫秽物品罪？而抖搂出一夜情对象的真实姓名及其性能力，是否构成侵害他人隐私？……
正因此，封杀木子美的呼声，从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地传出。与此同时，木子美也拥有了一些支持者。社会学家李银河呼吁人们宽容对待“木子美现象”，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更有一些网民认为，“她的文字虽有成人成分，可更多的是有人性成分。这个社会缺乏的就是人性成分”。
尽管众说纷纭，“木子美事件”给主人公带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好处：媒体与嗅觉灵敏的书商闻风而动，追逐着这个瘦小女孩的身影，寻找更多话题与商机；她的日记内容被冠以《遗情书》的书名，迅速上市……尽管《遗情书》在上市当日就被紧急禁售，但，互联网“一夜成名”的时代到来了。
木子美之后，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网络上以写性、以暴露身体出名。网络不仅给她们提供了自我表演的舞台，更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广泛的性爱天地。盗版影碟与层出不穷的色情网站，几乎令情色禁无可禁。传统进一步被猛烈地颠覆。同性恋文化开始浮上水面；风靡全国的选秀节目捧出了李宇春、帅洋等有异于传统性别审美观的新偶像，中性打扮甚至GAY风成为都市“潮人”新宠；一夜情、虐恋俱乐部乃至换偶游戏，在大都市的许多隐秘角落里悄悄进行着……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色·戒》全面登陆内地市场。
《色·戒》是一个关于男女情爱，准确地说是性爱关系对垒民族大义的故事。在政治气候向来微妙的内地，这种题材的影片能够播出，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禁忌的打破。然而，当观众走进影院后，发现为了配合内地审察制度，由李安亲手剪去绝大部分激情镜头的《色·戒》，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乏味。声称要以影片反映中国人性压抑的李安，这次亲身让中国的观众狠狠感受了一次性压抑的滋味，也算够戏剧化的了。而深得地利之便的广州、深圳观众，早已连夜赶过香江，赴港观看全本《色·戒》。汤唯的胸形、梁朝伟第一次曝光的“那话儿”，以及高难度的性交体位……成为他们归来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更多内地观众的一片抱怨声。
李安如是说：“色，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情感，一切着色相；戒，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怎样能做好，不过分，不走到毁灭的地步。”
色与戒，只要人性不灭、社会对个体的规训仍然存在，就会永远相辅相承地存在下去，负载着我们的痛苦与极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