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的妇女观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承袭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控诉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摧残,提出了给予女性同样的教育权、就业权和参政权以及尽量充分发展女性个性的要求;另一方面,研习优生学与性心理学的经历则使他将女性应当承担的传统社会职责置于优先考虑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妇运人士的多场激烈论辩,促使潘光旦调整论述策略,以兼顾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两纲六目论"来调和女性的个性解放与种族职责。不过,基于当时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条件比较薄弱、家务和职业难以兼顾的现实,潘光旦比较偏重于女性的种族职责。潘光旦的妇女思想较多地考虑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妇女解放的现实条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其局限性在于未能着眼于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不断积极创造条件消除女性生理条件的限制,使其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