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新著《传教士之诅与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的其他故事》可读性极强。此书不仅生动，更以关于一个村落历史的故事传说作为线索，串起了许多错综复杂的事件，并通过介绍和分析这些事件，生动地揭示了天主教作为一套制度安排—而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系统—如何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不断被塑造和改变。不仅如此，通过刻画晋中天主教被塑造和被改变的过程，沈艾娣又在对于若干关键事件的分析中，回顾并探讨了镶嵌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种种趋势和冲突，并对这些趋势和冲突在过去三百年间晋中天主教发展史上留下的投射做出了精彩解读，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认真翻阅过本书的读者，当不难发现，题目中的所谓“故事”，虽对本书至关重要，但它们本身只在每个章节的开头占据了很小一部分篇幅。沈艾娣虽也常用简短但犀利的段落去简要分析这些故事所反映出的深层次意义，但主要篇幅却贡献给了与这些故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和真实事件。而且，沈艾娣并未局限于简单的考据，甚至没有对这些故事所发生的村庄及其历史进行全景式深描。相反，她以若干故事作为切入点，分析了晋中天主教在明末清初、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之后、义和团运动前后、二十世纪上半叶、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等几个重要历史时段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
　　可以说，在沈艾娣笔下，每个关于天主教的“故事”都是一个晶核，而这些故事的发生地洞儿沟村，则将“故事”与“故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串联为一条锁链。随着沈艾娣的叙述，这条由晶核构成的锁链被缓缓放入了饱含信息的历史溶液之中。于是，丰富、庞杂但又高度关联的事件与语境，就在叙述的延展之间，凝结为一串致密、清晰而又丰硕的结晶。通过这些结晶，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天主教在晋中的发展过程，即是一系列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发展变化的复杂结果，又是这些因素和变化的映射。
　　承载所有故事的洞儿沟，虽然只是位于晋中平原与吕梁山区交界处一隅的偏僻小村，但天主教会的存在，却将这小村的历史与国家和世界的历史紧密联结起来。
　　在沈艾娣记录下的第一个故事背后，关于村庄祖先的传说虽然晦暗不清，却很可能与晋商在明清之际遍布全国的贸易网络不无干系。正是依靠这些网络，位于内陆省份山西腹地的一些村落，得以和包括首都北京及东南沿海在内的全国各地联结起来；随着晋商将天主教随着银子一起带回家乡，这些村庄早在传教士造访之前，就已在某种程度和万里之外的南欧建立起了联系。
　　在第二个故事中，传教士终于现身亮相。然而，在帝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们为了生存自保，却必须依靠乡绅型教徒的资助和庇护，甚至必须为此在教规上进行妥协。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必须努力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与习俗；而帝国高层与地方之间的罅隙，又给天主教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而随着千里之外的帝国大门被坚船利炮所叩开，传教士和教徒间同舟共济的关系也走到了终点。
　　在第三个故事中，不平等条约已将中华帝国拖入了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近代历史，也改变了传教士与官府的关系。拥有外国资金与司法豁免权撑腰的传教士，终于积攒了足够底气，不再让教义向习俗妥协。教会投资带动了洞儿沟的繁荣，主教赢得了村民的拥戴，但他的强势作风，却使那些深受民族自觉时期意大利南部新兴宗教观点影响的神父们强烈不满。而主教的头号宿敌，竟是一位曾在那不勒斯接受神学教育的中国神父。这位今天已被塑为爱国主义标杆的神父，当年没有去寻求中国官府的帮助；相反，他只身前往罗马“上访”，最终迫使主教黯然离职。
　　传教士拒绝让信仰向习俗妥协，使天主教社区与其他中国人逐渐隔离开来。这种隔阂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达到顶峰，也引出了第四个故事。随着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新的不平等条约与赔款，又给天主教社区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可是，这种繁荣却建立在非天主教社区凋敝的基础之上，它进一步将天主教社区从它所根植的中国社会中孤立开来。
　　在第五个故事中，意大利统一、墨索里尼上台和法西斯扩张所带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感染了身居中国腹地的意大利传教士；而欧洲列强之间的龃龉，也投射到了不同国籍的传教士身上，意大利传教士就与法国和荷兰传教士之间矛盾重重。同时，帝制覆亡与国民革命也塑造着中国神父的民族主义情绪，天主教社区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裂痕与冲突，终于逐渐浮出水面。当侵略者到来的时候，一些传教士选择与日本人合作，而另一些则与国民政府并肩抗争。
　　中国神父希望自行掌管教会的愿望，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上世纪中叶成为现实。人民共和国勒令所有外国传教士离开，但整个天主教社区不久也在风雨飘摇中难以立足。沈艾娣记录下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后来者许是为了减少痛苦而对那段往事的浪漫复读。但在故事之外，历史却很少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对弱者显出怜悯，也从未像故事那样在最具喜感的地方戛然而止。幸存者所经历过的苦难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妥协，像是结痂的伤口，让人不忍触碰。
　　最后，在随着全中国一起走向新时代的洞儿沟，天主教社区苏醒起来，并一如既往地见证并经历着社区内外各股力量的碰撞与互动。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中，这个社区的年轻一代，又像他们传说中的始祖那样，正在将这个晋中小村与那个遍及全球的信仰网络重新联结起来。
　　可见，洞儿沟虽然贫穷而偏僻，但作为天主教徒聚居形成的村庄，这个位于晋中平原边缘的聚落，其发展历程从一开始起就不单纯只受本土国家与本地社会的影响。皈依天主教的晋商，不仅与本地官府联系密切，他们的子孙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通过参与科举而与帝国的正式权力结构勾连互动，而他们在京城与沿海商埠的人际网络，不仅带来了天主教，还带回了传教士。
　　传教士们深受自己成长的西方社会环境影响，他们远渡重洋又深入内陆，在建设宗教机构、提供宗教服务和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既要与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在内的中国正式制度互动，又要协调天主教社区内部以及天主教社区与周边其他社区的关系。而在这些传教士身后，天主教会和它的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影响这些变化的因素，既包括教会看待礼仪之争的态度，又包括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起伏，还包括作为天主教会腹地的意大利所发生的种种社会变革。
　　在传教士与天主教徒之间，中国神职人员对于塑造天主教发展历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天主教会的腹地接受训练，也深为意大利南部的新兴宗教思想所影响；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则由传教士在中国培养，也忠实地继承着传教士的衣钵。而随着时代发展，还有一些人在教会之外又受到席卷全国的现代化浪潮影响，他们立志让中国人掌管中国的教会，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展有限。
　　而天主教社区所在的中国社会，也始终发生着剧烈的变迁。帝制在到达极顶后走向衰亡，又在崩溃前造成了疯狂的混乱。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残暴的侵略者又不期而至。最后，人民政权带来了社会革命，它以将传教士驱逐出境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切割了中国天主教社区与西方的联系。但风浪过后，一切又似乎回归到了最初的原点。
　　洞儿沟的历史、晋中天主教的历史，既是上述不同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结果，又反映着其中每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些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改变了它们自己，也改变了晋中一个遥远山村的天主教社区。它们创造了历史，又在历史进程中被其他参与共同创造历史的力量所影响和改变。而洞儿沟的天主教社区，不仅见证过历史、创造过历史，更用其自身发展变化的经历，记录和保存了历史。
　　沈艾娣的高明之处，在于她选择了一个大有深度的小切口。她以一个村庄的历史和“故事”作为学术求索的出发点，却没有让这个村庄和这些故事限制住自己的视野和思绪。所以，这本《传教士之诅与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的其他故事》虽然内容异常丰富，线索却十分清晰；叙事虽然跨越了三百年，但又取舍得当、详略分明。看来，微观史要想写得荡气回肠，作者得首先做到胸中有丘壑。
　　沈艾娣曾提到过对故事的喜爱，这当然是本书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此之外，如果没有她多年来对于中国复杂现代化进程的持续研究和深入思考，此书便远远不会如此好看和耐看。
　　（传教士之诅与一个中国天主教村庄的其他故事〔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