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于籍贯、工作和特定机遇等原因，我与王光美保持了一段长达28年的交往，并每每在面聆中为她的嘉言懿行深深感动。2006年10月，王光美在北京逝世后，我深感有责任将多次拜谒她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于这段不绝如缕的乡情交往的细微处重温她的人格魅力，再次表达对她的由衷敬仰和深深缅怀。
1979年初，我代表家乡父老第一次去拜望“文革”蒙冤出狱后的王光美
1979年初，我从宁乡县委抽调到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负责《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的编辑整理和《谢觉哉传》的撰写工作。这年秋末，因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到王光美自“文革”蒙冤出狱后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拜访她的心愿油然而生。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一道走进了王光美临时下榻的宾馆，第一次近距离地走到了她的面前。当年的她，年近花甲，身着普通的蓝布服，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平和、机敏、豁达，丝毫没有领袖夫人的架子，也丝毫不见激愤与烦忧的情绪，只是头上的根根白发、眼角边的道道皱纹折射着她人生的跌宕起伏，风雨沧桑。
在会客室，她热情地示意我“请坐”，寒喧几句之后，我连忙对她说：“您受苦了，今天我受中共宁乡县委的委派，代表少奇主席老家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表达家乡人民对少奇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和对您的敬意，乡亲们希望您早日再回老家看看。”当我说出“乡亲们”这3个字时，我注意到王光美颇为触动，眼角湿润了。“文革”发动后的12年牢狱之灾和失去刘少奇等亲人的巨大痛苦，使她百感交集，恍若隔世。片刻沉思后，她问：“乡亲们还好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答她的提问，又逢这么特殊的时候，便略带紧张地简要介绍了宁乡的基本情况，她认真倾听，频频点头。我注意到此时的王光美，并没有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的种种委屈放在心上，她开朗地说：“这些年，家乡人民都受苦了，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生活很不容易。我很感谢家乡的同志来看我，我很好，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努力工作，改善生产生活。相信少奇同志说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的问题，我的问题，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这番话让我颇受感动，如果来之前我不曾从北京的同事口中得知她“文革”中在秦城监狱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痛苦，我绝不敢想像自己眼前的这位冷静温和的刘少奇夫人能挺过人妖颠倒的漫漫长夜和咫尺生死、寸步荣辱的大喜大悲。她这次接见，除了向我询问家乡的一些人和事以外，丝毫不谈家庭灾难，不谈个人得失，只谈国家大局和乡情，言谈始终流露出坚韧乐观。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她道别。临走前，王光美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特别嘱咐，因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昭雪，要我转达宁乡县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蒙受的是冤案，中央正在复查，一定会平反的。同时，嘱我代她向几位刘少奇在世时的农民朋友，如1961年她随少奇回乡进行44天农村调查时向他们如实反映民情的成敬常、王升平等问好!
我从北京回到宁乡后，专程去了一趟花明楼炭子冲，并将自己对伟人故里的感受和怀念之情写入了一首诗中：少奇故里觅遗踪，楼外花明炭子冲。破旧图新成伟业，开天辟地建殊勋。一篇论党垂千古，七日回乡靖五风。四化未成身便死，乡亲挥泪问苍穹。
此后不久——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
1983年，王光美于“文革”后首次回到故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
1980年夏，因刘少奇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我第二次拜访王光美并听取她对故居重新开放的指导意见
1980年初，当中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刚刚公布，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刘少奇故居在“文革”前的原貌。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故居接待办的同志一道，再次进京拜访王光美，向她征集刘少奇生前的相关资料、照片、文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第二次见到了王光美。时隔不到一年，她获彻底平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只见她穿着整齐笔挺的工作服，梳着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相互问候之后，我就故居陈列及文物征集的问题开门见山地向她汇报并请求帮助。在汇报过程中，她就故居陈列提出意见，我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她说：“少奇故居陈列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反映他成长过程和生平业绩，要少花国家的钱，不要铺张浪费，不能为陈列而陈列，完全搞陈列国家难以负担，搞久了也没有人去看，要考虑故居的陈列与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观光相结合，这样宣传教育才会有生命力，以馆养馆你们才会有管理和建设的资金。”她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陈列工作及后来纪念馆建设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茅塞顿开之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王光美所说的那番话是多么深刻和富有远见。
就在我们努力筹备和完善故居陈列开放的时候，王光美于1983年12月17日派时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何家栋专程来到宁乡，就故居陈列、管理等问题前来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意见。我当时担任宁乡县委办副主任，负责全程陪同何家栋在宁乡的调研考察活动，负责作会议记录，我把何家栋传达的王光美的意见刊发在当时的《宁乡动态》第23期。
目睹她捐赠刘少奇遗物和严格要求在乡亲属的情景，感人至深
为筹备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和征集文物，从1986年起，我开始每年进京拜访王光美甚至一年内多次拜访。1986年春天，我和建馆办的工作人员一道，再次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王光美征集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的万册藏书及其他一些遗物，以及请教刘少奇生前居住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的复原问题。
在北京的新寓所见到王光美，没想到她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依然清闲不住，相继在许多社会团体中应邀担任职务发挥余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这次我们的话题是从刘少奇读书开始的。我谈到花明楼老人们所讲述的刘少奇少年时期读书的一些趣闻轶事(刘少奇小名“刘九书柜”，小时候读书在乡里传为美谈)，有些是王光美没有听说过的。当我讲到少年刘少奇在洪家大屋读书时，因看得太入迷，布鞋被烧着了还不知道叫痛，直到隔壁房间有人闻到有烧焦的异味，他自己才感觉到鞋子烧着了。这引来了王光美一阵会心的笑声，看得出这笑声正是她对刘少奇生前的甜美回忆。
随着谈话的深入，王光美特意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双深蓝色尼龙短袜，看得出袜底和根部都被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 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缓缓地回忆到，这双袜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送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刘少奇穿了又穿，穿得打上了补丁。“文革”中，王光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她托人到家里捎双袜子给她，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贾兰勋就特意将这双袜子给王光美送去。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寒暑，袜底上用各色小布缝上的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昭雪出狱。在那漫长而混沌的岁月里，这双袜子是她和刘少奇一件最值得共同纪念的物品。
王光美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眼睛渐渐湿润起来，终于下定决心捐赠给刘少奇纪念馆。后来王光美作为中国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为筹集爱心款而拍卖她母亲董洁如留给她的珍贵遗物时都没有这样恋恋不舍过，由此可见，这其中饱蘸了王光美对刘少奇怎样的一种情愫。
在这次拜访中，王光美还向我们谈到了要严格要求刘少奇的在乡亲属。她说，对于在乡亲属，还是少奇同志在世时的那句老话“严格要求，自食其力，不要给他们特殊照顾”。1988年初，我刚刚担任宁乡县副县长并兼任建馆筹备办副主任，收到了王光美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再次明确强调要坚持纪念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性，刘少奇同志的在乡亲属不能借纪念少奇提无理要求，她在信中说道：“听到反映，用建少奇纪念馆的经费为我们刘家修祖坟，并已开工，这是怎么回事?请如实函告详情。
记得你和宁乡其他同志来我家时，我曾提醒你们，纪念馆经费是专款专用并节约使用。我理解建纪念馆、修整故居，是为了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无畏的革命事迹教育后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搞‘故里’做宣扬封建思想的事情。少奇是同人民共同斗争中成长、锻炼成为伟人的，我们只能学习他。你以为然否?若有亲属借纪念少奇而提出无理要求，应予以拒绝和教育，搞纪念馆与修祖坟、宗祠的性质是完全相反的。请注意纪念少奇的严肃性。如已开始修了，请尽量妥善结束，费用由亲属自费补偿公家，特别是要由无理要求修建者负担，以消除不良影响。如未动工，就太好了。”……
对王光美的来信，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落实。刘少奇的在乡亲属严格遵循王光美的要求，本着只为刘少奇争光不给刘少奇抹黑的理念，表示不做任何有违刘少奇同志遗愿的事情。后来我专程到北京向王光美作了汇报，她听后非常高兴，并说她这就放心了!
与她的每一次接触，都留下了闪烁着与美德的回忆
1993年，王光美回到故乡宁乡。在县委大院，她欣然与我的老母亲合影留念。由于此前，我曾在北京的一次拜会中告知过她我的母亲与她同岁，都是我们党的同龄人。没想到这一细节王光美还记得，她见到我母亲，主动说起“你老人家和我是同年的”，“你的身体可好”等话，还主动拉手邀我的母亲先站好位置再上前合影。后来，我的母亲把她与王光美这次合影看成是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王光美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只是一次身影。
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我和《情系花明楼》一书的编辑人员进京拜访王光美。“你又给我带来了沩山茶呀?”王光美亲切地说。与她往来多年，她非常喜欢宁乡特产沩山茶叶，她自己好像并不喝茶，主要是用来送老人，别的礼品她是一概不收的。她还曾经特意为家乡人民题词“沩山名茶，色香味浓”，显然她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接见中，王光美还对我们说：“你们编辑《情系花明楼》的事情我知道了，少奇感谢你们。”最后的6个字，对我们来说是一股经久不息的暖流。
1995年6月，我和《宁乡县志》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赴京，把由我主持刚出版的建国以来第一部新《宁乡县志》送至王光美家中。按照王光美的要求，送去了10本。我开玩笑地说：“请您给每个子女一本吧。常看看，请他们不要忘了宁乡。”她笑着说：“我和儿女们可从来没有忘记宁乡哟!那可是世世代代祖居之地，‘文革’中少奇还和我商量要回家种地呢。”因时近刘少奇百年诞辰，我们自然谈起家乡关于少奇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规模与方式，王光美的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少奇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不要与主席比，主席的伟大和地位是谁也不能相比的。更不能做劳民伤财的事。”这番话，王光美后来对家乡去的其他同志也多次讲过。同时，也不由使我记起1983年11月27日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重到花明楼后，不顾舟车劳顿，执意要再去韶山参观，并说一定要再到主席家里看看。她真的去了，她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是深沉而悠远的，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
1998年11月24日，刘少奇百年诞辰。也许是太伤感，王光美身体不适，没能回到家乡参加地方上的纪念活动，但还是应邀接受了湖南卫视及《湖南广播电视报》记者的采访，还应邀为《湖南广播电视报》题词向家乡人民问好。
2001年，王光美80大寿，时距1961年回乡调查亦已40年整。该年5月份拜访王光美时，我问到：“1961年随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您40岁，正值不惑之年。如今又40年过去，80大寿了，不知您有什么感想?”她说：“现在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少奇同志生前希望看到的。”我说：“今年是建党80周年，王老您又是80大寿，很有意思的。”王光美随和地说道：“我很高兴。我是一名党员嘛。”“您在‘幸福工程’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又那么辛苦，还不拿一分钱工资?”“我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彭珮云同志邀请我出任(组委会主任)的时候，我就笑着对她说我是一辈子不沾钱的人。我对组委会的同志讲，‘幸福工程’的每分钱都是爱心钱，都要花得是地方。”
接触中，我深深感到王光美是一位注重形象、追求完美的长者，慎重、慈祥、宽厚贯穿着她的全部晚年生活。我曾听说“文革”出狱后王光美主动帮助过当时境遇不太好的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2005年9月，我收到了老人家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她于当月刚刚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永恒的怀念》。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特别收录了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关于毛刘后代真情相聚的《山花烂漫时，情谊别样浓》一文，可见王光美以这种方式为历史上的毛刘两家后代留下了和谐的一笔。与王光美乡情交往28年／易凤葵
由于籍贯、工作和特定机遇等原因，我与王光美保持了一段长达28年的交往，并每每在面聆中为她的嘉言懿行深深感动。2006年10月，王光美在北京逝世后，我深感有责任将多次拜谒她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于这段不绝如缕的乡情交往的细微处重温她的人格魅力，再次表达对她的由衷敬仰和深深缅怀。
1979年初，我代表家乡父老第一次去拜望“文革”蒙冤出狱后的王光美
1979年初，我从宁乡县委抽调到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负责《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的编辑整理和《谢觉哉传》的撰写工作。这年秋末，因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到王光美自“文革”蒙冤出狱后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拜访她的心愿油然而生。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一道走进了王光美临时下榻的宾馆，第一次近距离地走到了她的面前。当年的她，年近花甲，身着普通的蓝布服，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平和、机敏、豁达，丝毫没有领袖夫人的架子，也丝毫不见激愤与烦忧的情绪，只是头上的根根白发、眼角边的道道皱纹折射着她人生的跌宕起伏，风雨沧桑。
在会客室，她热情地示意我“请坐”，寒喧几句之后，我连忙对她说：“您受苦了，今天我受中共宁乡县委的委派，代表少奇主席老家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表达家乡人民对少奇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和对您的敬意，乡亲们希望您早日再回老家看看。”当我说出“乡亲们”这3个字时，我注意到王光美颇为触动，眼角湿润了。“文革”发动后的12年牢狱之灾和失去刘少奇等亲人的巨大痛苦，使她百感交集，恍若隔世。片刻沉思后，她问：“乡亲们还好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答她的提问，又逢这么特殊的时候，便略带紧张地简要介绍了宁乡的基本情况，她认真倾听，频频点头。我注意到此时的王光美，并没有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的种种委屈放在心上，她开朗地说：“这些年，家乡人民都受苦了，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生活很不容易。我很感谢家乡的同志来看我，我很好，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努力工作，改善生产生活。相信少奇同志说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的问题，我的问题，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这番话让我颇受感动，如果来之前我不曾从北京的同事口中得知她“文革”中在秦城监狱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痛苦，我绝不敢想像自己眼前的这位冷静温和的刘少奇夫人能挺过人妖颠倒的漫漫长夜和咫尺生死、寸步荣辱的大喜大悲。她这次接见，除了向我询问家乡的一些人和事以外，丝毫不谈家庭灾难，不谈个人得失，只谈国家大局和乡情，言谈始终流露出坚韧乐观。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她道别。临走前，王光美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特别嘱咐，因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昭雪，要我转达宁乡县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蒙受的是冤案，中央正在复查，一定会平反的。同时，嘱我代她向几位刘少奇在世时的农民朋友，如1961年她随少奇回乡进行44天农村调查时向他们如实反映民情的成敬常、王升平等问好!
我从北京回到宁乡后，专程去了一趟花明楼炭子冲，并将自己对伟人故里的感受和怀念之情写入了一首诗中：少奇故里觅遗踪，楼外花明炭子冲。破旧图新成伟业，开天辟地建殊勋。一篇论党垂千古，七日回乡靖五风。四化未成身便死，乡亲挥泪问苍穹。
此后不久——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
1983年，王光美于“文革”后首次回到故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
1980年夏，因刘少奇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我第二次拜访王光美并听取她对故居重新开放的指导意见
1980年初，当中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刚刚公布，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刘少奇故居在“文革”前的原貌。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故居接待办的同志一道，再次进京拜访王光美，向她征集刘少奇生前的相关资料、照片、文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第二次见到了王光美。时隔不到一年，她获彻底平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只见她穿着整齐笔挺的工作服，梳着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相互问候之后，我就故居陈列及文物征集的问题开门见山地向她汇报并请求帮助。在汇报过程中，她就故居陈列提出意见，我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她说：“少奇故居陈列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反映他成长过程和生平业绩，要少花国家的钱，不要铺张浪费，不能为陈列而陈列，完全搞陈列国家难以负担，搞久了也没有人去看，要考虑故居的陈列与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观光相结合，这样宣传教育才会有生命力，以馆养馆你们才会有管理和建设的资金。”她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陈列工作及后来纪念馆建设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茅塞顿开之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王光美所说的那番话是多么深刻和富有远见。
就在我们努力筹备和完善故居陈列开放的时候，王光美于1983年12月17日派时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何家栋专程来到宁乡，就故居陈列、管理等问题前来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意见。我当时担任宁乡县委办副主任，负责全程陪同何家栋在宁乡的调研考察活动，负责作会议记录，我把何家栋传达的王光美的意见刊发在当时的《宁乡动态》第23期。
目睹她捐赠刘少奇遗物和严格要求在乡亲属的情景，感人至深
为筹备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和征集文物，从1986年起，我开始每年进京拜访王光美甚至一年内多次拜访。1986年春天，我和建馆办的工作人员一道，再次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王光美征集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的万册藏书及其他一些遗物，以及请教刘少奇生前居住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的复原问题。
在北京的新寓所见到王光美，没想到她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依然清闲不住，相继在许多社会团体中应邀担任职务发挥余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这次我们的话题是从刘少奇读书开始的。我谈到花明楼老人们所讲述的刘少奇少年时期读书的一些趣闻轶事(刘少奇小名“刘九书柜”，小时候读书在乡里传为美谈)，有些是王光美没有听说过的。当我讲到少年刘少奇在洪家大屋读书时，因看得太入迷，布鞋被烧着了还不知道叫痛，直到隔壁房间有人闻到有烧焦的异味，他自己才感觉到鞋子烧着了。这引来了王光美一阵会心的笑声，看得出这笑声正是她对刘少奇生前的甜美回忆。
随着谈话的深入，王光美特意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双深蓝色尼龙短袜，看得出袜底和根部都被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缓缓地回忆到，这双袜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送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刘少奇穿了又穿，穿得打上了补丁。“文革”中，王光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她托人到家里捎双袜子给她，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贾兰勋就特意 将这双袜子给王光美送去。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寒暑，袜底上用各色小布缝上的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昭雪出狱。在那漫长而混沌的岁月里，这双袜子是她和刘少奇一件最值得共同纪念的物品。
王光美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眼睛渐渐湿润起来，终于下定决心捐赠给刘少奇纪念馆。后来王光美作为中国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为筹集爱心款而拍卖她母亲董洁如留给她的珍贵遗物时都没有这样恋恋不舍过，由此可见，这其中饱蘸了王光美对刘少奇怎样的一种情愫。
在这次拜访中，王光美还向我们谈到了要严格要求刘少奇的在乡亲属。她说，对于在乡亲属，还是少奇同志在世时的那句老话“严格要求，自食其力，不要给他们特殊照顾”。1988年初，我刚刚担任宁乡县副县长并兼任建馆筹备办副主任，收到了王光美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再次明确强调要坚持纪念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性，刘少奇同志的在乡亲属不能借纪念少奇提无理要求，她在信中说道：“听到反映，用建少奇纪念馆的经费为我们刘家修祖坟，并已开工，这是怎么回事?请如实函告详情。
记得你和宁乡其他同志来我家时，我曾提醒你们，纪念馆经费是专款专用并节约使用。我理解建纪念馆、修整故居，是为了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无畏的革命事迹教育后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搞‘故里’做宣扬封建思想的事情。少奇是同人民共同斗争中成长、锻炼成为伟人的，我们只能学习他。你以为然否?若有亲属借纪念少奇而提出无理要求，应予以拒绝和教育，搞纪念馆与修祖坟、宗祠的性质是完全相反的。请注意纪念少奇的严肃性。如已开始修了，请尽量妥善结束，费用由亲属自费补偿公家，特别是要由无理要求修建者负担，以消除不良影响。如未动工，就太好了。”……
对王光美的来信，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落实。刘少奇的在乡亲属严格遵循王光美的要求，本着只为刘少奇争光不给刘少奇抹黑的理念，表示不做任何有违刘少奇同志遗愿的事情。后来我专程到北京向王光美作了汇报，她听后非常高兴，并说她这就放心了!
与她的每一次接触，都留下了闪烁着与美德的回忆
1993年，王光美回到故乡宁乡。在县委大院，她欣然与我的老母亲合影留念。由于此前，我曾在北京的一次拜会中告知过她我的母亲与她同岁，都是我们党的同龄人。没想到这一细节王光美还记得，她见到我母亲，主动说起“你老人家和我是同年的”，“你的身体可好”等话，还主动拉手邀我的母亲先站好位置再上前合影。后来，我的母亲把她与王光美这次合影看成是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王光美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只是一次身影。
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我和《情系花明楼》一书的编辑人员进京拜访王光美。“你又给我带来了沩山茶呀?”王光美亲切地说。与她往来多年，她非常喜欢宁乡特产沩山茶叶，她自己好像并不喝茶，主要是用来送老人，别的礼品她是一概不收的。她还曾经特意为家乡人民题词“沩山名茶，色香味浓”，显然她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接见中，王光美还对我们说：“你们编辑《情系花明楼》的事情我知道了，少奇感谢你们。”最后的6个字，对我们来说是一股经久不息的暖流。
1995年6月，我和《宁乡县志》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赴京，把由我主持刚出版的建国以来第一部新《宁乡县志》送至王光美家中。按照王光美的要求，送去了10本。我开玩笑地说：“请您给每个子女一本吧。常看看，请他们不要忘了宁乡。”她笑着说：“我和儿女们可从来没有忘记宁乡哟!那可是世世代代祖居之地，‘文革’中少奇还和我商量要回家种地呢。”因时近刘少奇百年诞辰，我们自然谈起家乡关于少奇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规模与方式，王光美的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少奇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不要与主席比，主席的伟大和地位是谁也不能相比的。更不能做劳民伤财的事。”这番话，王光美后来对家乡去的其他同志也多次讲过。同时，也不由使我记起1983年11月27日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重到花明楼后，不顾舟车劳顿，执意要再去韶山参观，并说一定要再到主席家里看看。她真的去了，她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是深沉而悠远的，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
1998年11月24日，刘少奇百年诞辰。也许是太伤感，王光美身体不适，没能回到家乡参加地方上的纪念活动，但还是应邀接受了湖南卫视及《湖南广播电视报》记者的采访，还应邀为《湖南广播电视报》题词向家乡人民问好。
2001年，王光美80大寿，时距1961年回乡调查亦已40年整。该年5月份拜访王光美时，我问到：“1961年随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您40岁，正值不惑之年。如今又40年过去，80大寿了，不知您有什么感想?”她说：“现在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少奇同志生前希望看到的。”我说：“今年是建党80周年，王老您又是80大寿，很有意思的。”王光美随和地说道：“我很高兴。我是一名党员嘛。”“您在‘幸福工程’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又那么辛苦，还不拿一分钱工资?”“我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彭珮云同志邀请我出任(组委会主任)的时候，我就笑着对她说我是一辈子不沾钱的人。我对组委会的同志讲，‘幸福工程’的每分钱都是爱心钱，都要花得是地方。”
接触中，我深深感到王光美是一位注重形象、追求完美的长者，慎重、慈祥、宽厚贯穿着她的全部晚年生活。我曾听说“文革”出狱后王光美主动帮助过当时境遇不太好的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2005年9月，我收到了老人家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她于当月刚刚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永恒的怀念》。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特别收录了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关于毛刘后代真情相聚的《山花烂漫时，情谊别样浓》一文，可见王光美以这种方式为历史上的毛刘两家后代留下了和谐的一笔。与王光美乡情交往28年／易凤葵
由于籍贯、工作和特定机遇等原因，我与王光美保持了一段长达28年的交往，并每每在面聆中为她的嘉言懿行深深感动。2006年10月，王光美在北京逝世后，我深感有责任将多次拜谒她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于这段不绝如缕的乡情交往的细微处重温她的人格魅力，再次表达对她的由衷敬仰和深深缅怀。
1979年初，我代表家乡父老第一次去拜望“文革”蒙冤出狱后的王光美
1979年初，我从宁乡县委抽调到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负责《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的编辑整理和《谢觉哉传》的撰写工作。这年秋末，因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 到王光美自“文革”蒙冤出狱后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拜访她的心愿油然而生。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一道走进了王光美临时下榻的宾馆，第一次近距离地走到了她的面前。当年的她，年近花甲，身着普通的蓝布服，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平和、机敏、豁达，丝毫没有领袖夫人的架子，也丝毫不见激愤与烦忧的情绪，只是头上的根根白发、眼角边的道道皱纹折射着她人生的跌宕起伏，风雨沧桑。
在会客室，她热情地示意我“请坐”，寒喧几句之后，我连忙对她说：“您受苦了，今天我受中共宁乡县委的委派，代表少奇主席老家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表达家乡人民对少奇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和对您的敬意，乡亲们希望您早日再回老家看看。”当我说出“乡亲们”这3个字时，我注意到王光美颇为触动，眼角湿润了。“文革”发动后的12年牢狱之灾和失去刘少奇等亲人的巨大痛苦，使她百感交集，恍若隔世。片刻沉思后，她问：“乡亲们还好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答她的提问，又逢这么特殊的时候，便略带紧张地简要介绍了宁乡的基本情况，她认真倾听，频频点头。我注意到此时的王光美，并没有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的种种委屈放在心上，她开朗地说：“这些年，家乡人民都受苦了，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生活很不容易。我很感谢家乡的同志来看我，我很好，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努力工作，改善生产生活。相信少奇同志说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的问题，我的问题，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这番话让我颇受感动，如果来之前我不曾从北京的同事口中得知她“文革”中在秦城监狱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痛苦，我绝不敢想像自己眼前的这位冷静温和的刘少奇夫人能挺过人妖颠倒的漫漫长夜和咫尺生死、寸步荣辱的大喜大悲。她这次接见，除了向我询问家乡的一些人和事以外，丝毫不谈家庭灾难，不谈个人得失，只谈国家大局和乡情，言谈始终流露出坚韧乐观。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她道别。临走前，王光美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特别嘱咐，因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昭雪，要我转达宁乡县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蒙受的是冤案，中央正在复查，一定会平反的。同时，嘱我代她向几位刘少奇在世时的农民朋友，如1961年她随少奇回乡进行44天农村调查时向他们如实反映民情的成敬常、王升平等问好!
我从北京回到宁乡后，专程去了一趟花明楼炭子冲，并将自己对伟人故里的感受和怀念之情写入了一首诗中：少奇故里觅遗踪，楼外花明炭子冲。破旧图新成伟业，开天辟地建殊勋。一篇论党垂千古，七日回乡靖五风。四化未成身便死，乡亲挥泪问苍穹。
此后不久——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
1983年，王光美于“文革”后首次回到故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
1980年夏，因刘少奇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我第二次拜访王光美并听取她对故居重新开放的指导意见
1980年初，当中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刚刚公布，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刘少奇故居在“文革”前的原貌。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故居接待办的同志一道，再次进京拜访王光美，向她征集刘少奇生前的相关资料、照片、文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第二次见到了王光美。时隔不到一年，她获彻底平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只见她穿着整齐笔挺的工作服，梳着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相互问候之后，我就故居陈列及文物征集的问题开门见山地向她汇报并请求帮助。在汇报过程中，她就故居陈列提出意见，我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她说：“少奇故居陈列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反映他成长过程和生平业绩，要少花国家的钱，不要铺张浪费，不能为陈列而陈列，完全搞陈列国家难以负担，搞久了也没有人去看，要考虑故居的陈列与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观光相结合，这样宣传教育才会有生命力，以馆养馆你们才会有管理和建设的资金。”她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陈列工作及后来纪念馆建设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茅塞顿开之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王光美所说的那番话是多么深刻和富有远见。
就在我们努力筹备和完善故居陈列开放的时候，王光美于1983年12月17日派时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何家栋专程来到宁乡，就故居陈列、管理等问题前来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意见。我当时担任宁乡县委办副主任，负责全程陪同何家栋在宁乡的调研考察活动，负责作会议记录，我把何家栋传达的王光美的意见刊发在当时的《宁乡动态》第23期。
目睹她捐赠刘少奇遗物和严格要求在乡亲属的情景，感人至深
为筹备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和征集文物，从1986年起，我开始每年进京拜访王光美甚至一年内多次拜访。1986年春天，我和建馆办的工作人员一道，再次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王光美征集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的万册藏书及其他一些遗物，以及请教刘少奇生前居住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的复原问题。
在北京的新寓所见到王光美，没想到她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依然清闲不住，相继在许多社会团体中应邀担任职务发挥余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这次我们的话题是从刘少奇读书开始的。我谈到花明楼老人们所讲述的刘少奇少年时期读书的一些趣闻轶事(刘少奇小名“刘九书柜”，小时候读书在乡里传为美谈)，有些是王光美没有听说过的。当我讲到少年刘少奇在洪家大屋读书时，因看得太入迷，布鞋被烧着了还不知道叫痛，直到隔壁房间有人闻到有烧焦的异味，他自己才感觉到鞋子烧着了。这引来了王光美一阵会心的笑声，看得出这笑声正是她对刘少奇生前的甜美回忆。
随着谈话的深入，王光美特意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双深蓝色尼龙短袜，看得出袜底和根部都被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缓缓地回忆到，这双袜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送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刘少奇穿了又穿，穿得打上了补丁。“文革”中，王光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她托人到家里捎双袜子给她，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贾兰勋就特意将这双袜子给王光美送去。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寒暑，袜底上用各色小布缝上的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昭雪出狱。在那漫长而混沌的岁月里，这双袜子是她和刘少奇一件最值得共同纪念的物品。
王光美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眼睛渐渐湿润起来，终于下 定决心捐赠给刘少奇纪念馆。后来王光美作为中国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为筹集爱心款而拍卖她母亲董洁如留给她的珍贵遗物时都没有这样恋恋不舍过，由此可见，这其中饱蘸了王光美对刘少奇怎样的一种情愫。
在这次拜访中，王光美还向我们谈到了要严格要求刘少奇的在乡亲属。她说，对于在乡亲属，还是少奇同志在世时的那句老话“严格要求，自食其力，不要给他们特殊照顾”。1988年初，我刚刚担任宁乡县副县长并兼任建馆筹备办副主任，收到了王光美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再次明确强调要坚持纪念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性，刘少奇同志的在乡亲属不能借纪念少奇提无理要求，她在信中说道：“听到反映，用建少奇纪念馆的经费为我们刘家修祖坟，并已开工，这是怎么回事?请如实函告详情。
记得你和宁乡其他同志来我家时，我曾提醒你们，纪念馆经费是专款专用并节约使用。我理解建纪念馆、修整故居，是为了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无畏的革命事迹教育后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搞‘故里’做宣扬封建思想的事情。少奇是同人民共同斗争中成长、锻炼成为伟人的，我们只能学习他。你以为然否?若有亲属借纪念少奇而提出无理要求，应予以拒绝和教育，搞纪念馆与修祖坟、宗祠的性质是完全相反的。请注意纪念少奇的严肃性。如已开始修了，请尽量妥善结束，费用由亲属自费补偿公家，特别是要由无理要求修建者负担，以消除不良影响。如未动工，就太好了。”……
对王光美的来信，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落实。刘少奇的在乡亲属严格遵循王光美的要求，本着只为刘少奇争光不给刘少奇抹黑的理念，表示不做任何有违刘少奇同志遗愿的事情。后来我专程到北京向王光美作了汇报，她听后非常高兴，并说她这就放心了!
与她的每一次接触，都留下了闪烁着与美德的回忆
1993年，王光美回到故乡宁乡。在县委大院，她欣然与我的老母亲合影留念。由于此前，我曾在北京的一次拜会中告知过她我的母亲与她同岁，都是我们党的同龄人。没想到这一细节王光美还记得，她见到我母亲，主动说起“你老人家和我是同年的”，“你的身体可好”等话，还主动拉手邀我的母亲先站好位置再上前合影。后来，我的母亲把她与王光美这次合影看成是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王光美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只是一次身影。
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我和《情系花明楼》一书的编辑人员进京拜访王光美。“你又给我带来了沩山茶呀?”王光美亲切地说。与她往来多年，她非常喜欢宁乡特产沩山茶叶，她自己好像并不喝茶，主要是用来送老人，别的礼品她是一概不收的。她还曾经特意为家乡人民题词“沩山名茶，色香味浓”，显然她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接见中，王光美还对我们说：“你们编辑《情系花明楼》的事情我知道了，少奇感谢你们。”最后的6个字，对我们来说是一股经久不息的暖流。
1995年6月，我和《宁乡县志》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赴京，把由我主持刚出版的建国以来第一部新《宁乡县志》送至王光美家中。按照王光美的要求，送去了10本。我开玩笑地说：“请您给每个子女一本吧。常看看，请他们不要忘了宁乡。”她笑着说：“我和儿女们可从来没有忘记宁乡哟!那可是世世代代祖居之地，‘文革’中少奇还和我商量要回家种地呢。”因时近刘少奇百年诞辰，我们自然谈起家乡关于少奇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规模与方式，王光美的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少奇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不要与主席比，主席的伟大和地位是谁也不能相比的。更不能做劳民伤财的事。”这番话，王光美后来对家乡去的其他同志也多次讲过。同时，也不由使我记起1983年11月27日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重到花明楼后，不顾舟车劳顿，执意要再去韶山参观，并说一定要再到主席家里看看。她真的去了，她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是深沉而悠远的，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
1998年11月24日，刘少奇百年诞辰。也许是太伤感，王光美身体不适，没能回到家乡参加地方上的纪念活动，但还是应邀接受了湖南卫视及《湖南广播电视报》记者的采访，还应邀为《湖南广播电视报》题词向家乡人民问好。
2001年，王光美80大寿，时距1961年回乡调查亦已40年整。该年5月份拜访王光美时，我问到：“1961年随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您40岁，正值不惑之年。如今又40年过去，80大寿了，不知您有什么感想?”她说：“现在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少奇同志生前希望看到的。”我说：“今年是建党80周年，王老您又是80大寿，很有意思的。”王光美随和地说道：“我很高兴。我是一名党员嘛。”“您在‘幸福工程’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又那么辛苦，还不拿一分钱工资?”“我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彭珮云同志邀请我出任(组委会主任)的时候，我就笑着对她说我是一辈子不沾钱的人。我对组委会的同志讲，‘幸福工程’的每分钱都是爱心钱，都要花得是地方。”
接触中，我深深感到王光美是一位注重形象、追求完美的长者，慎重、慈祥、宽厚贯穿着她的全部晚年生活。我曾听说“文革”出狱后王光美主动帮助过当时境遇不太好的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2005年9月，我收到了老人家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她于当月刚刚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永恒的怀念》。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特别收录了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关于毛刘后代真情相聚的《山花烂漫时，情谊别样浓》一文，可见王光美以这种方式为历史上的毛刘两家后代留下了和谐的一笔。
1979年初，我代表家乡父老第一次去拜望“文革”蒙冤出狱后的王光美
1979年初，我从宁乡县委抽调到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负责《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的编辑整理和《谢觉哉传》的撰写工作。这年秋末，因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到王光美自“文革”蒙冤出狱后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拜访她的心愿油然而生。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一道走进了王光美临时下榻的宾馆，第一次近距离地走到了她的面前。当年的她，年近花甲，身着普通的蓝布服，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平和、机敏、豁达，丝毫没有领袖夫人的架子，也丝毫不见激愤与烦忧的情绪，只是头上的根根白发、眼角边的道道皱纹折射着她人生的跌宕起伏，风雨沧桑。
在会客室，她热情地示意我“请坐”，寒喧几句之后，我连忙对她说：“您受苦了，今天我受中共宁乡县委的委派，代表少奇主席老家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表达家乡人民对少奇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和对您的敬意，乡亲们希望您早日再回老家看看。”当我说出“乡亲们”这3个字时，我注意到王光美颇为触动，眼角湿润了。“文革”发动后的12年牢狱之灾和失去刘少奇等亲人的巨大痛苦，使她百感交集，恍若隔世。片刻沉思后，她问：“乡亲们还好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答她的提问，又逢这么特殊的时候，便略带紧张地简要介绍了宁乡的基本情况，她认真倾听，频频点头。我注意到此时的王光美，并没有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的种种委屈放在心上，她开朗地说：“这些年，家乡人民都受苦了，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生活很不容易。我很感谢家乡的同志来看我，我很好，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努力工作，改善生产生活。相信少奇同志说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的问题，我的问题，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这番话让我颇受感动，如果来之前我不曾从北京的同事口中得知她“文革”中在秦城监狱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痛苦，我绝不敢想像自己眼前的这位冷静温和的刘少奇夫人能挺过人妖颠倒的漫漫长夜和咫尺生死、寸步荣辱的大喜大悲。她这次接见，除了向我询问家乡的一些人和事以外，丝毫不谈家庭灾难，不谈个人得失，只谈国家大局和乡情，言谈始终流露出坚韧乐观。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她道别。临走前，王光美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特别嘱咐，因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昭雪，要我转达宁乡县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蒙受的是冤案，中央正在复查，一定会平反的。同时，嘱我代她向几位刘少奇在世时的农民朋友，如1961年她随少奇回乡进行44天农村调查时向他们如实反映民情的成敬常、王升平等问好!
我从北京回到宁乡后，专程去了一趟花明楼炭子冲，并将自己对伟人故里的感受和怀念之情写入了一首诗中：少奇故里觅遗踪，楼外花明炭子冲。破旧图新成伟业，开天辟地建殊勋。一篇论党垂千古，七日回乡靖五风。四化未成身便死，乡亲挥泪问苍穹。
此后不久——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
1983年，王光美于“文革”后首次回到故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
1980年夏，因刘少奇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我第二次拜访王光美并听取她对故居重新开放的指导意见
1980年初，当中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刚刚公布，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刘少奇故居在“文革”前的原貌。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故居接待办的同志一道，再次进京拜访王光美，向她征集刘少奇生前的相关资料、照片、文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第二次见到了王光美。时隔不到一年，她获彻底平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只见她穿着整齐笔挺的工作服，梳着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相互问候之后，我就故居陈列及文物征集的问题开门见山地向她汇报并请求帮助。在汇报过程中，她就故居陈列提出意见，我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她说：“少奇故居陈列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反映他成长过程和生平业绩，要少花国家的钱，不要铺张浪费，不能为陈列而陈列，完全搞陈列国家难以负担，搞久了也没有人去看，要考虑故居的陈列与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观光相结合，这样宣传教育才会有生命力，以馆养馆你们才会有管理和建设的资金。”她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陈列工作及后来纪念馆建设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茅塞顿开之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王光美所说的那番话是多么深刻和富有远见。
就在我们努力筹备和完善故居陈列开放的时候，王光美于1983年12月17日派时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何家栋专程来到宁乡，就故居陈列、管理等问题前来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意见。我当时担任宁乡县委办副主任，负责全程陪同何家栋在宁乡的调研考察活动，负责作会议记录，我把何家栋传达的王光美的意见刊发在当时的《宁乡动态》第23期。
目睹她捐赠刘少奇遗物和严格要求在乡亲属的情景，感人至深
为筹备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和征集文物，从1986年起，我开始每年进京拜访王光美甚至一年内多次拜访。1986年春天，我和建馆办的工作人员一道，再次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王光美征集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的万册藏书及其他一些遗物，以及请教刘少奇生前居住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的复原问题。
在北京的新寓所见到王光美，没想到她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依然清闲不住，相继在许多社会团体中应邀担任职务发挥余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这次我们的话题是从刘少奇读书开始的。我谈到花明楼老人们所讲述的刘少奇少年时期读书的一些趣闻轶事(刘少奇小名“刘九书柜”，小时候读书在乡里传为美谈)，有些是王光美没有听说过的。当我讲到少年刘少奇在洪家大屋读书时，因看得太入迷，布鞋被烧着了还不知道叫痛，直到隔壁房间有人闻到有烧焦的异味，他自己才感觉到鞋子烧着了。这引来了王光美一阵会心的笑声，看得出这笑声正是她对刘少奇生前的甜美回忆。
随着谈话的深入，王光美特意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双深蓝色尼龙短袜，看得出袜底和根部都被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 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缓缓地回忆到，这双袜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送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刘少奇穿了又穿，穿得打上了补丁。“文革”中，王光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她托人到家里捎双袜子给她，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贾兰勋就特意将这双袜子给王光美送去。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寒暑，袜底上用各色小布缝上的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昭雪出狱。在那漫长而混沌的岁月里，这双袜子是她和刘少奇一件最值得共同纪念的物品。
王光美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眼睛渐渐湿润起来，终于下定决心捐赠给刘少奇纪念馆。后来王光美作为中国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为筹集爱心款而拍卖她母亲董洁如留给她的珍贵遗物时都没有这样恋恋不舍过，由此可见，这其中饱蘸了王光美对刘少奇怎样的一种情愫。
在这次拜访中，王光美还向我们谈到了要严格要求刘少奇的在乡亲属。她说，对于在乡亲属，还是少奇同志在世时的那句老话“严格要求，自食其力，不要给他们特殊照顾”。1988年初，我刚刚担任宁乡县副县长并兼任建馆筹备办副主任，收到了王光美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再次明确强调要坚持纪念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性，刘少奇同志的在乡亲属不能借纪念少奇提无理要求，她在信中说道：“听到反映，用建少奇纪念馆的经费为我们刘家修祖坟，并已开工，这是怎么回事?请如实函告详情。
记得你和宁乡其他同志来我家时，我曾提醒你们，纪念馆经费是专款专用并节约使用。我理解建纪念馆、修整故居，是为了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无畏的革命事迹教育后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搞‘故里’做宣扬封建思想的事情。少奇是同人民共同斗争中成长、锻炼成为伟人的，我们只能学习他。你以为然否?若有亲属借纪念少奇而提出无理要求，应予以拒绝和教育，搞纪念馆与修祖坟、宗祠的性质是完全相反的。请注意纪念少奇的严肃性。如已开始修了，请尽量妥善结束，费用由亲属自费补偿公家，特别是要由无理要求修建者负担，以消除不良影响。如未动工，就太好了。”……
对王光美的来信，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落实。刘少奇的在乡亲属严格遵循王光美的要求，本着只为刘少奇争光不给刘少奇抹黑的理念，表示不做任何有违刘少奇同志遗愿的事情。后来我专程到北京向王光美作了汇报，她听后非常高兴，并说她这就放心了!
与她的每一次接触，都留下了闪烁着与美德的回忆
1993年，王光美回到故乡宁乡。在县委大院，她欣然与我的老母亲合影留念。由于此前，我曾在北京的一次拜会中告知过她我的母亲与她同岁，都是我们党的同龄人。没想到这一细节王光美还记得，她见到我母亲，主动说起“你老人家和我是同年的”，“你的身体可好”等话，还主动拉手邀我的母亲先站好位置再上前合影。后来，我的母亲把她与王光美这次合影看成是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王光美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只是一次身影。
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我和《情系花明楼》一书的编辑人员进京拜访王光美。“你又给我带来了沩山茶呀?”王光美亲切地说。与她往来多年，她非常喜欢宁乡特产沩山茶叶，她自己好像并不喝茶，主要是用来送老人，别的礼品她是一概不收的。她还曾经特意为家乡人民题词“沩山名茶，色香味浓”，显然她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接见中，王光美还对我们说：“你们编辑《情系花明楼》的事情我知道了，少奇感谢你们。”最后的6个字，对我们来说是一股经久不息的暖流。
1995年6月，我和《宁乡县志》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赴京，把由我主持刚出版的建国以来第一部新《宁乡县志》送至王光美家中。按照王光美的要求，送去了10本。我开玩笑地说：“请您给每个子女一本吧。常看看，请他们不要忘了宁乡。”她笑着说：“我和儿女们可从来没有忘记宁乡哟!那可是世世代代祖居之地，‘文革’中少奇还和我商量要回家种地呢。”因时近刘少奇百年诞辰，我们自然谈起家乡关于少奇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规模与方式，王光美的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少奇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不要与主席比，主席的伟大和地位是谁也不能相比的。更不能做劳民伤财的事。”这番话，王光美后来对家乡去的其他同志也多次讲过。同时，也不由使我记起1983年11月27日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重到花明楼后，不顾舟车劳顿，执意要再去韶山参观，并说一定要再到主席家里看看。她真的去了，她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是深沉而悠远的，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
1998年11月24日，刘少奇百年诞辰。也许是太伤感，王光美身体不适，没能回到家乡参加地方上的纪念活动，但还是应邀接受了湖南卫视及《湖南广播电视报》记者的采访，还应邀为《湖南广播电视报》题词向家乡人民问好。
2001年，王光美80大寿，时距1961年回乡调查亦已40年整。该年5月份拜访王光美时，我问到：“1961年随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您40岁，正值不惑之年。如今又40年过去，80大寿了，不知您有什么感想?”她说：“现在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少奇同志生前希望看到的。”我说：“今年是建党80周年，王老您又是80大寿，很有意思的。”王光美随和地说道：“我很高兴。我是一名党员嘛。”“您在‘幸福工程’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又那么辛苦，还不拿一分钱工资?”“我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彭珮云同志邀请我出任(组委会主任)的时候，我就笑着对她说我是一辈子不沾钱的人。我对组委会的同志讲，‘幸福工程’的每分钱都是爱心钱，都要花得是地方。”
接触中，我深深感到王光美是一位注重形象、追求完美的长者，慎重、慈祥、宽厚贯穿着她的全部晚年生活。我曾听说“文革”出狱后王光美主动帮助过当时境遇不太好的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2005年9月，我收到了老人家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她于当月刚刚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永恒的怀念》。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特别收录了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关于毛刘后代真情相聚的《山花烂漫时，情谊别样浓》一文，可见王光美以这种方式为历史上的毛刘两家后代留下了和谐的一笔。与王光美乡情交往28年／易凤葵
由于籍贯、工作和特定机遇等原因，我与王光美保持了一段长达28年的交往，并每每在面聆中为她的嘉言懿行深深感动。2006年10月，王光美在北京逝世后，我深感有责任将多次拜谒她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于这段不绝如缕的乡情交往的细微处重温她的人格魅力，再次表达对她的由衷敬仰和深深缅怀。
1979年初，我代表家乡父老第一次去拜望“文革”蒙冤出狱后的王光美
1979年初，我从宁乡县委抽调到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负责《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的编辑整理和《谢觉哉传》的撰写工作。这年秋末，因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到王光美自“文革”蒙冤出狱后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拜访她的心愿油然而生。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一道走进了王光美临时下榻的宾馆，第一次近距离地走到了她的面前。当年的她，年近花甲，身着普通的蓝布服，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平和、机敏、豁达，丝毫没有领袖夫人的架子，也丝毫不见激愤与烦忧的情绪，只是头上的根根白发、眼角边的道道皱纹折射着她人生的跌宕起伏，风雨沧桑。
在会客室，她热情地示意我“请坐”，寒喧几句之后，我连忙对她说：“您受苦了，今天我受中共宁乡县委的委派，代表少奇主席老家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表达家乡人民对少奇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和对您的敬意，乡亲们希望您早日再回老家看看。”当我说出“乡亲们”这3个字时，我注意到王光美颇为触动，眼角湿润了。“文革”发动后的12年牢狱之灾和失去刘少奇等亲人的巨大痛苦，使她百感交集，恍若隔世。片刻沉思后，她问：“乡亲们还好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答她的提问，又逢这么特殊的时候，便略带紧张地简要介绍了宁乡的基本情况，她认真倾听，频频点头。我注意到此时的王光美，并没有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的种种委屈放在心上，她开朗地说：“这些年，家乡人民都受苦了，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生活很不容易。我很感谢家乡的同志来看我，我很好，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努力工作，改善生产生活。相信少奇同志说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的问题，我的问题，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这番话让我颇受感动，如果来之前我不曾从北京的同事口中得知她“文革”中在秦城监狱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痛苦，我绝不敢想像自己眼前的这位冷静温和的刘少奇夫人能挺过人妖颠倒的漫漫长夜和咫尺生死、寸步荣辱的大喜大悲。她这次接见，除了向我询问家乡的一些人和事以外，丝毫不谈家庭灾难，不谈个人得失，只谈国家大局和乡情，言谈始终流露出坚韧乐观。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她道别。临走前，王光美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特别嘱咐，因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昭雪，要我转达宁乡县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蒙受的是冤案，中央正在复查，一定会平反的。同时，嘱我代她向几位刘少奇在世时的农民朋友，如1961年她随少奇回乡进行44天农村调查时向他们如实反映民情的成敬常、王升平等问好!
我从北京回到宁乡后，专程去了一趟花明楼炭子冲，并将自己对伟人故里的感受和怀念之情写入了一首诗中：少奇故里觅遗踪，楼外花明炭子冲。破旧图新成伟业，开天辟地建殊勋。一篇论党垂千古，七日回乡靖五风。四化未成身便死，乡亲挥泪问苍穹。
此后不久——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
1983年，王光美于“文革”后首次回到故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
1980年夏，因刘少奇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我第二次拜访王光美并听取她对故居重新开放的指导意见
1980年初，当中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刚刚公布，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刘少奇故居在“文革”前的原貌。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故居接待办的同志一道，再次进京拜访王光美，向她征集刘少奇生前的相关资料、照片、文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第二次见到了王光美。时隔不到一年，她获彻底平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只见她穿着整齐笔挺的工作服，梳着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相互问候之后，我就故居陈列及文物征集的问题开门见山地向她汇报并请求帮助。在汇报过程中，她就故居陈列提出意见，我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她说：“少奇故居陈列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反映他成长过程和生平业绩，要少花国家的钱，不要铺张浪费，不能为陈列而陈列，完全搞陈列国家难以负担，搞久了也没有人去看，要考虑故居的陈列与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观光相结合，这样宣传教育才会有生命力，以馆养馆你们才会有管理和建设的资金。”她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陈列工作及后来纪念馆建设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茅塞顿开之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王光美所说的那番话是多么深刻和富有远见。
就在我们努力筹备和完善故居陈列开放的时候，王光美于1983年12月17日派时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何家栋专程来到宁乡，就故居陈列、管理等问题前来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意见。我当时担任宁乡县委办副主任，负责全程陪同何家栋在宁乡的调研考察活动，负责作会议记录，我把何家栋传达的王光美的意见刊发在当时的《宁乡动态》第23期。
目睹她捐赠刘少奇遗物和严格要求在乡亲属的情景，感人至深
为筹备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和征集文物，从1986年起，我开始每年进京拜访王光美甚至一年内多次拜访。1986年春天，我和建馆办的工作人员一道，再次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王光美征集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的万册藏书及其他一些遗物，以及请教刘少奇生前居住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的复原问题。
在北京的新寓所见到王光美，没想到她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依然清闲不住，相继在许多社会团体中应邀担任职务发挥余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这次我们的话题是从刘少奇读书开始的。我谈到花明楼老人们所讲述的刘少奇少年时期读书的一些趣闻轶事(刘少奇小名“刘九书柜”，小时候读书在乡里传为美谈)，有些是王光美没有听说过的。当我讲到少年刘少奇在洪家大屋读书时，因看得太入迷，布鞋被烧着了还不知道叫痛，直到隔壁房间有人闻到有烧焦的异味，他自己才感觉到鞋子烧着了。这引来了王光美一阵会心的笑声，看得出这笑声正是她对刘少奇生前的甜美回忆。
随着谈话的深入，王光美特意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双深蓝色尼龙短袜，看得出袜底和根部都被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缓缓地回忆到，这双袜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送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刘少奇穿了又穿，穿得打上了补丁。“文革”中，王光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她托人到家里捎双袜子给她，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贾兰勋就特意 将这双袜子给王光美送去。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寒暑，袜底上用各色小布缝上的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昭雪出狱。在那漫长而混沌的岁月里，这双袜子是她和刘少奇一件最值得共同纪念的物品。
王光美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眼睛渐渐湿润起来，终于下定决心捐赠给刘少奇纪念馆。后来王光美作为中国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为筹集爱心款而拍卖她母亲董洁如留给她的珍贵遗物时都没有这样恋恋不舍过，由此可见，这其中饱蘸了王光美对刘少奇怎样的一种情愫。
在这次拜访中，王光美还向我们谈到了要严格要求刘少奇的在乡亲属。她说，对于在乡亲属，还是少奇同志在世时的那句老话“严格要求，自食其力，不要给他们特殊照顾”。1988年初，我刚刚担任宁乡县副县长并兼任建馆筹备办副主任，收到了王光美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再次明确强调要坚持纪念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性，刘少奇同志的在乡亲属不能借纪念少奇提无理要求，她在信中说道：“听到反映，用建少奇纪念馆的经费为我们刘家修祖坟，并已开工，这是怎么回事?请如实函告详情。
记得你和宁乡其他同志来我家时，我曾提醒你们，纪念馆经费是专款专用并节约使用。我理解建纪念馆、修整故居，是为了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无畏的革命事迹教育后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搞‘故里’做宣扬封建思想的事情。少奇是同人民共同斗争中成长、锻炼成为伟人的，我们只能学习他。你以为然否?若有亲属借纪念少奇而提出无理要求，应予以拒绝和教育，搞纪念馆与修祖坟、宗祠的性质是完全相反的。请注意纪念少奇的严肃性。如已开始修了，请尽量妥善结束，费用由亲属自费补偿公家，特别是要由无理要求修建者负担，以消除不良影响。如未动工，就太好了。”……
对王光美的来信，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落实。刘少奇的在乡亲属严格遵循王光美的要求，本着只为刘少奇争光不给刘少奇抹黑的理念，表示不做任何有违刘少奇同志遗愿的事情。后来我专程到北京向王光美作了汇报，她听后非常高兴，并说她这就放心了!
与她的每一次接触，都留下了闪烁着与美德的回忆
1993年，王光美回到故乡宁乡。在县委大院，她欣然与我的老母亲合影留念。由于此前，我曾在北京的一次拜会中告知过她我的母亲与她同岁，都是我们党的同龄人。没想到这一细节王光美还记得，她见到我母亲，主动说起“你老人家和我是同年的”，“你的身体可好”等话，还主动拉手邀我的母亲先站好位置再上前合影。后来，我的母亲把她与王光美这次合影看成是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王光美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只是一次身影。
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我和《情系花明楼》一书的编辑人员进京拜访王光美。“你又给我带来了沩山茶呀?”王光美亲切地说。与她往来多年，她非常喜欢宁乡特产沩山茶叶，她自己好像并不喝茶，主要是用来送老人，别的礼品她是一概不收的。她还曾经特意为家乡人民题词“沩山名茶，色香味浓”，显然她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接见中，王光美还对我们说：“你们编辑《情系花明楼》的事情我知道了，少奇感谢你们。”最后的6个字，对我们来说是一股经久不息的暖流。
1995年6月，我和《宁乡县志》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赴京，把由我主持刚出版的建国以来第一部新《宁乡县志》送至王光美家中。按照王光美的要求，送去了10本。我开玩笑地说：“请您给每个子女一本吧。常看看，请他们不要忘了宁乡。”她笑着说：“我和儿女们可从来没有忘记宁乡哟!那可是世世代代祖居之地，‘文革’中少奇还和我商量要回家种地呢。”因时近刘少奇百年诞辰，我们自然谈起家乡关于少奇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规模与方式，王光美的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少奇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不要与主席比，主席的伟大和地位是谁也不能相比的。更不能做劳民伤财的事。”这番话，王光美后来对家乡去的其他同志也多次讲过。同时，也不由使我记起1983年11月27日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重到花明楼后，不顾舟车劳顿，执意要再去韶山参观，并说一定要再到主席家里看看。她真的去了，她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是深沉而悠远的，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
1998年11月24日，刘少奇百年诞辰。也许是太伤感，王光美身体不适，没能回到家乡参加地方上的纪念活动，但还是应邀接受了湖南卫视及《湖南广播电视报》记者的采访，还应邀为《湖南广播电视报》题词向家乡人民问好。
2001年，王光美80大寿，时距1961年回乡调查亦已40年整。该年5月份拜访王光美时，我问到：“1961年随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您40岁，正值不惑之年。如今又40年过去，80大寿了，不知您有什么感想?”她说：“现在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少奇同志生前希望看到的。”我说：“今年是建党80周年，王老您又是80大寿，很有意思的。”王光美随和地说道：“我很高兴。我是一名党员嘛。”“您在‘幸福工程’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又那么辛苦，还不拿一分钱工资?”“我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彭珮云同志邀请我出任(组委会主任)的时候，我就笑着对她说我是一辈子不沾钱的人。我对组委会的同志讲，‘幸福工程’的每分钱都是爱心钱，都要花得是地方。”
接触中，我深深感到王光美是一位注重形象、追求完美的长者，慎重、慈祥、宽厚贯穿着她的全部晚年生活。我曾听说“文革”出狱后王光美主动帮助过当时境遇不太好的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2005年9月，我收到了老人家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她于当月刚刚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永恒的怀念》。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特别收录了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关于毛刘后代真情相聚的《山花烂漫时，情谊别样浓》一文，可见王光美以这种方式为历史上的毛刘两家后代留下了和谐的一笔。与王光美乡情交往28年／易凤葵
由于籍贯、工作和特定机遇等原因，我与王光美保持了一段长达28年的交往，并每每在面聆中为她的嘉言懿行深深感动。2006年10月，王光美在北京逝世后，我深感有责任将多次拜谒她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于这段不绝如缕的乡情交往的细微处重温她的人格魅力，再次表达对她的由衷敬仰和深深缅怀。
1979年初，我代表家乡父老第一次去拜望“文革”蒙冤出狱后的王光美
1979年初，我从宁乡县委抽调到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负责《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的编辑整理和《谢觉哉传》的撰写工作。这年秋末，因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 到王光美自“文革”蒙冤出狱后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拜访她的心愿油然而生。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一道走进了王光美临时下榻的宾馆，第一次近距离地走到了她的面前。当年的她，年近花甲，身着普通的蓝布服，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平和、机敏、豁达，丝毫没有领袖夫人的架子，也丝毫不见激愤与烦忧的情绪，只是头上的根根白发、眼角边的道道皱纹折射着她人生的跌宕起伏，风雨沧桑。
在会客室，她热情地示意我“请坐”，寒喧几句之后，我连忙对她说：“您受苦了，今天我受中共宁乡县委的委派，代表少奇主席老家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表达家乡人民对少奇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和对您的敬意，乡亲们希望您早日再回老家看看。”当我说出“乡亲们”这3个字时，我注意到王光美颇为触动，眼角湿润了。“文革”发动后的12年牢狱之灾和失去刘少奇等亲人的巨大痛苦，使她百感交集，恍若隔世。片刻沉思后，她问：“乡亲们还好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答她的提问，又逢这么特殊的时候，便略带紧张地简要介绍了宁乡的基本情况，她认真倾听，频频点头。我注意到此时的王光美，并没有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的种种委屈放在心上，她开朗地说：“这些年，家乡人民都受苦了，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生活很不容易。我很感谢家乡的同志来看我，我很好，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努力工作，改善生产生活。相信少奇同志说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的问题，我的问题，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这番话让我颇受感动，如果来之前我不曾从北京的同事口中得知她“文革”中在秦城监狱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痛苦，我绝不敢想像自己眼前的这位冷静温和的刘少奇夫人能挺过人妖颠倒的漫漫长夜和咫尺生死、寸步荣辱的大喜大悲。她这次接见，除了向我询问家乡的一些人和事以外，丝毫不谈家庭灾难，不谈个人得失，只谈国家大局和乡情，言谈始终流露出坚韧乐观。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她道别。临走前，王光美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特别嘱咐，因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昭雪，要我转达宁乡县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蒙受的是冤案，中央正在复查，一定会平反的。同时，嘱我代她向几位刘少奇在世时的农民朋友，如1961年她随少奇回乡进行44天农村调查时向他们如实反映民情的成敬常、王升平等问好!
我从北京回到宁乡后，专程去了一趟花明楼炭子冲，并将自己对伟人故里的感受和怀念之情写入了一首诗中：少奇故里觅遗踪，楼外花明炭子冲。破旧图新成伟业，开天辟地建殊勋。一篇论党垂千古，七日回乡靖五风。四化未成身便死，乡亲挥泪问苍穹。
此后不久——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
1983年，王光美于“文革”后首次回到故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
1980年夏，因刘少奇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我第二次拜访王光美并听取她对故居重新开放的指导意见
1980年初，当中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刚刚公布，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刘少奇故居在“文革”前的原貌。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故居接待办的同志一道，再次进京拜访王光美，向她征集刘少奇生前的相关资料、照片、文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第二次见到了王光美。时隔不到一年，她获彻底平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只见她穿着整齐笔挺的工作服，梳着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相互问候之后，我就故居陈列及文物征集的问题开门见山地向她汇报并请求帮助。在汇报过程中，她就故居陈列提出意见，我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她说：“少奇故居陈列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反映他成长过程和生平业绩，要少花国家的钱，不要铺张浪费，不能为陈列而陈列，完全搞陈列国家难以负担，搞久了也没有人去看，要考虑故居的陈列与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观光相结合，这样宣传教育才会有生命力，以馆养馆你们才会有管理和建设的资金。”她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陈列工作及后来纪念馆建设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茅塞顿开之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王光美所说的那番话是多么深刻和富有远见。
就在我们努力筹备和完善故居陈列开放的时候，王光美于1983年12月17日派时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何家栋专程来到宁乡，就故居陈列、管理等问题前来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意见。我当时担任宁乡县委办副主任，负责全程陪同何家栋在宁乡的调研考察活动，负责作会议记录，我把何家栋传达的王光美的意见刊发在当时的《宁乡动态》第23期。
目睹她捐赠刘少奇遗物和严格要求在乡亲属的情景，感人至深
为筹备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和征集文物，从1986年起，我开始每年进京拜访王光美甚至一年内多次拜访。1986年春天，我和建馆办的工作人员一道，再次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王光美征集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的万册藏书及其他一些遗物，以及请教刘少奇生前居住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的复原问题。
在北京的新寓所见到王光美，没想到她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依然清闲不住，相继在许多社会团体中应邀担任职务发挥余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这次我们的话题是从刘少奇读书开始的。我谈到花明楼老人们所讲述的刘少奇少年时期读书的一些趣闻轶事(刘少奇小名“刘九书柜”，小时候读书在乡里传为美谈)，有些是王光美没有听说过的。当我讲到少年刘少奇在洪家大屋读书时，因看得太入迷，布鞋被烧着了还不知道叫痛，直到隔壁房间有人闻到有烧焦的异味，他自己才感觉到鞋子烧着了。这引来了王光美一阵会心的笑声，看得出这笑声正是她对刘少奇生前的甜美回忆。
随着谈话的深入，王光美特意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双深蓝色尼龙短袜，看得出袜底和根部都被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这是怎么回事呢?她缓缓地回忆到，这双袜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朋友赠送给刘少奇的，当时这种袜子在国内还比较稀罕，刘少奇穿了又穿，穿得打上了补丁。“文革”中，王光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秦城监狱，她托人到家里捎双袜子给她，刘少奇身边的警卫员贾兰勋就特意将这双袜子给王光美送去。从此，这双袜子便伴随王光美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2个寒暑，袜底上用各色小布缝上的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昭雪出狱。在那漫长而混沌的岁月里，这双袜子是她和刘少奇一件最值得共同纪念的物品。
王光美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眼睛渐渐湿润起来，终于下 定决心捐赠给刘少奇纪念馆。后来王光美作为中国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为筹集爱心款而拍卖她母亲董洁如留给她的珍贵遗物时都没有这样恋恋不舍过，由此可见，这其中饱蘸了王光美对刘少奇怎样的一种情愫。
在这次拜访中，王光美还向我们谈到了要严格要求刘少奇的在乡亲属。她说，对于在乡亲属，还是少奇同志在世时的那句老话“严格要求，自食其力，不要给他们特殊照顾”。1988年初，我刚刚担任宁乡县副县长并兼任建馆筹备办副主任，收到了王光美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再次明确强调要坚持纪念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性，刘少奇同志的在乡亲属不能借纪念少奇提无理要求，她在信中说道：“听到反映，用建少奇纪念馆的经费为我们刘家修祖坟，并已开工，这是怎么回事?请如实函告详情。
记得你和宁乡其他同志来我家时，我曾提醒你们，纪念馆经费是专款专用并节约使用。我理解建纪念馆、修整故居，是为了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无畏的革命事迹教育后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搞‘故里’做宣扬封建思想的事情。少奇是同人民共同斗争中成长、锻炼成为伟人的，我们只能学习他。你以为然否?若有亲属借纪念少奇而提出无理要求，应予以拒绝和教育，搞纪念馆与修祖坟、宗祠的性质是完全相反的。请注意纪念少奇的严肃性。如已开始修了，请尽量妥善结束，费用由亲属自费补偿公家，特别是要由无理要求修建者负担，以消除不良影响。如未动工，就太好了。”……
对王光美的来信，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落实。刘少奇的在乡亲属严格遵循王光美的要求，本着只为刘少奇争光不给刘少奇抹黑的理念，表示不做任何有违刘少奇同志遗愿的事情。后来我专程到北京向王光美作了汇报，她听后非常高兴，并说她这就放心了!
与她的每一次接触，都留下了闪烁着与美德的回忆
1993年，王光美回到故乡宁乡。在县委大院，她欣然与我的老母亲合影留念。由于此前，我曾在北京的一次拜会中告知过她我的母亲与她同岁，都是我们党的同龄人。没想到这一细节王光美还记得，她见到我母亲，主动说起“你老人家和我是同年的”，“你的身体可好”等话，还主动拉手邀我的母亲先站好位置再上前合影。后来，我的母亲把她与王光美这次合影看成是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王光美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只是一次身影。
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我和《情系花明楼》一书的编辑人员进京拜访王光美。“你又给我带来了沩山茶呀?”王光美亲切地说。与她往来多年，她非常喜欢宁乡特产沩山茶叶，她自己好像并不喝茶，主要是用来送老人，别的礼品她是一概不收的。她还曾经特意为家乡人民题词“沩山名茶，色香味浓”，显然她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接见中，王光美还对我们说：“你们编辑《情系花明楼》的事情我知道了，少奇感谢你们。”最后的6个字，对我们来说是一股经久不息的暖流。
1995年6月，我和《宁乡县志》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赴京，把由我主持刚出版的建国以来第一部新《宁乡县志》送至王光美家中。按照王光美的要求，送去了10本。我开玩笑地说：“请您给每个子女一本吧。常看看，请他们不要忘了宁乡。”她笑着说：“我和儿女们可从来没有忘记宁乡哟!那可是世世代代祖居之地，‘文革’中少奇还和我商量要回家种地呢。”因时近刘少奇百年诞辰，我们自然谈起家乡关于少奇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规模与方式，王光美的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少奇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不要与主席比，主席的伟大和地位是谁也不能相比的。更不能做劳民伤财的事。”这番话，王光美后来对家乡去的其他同志也多次讲过。同时，也不由使我记起1983年11月27日王光美“文革”后第一次回故乡时，重到花明楼后，不顾舟车劳顿，执意要再去韶山参观，并说一定要再到主席家里看看。她真的去了，她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感是深沉而悠远的，不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
1998年11月24日，刘少奇百年诞辰。也许是太伤感，王光美身体不适，没能回到家乡参加地方上的纪念活动，但还是应邀接受了湖南卫视及《湖南广播电视报》记者的采访，还应邀为《湖南广播电视报》题词向家乡人民问好。
2001年，王光美80大寿，时距1961年回乡调查亦已40年整。该年5月份拜访王光美时，我问到：“1961年随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您40岁，正值不惑之年。如今又40年过去，80大寿了，不知您有什么感想?”她说：“现在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少奇同志生前希望看到的。”我说：“今年是建党80周年，王老您又是80大寿，很有意思的。”王光美随和地说道：“我很高兴。我是一名党员嘛。”“您在‘幸福工程’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又那么辛苦，还不拿一分钱工资?”“我是‘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彭珮云同志邀请我出任(组委会主任)的时候，我就笑着对她说我是一辈子不沾钱的人。我对组委会的同志讲，‘幸福工程’的每分钱都是爱心钱，都要花得是地方。”
接触中，我深深感到王光美是一位注重形象、追求完美的长者，慎重、慈祥、宽厚贯穿着她的全部晚年生活。我曾听说“文革”出狱后王光美主动帮助过当时境遇不太好的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2005年9月，我收到了老人家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她于当月刚刚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永恒的怀念》。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特别收录了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关于毛刘后代真情相聚的《山花烂漫时，情谊别样浓》一文，可见王光美以这种方式为历史上的毛刘两家后代留下了和谐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