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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望东方周刊》等媒体报道，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10月初率团赴法国巴黎考察，称病不归。经派人出国劝说其回国被拒后，日前，经浙江省委批准，省纪委已决定给予杨湘洪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裸官”是个热门的网络新词，指的是那些妻儿都已定居国外，只剩自己孤身在国内工作的政府官员。据说杨湘洪就是一个这样的“裸官”，或许是丑行即将败露，或许是仕途遭遇挫折，杨湘洪书记思量再三，决定立即出走。但不可否认的是，为最终的“不归”，“裸官”们都做过长期精心的准备。“裸官”选择的结局一般都是隐秘的藏匿与流亡，为让这一设计成真，在妥善安置家人之后，在国内孤身奋战的“裸官”们大多如仓鼠般忙碌，广纳金银。他们觉得，只有尽快把不法所得尽数转移到海外，未来的逃亡生涯才能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
“裸官”的纷纷出走，不仅是严重的法律事件，也是触目惊心的心理事件。对他们的心理进行必要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贯穿于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的精神线索。“裸官”的生活设计基于一种强烈的末世恐惧。他们认为，船不久就将沉没，船上的人将会同归于尽，只有带上盘缠逃掉，才可能死里逃生。他们的感受是幻觉？这种幻觉是怎样形成的？其实，正是基本的人生信念的幻灭，正是基本的精神信仰的丧失，剥夺了人对未来的信心。从周公到孔孟对未来的筹划，他们可能从未了解；德国人马克思对未来的设计，他们就会相信吗？一个没有未来的灵魂，被强烈的惶恐不安所折磨，金钱的疯狂掠夺只是其缓解内心痛苦的“自慰”行为。末世恐惧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精神病毒，无论船体本身是否坚固，逃掉的人所留下的惊慌的气氛都会深深伤害留在船上的人们对生活的信心。最可怕的莫过于个体的幻觉渐渐演变为集体的幻觉。
其实人总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逃到任何地方都逃不出自己的幽暗内心。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在天涯海角隐姓埋名的“裸官”一家，他们内心的恐惧真的消逝无踪了吗？且不说担心过去的阴暗经历被人知晓的焦虑感，且不说在一段惊心动魄过后发觉新生活不过尔尔的空虚感，当一家人守着那盗取而来的金山银山度日，当夫妻、父子彼此面对，在漫长的仓鼠生涯中形成的防卫、欺骗、贪婪与攻击性，种种扭曲变异的人格，真的能瞬间消失吗？美国心灵导师艾兹拉·贝达曾说：“通常我们只有掉落在冰冷的深水中，无法动弹或呼吸，几乎快要灭顶了，才被迫去面对根植于内心的局限：由愤怒、恐惧和困惑所构造的地雷。”逃亡的过程就是漫长而没有终点的“灭顶”的过程。
在出走“裸官”们的身后，大部分人几乎无法选择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那些天文数字的外逃资金当中，有我们以劳动者的双手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点滴积累的幸福。我们被深深伤害与剥夺，但是，站在这片土地上追问公正似乎并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习惯。普通人太习惯沉默了。可是“裸官”们的心理问题并不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出于内心深重的末世恐惧而疯狂攫取财富，他们又在出走之后把那黑墨色的恐惧感留给了沉默的我们。当他们守着不义之财而在远方某地惊惶度日的时候，他们以其惊天动地的行为所营造出的那种可怖的感受，那些被他们伤害的普通人可能却只有以一种贫困的状态默默体会。这就是问题的重点：在今天，腐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制度与法律所能解决，也并不仅仅是以个案追究的方式所能解决；一个民族必须整体面对问题的另一面：腐败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精神状态给每个人内心留下的伤痕。
当杨湘洪事件被媒体曝光，社会成员的感受呈现出明显的撕裂状态：大部分人为此而愤怒，而据《望东方周刊》报道，温州官场的许多人都不希望他回来，他若回来“肯定会让很多人不安”。也就是说杨湘洪的出走令他们感到轻松。这些人和“杨不归”构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吗？他们中该有多少“裸官”？又有多少人可能在未来岁月中相继仓皇消失？不管怎样，他们的轻松之感都只能是暂时的。一艘在波涛中载沉载浮的船，其命运取决于航海的逻辑，而不仅仅是几个无良水手的贪婪与迷狂。
至于那些为外逃资金而深感愤怒的人，我想说，让我们渐渐平静下来，仇恨无法真正捍卫我们的生活。美国后荣格学派大师托马斯·摩尔博士在《灵魂的黑夜》中说过：“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洗去那些把我们推向暴力的态度和冲动。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场道德圣战，而是精神上的觉醒。”腐败的内心价值是封闭的、恐惧的、自我伤害的和攻击性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活在这样的黑暗价值观的阴影里。但是，在黑暗中，我们仍要散发内心的光辉，仍要坚守一种舒缓的开放、温暖而包容。这就是我们必会向着明天不懈前行的生命证明，也是我们与他们的根本区别。
编辑：卢劲杉
“裸官”是个热门的网络新词，指的是那些妻儿都已定居国外，只剩自己孤身在国内工作的政府官员。据说杨湘洪就是一个这样的“裸官”，或许是丑行即将败露，或许是仕途遭遇挫折，杨湘洪书记思量再三，决定立即出走。但不可否认的是，为最终的“不归”，“裸官”们都做过长期精心的准备。“裸官”选择的结局一般都是隐秘的藏匿与流亡，为让这一设计成真，在妥善安置家人之后，在国内孤身奋战的“裸官”们大多如仓鼠般忙碌，广纳金银。他们觉得，只有尽快把不法所得尽数转移到海外，未来的逃亡生涯才能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
“裸官”的纷纷出走，不仅是严重的法律事件，也是触目惊心的心理事件。对他们的心理进行必要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贯穿于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的精神线索。“裸官”的生活设计基于一种强烈的末世恐惧。他们认为，船不久就将沉没，船上的人将会同归于尽，只有带上盘缠逃掉，才可能死里逃生。他们的感受是幻觉？这种幻觉是怎样形成的？其实，正是基本的人生信念的幻灭，正是基本的精神信仰的丧失，剥夺了人对未来的信心。从周公到孔孟对未来的筹划，他们可能从未了解；德国人马克思对未来的设计，他们就会相信吗？一个没有未来的灵魂，被强烈的惶恐不安所折磨，金钱的疯狂掠夺只是其缓解内心痛苦的“自慰”行为。末世恐惧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精神病毒，无论船体本身是否坚固，逃掉的人所留下的惊慌的气氛都会深深伤害留在船上的人们对生活的信心。最可怕的莫过于个体的幻觉渐渐演变为集体的幻觉。
其实人总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逃到任何地方都逃不出自己的幽暗内心。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在天涯海角隐姓埋名的“裸官”一家，他们内心的恐惧真的消逝无踪了吗？且不说担心过去的阴暗经历被人知晓的焦虑感，且不说在一段惊心动魄过后发觉新生活不过尔尔的空虚感，当一家人守着那盗取而来的金山银山度日，当夫妻、父子彼此面对，在漫长的仓鼠生涯中形成的防卫、欺骗、贪婪与攻击性，种种扭曲变异的人格，真的能瞬间消失吗？美国心灵导师艾兹拉·贝达曾说：“通常我们只有掉落在冰冷的深水中，无法动弹或呼吸，几乎快要灭顶了，才被迫去面对根植于内心的局限：由愤怒、恐惧和困惑所构造的地雷。”逃亡的过程就是漫长而没有终点的“灭顶”的过程。
在出走“裸官”们的身后，大部分人几乎无法选择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那些天文数字的外逃资金当中，有我们以劳动者的双手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点滴积累的幸福。我们被深深伤害与剥夺，但是，站在这片土地上追问公正似乎并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习惯。普通人太习惯沉默了。可是“裸官”们的心理问题并不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出于内心深重的末世恐惧而疯狂攫取财富，他们又在出走之后把那黑墨色的恐惧感留给了沉默的我们。当他们守着不义之财而在远方某地惊惶度日的时候，他们以其惊天动地的行为所营造出的那种可怖的感受，那些被他们伤害的普通人可能却只有以一种贫困的状态默默体会。这就是问题的重点：在今天，腐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制度与法律所能解决，也并不仅仅是以个案追究的方式所能解决；一个民族必须整体面对问题的另一面：腐败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精神状态给每个人内心留下的伤痕。
当杨湘洪事件被媒体曝光，社会成员的感受呈现出明显的撕裂状态：大部分人为此而愤怒，而据《望东方周刊》报道，温州官场的许多人都不希望他回来，他若回来“肯定会让很多人不安”。也就是说杨湘洪的出走令他们感到轻松。这些人和“杨不归”构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吗？他们中该有多少“裸官”？又有多少人可能在未来岁月中相继仓皇消失？不管怎样，他们的轻松之感都只能是暂时的。一艘在波涛中载沉载浮的船，其命运取决于航海的逻辑，而不仅仅是几个无良水手的贪婪与迷狂。
至于那些为外逃资金而深感愤怒的人，我想说，让我们渐渐平静下来，仇恨无法真正捍卫我们的生活。美国后荣格学派大师托马斯·摩尔博士在《灵魂的黑夜》中说过：“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洗去那些把我们推向暴力的态度和冲动。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场道德圣战，而是精神上的觉醒。”腐败的内心价值是封闭的、恐惧的、自我伤害的和攻击性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活在这样的黑暗价值观的阴影里。但是，在黑暗中，我们仍要散发内心的光辉，仍要坚守一种舒缓的开放、温暖而包容。这就是我们必会向着明天不懈前行的生命证明，也是我们与他们的根本区别。
编辑：卢劲杉